殺戮即將來臨：集體化與耕畜死亡

在1955年至1957年，中國5.5億農民中有96％被組織成集體、剝奪了土地和動物的私人所有權。這是歷史上從私人到公共財產權的最大運動。集體化為1958年大躍進運動奠定了步伐，這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直接導致了1700-4500萬人的死亡（Meng，Qian，和Yared，2015）。集體土地所有權徹底改造了幾代中國農民的生活，影響至今仍在。

杜潤生老先生在其自述《杜潤生自述》中提到：「有幾個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區，糧食任務重。合作社辦得急了一點，不但追求社的數字，還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農民殺豬宰羊、賣牲口、不上糞，春耕受了影響。」長期以來，產權對於經濟績效的影響是學界一個重要話題，杜老的話隱晦地表達了盲目追求農業集體化所導致的產權破壞及其負面影響。在農業部數據（1990）中同樣發現了一個特徵事實，大型耕畜存量的下降、皮草生意的繁榮，這兩個時間節點幾乎與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到來完全契合（見圖1）。

復旦大學陳碩和蘭小歡即將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nomocs 的文章「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揭示了中國農業集體化運動對私有產權的的廢除，使得農民不是把耕畜上交集體而是通過屠殺來保有肉質，從而導致了耕畜存量的大幅下降。從圖2可以看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施中主要分1955和1956年兩個年度展開，這一點為作者們提供了DID（雙重差分）估計的可能。

作者使用了覆蓋中國1952年到1957年間的1,720個縣，包含了耕畜、糧食產量、土地利用和人口的年度數據。這些樣本覆蓋了77％的中國縣和80％的農村人口。統計數據來自包括解密政府檔案、最近發布的統計彙編和縣誌等各種資料。

主回歸結果發現：農業集體化運動確實對耕畜存量產生了不利影響，造成了約6%的損失；這種影響主要在農業化運動開始前兩年，對耕畜存量的累積造成的損失大概達到了12-15%，換算之後大致相當於損失740-950萬頭耕畜。

由於樣本主要是分1955、1956年兩個時間點開始農業合作化運動，因此，上述結果可能是由於1956年進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縣在此之前即對耕畜存量施加了影響造成的，即需要對兩個組別進行共同趨勢的檢驗。因而，文章接著通過使用1952-1957年的數據檢驗了農業合作運動前兩年兩類縣之間耕畜存量變化是否不同，發現兩者並沒有顯著差別，排除了這一機制；作者也將數據集擴展到1949-1957年，同樣沒有得到非平衡趨勢作用機制的證據。

接著，作者考察了農業集體化導致耕畜下降的幾個可能解釋。首先，農業集體化運動之後農業機械對耕畜的大量替代可能導致耕畜存量下降，然而1957年全國大約只有2.4%的可耕地使用農業機械耕作（國家統計局，1980），因此這個效應應該影響不大。作者以4%為標準對省份分組，對高機械化組和低機械化組分別進行回歸，結果未找到農業機械替代作用的證據。其次，作者也驗證了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比例改變是否會影響耕畜的使用，同樣也沒有發現這方面證據。

因此，作者認為是私人產權破壞導致了耕畜存量的下降，並提出了兩個可供檢驗的假說：第一，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之前私人產權保護更好的縣，合作化運動之後，會對私人產權破壞更大，這將導致耕畜數量下降更多；第二，農業集體化運動規模更大的縣，集體化後個人所佔有的份額更小，耕畜存量下降的更多。

1952年，中國完成了土地改革。在此進程中，只有中農受到的衝擊最小，因為與中農的牢固聯盟被認為是革命和改革成功的關鍵。土改後，中農自有的土地和耕畜得到了保留且數量最多，因此，一個縣「中農」所佔的比例可以代表當地在農業集體運動之前私人產權的保護狀況。在考慮了中農比例後，作者發現，確實當地中農比例越高，農業集體運動中導致的耕畜下降得越多。接著，作者使用了縣人口除以高級合作社的數量度量農業合作化程度。回歸結果表明，平均合作社規模越大，耕畜存量下降越多。

此外，作者還驗證了三個附屬的機制：隨著距離省會城市的距離越遠，當地的政治熱情相應會下降；革命老區當地官員出於對老區人民支持革命的回報有可能更容忍動物屠宰的行為；一個縣少數民族人口佔比越高，出於民族矛盾的考慮，對耕畜歸公的補貼可能更高。作者發現，除了距離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餘兩個機制的影響不大。另外，作者通過去掉1955年開始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縣在1956和1957年的觀測值、以及1956年開始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縣在1957年的觀測值進行估計，發現結果依舊穩健。這排除了耕畜作為純公共物品被濫用造成存量下降的質疑。

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糧食產量的下降既可以歸咎於農業生產率下降（林毅夫，1990），也可以來自於本文主要關注的耕畜數量下降。通過使用一個簡單的柯佈道格拉斯型生產函數（Cobb-Douglas）的回歸方程估計，農業集體化運動約導致糧食產量6.7%的下降，其中大約5%可以由農業生產率下降解釋，剩餘部分應當主要由耕畜下降解釋，農業合作化運動並沒有實現規模經濟。這一實證結果的機制雖然間接，但和以往相關實證研究基本契合（Li 和 Yang,2005)。

林毅夫1990年發表在JPE的文章曾從農業生產率角度審視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績效，本文則從耕畜這一在當時尚屬大型資本投入品的角度出發審視私人產權破壞對於農業生產和增長的負面衝擊，從關注產出轉移到關注要素，在之前文獻基礎上更進一步。丘吉爾曾說：「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審視前人歷史，今人必須慎之又慎。

文章來源：Shuo Chen,Xiaohuan Lan, 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 Forthcom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nom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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