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區別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

這篇文章即問題：怎麼區別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 下我的回答的整理。 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以上內容的關係。

1.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很明顯，這兩個概念的關係必須要回到經濟思想史的河流中去尋找。

『經濟學』(economics)這一詞直接來源於希臘語的 ο?κονομ?α，即oikonomia，其中的oikos指家庭，nomos為規則或法度，所以會有人稱之為『家計學』。而隨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概念第一次登上舞台，應該是17世紀法國人孟克列欽（Montchretien）的《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隨後的很多經濟學著作都以『政治經濟學』為名，如薩伊(Say）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穆勒（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等。

在這個階段，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國家或君主如何增進國家財富、保障國民生活等問題。例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就是：

作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

而薩伊則強調了，要把 「研究社會秩序所根據的原則的政治學」與「闡明財富是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政治經濟學」 區別開來 。於是我們看到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分野。

有的同學還是不理解Political Economy和Economics的原初區別，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於從政的學科，並不是這樣的。我們看到，Economy (oikonomia)最初是『家計學』，研究的是一個家庭的收入，而色諾芬的著作中包含的內容其實並不僅僅是『家庭收入』，甚至還包括了為人、修身的問題，所以目前國內的古典學界都傾向於把這本書叫做《齊家》而非《經濟論》。而Political Economy是如何從『家計學』派生出來的？很自然的理解就是『以國為家』，考慮一國的收入，從『齊家』走向『治國』，所以英國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的代表著作是叫做《賦稅論》、《政治算術》；大衛·李嘉圖的諸多手稿都是關於『反穀物法』的鬥爭了。

時間走到19世紀的下半葉，經歷了馬克思的嚴峻挑戰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亟待解決自身的問題。在著名的『邊際革命』以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發生了重要轉變，從對國家的財富積累生產轉向了個人行為和市場價格的變化，內容的變化引起了名稱變化，出現了對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的批評，一些人主張改變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將政治經濟學改名為財富學或努力滿足人類需要的學說。最早提出用『經濟學』這一名稱的，是邊際革命發起者之一、新古典奠基人之一，英國經濟學家斯坦利·傑文斯（Stanley Jevons）。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再版序言里指出：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雙名，比較麻煩，應儘早放棄。最好的名稱是Economics （經濟學），因為它既與舊名稱比較接近，又在形式上與從亞里斯多德開始就已通用的Mathematics（數學）、Ethics（倫理學） Aesthetics（美學）等學科名稱類同。

『經濟學』這一名稱的廣泛使用，應當歸功於馬歇爾的名著《經濟學原理》，他所創立的新古典理論長期佔據著主導地位。隨後，羅賓斯在著名論文《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科學』。

由此，新生的『經濟學』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名稱和內容上就徹底地分開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馬歇爾到薩繆爾森的時代，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區分並沒有那麼徹底，而是在很多時候作為同義詞出現。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就多次用『政治經濟學』來指代『經濟學』。

隨著博弈論對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革命，以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經濟學分析方法向其他學科問題領域的滲透不斷深入，逐漸形成了我們一般稱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關於『新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有 @徐軼青先生的回答珠玉在前，我水平有限，不再贅述。

（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這個問題，如果展開了說，可以組成好多篇論文，我在此只簡單地說一點。有興趣的可以去讀一讀吳易風老先生針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比較研究』的相關論文。

這個問題下有的答主，直接地把『國內的』的政治經濟學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私以為這是欠考慮的。因為國內有以北京大學姚洋老師、我院聶輝華老師等為代表的一批主流學者，所做的工作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把他們這些人的努力抹煞了，我以為是不太公平的，同時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是極其不利的。因為姚洋老師前幾日還在發聲，要『構建中國新政治經濟學，從中國的偉大實踐中總結經驗』，雖然他是掛著我們這只不耐看的『羊頭』，來賣他那好看得多的『狗肉』，我還是希望能與之劃清界限，畢竟『新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還是回到思想史上來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最初的名字是叫《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他之前的英、法、德等各國政治經濟學理論（或者說『國民經濟學』）進行的批判。在經濟思想的圖譜上，他所直接繼承和發展的，是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在這一點上，他最主要的貢獻是提出了『勞動二重性』的理論，從而避免了導致李嘉圖體系解體的危機。

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為核心的生產理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接受『剩餘價值』和『剝削』等概念，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質疑。所以馬克思以後，勞動價值論就必須被主流的經濟學家所放棄，經濟學需要有一個新的價值理論，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邊際革命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理論。

（插播一段私貨。邊際效用理論看似提供了一種價值理論，實際上是取消了價值理論。主流經濟學中的商品是不存在相對穩定的內在價值概念的，進而『價值』和『價格』在很多地方都是混用的。）

由於馬克思理論邏輯的嚴密性，一旦接受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就不得不接受他的其他結論，所以價值理論也是馬克思理論中遭受攻擊最多的。這裡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價值轉形』問題，即『價值如何轉變為價格』的問題，最早由德國的經濟學家鮑特凱維茨提出，馬克思所提供的數學解法是存在問題的，此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拉法提出的純商品體系取消了勞動價值論，被認為是一種可能的發展；另一種更通行的解決方案則是學習主流經濟學，先不管它，用一個勞動價值論的MELT新解釋把問題懸置起來，去研究更緊迫的現實問題去。

為什麼說後一種做法是學習主流經濟學呢？因為上個世紀曾有過一次著名的『兩個劍橋』論爭，討論的結果是代表主流理論的一方失敗了，邊際效用理論存在嚴重的問題，但是主流學界選擇忽略、懸置了這個問題，先去研究現實再說。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古典和馬克思還真是沒辦法互相嘲笑，都有問題。就好像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黑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學的研究綱領方法論》裡面攻擊馬克思主義『沒辦法預言未來的事實，所以不是科學理論』，讀到這裡，我真是替所有的經濟學研究者抹了一把汗，我們是不是需要比一比『誰更不科學』呢。

我在文章開頭的時候提到了『異端』這個詞，這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而是經濟學家們統一的偏好。把mainstream稱作正統（orthodox），其他的理論則都是異端(heterodox），到現在，異端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倒是成了『Heterodox』這個英文單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地方了。

知乎上有很多人都持有這樣一個觀點，『馬克思的經濟學早就在全球範圍內被否定了，只有中國人還在學習』。遺憾的是，即便是AEA（美國經濟學會）也不敢聲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經死了』，還是得把我們這些異端放在一個筐子里裝起來，放在JEL的B類下面，作為『現存諸異端』的一部分，即使我們研究的問題包括了價值理論、生產理論、增長理論等很多其他問題，我們丟不掉的就是這個標籤。

遺憾的是，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還是沒有能夠超出馬克思及其繼承者的理論視域。我們依然存在著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我們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如果哪一天，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再是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下不會出現『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所有勞動者都並非『自由得一無所有』，而是實現了真正的積極的自由，那麼，即使讓我們的理論徹底死了，被放在經濟思想史的神龕上供起來，過年過節的時候提一提貢獻，換後人幾句感嘆，我們也甘心了。

可是現在，在金融危機的餘波尚未完全過去的現在，如果就像姚洋先生在《構建中國新政治經濟學》里說的那樣，馬克思是『老政治經濟學』的代表，其內容應該被『新政治經濟學』所超越，恐怕有點操之過急了吧。

說起馬克思對現代經濟理論的貢獻，很多非專業人士都會覺得馬克思主義只會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而在現實經濟領域的研究上毫無建樹，其實不是這樣的。雖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出於政治需要，馬克思主義者們忽略了現實問題的研究，存在教條或僵化的現象，但是不代表全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脫離實際的，因為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決定了，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必須是建立在對現實經驗的總結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的方法論特徵就在於，他認為經驗現象背後必有其本質的規律，研究工作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由此才有了他的全部概念體系。而我理解的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可能是因為休謨問題太過深刻，導致歸納邏輯被許多人所排斥，在研究的時候採用的就是繼承自李嘉圖，以及其他自然科學學者的『抽象演繹法』，或者乾脆拋棄了建立邏輯因果性的努力，只尋找現象之間相關性，總結了奧肯定律、菲利普斯曲線等經驗規則。（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淺見，歡迎批評。但是我覺得討論經濟學問題的時候，休謨確實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計量經濟學試圖從相關性中尋找因果性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是對休謨問題的一個回答。）

還是說馬克思的貢獻。他建立的兩部門再生產模型，批判地繼承了魁奈的《經濟表》，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模型，也是最早進行經濟學數理化努力的嘗試。在主流理論那裡，它被新古典的Solow-Swan模型所取代，原因是Solow模型可以更好地擬合現實統計。（當然，我覺得這裡所謂『更好擬合現實』是有問題的，因為GDP等國民經濟統計指標，就是為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所設立的，而馬克思的時代不存在這樣的統計，在設立模型的時候自然無法考慮擬合的問題。）不過，列昂惕夫（Liontief, 1973年諾獎得主，曾任AEA會長，前文提到的鮑特凱維茨的學生，也是索洛、薩繆爾森等人的老師）所創立的投入產出體系，很明顯地帶有馬克思的痕迹，當然在他口中，他是『把馬克思作為一個古典經濟學家來繼承』的。現在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研究，都是基於這一體系，來對現實經濟結構和運行做出分析判斷。

總得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研究的都是現實經濟運行當中的規律，只不過馬克思的表述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而主流經濟學的表述則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兩者最主要的分野，在價值理論和分析方法上，馬克思主義堅持的是勞動價值論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而主流經濟學則堅持邊際效用理論和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強調自身的階級屬性、歷史屬性，認為資本主義有其內在的限制，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的一個階段，主流經濟學則秉持歷史終結論，取消自身的階級、歷史屬性，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的終點和最高成就。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古典政治經濟學顯然也不是一個東西。大家應該也注意到了，兩者從研究對象上就有很明確的區分。馬克思最初是以『古典』的批判者的姿態出現的。現在很多觀點，構建了『古典』和『新古典』的一組矛盾，同時把馬克思的經濟學歸入『古典』框架，其實是不可取的。因為馬克思面對的問題，和古典、新古典的經濟學家都不一樣。

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理解。首先明確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概念上也應該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面我們說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確提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這就規定了『狹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此相對的，『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研究則是各種社會形態下的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係。如果有充足的經驗材料，我們不僅可以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研究，也可以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等社會形態進行研究。所以，簡單地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子學科，研究的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出發，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社會形態進行研究，和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出發研究歷史現象是不一樣的。主流經濟學的前提假設與分析方法都是超階級、超歷史的，其常見的分析觀點是認為歷史是一條向自由市場關係線性演進的脈絡，甚至會把資本主義下特有的心理狀態、行為模式套到歷史人物身上。歷史唯物主義要求我們不能這樣做，歷史唯物主義也要求我們不能對未來社會做出特別細緻判斷，而只能做一點理論上的推測。江澤民同志就曾經指出：『我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我們要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江選》第三卷，293頁）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勢的分析，提出的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構想。在他們那個時代，存在著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形態的萌芽，不存在對現實的社會主義他們的理論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起點，而不是完成和終結。

在經典文獻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常是混用的，而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區別，共產主義出現的頻率更高。直到後期，馬克思發表了《哥達綱領批判》，在裡面區分了共產主義的高級和低級階段，在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低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再後來，從列寧開始，人們逐漸習慣於用『社會主義』來指代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用『共產主義』來指代高級階段，形成了我們現在的慣用法。

此外，在馬恩的著作中，還有一個叫做『過渡時期』的提法，也就是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後，還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漫長的過渡時期，舊有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還必須被保留，並且不斷被改造，以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一般而言，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或者『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專指蘇聯的經濟理論。十月革命後，列寧就組織一大批專家，研究社會主義下的各種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1937年，蘇共中央開始組織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斯大林的領導下，1954年教科書正式出版，其主要觀點大概是：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公有制有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體所有制；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中調節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規律；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經濟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和重要的經濟規律，這一規律要求按勞動的數量質量分配物質資料；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主要限於個人消費品，價值規律不是生產的調節者，但在一定範圍內對個人消費品的流通起調節作用；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經濟關係則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尊重一切大小民族的國家主權、兄弟互助、一切經濟聯繫的計劃性和組織性之上的。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以上內容的關係。

這個問題相對要困難得多。以下內容雖然大多傳習自各位師長，但是只能代表我個人立場，沒有任何傾向。我的水平也十分有限，如果各位感到不滿意，還請原諒則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能是大家都熟悉，又都說不清楚的內容。很多教授這門課的老師有時候也感到很困難，主要是這一套理論自身的問題。因為我們並不是現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再用這一套理論來指導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實踐的。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系列的政策實踐的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及作為這一理論體系一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總結現有政策經驗，給未來政策實踐提供理論依據而出現的。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實踐推動理論』，而不是『理論領導實踐』，或許像羅素說的『在先進的國家，實踐啟發理論；在落後的國家，理論鼓起實踐』。而經濟學家們儘管都喜歡在論文中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但是真正被採納的其實少之又少。像美國的『涓滴經濟學』、『華盛頓共識』那樣對內、對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建議，主要還是因為符合了統治者的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需要才得到了推行。正因為政策制定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獨立於學術界的，所以中央文件下達後，學界還需要組織學習、解讀，有時候左右兩面的聲音爭論不休。

我覺得有必要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策實踐做一點討論。對於這一系列政策主張究竟算作什麼體系的內容，一直都是有爭議的。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中國的發展完全可以用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需要特別關注的只是中國獨特的政治過程；很多較為激進的觀點（左右都有），就直接把中特和Neo-Liberalism畫上了等號（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就把Deng 和 Volcker, Reagan, Thatcher作為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並列，Paul Sweezy在80年代以後拒絕和中國官方有任何聯繫），而官方定下的基調則是強調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

（關於中國和新自由主義，可以參看《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年第6期刊載的《大衛·科茲與孟捷對話：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不方便用知網的朋友，可以直接在http://crpe.ruc.edu.cn下載）

不談別的，我只談一談對於官方定調的理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並且建立與之相協調的理論體系，而不是照搬照抄國外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這不單純是出於國家崛起需要或者保持執政合法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我覺得是為了保證正確的前進方向，或者說『不忘初心』。有的觀點認為，既然資本主義的發展，會讓它自身成為自身的限制，越發達它就越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那我們什麼都不做，就讓它自己滅亡不行嗎？可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們不能夠『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旦放棄了鬥爭，等待我們的事業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在此前提下，建立中國自己的理論體系，其緊迫性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並不是用現有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的現實就叫做中國理論，我們需要的是在總結中國經驗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為核心，建立一套新的理論體系。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其他異端經濟學家），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從各個角度出發來攻擊主流經濟學的漏洞上，可是即使主流經濟學真的被打成篩子了，我們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也沒有辦法取代對手的地位，『畢竟只有理論體系才能取代理論體系』（Landreth & Colander, 200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在理解上，有一個語法上的問題。也就是應該理解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學界目前傾向於前一種理解，也就是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特色下的產物，這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的。辯證法中有關於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們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的時候，所能夠直接接觸到的是無數個特殊的、具體的事物，我們只能由特殊的事物中所蘊含的部分一般性的規律，來逐步接近和把握抽象的一般性，所謂的一般性在現實中是直接觀察不到的。就好像一般的資本家、勞動者我們是見不到的，我們見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只有文學作品或者理論研究中才會出現某些具有強烈的、典型的特徵的人物。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也只能從具體的實踐中逐步發掘。我們可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可以有『古巴特色』的，未來說不定還會有『美國特色』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教條主義的問題，僵化地拘泥於既有的理論，忽略了現實實踐對理論的反作用，並認為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唯一正確的。

『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 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於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

——《毛澤東選集》（第1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主席組織一個讀書小組在杭州開展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後來相關學習內容，經由鄧力群整理成冊，形成了《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和批註·清樣本》，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刊印（未正式出版，網上可以找到一個《簡本》的chm格式文檔，大家自助）。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中的很多內容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例如批評了前蘇聯注重個人物質刺激、不強調政治覺悟；社會主義要反對平均主義，也要避免過分懸殊；社會主義必須重視集體福利建設等等。理論內容很豐富。隨後，改革開放到92南巡之間的過程，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名稱成型的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一理論又經過的不斷的豐富和發展，但是基本上都是政治實踐推動理論發展，理論發展支持政治實踐的過程，期間討論的主要問題如『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問題』都是以解釋、支持實踐為核心，而非以理論邏輯為核心的。

以上內容基本上是『理論的必要性』和『理論的對象』、『理論的歷史』，接下來談一談理論的方法問題。

在前面我們就知道，理論之間的差別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問題上，還體現在所使用的方法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毫無疑問的是馬克思主義，其基本分析範式和理論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在官方的解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可以有其他的理論來源：一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二是主流的經濟學。

關於這兩點其實都是有爭議的。一提到傳統文化，很多人就會想到封建糟粕的復辟，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馬爾庫塞曾經不無刻薄地指出：『有什麼證據能夠表明先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可以選定一條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和當代共產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呢？在那些地區的本土文化和固有傳統中有什麼東西能夠預示出這樣一種不同的選擇呢？』（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也就是說，在『現代性』已然形成其自身傳統的情況下，我們有什麼證據表明現代以前的傳統文化，能對現代產生新的影響呢？不過如果只是用現代視角，對傳統文化做出再解釋，我覺得是可以接受。例如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精神，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倫理觀，其實和現代的存在主義人道主義是有相通之處的。

關於第二點，引入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倒不是有人說這一點不對，但是很多人在實際應用中對度的把握存在問題。關於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要明確的一點就是，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也就是唯物辯證法，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如果只是認同馬克思關於人類自由、平等解放的觀點，而並不接受歷史唯物主義，那麼你可以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或者一個左翼自由派，但是你不能算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引入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有的學者就出現了喪失理論自信的現象，更願意接受一套從天而降的新理論，而非從現實中進行艱難的探索。

總結：我們最後討論的話題，是一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理論基礎，同時吸收借鑒其他先進內容；它以中國現實實踐為核心關注，是為了順應政策實踐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理論，還亟待完善，有的人認為它的理論和邏輯還不夠深刻、徹底，這也是情有可原的。

最後播一段私貨：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里說到：『哲學家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關鍵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話也被作為墓志銘刻在了他的墓上，其中深刻地體現了他關於『實踐』的重要觀點。列昂惕夫在談到自己年輕時候於德國的求學經歷時說：『當你在理解系統之後再去完成優化是再好不過了，可是我覺得對於經濟學家而言，首要的工作是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規律。』很明顯地，我們看到了『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這兩個層次的出現。我覺得，經濟學之所以特殊，就在於它不是首先完全認識了世界，才去改造它，而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邊改造世界，一邊改造認識，是社會科學的獨特的實踐過程決定了這一現象。所以持不同理論觀點的雙方，通常一邊為了取得現實實踐的力量而相互鬥爭，一邊又在理論上互相學習借鑒。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我從來不排斥學習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只要它有助於我更好地認識世界。希望主流經濟學的學生們也能同樣越過這一意識形態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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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筆力有限，閱歷有限，不能盡如人意。各位有任何意見，歡迎補充討論。

如果我的表達出現了任何偏差，請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但願不至於被導師當面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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