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在中東的挫折

關於共產主義緣何在中東失敗？乍一看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因為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觀點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一神論觀點相衝突，所以不容於中東。但是事實上，這種看法不能解釋為什麼中東國家在20世紀早期諸多共產主義政黨的成立，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打著社會主義革命旗號出現的政黨，如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共產主義思潮最後在中東失敗，這其中必然有著更深刻的邏輯演變的過程。

一、共產主義思潮在中東的崛起

1919年可稱得上是中東現代史的開端。在此之前，中東地區的政治制度籠罩在奧斯曼帝國的軍事采邑·地方總督制之下。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後的土耳其，包括大多數的中東國家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西式的憲政道路。

只是，這條道路並不好走，除了土耳其以帝國解體贏得憲政獨立之外，其它各地都仍屬英法之殖民地。英法一方面掠奪當地資源，建立依附體系；另一方面，亦扶植當地的政治精英，幫其組建名義上的民族國家。這就使得英法兩國在中東實際上領有雙重身份，既是殖民者，又是中東各民族國家的奠基者。英法兩國不自覺地將本國的憲政體系植入其殖民地之中。英國在沙特、阿曼等地構建英式的君主立憲，法國則在黎巴嫩導入共和制。兩國事實上充當了中東民族國家憲政的啟蒙者。然而，如同資本主義自己一手所創造的掘墓人那般，英法兩國在構建殖民地的過程中亦為自己的殖民帝國打造了掘墓人。

英法兩國寄希望用民族主義的理念來分割中東，卻不料反而加速了中東各民族主義者的民族意識的覺醒；英法兩國寄希望用憲政的理想凝聚中東政治精英之時，卻未曾想反而讓這些政治精英們逐漸找到一條能夠使國家富強的道路，培養了建國的人才。這兩方面因素的疊加，都使得中東諸民族愈發對被殖民的現狀表示不滿，不再滿足西方的殖民統治，要求真正的獨立，實現民族的解放。

在此背景下，共產主義的理念亦隨著十月革命的「號角」吹入了中東各地。

自10月革命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之所以共產主義理念能夠被各國人民所接受，與其反帝反殖民的內在要求密不可分。同時，接受共產主義，接納共產國際的領導也意味著能得到國外武裝勢力（蘇聯）的軍事·經濟的支持。

1921年，中東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埃及社會黨成立；1924年，敘利亞與黎巴嫩共產黨成立；1934年伊拉克共產黨成立；1943年摩洛哥共產黨成立……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7次代表大會，大會根據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決議通過廣泛發動群眾制止戰爭，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規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

1936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通過了《阿拉伯國家共產黨在爭取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鬥爭中的任務》的決議。阿拉伯各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精神，總結過去經驗教訓，制定了符合該國實際的鬥爭策略，在反帝反殖民的歷程上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

不過，中東民族實現獨立的契機，仍需仰仗外來的支持。其中，德意志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打垮了英法在中東殖民的根基。

蘇聯1958年起加入援建的阿斯旺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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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洗禮，英法殖民勢力徹底退出中東，中東的民族國家亦找回了自信。同時，當英法退卻，美蘇兩國卻踩著它們的「屍體」介入中東。特別是蘇聯，迎來了它在中東影響力的巔峰。與之相伴而來的是社會主義理念在中東的短暫「成功」。

根據納賽爾主義中的「三環理論」，1952年的埃及革命肩負著同時推動「非洲大陸、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這三個層面進步的重要「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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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總統納賽爾在1961年10月，發表電視講話，宣布「社會主義是我們達到社會正義的唯一道路」。之後，他又主持制定了《全國行動憲章》，明確埃及信奉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1963年2月，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奪取政權。同年3月，敘利亞復興黨政變，奪取全國政權。1969年，利比亞卡扎菲發動9月革命，推翻王室，奪取政權。

若是此時的美國右派在地圖上看，一定會驚呼「中東的地圖變成了紅色」。然而，只有在表面上的喧囂過去後，才看得清底層的顏色。

二、伊斯蘭社會主義的風潮

美國學者詹森在《戰鬥的伊斯蘭》中曾評價：「伊斯蘭世界的民族主義包含了大量的伊斯蘭因素，如果沒有伊斯蘭教，這些民族爭取自由鬥爭的勝利將推遲幾十年。」

表面上看，中東國家在贏得民族獨立的過程依託的是西方的意識形態，走得是西方的憲政道路，用的是西方的憲法，不管是蘇式的還是美式的，是法式的還是英式的。不過，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東西都只能是「器物」，是鬥爭的工具，而非核心。用西式的意識形態搭建一個國家的框架可以，但是要凝聚底層民眾這些東西是用不上的。

事實上，中東的政治精英們非常清楚，無論是美國人、蘇聯人，法國人還是英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兜售他們自己意識形態。反過來，中東的政治精英亦可迎合這股風潮，用這一方來反對另一方，同時獲得任何一方的援助。用得到的援助來鞏固自己的政權，買通政治盟友，鞏固上層建築。然而，沒有底層民眾的支持，上層建築亦是無水之源。

中東地區落後於西方殖民者的本質在於沒有實現工業化。同樣，沒有實現工業化就無法真正實現西式的憲政體制。畢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為了團結底層民眾，就只有用中東自己的方法——伊斯蘭。這也就漸漸演化成了一種中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伊斯蘭社會主義」。

伊斯蘭原理與共產主義理論的共性在於，都是超民族、超地域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追求「無產階級大家庭」，而伊斯蘭教則認為「穆斯林皆兄弟」。不過，不同點亦最為明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唯物主義，而伊斯蘭教的信仰則是神和先知。

兩者的共融在於特殊年代與特定情況的綜合，更為重要的是民族主義作為根本動力，有效的將兩者糅合在了一起。民族主義要求建立民族國家，構建想像的共同體。政治精英利用共產主義操弄上層建築，是戰鬥的工具；利用伊斯蘭原理整合基層組織，是統治的工具；再利用民族主義的粘性，塑造管理國家的暴力機器。

記錄卡扎菲「世界第三種理論」的綠皮書「The Green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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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原理三者的整合，互相作用，在上世紀60年代達到高峰。至此，也實現了共產主義伊斯蘭化的過程。這一成果也往往被稱之為「伊斯蘭社會主義」。其中最為著名的也許就是埃及之納賽爾與利比亞之卡扎菲。納賽爾要建立「埃及特色社會主義」。1964年臨時憲法又明文規定埃及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卡扎菲將他的理論學去後就變成了利比亞特色的「世界第三種理論」。

三、共產主義道路的終結

當1979年，薩達特倒向美國。同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興起。這兩個巨大的歷史事件，都標誌著中東意識形態風潮的重要轉變。前者是基於上層建築的政治策略選擇的結果，而後者則是自下而上，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巨大意義就在於，它宣示著中東民族主義的新發展，不再依賴西方舶來的意識形態，而是在自身傳統中找尋現代國家的發展路徑，走具有中東民族特色的「伊斯蘭道路」。

首先，在具有「疑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薩達姆政權在與西方兩大國的聯手之下，都無法徹底擊敗用伊斯蘭原理武裝自身的伊朗，這本身就宣示了「伊斯蘭革命」的韌性。其次，蘇聯在阿富汗戰爭中被伊斯蘭游擊隊擊退，則標誌著「伊斯蘭」在20世紀末的成功。阿富汗戰爭中蘇聯的退卻，給中東各族人民打上了一劑強心針，即便不用西方的理論武裝自己仍能贏得民族獨立。

蘇軍入侵阿富汗後，1980年白沙瓦附近逃難路上的阿富汗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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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冷戰終結，對中東各民族來說迎來的並不是「歷史的終結」，更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對中東徹底的支配。

隨著海灣戰爭到來的不只是美國的駐軍，更重要的是美式資本主義生活對中東各階層的滲透，一方面帶來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另一方面也加強了中東國家對西方的依賴。上層建築與底層民眾之間的差距愈大，兩者的裂痕益深，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卻趕不上生產力的需要，生產關係持續滯後，經濟基礎無法支撐上層建築的西化的發展模式。這一切都像極了1979年發生伊斯蘭革命的伊朗。與此同時，在新千年到來之際，美國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直接加深了中東諸民族被壓迫的感受，民族解放情緒再燃。

當底層民眾的憤怒再次裹挾民族主義，當中東的政治精英嘗遍西方各種理論而無效之時，只需一個微弱的火苗，就可以讓當地人喊出，「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

今日主筆 / 蔣旭棟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