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陰暗面:廣播與納粹德國的興起

這篇文章是林展老師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近代的獨裁者通常是以民主的方式獲得權力,隨後通過全面鞏固權力來獲得獨裁局面,希特勒的上台執政就是典型案例。那麼,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了民主體制中這種現象的發生?獨裁者又是如何獲得和鞏固他的權力的呢?Maja Adena等五位學者發表在QJE的論文「Radio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sin Prewar Germany」通過探討二戰前德國的廣播對納粹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以及大眾對納粹政策接受程度的影響,認為納粹黨對廣播內容的控制和普通大眾已有的信念是理解上述問題的重要線索。

在二戰前,德國的廣播內容經歷了三次變化。在1929年之前,一項管制法例嚴禁廣播播放有黨派性質的內容,這使得在此之前的廣播相對是政治中立的。然而,1929年的大蕭條加重了德國在《凡爾賽條約》規定的賠款負擔,納粹黨因而發起了一場公民運動要求廢除賠款。當時以社會民主黨為首的魏瑪政府為了對付這場運動,改變了廣播宣傳的內容,播放支持魏瑪政府的宣傳。直到1932年前,雖然納粹黨在議會中的席位在穩步上升,但是幾乎沒有任何廣播與納粹黨有關。這使得1932年總統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的興登堡(Hindenburg)被選為總統。然而,基於一個錯誤的政治策略判斷卻任命了希特勒為總理(本意是要約束納粹黨)。

希特勒擔任總理之後,就開始了鞏固行政權力之路,並通過廣播來不斷宣傳支持納粹黨的內容。尤其是在1933年3月的選舉中,納粹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使用廣播幫助競選,因而獲得43.9%的選票,並在聯盟黨派的協助下通過了一項法案,使得希特勒政府可以不經過議會授權就直接制定和頒布法律。這導致了1933年夏天以後,所有的政黨都被判為非法,所有的獨立媒體都被關閉。隨後,希特勒政府利用廣播廣泛的宣傳納粹極端思想,尤其是反猶太和閃族主義。

基於上述廣播內容變化的三個階段:政治中立、偏向魏瑪政府、納粹宣傳,作者提出了三個假說。(1)當政治新聞偏向魏瑪政府時,納粹黨的競選得票率下降;而當納粹黨控制了廣播後,其得票率會上升。(2)當反閃族宣傳全面展開後,德國普通民眾對反閃族主義的公開和暴力表達會增加。(3)由於宣傳效果與聽眾前定信念密切相關,因而可以預期那些歷史上出現較多迫害閃族人事件的地區,廣播宣傳是最為有效的。

實證結果發現,在1930-1932年期間的三次選舉中,廣播訂閱數量(估算值)一個標準差的上升(約8.2個百分點)會使納粹黨在選舉中的得票比例下降2.9個百分點。而在1933年的選舉中,廣播訂閱數量一個標準差的增加會使納粹黨在選舉中的得票比例上升2個百分點。那些歷史上有猶太人定居但在黑死病時期沒有發生過屠殺猶太人事件的地區,相對於發生過屠殺事件的地區,廣播訂閱數量一個標準差的增加(約8.2個百分點)會導致猶太人被驅逐的概率下降26%,也會導致報紙上發布的公開反對猶太人的信件數量下降45%。

本文的研究表明,大眾媒體對不成熟民主制度的興衰具有重要作用。當對極端主義言論進行限制時,大眾媒體就能為民主保駕護航;反之,則會成為獨裁統治的催化劑。顯然,獨裁體制下的政治宣傳有利於維護政治穩定和提高獨裁的受歡迎程度。但是,宣傳的效果只在那些對宣傳信息持強烈支持的民眾中最為顯著,否則會適得其反。

文章來源:Maja Adena, Ruben Enikolopov, Maria Petrova, Veronica Santarosa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Radio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s in Prewar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July 15.

「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是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量化歷史研究所組織,由陳志武(耶魯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和管漢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及其團隊負責。以嚴肅而又不失活潑的方式,向廣大學界和業界朋友,定期推送有關七大洲五大洋的量化歷史研究經典文獻和前沿文獻。本賬戶同時作為「量化歷史講習班」信息交流平台,向大家及時發送講習班的最新信息和進展。喜歡我們的朋友請搜尋公眾號:QuantitativeHistory。
推薦閱讀:

學新聞的人都具有怎樣的共性?
獲2016年度媒體人獎:我的自媒體是一輩子的事
像類似阿狸這種網路形象是靠什麼盈利的?
時隔五年融資的 ZAKER,想要圈下地方報紙
無節操媒體與「影帝影后」那些事兒

TAG:经济史 | 媒体 | 纳粹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