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崩潰之路

中國的近代化歷程，實際上是從被打臉開始的，這就是1840中英鴉片戰爭。

這場戰爭直接導致了清帝國的崩潰，也為腐朽的中國砸開文化觀念上的裂縫，西方文明挾科技之威照射進來，近代化嬗變與救亡圖存同步開始了。

中華民族是個很有些自負的種群，在此之前，延綿千年的發展史，在形成一套獨特的文明系統的同時，也形成了「天朝上國」的自大觀念。對內故步自封，極度內耗，自以為樣樣比人強，要不就是「古已有之」；對外一片茫然，與近世科技發展完全脫節。

中國註定要為科技發展方面的「遲到」付出代價，所謂近代化，其實就是接受歐洲列強的殖民化。文明的碰撞給東方帶來了機會，但更多是災難。

抵禦外侮無疑是正義的，但抵禦外侮的目的卻是抱殘守缺。當全新的統一國家從廢墟中建立起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的時候，勢必會面臨這樣一種解釋困境：

今天的人們，該如何理性看待這種出於抱殘守缺目的的「抵禦外侮」呢？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儘快止損接受近代化的洗禮，或者打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爭，哪一種選擇才是應該受到肯定的？

對先賢事迹的重述，也是整理破碎的民族自尊。

這歷史重述毫無疑問是政治先行的，甚至充滿神話色彩。林則徐、關天培等民族英雄激勵著後來者前進，他們的神話也被塗上越來越厚的油彩，並且產生「扭曲立場」，進而影響我們對同時期其他人的行動的判斷，以及對整個歷史進程的判斷。

於是出現了兩個歷史，一個是真正發生過的，一個是服從於政治解釋立場的。後者鼓舞人心，但是扭曲事實，並干涉人們對第一個歷史的理解。前者黯淡辛酸，甚至不免有歷史虛無之譏，卻能鉤沉出一直處於認知盲區的真相。

《天朝的崩潰》即是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嘗試，在這本書里，作者釐清了清政府的軍事實力、軍事觀念、調度能力、可用資源、民心向背等重要因素，與來犯的英軍做一對比，重新評估了林則徐、琦善等人的事功，並試圖分析「主戰」、「主和」等不同立場背後的真正原因。

觀念的崩潰

天朝的崩潰，首先並非帝制的衰頹，而是觀念的崩潰。如果要背鍋，一個清政府背不動，這是幾千年累積而成的觀念。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自居天朝上國，與周圍番邦建交的基礎，是華夷之辨。

在英人來犯之前，中國從未發生過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外交。

這場變局到來時，政府的用詞是「邊釁」。也就是說，清政府把它理解成了回亂、苗亂之類的紛爭。

對於滿清政府而言，基於貿易往來的平等外交關係是無從想像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央之國，沒有勢力均衡的對手，沒有重商或者殖民的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也不會對貿易產生過分依賴。

在君主及士大夫的眼裡，朝廷的責任是安撫百姓，確保農民以時耕種，百工各司其職。

對待外來的夷狄，常規手段有剿、撫、羈縻，總之維持各種勢力不折騰，便可萬事大吉。

歐洲諸國則不然，他們帶著強烈的貿易訴求，又有武力支撐。對他們而言，儘可能地進行市場與殖民地的擴張，才能維持宗主國的經濟騰飛。

天朝物阜民豐，想自絕於世界經濟體系，這是列強無法容忍的。故而，鴉片的邪惡貿易一經阻斷，英國便開始主動干涉，並步步緊逼，將武力欺凌與新思想新技術強勢輸入進來。

於是摧枯拉朽一般，清王朝經歷了一場觀念的洗禮。

而「天朝」這一觀念，則是一步步走向崩潰。

崩潰過程中，中國人逐漸理解了何為近代國家，理解了何為國與國的平等，並以自己對平等的理解，在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努力謀求這種平等。

道光皇帝作為這場大崩潰轉折點的關鍵人物，到死都未能理解歷史呈現給他的新格局，他只是以中人之才，不停地修修補補，維護著一個註定沉沒的帝國。

不幸的是，他的修補逆勢而動，做得越多也就錯的越多。這些努力並沒有改善、反而是一再惡化了中國的政治環境，使近代化的歷程遭受更多痛苦。

雖然歷史不容假設，後人在重新梳理這段歷史的時候，卻反而能比當時的人們看清更多。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實是：

發生在廣州的事情不是什麼邊釁，而是兩種文明的碰撞，這種碰撞的結果是「天朝」觀念的崩潰，由於信息的滯後閉塞，遠在京城的決策者並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在帝國崩潰之前，崩潰的命運早已在嶺南之 地被決定了。

從忠奸二元的政治敘事，到民族英雄的神話破滅

這本書有個導論，從琦善賣國說起。

琦善之賣國，被主流定調，作者茅海建則通過對海量的一手、二手資料進行考證，推翻了這一歷史定性。

就利益背景而言，琦善無賣國動機，無賣國的權力，更無賣國的事實。捲入談判之前，琦善是道光倚重的滿洲正黃旗重臣、能吏，就公講是國之棟樑，就似論是皇族親信，之前甚至還是個主戰派。

他為什麼要賣國，在賣國行為中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如果以賣國論之，這些疑問幾乎無解。

實際情況是，廣州見聞令他改變了立場，中英軍事實力差距太過懸殊，當地更是幾無可以一戰的兵勇，他能做的最優解，就是在談判桌上和平解決這一爭端。在隨後與英方代表的談判中，能爭的爭之，不能爭也要壓到底線，最終因為英國、滿清兩方開出的條件差距太大，將自己攪進這場衝突的漩渦里。

攪進之後，就無法全身而退。不明真相的道光和英國鬥法，並無決策權力的琦善被夾在中間，他仗著皇帝的恩寵，自己應承下許多條件，卻仍舊無法和沒有決策權利的英法代表達成協議。談判破裂之後，道光秋後算賬，琦善隨機身敗名裂。

在隨後針對主戰派的造神運動中，琦善以主和的身影被越抹越黑，終於成了賣國賊。

造神運動是提振民心的需要，是將已發生的事情進行扁平化，形成一個簡單粗暴的結論，輸出給民眾。

彼時的人們尚無法以現代人的眼光審視正在發生的變局，只能以固有的忠奸二元對立敘事進行理解。琦善搞砸了國事，擅作主張，敢對英國開出道光皇帝無法容忍的條件，那當然賣國無疑。

也就是說，作為賣國賊的琦善，實際上是一種觀念的遺產。

與之類似的另一份遺產，是林則徐、關天培、裕謙等所謂「主戰派」。

這些人或態度強硬，或死於疆場，因立場原因，逐漸被塑造成了民族神話。

茅海建以史實資料為刀，撥開層次政治性的敘述，骨感的現實被呈現出來：

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海戰意識等等，遠未滿足現實需要，即便上下全力應承貫徹、實心用事，面對英國仍舊是以卵擊石。

至於關天培、裕謙等，在道德意義上他們是英雄，在具體戰事則是徹底的失敗者。他們不能挽大廈於將頹，作為樣板的意義，遠大於作為一線指揮者的作用。

茅海建梳理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脈絡，滿清政府最有能力的那群幹吏，赴粵之前無不幹勁十足，自以為到了廣州便能順利平定這次「邊釁」，接觸英方之後卻迅速扭轉立場，快到他們自己都無法接受。

對事功的野心，迅速轉換為官場的虛與委蛇，最大的困難，變成了與皇帝溝通的困難。簍子越捅越大，作為決策者的皇帝能夠接受的信息，卻越來越偏差。結果就是了解情況的人不能決策，有決策權的皇帝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談判被捲入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里，止損的機會一再延宕，最終在洋槍洋炮面前徹底認慫。

傳統政治有問奸臣不問皇帝的陋習，於是誤國之人層出不窮，需要負最終責任的皇帝卻被摘個乾淨。

這種忠奸二元對立的解釋模式，甚至在完成近代化之後仍舊有餘緒尚存。「琦善賣國」與「英雄神話」，或多或少都帶有這樣的色彩，而決策者的無能、頑固、推諉，卻被輕易地掩藏在歷史裡了。

我們可以說，帝制是腐朽的，清王朝的統治是腐朽的——然而這並非鴉片戰爭失敗的全部原因。需要對這場大崩潰負最主要責任的人，恰恰是道光自己。

另一種可能性

與中國同遭扣關之禍的另一個國家，是日本。這個歷史上的中國藩屬，面對列強的挑戰毫無還手之力，沒有組織像樣的對抗就妥協了。但是日本的境況並沒有迅速惡化，而是知恥後勇，開始了著名的明治維新，並在甲午年挑起戰爭，加入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殖民史。新世界不停被發現，也將更多人貼上了「被殖民者」、「殖民者」的標籤。中國作為迥異於西方文明的東亞帝國，自然無可逃避被拉入世界的命運，並被迫與這些挾工業革命之威而來的侵略者一較高下。

日本的命運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範本，這就是放棄抵抗，知恥後勇，迅速融入近代世界。反觀中國，先是以傳統成法，撫之剿之，眼看無效，又有了中體西用，又有了洋務運動，又有了戊戌變法……一直到孫文說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才算是真正有了融入近代化的決心。

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抵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也落後了很多。

那麼是否得到很多呢？

中國古老的智慧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歷史未終結之前，這個問題顯然並不容易下結論。

茅海建在結尾問道：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鴉片戰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無論擴大還是縮小，都默認了這樣一種現實：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是一直存在的，日本式的「脫亞入歐」，那麼當然也就並不適合這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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