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考

什麼是VUCA？

堪稱「無人能出其右」和「治國能臣」的袁世凱，究竟犯了什麼戰略性錯誤？

原文解讀

雙11前夕，網路大數據分析機構「標準排名」在北京發布了一份「2016中國網紅商業價值榜」榜單。榜單顯示，2016最具商業價值網紅排名前三依次為：高曉松、賈躍亭、王思聰，而這三個人成為網紅的誘因卻都不來自自己的主業。

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首席運營官羅伯特·麥克唐納（Robert McDonald）曾借用一個軍事術語這樣描述新時代的商業格局：「這是一個VUCA的世界。」VUCA指的是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與之前的時代相比，這個時代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商業競爭都充滿了越來越多、難以預料的變數。舉例來說，取代「傻瓜」數碼相機的居然不是其他相機，而是手機，而如今手機的王者竟然不是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傳統霸主，而是之前做電腦的蘋果；同樣，汽車領域的當紅明星並不出自賓士、寶馬和奧迪等傳統汽車公司，而是一家從未做過汽車的新公司「特斯拉」。事實上，很多互聯網公司已經在逐步適應「戰略無用論」，因為無數事實正在證明其合理性，比如，騰訊當年卻曾想低價賣掉QQ這個產品，奇虎360誤打誤撞才居然成了免費殺毒領域的霸主，而阿里起家的BtoB正在邊緣化，逐步被螞蟻金服等之前並未曾列入戰略規劃的業務所取代。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戰略的價值：「戰略還有必要存在嗎？」「就算有，那麼現在該怎樣制定戰略？」「如果只能制定超短期『戰略』的話，那為什麼不直接用『戰術』取代『戰略』？」也許這些問題有點抽象，那我們說點具體的、與個人相關的：「現在這個時代，『職業生涯規劃』還有意義么？」「工作中的長遠眼光還有價值么？」「是不是『走著瞧』的工作方式才是正道？」

就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我們很難給出什麼確定的答案。不過，我們倒是可以通過一個正向和一個反向的例子，來看看是否能從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於上個世紀80年代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波特五力模型，它認為行業中存在著決定競爭規模和程度的五種力量，這五種力量綜合起來影響著產業的吸引力以及現有企業的競爭戰略決策。五種力量分別為同行業內現有競爭者的競爭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這個思考模型從理論上來說確實有效，但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開始就存在的，也就是根源性問題，即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在決策之前就對所謂的「五力」有全面的認識；第二個問題則是新產生的，也就是時間性問題，即在當今這個數據化時代，潛在競爭者和替代品的判斷比以前的難度更大，就好像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手機替代相機、特斯拉挑戰賓士、寶馬、奧迪一樣。

從波特的案例中，我們能得到兩點結論：首先，就根源性來講，也就是站在「戰略的制定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完成的」這方面來看，我們所推崇的「戰略」其實一直都是有問題的，至少是不可能完美的；其次，就時間性來講，也就是站在「戰略思考模型會過時」這個方面來看，「戰略思考方式」可能需要與時俱進。我們根據從這個例子得出的結論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場景：幾個人想要創業，得先選定一個方向，但這時，波特看似不錯的思考模型似乎完全幫不上忙。因為首先，根本無法完整地收集「五力」信息報告；其次，波特的這個戰略思考模型和這個時代的實際情況有點衝突，你如果拿這個模型是衡量剛剛做出Iphone 1的蘋果公司也許會發現，它的戰略競爭力在當時是很弱的。一句話，上面這個案例告訴我們，戰略尤其是今天的戰略確實沒什麼價值，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蒙眼亂撞，說不定成功率還能高點。

接下來再來看第二個例子。寫於三千年前的戰略著作《孫子兵法》至今依然風靡全球。它裡面講了什麼呢？有兩點比較重要，第一：敵我雙方「民心」、「天時」、「地利」、「將領」和「法度」（「道、天、地、將、法」）的對比決定成敗；第二：用兵沒有固定的方法，能根據敵人變化而變化的就能取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在根源性上，孫武的戰略模型和波特的存在同樣的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我怎麼判斷哪一方的「道、天、地、將、法」更勝一籌呢？但是在時間性上，孫武的戰略理論即使在三千年後的軍界卻依然屹立不倒、灼灼生輝，因為無論軍事裝備和戰術戰法怎樣變化，「道、天、地、將、法」都依然重要，「因敵變化」更是如此。

結合上面的兩個案例，我們有什麼啟示呢？如果我來總結的話，有兩點：

第一：戰略必須要容忍達成方式的不確定性，就好像孫武所說的「因敵變化」一樣。正因為信息永遠無法對稱，「戰術」素養才能彰顯出其巨大價值；

第二：戰略的最大價值在於「方向性」，這個錯不得。比如，任何時候，「民心」、「天時」、「地利」、「將領」和「法度」對於商界精英或者用兵將領都非常重要，資源永遠要向這五個方向傾斜。

是不是聽起來過於理論化？那我們舉個具體例子，這個例子來自著名口述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著作《袁氏當國》。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是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除了因為袁世凱當時掌握兵權之外，還有就是從行政能力上講，袁世凱確實堪稱是當時的不二人選。孫中山先生雖然在「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方面堪稱完美，但若論實際治國經驗，那是遠遠不如袁世凱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世凱當時想讓孫中山負責鐵路修建，孫先生說，他保證在10年內修築鐵路10萬英里（約合16萬公里）。但事實上，截止2015年年底，中國鐵路的總長度也不過才12.1萬公里而已。

袁世凱作為在任總統，單從政績上講還是差強人意的。我們要知道，他接手的可是一個貧弱不堪的中國，強敵環伺、經濟更是危如累卵。但袁世凱頗善在列強之間周旋，雖然不可避免地簽了些不平等條約，但卻沒讓當時的中國喪失一寸土地。而事實上，當時的西藏、新疆、蒙古、東北本來都可能落入列強之手，甚至成為獨立國家。當然，我們可以批評袁世凱的民主搞得不好。但正如唐德剛在書中所說，民主制要歷經百年才能逐步完善。在一個民智未開，大部分人連民主是什麼都沒有概念的時代里，任誰來掌權，結果都差不多。唐德剛甚至認為，孫先生應當慶幸自己沒有親自掌權來推動民主，否則可能同樣民怨四起，形象毀於一旦。得出這一結論我們甚至都無需回顧歷史，只要看看今天的日本、台灣和韓國就會很清楚，民主要想發展到英美的程度，是需要相當長時間積累的、尤其是民主意識的積累。所以說，從當時國家的「戰略」層面講，採用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恐怕不是能提前規劃的，也並不十分重要。英國和美國之所以分別採用了這兩種制度，是源於各自獨特的國情，換句話說，它們各自也都經歷了不同的探索過程。英國是直接探索，美國則是人少，而且絕大多數移民來自已經積累了很久、具有民主意識的英國。因此，民主「戰略」只能容忍「具體民主形式」的不確定性，而無法提前制定什麼「長遠規劃」。按照唐德剛所說，雖然民主初期稍顯混亂、難以井然有序，但是只要袁世凱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足以名垂青史，但是他卻最終犯了一個方向性「戰略」錯誤。

雖然民主的具體形式難以一觸而就，而是要保持足夠的彈性，但是從當時的世界趨勢來看，有一點是確認無疑的，那就是「民治政府」正在逐漸地席捲「帝制政府」。不過，如果我們有機會親自站到那個歷史節點上或許會發現，新生的「民治社會」簡直一團混亂，遠不如剛剛被淘汰的「帝制社會」井然有序，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會有那麼多國人、甚至是很多本來懷有進步思想的國人會懷念帝制，並最終促成了袁世凱稱帝。而袁世凱這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堅持「民治」這個方向性戰略，最終晚節不保。

幾十年後，另一位國家領導者鄧小平同樣對於接下來的中國究竟發展成什麼樣子也無準確的答案，但是鄧的高明之處在於確信，那必然是某種「自由經濟」形式。雖然，中國在摸爬滾打中也走了不少彎路、遺留了不少問題，不過這些問題基本屬於「達成方式的不確定性」。在方向性上，鄧的戰略從未改變，並且不斷得到鞏固，結果當然也是瑕不掩瑜的。

無論對於組織還是對於個人，戰略的價值與此類似。而在VUCA的世界，對於戰略達成方式的彈性要求似乎越來越高，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總的方向在哪裡。比如，無論我們做什麼事業，也無論我們短期採取什麼樣的「權宜之計」，我們必須心理清楚的是，未來的主流將是「網路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曲線救國」或者「走些彎路」都不是問題，但心理要有個譜，這個方向是不可逆轉的，刻意地違背方向去行事，甚至忽視了這個方向的話，結果都將是災難性的。

(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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