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總有一刻，我們會開始思考死亡

有一天，在一個「被神摸了腦袋」的下午，我開始思考死亡這件事。羅素說：「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在某個時刻仰望星辰，思考最大的問題。 」我知道，我的時候到了。

死亡這片漆黑的領域反而是哲學家的樂土。叔本華講「哲學的起點是死亡」，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里說，自殺是惟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我曾和朋友開玩笑說，歷史上的大哲學家往往都有兩個特點：才華出眾和衣食無憂。維特根斯坦就是最好的例子：家庭富可敵國、自己天才橫溢，不到三十歲就寫出了顛覆學界的《邏輯哲學論》——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創作的。晚年又出版了著作《哲學研究》，把自己年輕時候的那套理論改弦更張了。

我自然兩邊都靠不上，所以沒有做哲學家的命。但隨著年齡增長，人難免會開始質疑起那些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比如每天奔波忙碌的意義何在、愛情與友情的真正樣子是什麼、甚至「健身很重要」是不是一種建立在同質化生活標準下的新型話語霸權。這些或大或小的疑惑，都能歸在一個叫做「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的命題下——它們最終都指向了一件事：生命的有限性。想想人類的壽命如果是十億年，我們就再也不會思考 18 歲應該讀什麼樣的書、22 歲該找怎樣的工作、30 歲是否應該結婚生子，以及如何在 40 歲度過一次中年危機了。有句話簡潔地概括了一切：人生觀就是人死觀。

如何看待自己與時間的關係可能是一輩子的功課。如今的社會熱愛瞬時、快速和立等可取的東西，尤其身處一個認為「速度就是一切」的行業，有時候看著那些比我年輕不少成就又遠超於我的人們，難免有點沮喪。不過我也學會從他處尋找一些慰藉。想起年初得緣和徐皓峰導演聊天，彼時他正因《師父》第一次真正走入大眾的視野，我問他：你之前寫作、教書，蟄伏了十年之久，有沒有點大器晚成的感覺？徐老師道：完全沒有。我才 40 多歲，電影生涯才剛剛開始，以後的日子還長。年底《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上映，李安導演說，「我 36 歲才開張，是很晚熟的一個人。現在回想起來，我蠻感恩自己幼稚期比較長。我現在 61 歲，摸摸良心，還是個小孩。現在醫藥很發達，大家都能活很長，到 70、80 歲還可以學習和工作。時間還很長，急什麼呢。」

我隱隱覺得這可能是一種人生智慧。西方哲學善於總結反思，它們禁不住回顧過去的點滴，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來作為對以後的指導；而東方人則跳過廣博的過去與無窮的未來，直接重建「當下」。鈴木俊隆在六十年代將本由中國傳入日本的禪宗帶到美國，他的弟子將他的教導集結成書，起名為《禪者的初心》，這本書後來影響了一個叫喬布斯的美國人。於是到了 21 世紀，伴隨著一種商業上的成功，「初心」這個詞又回到中國，掀起了一股熱潮。我看，這條道路雖然曲折，但道理倒是從未變過——如果你每時每刻都活得像個孩子，生命的終結就不那麼可怕。

於是我發現，面對死亡最終可能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將自己與一些更宏大的東西聯繫起來：一個數學定理、一本文學著作、一件藝術作品或一種恆久的信仰。馬爾克斯與康德靠《百年孤獨》與《純粹理性批判》遺世獨立，米開朗基羅把《創世紀》和《最後的審判》印刻在西斯廷大教堂里，供千萬後朝拜——他們肉身雖滅，但精神不朽——反正建築是永遠戳在那兒的還有一種就是，生活在當下的每個瞬間里，不煩擾過去、不擔憂將來。

用這種全新的眼光看這個世界，可能會有些新的體悟。比如無限地追求某種世俗的成就可能是錯的，而「擇一事，終一生」可能是對的；比如偏執地與自己的基因和童年對抗可能是錯的，而覺察自我、順應本心可能是對的；比如「等到怎樣了我就去做什麼」可能是錯的，而「現在就去做」可能是對的。

當然，在一個更長的時間尺度上，沒有什麼東西真正永恆。距離我們最近的大星系仙女星系 M31 在 200 多萬光年之外，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現在的技術能夠觀測到它，但由於光速限制，我們看到的也是這些星星 200 萬年前的樣子，它們現在是什麼樣則完全無從得知。在這種量級的跨度下，書籍會湮滅、建築會消失，那句經典的「沒有人能真正擁有百達翡麗，只不過是為下一代保管而已」也僅是一句漂亮的廣告詞罷了。

這麼說來，人生的本質大概是「虛無」。不過這種虛無不該等同於毫無意義，而更接近佛陀說的「空相」，是一種崇高的無目的性。諸法無我、諸行無常，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不變的。也正因為此，堅守那些更長久一些的東西：科學、自由、真理、創造、與愛的人在一起......可能才是生活的真諦。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懷抱著一些東西，如秉燭達旦一般，度過自己的餘生吧。

題圖：Lan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