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哲學屬於每一個不願虛度人生的人（五）

政治

從1952年開始，之前並沒有具體政治傾向的薩特成為了共產黨的同路人。這與戰後整個歐洲的思潮有關，當時的歐洲正在倒向美國，同時共產主義的工人運動開始受阻。此時的薩特開始進行《共產黨人與和平》的寫作，他對群眾和工人階級做了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是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的。共產黨正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群眾只能通過唯一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共產黨才能改變社會從而超越他們的群眾地位。

薩特的這篇文章與法國此時的主流觀點相悖，薩特身邊的一些人開始與薩特產生觀點上的分歧。1952年薩特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示將會在大會上提出：接納中國加入聯合國，實現印度支那的和平，統一德國但不改變經濟制度，在貿易基礎上實現東西方的和平相處。薩特在大會的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時說：「如果能夠證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國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說，如果生活於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毀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飽肚子，只有這時雙方的戰爭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並沒有任何人可以這麼說。」儘管如此，薩特並沒有加入法國共產黨，在薩特看來，他無法去按照黨的意志去否定自己，或者去寫一些特製的文章。

中國

1954年5月，薩特接受蘇聯作家的邀請訪問蘇聯。1955年9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來到中國訪問。對於薩特和波伏娃來說，這個國家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他們只從書上聽過一些故事，從未真實的感受過。而中國除了兩三個法國文學專家，大多數人對薩特並不熟悉，只是因為報紙介紹薩特剛剛寫過一本《涅克拉索夫》，就客氣的表示對這部作品很感興趣。薩特和波伏娃在北京的衚衕里散步，聽中國的京劇，然而讓他們印象深刻的還是中國的貧窮。以前薩特和波伏娃始終以歐美作為看問題的標準，而此時他們才知道世界真實的面目：世界上還有如此多的人處在飢餓的邊緣。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感受》，後來他回到法國，也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談了自己對於中國的感受，讚揚了新中國的建設。

公敵

薩特很快就與蘇聯決裂了。1956年，薩特和波伏娃在羅馬度假，得知了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隨後薩特就發表談話，表示譴責蘇聯的入侵行為，並徹底同那些不披露這種惡行的蘇聯作家斷絕關係。同時薩特還譴責了法國共產黨領導。薩特與共產黨的良好關係僅僅保持了四年，他認為共產黨人的一大特徵就是掩蓋自己的本來面目。同時他也認為蘇聯已經不再是共產主義了，共產黨也不再是革命的了。

這段時間另一件重大的事是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問題。法國殖民者對於阿爾及利亞人進行殘酷的迫害和鎮壓。尤為可怕的是法國民眾似乎並沒有反感這一行為，反而陷入了極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狂潮中。在當時的法國，沒有多少人反對當局的政策，而薩特就顯得與主流格格不入。1957年12月薩特到法庭為一個阿爾及利亞人作證，最終這個阿爾及利亞人沒有被判死罪。而這個阿爾及利亞人的律師也曾請加繆去作證，但是他卻拒絕了，而加繆也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此時的加繆剛剛獲得諾貝爾獎。

此時薩特的朋友尚松主辦了一個出版物《為了真理》，宣揚支撐民族解放陣線。薩特在猶豫一段時間之後，正式支持尚松，為其撰寫文章，同時飽受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反對正在進行的拷打。

1960年2月薩特和波伏娃來打古巴，他們看到革命的古巴人民同壓迫、飢餓、流浪、失業所做的鬥爭。卡斯特羅陪薩特作了三天的旅行，報紙每天都有薩特與卡斯特羅、格瓦拉在一起的照片。

1960年，薩特和波伏娃應邀去巴西訪問，他直接對戴高樂和馬爾羅作了抨擊。不久，薩特就變成了法國的國家公敵。9月7日，當局開始了對尚松的審批，薩特為尚松作證。由於此時的薩特尚在巴西，只能通過電話口述，再由朋友朗茲曼進行加工放在法庭上宣讀。不久對於薩特的中傷和威脅就撲面而來，很多人認為薩特是國家的叛徒。《現代》雜誌被搜查，不少人被捕，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麗舍大道遊行，高呼「殺死薩特」。薩特的朋友們朗茲曼勸告薩特不要回法國，先去巴塞羅那，他們會將最新的消息告知薩特。

在巴塞羅那，博斯特向薩特和波伏娃介紹了這兩個月來法國事態的發展，朗茲曼已經被拘留了。薩特和波伏娃最終通過汽車回到巴黎，而不是更為招搖的飛機，這是為了避免在機場發生大的衝突，讓警方有借口逮捕他們。當回到巴黎後，巴黎警方來到他們的公寓，很客氣的做了口頭審查，並起草了供詞。不久後他們就得知自己的審批被推遲了，再然後起訴被取消。當局經過權衡認為審批薩特這樣著名的作家有些得不償失，戴高樂說：「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愛怎麼搞就讓他們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抓伏爾泰！」

在這之後薩特和波伏娃很少出門，因為很多的法國人已經被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所激動，視薩特為民族的叛徒、國家的公敵。他們兩人通常只是在公寓里吃吃飯，聊聊天，聽聽唱片。然而這樣也不太安全了，很多的極端分子開始在左翼人士家中安放炸彈。1961年7月19日早晨，薩特在波拿巴街42號的住所發生了爆炸，此時薩特已經搬到波伏娃的寓所，他的母親則被安置在一家旅館，躲過一劫。

隨後，薩特和波伏娃去了羅馬，等到回來的時候，暗殺活動依然猖獗。9月5日，戴高樂終於承認撒哈拉屬於阿爾及利亞。10月一日，薩特號召知識分子在巴黎進行靜坐。11月18日，巴黎舉行了遊行，薩特和波伏娃的遊行隊伍遭到了警察的驅趕。1962年1月7日，薩特的住所又發生了爆炸。然而此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站在薩特的身邊，薩特收到了許多的慰問電報和信件。

1962年4月8日，法國舉行全民公投。結果表明，幾乎每一個法國人都贊同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七年來的鬥爭終於得到了一個結果，薩特在這一段經歷中既極度痛苦，又充分體驗了自己的自由。

辯證

1958年，薩特開始寫新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他在這本書中將自己的全部哲學思考做了一番清理，過程近乎瘋狂。

《辯證理性批判》的一個基本概念是「匱乏」，薩特認為，人類在整個歷史進程中都在與匱乏做艱苦的鬥爭。在當代，人類社會的特徵仍然是匱乏。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通常的看法是，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提高，社會有了多餘的產品，才有了私有制和文明時代。薩特的看法是，如果一個社會裡勞動產品的數量高於社會的真正需求，那麼不從事勞動的群體管理社會，在其成員不多的情況下分享多餘的產品，並不必然導致階級的對立和鬥爭。而如果社會產品的數量總是少於社會成員的需求，那麼這個非生產性的管理群體肯定是多餘的，非必需的。因為它的存在對他人生存構成威脅，它只能選擇清除一部分人口，也就是讓營養不良的或者其他的一部分人死亡，它才能夠繼續存在，而它本身也永遠處於被清除的危險中。

對於為什麼人類生活在一個匱乏的環境中，薩特認為這不是一個可以回答的問題。匱乏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匱乏成為了人類的一種命運。至於未來能否消除這種匱乏，薩特持懷疑的態度，他認為人類也許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和社會變化來消除匱乏，但是這樣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一旦匱乏結束了，那時的人應當具有另外一種人性，這不在薩特的思考範圍內。薩特對於勞動的理解是，這是一種出於對匱乏所造成威脅的跨越。由於匱乏，任何一個人都不得不與別人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一起，同時也受到別人的威脅。薩特在總結自己的思想時說，今天需要另一個思想，應當顧及到馬克思主義同時又超越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以達成社會主義。

諾貝爾

同時期的薩特也完成了自己的戲劇巔峰之作《阿爾托納的隱居者》。這部劇探討了在一個充滿暴力的社會裡，任何人都不能避開折磨別人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講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

1961年，薩特打算重寫自傳，並將書名改為《詞語》。詞語不是簡單地回憶錄，沒有淡出的敘述或一輪或分析，甚至沒有單純的過去時和現在時，一切都在交織穿插。1963年《詞語》發表在《現代》雜誌上，1964年一月由伽利瑪出版社出單行本。這一部作品促使瑞典皇家學院將196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

薩特本人想拒絕這個獎，並寫了一封信給瑞典皇家學院，表示希望對方取消他的獲獎人資格。薩特在得知瑞典皇家學院仍然把獎項給他之後，寫了一個聲明。他的理由是，首先他本人一向是否棄官方榮譽的，同時一個作家應當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詞語來獲得。任何他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自己的讀者造成壓力，而這種壓力是他不希望有的。作家應該拒絕讓自己變成一個機構，即使是像現在這樣被給予最高榮譽的情況下。客觀上說，薩特認為目前的文化戰線上存在的唯一鬥爭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衝突，他本人不想接受東西方任何機構的任何榮譽。

在這之後，薩特拒領諾貝爾獎的行為引起了轟動，甚至開始捏造一些理由，諸如薩特嫉妒加繆先獲得諾貝爾獎、波伏娃妒忌薩特而不讓他領、薩特為了出個風頭安排了這場鬧劇等等。事實上還有許多人希望薩特領那筆獎金，再給他們，用來辦實業或是保護動物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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