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國度的愛麗絲》：一首底層女性的悲歌

文/無極與熵

作為一部女性暴力電影，快速剪輯、升格鏡頭及性感造型等常見元素幾乎沒有被運用，相反地，《誠實國度的愛麗絲》以沉鬱、冷靜的影片風格以及寫實、荒誕的表現手法，展現了男權社會中底層女性的生存狀態及坎坷命運，並賦予其暴力行為以合理性與同情感。處於社會底層的女性承受著來自男權話語霸權、社會秩序與複雜人性的多重壓力，只能靠自救來保護自己並爭奪話語權。乍看之下，這部影片講述的是女性因盲目追求愛情而導致自身悲劇的故事，愛麗絲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似乎緣自於自己的選擇，但細細品來，愛麗絲的悲劇命運絕非偶然，推波助瀾者是男權社會的不公，是人性之中的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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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與「斷指」

青少年時期的愛麗絲聰明奮進、不甘平凡，決定繼續求學走「精英之路」，她憑藉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各種資格證書，以期能在進入社會後憑實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學習成績優異，但她的班主任卻告訴她資格證書並不重要，對女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身材。值得注意的是，愛麗絲的班主任被處理成了面目殘缺之人，整張臉上只有一張嘴巴，他看不見、聞不著，僅憑一張長滿黃牙的嘴就對女性的價值下了定論——只要漂亮就好。緊接著便出現了男性對女性原始慾望的象徵——乳房，從愛麗絲即將踏入社會的那一刻起，她屬於「人」的那一部分人生價值就已經被抹殺了，只剩下了男權社會中的「女色」價值——滿足男性的慾望就好。

更為諷刺的是，原本以為自己胸部很大的愛麗絲後來發現自己的胸部根本不算什麼，擁有碩大胸部的女性大有人在，她被另外的更符合男權社會主流審美的女人比下去了。這種現象在社會中並不少見，就拿當下來說，整容之風甚囂塵上，許多女性越來越不加節制地追逐著主流審美，其實也就是男性的審美。仔細想來，在外在審美和要求上，拋棄和淘汰女性的其實不單是男性，也包括女性自己，男權社會的枷鎖並不是完全由男性掌控，很多時候是女性主動為自己戴上的。

在四處碰壁之後，愛麗絲找到了一個工廠會計的工作，並嫁給了一個有聽力障礙的男性。這是愛麗絲悲劇命運的開端。愛麗絲為什麼偏偏要嫁給一個有聽力障礙的男性呢？從影片中我們可以找到答案：愛麗絲是一個唯唯諾諾、沉默堅忍的女性，面對別人的嘲笑與謾罵，她不去據理力爭而是低頭忍受，從這個層面上來看，愛麗絲其實也是有「殘疾」的——她是一個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創作者的這種在兩性結合上的身份安排實則是很巧妙的：妻子在男權社會中幾乎喪失了話語權，她「順其自然」地接受了愛情，丈夫在傳統意義上應該是妻子的依靠，但她的丈夫偏偏是個「殘疾人」，愛麗絲徹底成了男權社會中的一個「孤兒」，這也為她之後的自救之路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聽力障礙是男性殘缺的第一個暗示的話，那麼丈夫的「斷指事件」則宣告了男性在影片中的徹底「殘廢」。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中，毀容、斷傷肢體具有典型的閹割象徵意義，這種閹割可以是肉體（慾望）上的，也可以是精神（自卑與焦慮）上的。倘若說在尚未斷指之前，愛麗絲的丈夫是唯一一個能幫助她的人，那麼斷指之後他就徹底地成了一個行動與精神上的廢人，斷指也就意味著男性力量（正面力量）在影片中的退出與落幕，女性要想獲得幸福，必須自救。

來看看影片中男性角色的設置與男性力量的隱退：崔都哲表面是一個退伍軍人，實則是一個兇狠狡詐的無賴；金亨石是一個典型的「病態者」的形象，他患有「狂躁症」；相比較而言，金秀哲是一個具有正面形象的男性，但卻幾乎無所作為，他手中的權利和本屬於男性的力量在影片中被淡化到幾近消失。和正常意義上的男性相比，這三個男性形象都是存在著巨大缺陷的，他們要麼是導致愛麗絲悲劇命運的推手，要麼隔岸觀火，並未對女性伸出有力、有效的援助之手，形同虛設。

除了直接表現男性正面力量的「缺失」之外，影片也不乏間接表現。心理治療室門外的家庭主婦們、拎著一桶水爬樓梯被水打濕衣服的女人、租住愛麗絲房子的孕婦，無一例外地，這些女性的身邊都未出現男性。家庭主婦們的心理苦惱只能求助心理醫生或自己消化，丈夫不會傾聽更別說理解；拎水的女性無人幫忙，只能獨自承擔沉重的家務；孕婦如單親媽媽一般，挺著大肚子還要去照顧另一個哭鬧的孩子。男性在這些情境中都處於缺失狀態，女性只能獨自地默默地承受著生活和命運帶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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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的愛麗絲

愛麗絲並非天生怯懦，進入社會以後，因機器取代人工而喪失了許多工作機會，又因為自己「身材不好」而勉強找到工作以維持生計，此時她已經喪失了爭取自己話語權的部分能力與膽量。這是愛麗絲的不幸遭遇，也是現實生活中眾多女性的寫照，她們因自身的「生理缺陷」而被迫接受男權社會的安排，被迫喪失了自己的女性話語權。緊接著，愛麗絲嫁給了有聽力障礙的男性，更是其被迫失語的直接表現——為了配合丈夫（男性）不得不靠書寫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幾乎丟掉了自己說話的能力。丈夫喪失勞動能力之後，除了埋頭辛苦工作之外，愛麗絲更是進入了徹底沉默的狀態，她心甘情願地接受了自己辛酸艱難的人生。這裡的「心甘情願」其實更多的是無奈——單純善良的愛麗絲收到的第一份來自男性的關懷便是自己的丈夫，這份感動、甜蜜與滿足便持續了愛麗絲之後的全部人生。這正是愛麗絲在這巨大的男權社會中孤獨、缺愛與渴望被愛的表現。

丈夫成為植物人之後，愛麗絲變得更加吞吐與怯懦，甚至連最基本的交流都成了問題。緊接著，一次過失殺人行為成為了愛麗絲爭取女性話語權的轉折點——既然言語無用，既然無人關心，既然已不堪忍受，那殺人就成了一件異常痛快之事。有評論認為，愛麗絲的轉變過程是從善良之人到惡魔的轉變過程，這一點筆者不盡贊同，愛麗絲並沒有「惡魔化」，自始至終她的心愿都很單純，她只是想要一點塵世中微小的幸福而已，但就是這點小小的心愿都難以實現，都一次又一次的被現實阻撓和撕碎，竟只有通過殺人才能獲得和實現。愛麗絲的轉變過程充滿著悲劇意味，也增強了影片的批判現實主義色彩。

在影片中，愛麗絲曾兩次大聲地發出了呼救：丈夫自殺之時，愛麗絲的呼喊撕心裂肺，但沒有人前來幫忙和查看，影片只是給了一個空鏡頭——一大片各色各式的擁擠的房屋，愛麗絲的呼救被湮沒在了這一片既擁擠又空寂的房屋之中，她不過是這底層芸芸眾生中的一個，無人關懷，自生自滅；被洗衣店老闆關進洗衣機以後，愛麗絲的呼救聲依舊無人聽見，房子內唯一的老嫗早已喪失了救人的能力，處於絕境中的愛麗絲只能自我拯救。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除了輕微的恐懼之外，在更大程度上，暴力和殺人給愛麗絲帶來的竟是膽量與話語權的增加。正如影片開頭的場景：「中性化」的心理諮詢師已經不願再去傾聽女性喋喋不休的心聲了，只有用脅迫和綁架的方式才能讓她認真傾聽愛麗絲的訴說，愛麗絲才能爭取到自己短暫的話語權。

通過殺人，愛麗絲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近了，這時候，警察介入了。在警察審問愛麗絲一節，兩名警察分別位於畫面兩端且佔據了畫面的大部分空間，而愛麗絲被擠於畫面中央，顯得十分弱小，在法律這一強大的男權社會意識形態面前，愛麗絲再次失去了掙扎的餘地，唯有殺戮才能衝破最後的枷鎖。由於影片對愛麗絲的不幸遭遇做了足夠的鋪墊，所以愛麗絲的這種想法和行為是完全可以被觀眾接受和理解的。正如那名警察所說：「這世界本來就是可憐之人在犯罪。」可謂是道盡了底層人物的辛酸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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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兒結語

有評論將愛麗絲與被逼上梁山的好漢作比較，認為他們都是被現實所逼而不得不走向了與主流意識相對立的道路，都是社會中的可憐可敬之人。這種見解付諸了評論者的思考，有著一定的合理性，但筆者認為，與其將愛麗絲比作梁山好漢，不如將她比作《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儘管她跟祥子的轉變與結局不同，但她與祥子有著一個極為相似的地方：希望的一次又一次的破滅。

如果說祥子夢想的幻滅來自於黑暗的封建社會，那愛麗絲的則來自於灰暗的當代社會——就醫費用的逐漸增加、勞動人民合法權益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房價的不斷攀升、不斷被忽視和邊緣化的殘疾人士、不斷出現的因拆遷重建事宜而引起的流血衝突等。至於結局不同，大抵因為祥子所愛之人都已遠去，在無情的現實面前他選擇了妥協、麻木和隨波逐流，而愛麗絲始終心懷希冀，加上對丈夫的眷戀，她由被動忍受走向了主動抗爭，而最快、最直接、最有效而又最極端的抗爭手段，即是暴力。

正如影片海報中的一句話：「我只是想要一點幸福。」可就是這一個想跟丈夫去海邊旅行的微小心愿都不斷被擱置，不斷被各種社會勢力所干擾，「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的女性徹底淪為了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其走向極端的暴力行為令人唏噓感嘆，充滿同情與思索。愛麗絲用暴力手段實現自救，但這也意味著，在自我拯救的同時她也走向了自我毀滅。

可以說，《誠實國度的愛麗絲》是一首底層女性的命運悲歌，它具有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色彩，但它又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寫實主義電影，而是帶有一定的荒誕色彩：「無臉」的男人、突然出現的助聽器廣告、斷指之時的眾生相、愛麗絲的「飛鏢」絕技、對河豚毒性的科普等等，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間離」作用，淡化和消解了影片的血腥暴力所帶來的心理震懾力。

但值得肯定的是，這部影片的鏡頭平實、樸素、多用長鏡頭和固定鏡頭來表現人物與暴力，具備了寫實主義電影最基本的鏡像美學特徵。倘若從寫實主義和荒誕主義相結合的層面上來看待的話，《誠實國度的愛麗絲》不失為一部「黑色電影」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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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周祚

責編｜李電電＆小傘

無極與熵｜影視專業在讀，電影愛好者。「借電影酒杯，澆心中塊壘」，願電影帶給你啟發、安慰、激勵、釋放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