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節日

凡認真追求真正恆久的榮耀者，必放棄世俗的榮耀。誰若不從內心深處鄙視世俗的榮耀，誰就不愛天堂的榮耀。

一

在小說《波多里諾》中，艾科講述了一個關於欺騙的故事：

『還記得祭祀王約翰的國度嗎？只有在尋找到他的情況之下，神聖旗幟才能越過拜占庭和耶路撒冷……』

因為羅馬帝國主教臨終前的遺言，主人公波多里諾一行人從羅馬出發，啟程尋找傳說中的國度。然而，祭祀王約翰其實在歷史上並不存在，而屬於他的國也只是波多里諾所臆造的眾多故事中的一個。只是謊言太過逼真，往往連說謊的人自己也忘記了真相。所以當腓特烈大帝淹死在河流之中時，波多里諾仍然矢志不渝地朝著東方前行，堅信自己至少能找到祭祀王約翰的聖物『葛拉達』……

在小說中，艾科借人物之口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小說的藝術在於虛構，那麼最好的小說家也許就意味著是最大的騙子。如果你沉迷於這種虛構的敘述，那麼有朝一日，你會忘記真實本來的樣子。

在這場漫長的漂泊與追尋中，波多里諾老了，從一個青年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在他經歷了一系列的歷險與背叛之後，傳說中的聖物『葛拉達』終於來到了他的手中。可是直到這時，這個垂垂老矣的男人才悲傷地發現，那個幾乎耗盡他一生時光尋找到的聖物只不過是一隻普通的木碗。

有人說，這個故事本身是一場天真的幻想。可要我說，這樣的幻想未免太過悲哀了。

二

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是不存在聖誕節的。直到上了中學，看到肯德基麥當勞張燈結綵的宣傳貼畫，才隱約有了一些印象。再到後來，已經是我念高中的事了，商場里出現了巨大的聖誕樹，學校也開始提醒學生，不要隨便出校門參加『聖誕狂歡』。

前幾天看到張佳瑋說，『過節湊熱鬧，不一定為附庸風雅，就為了沾點人味兒』。這句話聽起來挺在理，但細細一想卻好像不是那麼回事。如今我們接觸到的節日形象，本身就帶有濃重的資本主義色彩，其本質，實際上是一種包含了戲劇性與儀式性的揮霍形象。鮑德里亞將其形容為『集體隱喻』，也就是說，這種形象藉助其毫無節制的特點，滿足了消費社會對個體的塑造。

事實上，在我記憶中，類似於雙十一和雙十二這樣的『節日』也是後來才有的。比起聖誕節所固有的一定宗教內涵，這些節日帶有更加明顯的人為因素。在這樣的特定日子裡，看著周圍的人紛紛陷入瘋狂，你會感到困惑並且猶豫，似乎不去砍手買買買就是不對的。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日益嚴酷的規訓，人與人之間差異性正在喪失，而人們對於『與別人不同』這件事的態度是相當曖昧的。一方面，他們渴望通過『與別人不同』去證明自己的優秀；另一方面，他們又從根本上害怕與他人不一樣，從而被集體排斥。然而，在一個節日形象中，大部分人的反應是受到操控的，資本家正在手把手地告訴你，應該如何『合理地』度過一個節日。

於是，恍然間你會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周圍所有人都在過節，而如果你不做一樣的事你就顯得格格不入。孤獨是可恥的，你或多或少地認定了這一點。這時候，各式各樣的媒體、廣告就此進入你的視線，並開始指導你什麼叫做『幸福』，『幸福』該如何得到：答案就是過節，就是消費，就是順從於市場規律，臣服在資本家的腳下。

這並不是孤獨的問題，而是您無權孤獨：『我們受不了。』假如您不知道怎樣叫幸福，我們教給您。我們比您更清楚。

三

如果說，對於大部分西方國家而言，聖誕節尚有宗教和傳統的意義，它何以在中國同樣風行呢？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小資產階級對西方高等文化的盲從。在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看來，西方文化生來是高人一等的，僅僅從對西方文學的過分推崇就能看出這一點。尤其是在千禧年前後，在那段時間裡，對於咖啡、洋酒、網球、高爾夫這樣一種西式的生活是有著強烈的推崇的。而聖誕節作為一個具有代表性以及一定宗教內涵的節日，對於小資產階級來說，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劃分階層分清敵我的作用。

對『高等階級』形式和文化的虛幻參與，本質上是一種導致物品亞文化的文化適應美學。在這個過程中，『過聖誕節』這一行為所蘊含的意義和『在星巴克里打開蘋果電腦並優雅地喝一杯不加糖Grande黑咖啡』是相仿的，本質上都是在進行階層的劃分。而小資產階級喜歡投身文化運動的原因也是如此：在消費社會所生產的裝飾性文化中，文化本身只是一種附加——文化與美喪失了自身本來的價值而成為了多餘的事實，文化活動也就成為了被異化的社會功能。

金錢並不是劃分階層的唯一標準，正如你永遠弄不清時尚圈的美學標準一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邏輯在於參照：一個符號參照另一個符號，一件物品參照另一件物品，一個消費者參照另一個消費者。於是，不同的參照標準形成了不同的鄙視鏈，在不同的鄙視鏈中又形成了不同的階層。劃分階層的關鍵在於差異化。不論是地位或者名望，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編碼並非建立在一個事物本身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差異的基礎上。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當聖誕節還只是一個西方文化的象徵，對待節日的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在小資產階級眼裡，西方文化是高人一等的。

當然，正是因為消費社會基於參照的邏輯，所以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一切都是可以量化的，包括知識、財富、品味，等等，所以幸福也就等同於對『幸福符號』的積累。

由於日常生活的壓抑，生活在庸碌與壓迫之中的小資產階級們迫切需要證明自己是幸福的，從而找到生活的意義。然而作為被剝削者，要從財富上進行參照是行不通的，於是知識和品味就成為了最主要的兩種方式，因為這兩者的標準最為模糊不清。一方面他們通過塑造極富個人特色的鄙視鏈使自己得到安慰，一方面他們又極力掩飾著這樣一種卑微的滿足。所以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是盡量的漫不經心不要太過用力，實際上卻像在夏天裡穿著棉襖上街又不許別人議論，因為他們所要標榜的和害怕的，都源於『差異』所帶來的不同。

可悲的是，由於參照的邏輯，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每個社會關係都增添著個體的不足，因為任何擁有的東西都在與他人畢竟的時候被相對化了，所以真正的滿足早已不復存在。

四

隨著時間流逝，『聖誕節』漸漸開始為更多人所接受，而它作為一種劃分階層的工具，也有了新的意義。

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邏輯在於參照，那麼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就在於『浪費』。

『不僅出現在個人方面，而且出現在社會方面，支出的增加以及儀式中多餘的花費竟成了表現價值、差別和意義的方式……但無論如何，正是這種奢侈的浪費，在確立一個社會財富的同時，特確立了其社會結構。因為它總是少數人的特權，其功能確切地說是重新產生等級或階級特權。』

如今，『聖誕節』作為文化上劃分階層的工具已經有所轉變，更多地，它所呈現出的正是一種作為『浪費』的形式，而『浪費』行為的對象正是『時間』。這也是節日在消費社會中的第二層意義：

對於多數人而言，時間仍是一種奢侈品，並不自由。在節日活動中，時間被白白浪費了，但與此同時，這也是生產身份劃分階級的時刻——沒有人需要休閑，但人們需要證明他們不受生產性勞動的約束。然而，這一行為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作為一種商品被出賣的基礎上的，正如對差異化的追求建立在差異的喪失之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自由時間』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義，『這段自由時間的品質、它的節奏、它的內涵、相對於勞動或『自治』的約束它是否還有所剩餘。這一切成為對個體和階級進行劃分的特徵。』

如此，所謂中國特色的聖誕節就成為了愈發典型的消費符號：

通過消解其本身的內容再將其作為符號進行重建，節日原本所具有的宗教、文化意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為一種階級劃分工具的消費主義節日形象。

也正如鮑德里亞所說：『通過讓人進入特定的遊戲並自願服從遊戲規則，消費替代了意識形態並擔負起了社會的一體化。就像原始社會的等級或宗教禮儀那樣。消費者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正如民主制度歌頌人民是為了讓人民待在原地並拒絕他們參與政治舞台一樣，人們承認消費者的至高無上是為了叫他離開社會的舞台。』

五

我女神曾經這樣告訴我。

她說魯迅其實是錯的，僅僅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不一定就是悲劇。比方說好人被壞人打死了，就談不上悲劇，而是理所當然，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壞人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也因此成為了真正的壞人。相反，好人把好人打死了，才是悲劇，因為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對這個世界都毫無意義。

我想，對於生活在消費社會之中的我們來說或許也是如此。我記得，卡爾維諾曾經栩栩如生地描繪過許多不同的城市，卻沒有一個是真實存在過的；而在波多里諾無盡的講述中，也沒有一句不是謊言。如果說出色的騙子往往等同於優秀的小說家，那麼再出色的小說家所虛構的故事也比不上資本主義社會所編造的謊言。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們像波多里諾那樣歷盡艱辛，終於來到了人生的終點……

我不願想下去。

六

最後一個故事屬於布羅茨基：

n1917年，列寧在瑞士從一個過路人口中得知沙皇退位，於是與一群追隨者登上了一列由德國總參謀部提供的密封式火車，駛往彼得堡，該參謀部要依靠這些紳士在俄羅斯境內承擔第五縱隊的任務。那個在1917年從芬蘭站下火車的人，當時四十七歲，而這次抵達可以說是他最後的賭註：他要麼贏，要麼面臨叛國控罪。除了一千二百萬德國馬克之外，他唯一的行李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夢。但是，在爬上裝甲車時，他並不知道這個夢是註定要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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