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歲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01-29

最近看到一篇很火的文章《這場丹麥與中國初三學生的教育比試，結果你絕對想不到... 》，裡面提到，在一次中國和丹麥初三學生的競賽中，中國學生竟然在創新上贏了。然後總結說，中國基礎教育實際上為孩子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遠超包括丹麥在內的西方國家。而這些知識，正是創新所必不可少的根基。

好奇之餘，查了下資料，原來這是2013年丹麥的DR電視台拍攝的一個紀錄片系列。這個紀錄片總共四集，在裡面中國和丹麥的兩個初三班級的孩子分別做了閱讀、數學、英語，還有創造力和協作能力競賽。節目內容頗為豐富有趣，其中展示的中丹兩國教育的迥異走向，不禁讓我想起來古代希臘最著名的兩個城邦--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這個記錄片在丹麥倒確實曾經轟動全國。因為這個DR在丹麥相當於BBC在英國的地位。多數丹麥人原本就知道中國學生會在數學方面勝出，但認為丹麥學生具有更好的社交能力和創造力。結果卻是如上所述，所以這套系列紀錄片在整個丹麥教育系統、電視觀眾和政府部門引起了巨大的衝擊波。

不過，如果我們過了幾年再核查其事實，這個記錄片和中國的相關公眾號文章一樣，不過是個典型的媒體奇觀。不管是電視節目還是公眾號文章，結果必須出人意料才能吸引注意力。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是要把這個比賽看成不是幾十個丹麥孩子和中國孩子的隨機比賽，而要比較兩國的教育質量的某種依據的話，那麼，提取的標本和測試標準都就要確實可靠才行。但是，這個競賽在這兩方面都非常可疑。

這個比賽是在中國的哈爾濱69聯中的初三13班和丹麥奧胡斯的holme中學九年級的一個班之間進行的。哈爾濱是有1000萬人的大城市，69聯中是這個城市最好的三個中學之一。而且，雖然現在哈爾濱的初中也是劃片入學的，但是參加考試的這個班級，屬於2010年之前的一屆，他們需要通過入學考試才能就讀學校。所以可以想見這個生源質量根本就不隨機，而是在數十萬小學生中選拔出來的優等生。

而奧胡斯雖然號稱丹麥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加上周邊農村人口也只有32萬人。不管是從丹麥的正常中學制度，還是從我們在電視里的各種表象看，這個班級都是就近入學的隨機樣本。僅僅從膚色和服飾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30個人的班級里就有不少來自非洲或穆斯林國家的新移民孩子。就是在那些外貌上看比較像純正的丹麥人中間，也有個多動症小男生，上課完全都坐不住。

所以假如我們接受這麼個前提，中國人的平均智力水平和丹麥人差不多，這就意味是1000萬基數的的擇優樣本和32萬基數的的隨機樣本的比較，統計學上就意味著這個比賽結果是不能嚴肅對待的。

而從測試項目的內容來看，也可以說明這個競賽結果的誤導性。在閱讀競賽中，成績最好的幾個學生都是丹麥的，他們之所以落敗，是因為最差的幾個也是丹麥的。但是從他們隨機組成的班級結構來說，本來就是很容易理解的現象的。接下來的數學測試中國學生勝出，英語測試丹麥孩子勝出，也都在常理之中。所以最讓人好奇的，就是為何在協作和創造力項目的比賽中丹麥學生弱於中國學生。

但是冠了這麼嚴肅的名稱的兩個測試內容，其實都頗為幼稚。所謂協作測試就是節目組從兩國學生中分別挑出兩個小組，每組4個學生，在20分鐘內用50張白紙和4卷膠帶製造一個能容納小組四個人的獨立建築物（這種項目我女兒五年紀的科學課好像就有做過）。

其實最終成績的差別，電視節目里已經分析得很好了，中國學生比較嚴肅認真，能保持高度專註，目標明確（誰都可以想像中國的初三學生那種24小時獅子搏兔的嚴肅認真勁）。而丹麥那幾個小孩，一來是有點嘻嘻哈哈，二來是太注意個人形象，不願意躺在地上測量，這個我感覺反倒更像倒是15歲的少男少女的真實性情，拔高到協作能力的程度實在是太過頭了。

因為要在單位時間完成這個項目，需要的一來是效率，二來是決心。而丹麥人由於他們的個人主義習慣，總在想要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去參與團隊合作，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商量至於那四個中國學生，一看就是幾個班委幹部，相互之間的權力結構和話語權其實平時就很清楚，反而更容易在單位時間內完成指定項目。

至於那個創新的測試，內容是在規定的十分鐘內讓學生獨自在有了兩個C的畫面上進行創造，考察他們在畫里表現出來的思考能力，以及思想的原創性。

但是，測試創造力本來就是公認的難題。創造力是一個極為模糊的的概念，關於它的定義一直是學界不斷爭的問題，但創造力所帶來的產品應該絕對原創和實用，這沒什麼可糾結的。工作中的創造力很容易識別，可是談到測試，一來是因為創新程度取決於老師的主觀判斷，二來，這種測試和其他考試一樣是個博弈過程，學生也可以有意識地主動地迎合：

孩子可以在訓練過程中意識到老師喜歡某些特定的行為，這樣他們就會依此而改變自己的行為。雖然孩子們可能會因受訓練的激勵，而努力地完成當前的各種任務，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到的是，只要用挑剔的眼光，不著邊際的答案，全然不顧準確性或相關性，或者以創造性的名義提出一些老生常談的想法，就可以容易地給出『原創性的』答案。這樣，『創造力』很快就退化成一種特殊形式的合乎要求的狀態。」（尼克爾森，1999，339）

比如說，裡面那個出境率比較高的中國男生LEO，乾脆把他的圖案都畫在兩個括弧之外。丹麥的分析人員就一本正經地說，他的思維要麼非常地創新，覺得這兩個括弧限制了他；要麼非常的局限性，甚至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務。他們決定還是判斷他是非常有創新的，所以給了他高分。而LEO在事後的訪問中，也自稱他已經理解了題意，只是他不喜歡被那兩個括弧拘束的感覺。

可是，在前面的節目部分，這位這麼有個性的LEO，當被問到一天的自由時間只有一個小時夠不夠，他還覺得很滿意，說不然他覺得無事可做。這麼適合教育流水線體制的學生，居然會不願意被束縛？ 其實如果不是錯誤判題，就是這位在應試教育中身經百戰的中國小戰士巧妙地用小聰明智取了這些丹麥傻大個了。

那幾位丹麥專家可能也對中國人過於仰慕，居然認為中國人厲害到這個程度：

他們可以說，現在我們要創新能力，然後創新就馬上「到處都是」了。

可是，歷史證明，對學生的學業的考核比較，和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比如20世紀50年代後，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美國陷入了焦慮不安的境地。當時的報紙上重複報道著這樣一條消息：從9歲起，蘇聯孩子完成的數學和科學的作業量是美國同齡孩子的兩倍。於是，那些年美國孩子拿到了嶄新的生物和物理課本，然後就淹沒在了無盡的題海中，題目內容涵蓋代數和幾何計算導彈的運行軌道的三角函數更是重中之重。

最後呢？那幾代擅長理科作業的那些蘇聯孩子根本沒有做出什麼創新，反而是同年代的美國人在半個世紀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產業。

後來出現了PISA測試，好像是比較客觀。如果我們說到今日世界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美國之外可能就算瑞典和以色列。從國民生產總值里風險資本的比例來看，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美國是第二位，瑞典居第六。如果單考慮國民生產總值中科研和開發的比例，以色列排名第一，瑞典第四，美國第十。

而這三個國家在PISA排名表都沒有取得好成績。三個項目平均下來，美國、瑞典和以色列在三十四個成員國中分別排名二十一、二十八和二十九。

可見，孩子被測驗出來的學業水平，和國家的創新發展並沒有直接的線性關係。 如果以為一個國家靠要求學童努力取得好的測試成績，這個國家就可以發展創新，那想法也太簡單了。

不過，因為這個節目除了測試過程，絕大部分是關於這兩國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孩子、老師和家長對彼此的看法，所以裡面提供的信息還是很有趣的，從中，我們反而可以推導出兩國的學校和國家的區別的來源。

這個節目的主要觀眾是普通的丹麥公民。因為丹麥本來在公立學校的效率上一直有爭議。2009年的PISA報告中，在多數關鍵項目上，丹麥都排在全球前30個國家的後三分之一。所以這個節目，其實是整個丹麥社會爭議中的一環。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節目就好像當初中國的《夏令營的較量》，丹麥人開始考慮，是不是對自家的孩子太放縱了？ 當年孫雲曉那篇文章誇大了中日孩子的差距，使八十年代生人一度背負「垮掉的一代」之名。由於以上所說的樣本和測試的不科學，所以在電視節目里看起來好像中國學生對比丹麥學生起來，好像又刻苦又能考試，頗有碾壓之勢。所以電視里的丹麥人帶著有些恐怖，有些厭惡，也有些讚賞欽佩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學校制度 。

丹麥師生對這些中國學生的感受，可能有些像三千年前的大多數希臘人對斯巴達人的感覺：

斯巴達在其他的希臘人中問引起了一種多少會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敬仰。公元前五世紀一個來自雅典或米利都的異邦人在訪問那些沒有城垣的樸素無華的斯巴達城邦中稀疏散落的村莊時，他一定會有一種置身於遠古時代的威覺，那時候的人們要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純朴，他們不會為財富所腐化，也不會被各種觀念所困擾. ----羅素《西方哲學史》

因為丹麥人也不過是在幾代人之內，才從非常低的起點建設成世界上最富裕的社會之一，他們也還記得自己的前幾代度過的非常困窘的生活。所以他們看到了中國學生的這些表現，會想起他們祖先那一代的那種艱苦和努力，所以也頗有欣賞之情。

但是，這種來自遠距離的欣賞，其實和當初其他希臘人（以及後世的很多西方人）對斯巴達人的欣賞一樣，其實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和丹麥的教育制度差別，內在的不同之處遠遠大於表面上的相同之處，他們的差別是鯨魚和鯊魚的那種差別。

表面上都是國家義務教育制度的第九年，但是因為他們所身處的教育制度的出發點和側重點都不一樣，所以兩國孩子的精神狀態、生活方式，以及測試成績，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就好像雖然斯巴達人和其他希臘人參加一樣的奧運會，在希臘波斯戰爭中並肩作戰，但是斯巴達的社會和文化發展和其他希臘人卻有天壤之別。

節目中有一句話我覺得是文眼，就是那位丹麥教師工會的主席說的

我覺得我要強調一點，丹麥學校創立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培養「生產勞動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為這可以解釋一個最大的疑點。為什麼丹麥人會讓所有的那些新移民孩子、有多動症的孩子，和那些看上去很上進很認真的本地後裔女孩子都呆在一個班級。這樣的班級，雖然只有不到三十個學生，卻光是維持秩序就對老師構成了很大的壓力，而且對於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確實也有不少困擾。這對於中國學校來說好像很不可思議。

答案很簡單，因為丹麥的中學，作為丹麥最引以為自豪的機構，目標是要培養著這個社會真正的公民。作為公民，可以學業不優秀，將來也可能專門拿救濟金。但是，合格的丹麥公民，並不在於高效率地工作，而在於他要學會跟其他公民平等相處，和睦交流。

丹麥的中學在這個國家的民族意識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丹麥社會成功的一大依託，就是這個國家在19世紀中葉發起的「中小學光榮革命」，成了歐洲最早一批實行全國免費小學教育的國家。後來詩人兼神學家葛隆維創辦了folkskole，也就是公立學校。這種folkskole是他們民族認同的構成要素，更是社會平等的構成要素。對於丹麥學校的研究，也是梁漱溟在30年代投入鄉村建設的促發點之一。他指出：

最初的「丹麥的教育」恰可名為「非生產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種講書本子的教育，幾乎可以說它不是教人念書；它那種教育，恰在技能訓練與書本教育以外。那麼，它究竟是什麼教育呢？在頭腦粗淺的人，實想像不到。它那種教育很難說，彷彿是一種「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這兩個名詞很不通，但此外更無其他較好的名詞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們精神陶煉的意思。

因為，葛隆維建立民眾中學的基礎原則就是如此

只要可能，就要教導人們懂得，無論社會階層與職業如何，他們屬於同一個民族，正如人只有一位母親、一種命運和一個目標。

這種平等主義並非凌空高蹈的理想主義，而是很有實際意義，是丹麥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的基石。

從1973年的歐盟主觀境況認知調查到2012年的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丹麥人都一直是最幸福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幸福，肯定不是因為它的人均GDP最高。

丹麥人的幸福感，來自長期可持續的社會平等水平。 90%的丹麥人幾乎處於一模一樣的生活水平上。看丹麥議會的現場直播，你發現，議員們一律身穿牛仔褲和破舊的針織衫。丹麥語中有個專門的辭彙，叫做OJENHOJDE，它的字面意思是「目光平視」：你認為對方與你在社交時是平等的，無論他的職業、財富和地位如何。

為什麼說幸福感和社會平等有如此強的關係？　正如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的，主觀幸福感的唯一可感覺的特徵，是內心平靜。丹麥人如何得到內心的平靜呢？

很多心理學家指出，嚴重的收入不平等與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幾乎所有社會問題都存在直接的相關性，從肥胖、犯罪、吸毒，到精神、抑鬱症和心理壓力。更重要的是，不平等給窮人與富人一視同仁地造成壓力。

不平等的壓力不僅僅滋生嫉妒，它不止是垂涎鄰居家的親密與奧迪A8那麼簡單。在窮人中間做個有錢人，會承受很大的壓力。它會加強你的競爭性消費（一國企業的廣告支出隨著經濟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因為貧富差距越大，人們對廣告信息越是敏感和依賴，受廣告的誘惑也越大），而你永遠不知道，周圍的烏合之眾什麼時候就會撲過來搶走你的財富。

所以，就是這次的美國民主黨競選人之一桑德斯，也喊出了美國要像丹麥學習的口號。可是，丹麥這個模式可沒那麼好學。每個人手上的資源秉賦都不相同，社會不平等其實是自然狀態。所以要維持這樣的社會平等，就意味著國家必須通過高福利和高稅收來實現大規模的收入轉移。

因此，丹麥有全世界最高的稅率，合計稅負在58%到72%之間。換一種說法，丹麥人只能對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決定去向和用途。再一種說法：在丹麥，即使你在私營部門工作，至少在星期四上午之前，你也是在為國家千活。

如果你告訴一個中國人，如果你一個月掙1萬塊錢，那麼你只能支配3000塊錢，這是難以想像的。如果不引起暴動，也徵收不上這麼多稅收。

而丹麥之所以能維持這樣的體制，是因為對於很多丹麥人來說，「我交了很多稅」，這是一件驕傲的事。他們願意把收入的一大部分交出去，用於社會福利，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缺心眼，而是丹麥人相信政府會明智地花錢。「丹麥人願意納稅，原因並不是我們格外大公無私，」他們覺得，自己得到了有價值的回報——舉例說明，運行良好的學校和醫院。

高稅收高福利在本質上是一種重新分配財富的制度，所以只能在彼此高度信任的社會才能進行。只有彼此高度信任並且關係緊密，人們才能相信，金錢會被妥善地分配給那些應當得到幫助的人。

所以並非湊巧的，丹麥人不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還是世界上最相信別人的人和最愛與人交往的人。

2011年經合組織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88.3%丹麥人表示對別人高度信任，超過了其他國民。透明國際組織的年度腐敗認知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把丹麥和芬蘭評選為世界上最少腐敗的國家。丹麥有個特有的風景，就是嬰兒在咖啡館外的童車裡睡覺，媽媽們完全不用擔心。

同時，丹麥人也是全世界最愛交際的人。據丹麥智庫芒達戈摩根（Mandag Morgen）稱，丹麥人加入協會、俱樂部、工會、社團和小組等的人數為世界之最，他們的社交圈也最為廣泛——l6歲以上的丹麥人43%加入某個團體。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是最愛與人交往、最願意相信別人的人，這樣的國民是怎樣來的呢？

應當說，丹麥這樣的文化傳統，造就了他們的公立學校。而這樣的文化傳統，又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公立學校的體制。為了造就適合這種社會的公民，丹麥學校自然會犧牲一些效率. 我們可以看看節目中丹麥師生的一些言論：

覺得讓同學們上學覺得很開心，跟同學相處融洽，是非常重要的。（班主任)
上課方式和課堂紀律密切相關，因為不聽話不守紀律的學生也會被包括進來。但是丹麥的公立學校，因為要包容這些「有困難」的學生，對老師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丹麥的公立學校法要求，學校的目標之一，是要同學們做好將來參加民主社會建設的準備,所以教學方法要注重強調每一個同學的積极參与
要讓每一個學生獲得充分的發言和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
對我們來說，培養出民主的有批評精神的公民，有決定性意義.這樣的公民，才能運用已有的知識，挑戰權威，用批評態度去看問題
如果去了特殊學校，他就會覺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帶上「差生的帽子」（多動症孩子的家長）
我覺得呃，可以有一些小的「工作混亂」，可以問旁邊的同學問題（物理老師）
不能讓一個學生離校時，帶著一種挫敗感。每個學生在上課時，都會被認真對待
丹麥公立學校的特點，是給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們同等地機會來學習和成長

而我們中國的教育制度，不管表面上怎麼說，其實質就是為了培養社會勞動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十幾歲的孩子需要一天上12小時的課程和幾個小時的作業。 因為既然他們其實就是預備的勞動力，那麼就得把他們清醒的時間全部利用起來，才符合效率的定義。 這個邏輯其實和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煤礦童工沒有差別。十九世紀的技術條件下，童工對於煤礦和棉紡廠是有效的勞動力，他們把一天中清醒的時間都用於工廠勞作，才符合效率的定義。而既然在現代工業條件下童工沒有利用價值，那麼作為預備的社會勞動力，就得把他們所有可用上的時間都利用來培育將來的生產力，這才符合經濟原則。

如果是作為未來的公民而培養，那需要有大量的自由時間來培養他們的社會能力和愛好，並且小公民的幸福感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重心。而如果是作為未來的社會勞動力來培養，那麼他們的每一分鐘，都必須和「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結合起來。所以電視節目中的那些哈爾濱初中生，除了學校的課程，其他時間被壓縮到幾乎沒有，未來的勞動力確實不需要這些。

就好像每個斯巴達人都是作為將來的戰鬥力而被培養出來的。他們從出生就必須經過嚴格的監督、選擇、專業化和競爭的過程。 這種特點，一方面使他們的戰鬥效率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一方面它的非常的嚴格性已經達到了完全不顧人情的地步。 因為如果教育不是把人作為目的，而是作為製品，必然最後會走到這一步。斯巴達人其實就是最古老的絕對功利主義者，他們力求榨取一切人的一切時間，都用來為將來的戰鬥發揮每一份效能。

所以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所說：

如果有旅客在今天走進斯巴達博物館，他馬上就會覺察到創建斯巴達制度的「單軌制」的天才；因為這種博物館同其他收代希臘藝術品的博物館完全不一樣：在其他那些博物館裡，旅客會發現許多古典時期的藝術傑作，而且一定會反覆參觀，不忍離去；這個古典時期大約相當於公元前第五世耙和第四世紀。而在斯巴達博物館裡，我們的突出印象便是找不到這個時期的藝術作品。在古典時期以前的展覽品里我們看見了許多很有希望的作品，可是我們如果想找一下它們的發展結果，我們卻什麼也看不見。在後來出現的是一個徹底的中斷。

在斯巴達人存在的那幾百年，除了戰鬥故事以外，什麼都沒有留下。而這些戰鬥故事，也是其他城市的希臘人記錄下來的。而與之同時代的雅典城，則是有史以來最具創造力的三個城市之一（另外兩個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莎士比亞時期的倫敦）。

另外一個疑點，就是對於我們勤奮的東亞人，這些丹麥學生也太慵懶了，居然一天只學6個小時的課。可是，學術巨人燦若星河的德國的中學生的學習時間也是這樣，PISA經常排到前三名的芬蘭也是這樣。所以，學校的時間較短，並不能歸因為懶散。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學生是要作為一個未來的公民而被培養的，那麼，除了學業以外，必須學會如何成為社區的一部分，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利益。那他們就必須有自己的愛好，實現心理和人格的平衡，對社會有一定的認識，這樣長大以後才能起到公民的作用。不然的話，如果他們只是非常擅長工作，能夠為社會和自己創造一些財富，那麼，他們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就是一個有所缺失的人。按照古希臘人的叫法，叫做「專業人」。

這個所謂的「專業人」，其實也是古希臘人對斯巴達人的批評稱號之一。希臘人用這個辭彙來描述一種畸形現象，那些人專門進行各種專業的活動，以至於摧毀了他們作為一個社會動物的全面發展。他們採取一個走捷徑的辦法，把某一種能力提到更高的水平，而對一個人的全部人格中的其餘部分撇開不管。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一個人訓練成為一個熟練的技術人員，而他的靈魂的其餘一切部分都還保持著原始的和野蠻的狀態。例如斯巴達人的專門從事軍事技術，就是典型的「專業人」。

完美的斯巴達人就是戰鬥機器，而完美的中國學生就是學習機器。在節目中出鏡頗多的那個哈爾濱中學的女班長，在採訪時提到，她周一到周五住在阿姨家，因為她回到家裡要走三十分鐘，回到阿姨家只有五分鐘。所以丹麥記者問她，你就因為每天多了這兩次25分鐘，就不回家和父母相聚嗎。這位女生很自然地說，因為時間就是生命，要用來學習啊。如果我們考慮她每天需要上十二個小時的課和大量作業的話，並非不可理解，但是問題在於，孩子在性格成長的這樣關鍵的過程，對來自家裡的溫情非常需要的時候，居然會這麼主動地放棄的和家人相處的機會。這就是斯巴達意義上的不近人情的嚴格的程度。

中國的升學競爭當然是很激烈的。但是，孩子這樣刻苦的目標是為了什麼呢？那位好學生LEO說，他目的是上個好大學，找到好工作然後呢？然後就生活在幸福之中么？

在這個記錄片的開頭，那位女班長一本正經地說，我們中國人先苦後甜，外國人先甜後苦。　這個不知啥時啥人編造出來的可笑想法，到現在還在愚弄這些可憐的孩子。紀錄片的最後一部分，是那些初三生夢想中的寄宿高中的訪談，看裡面的情景，只會更苦。

在我們丹麥人的眼裡，這位中國女生還有很多年，才能開始享受生活

那麼，是不是高考完他們就生活在幸福中了呢？不，感受和保持幸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養出來的。不幸福會變成一種習慣。如同泰勒?本-沙哈爾的《幸福的方法》中指出的，這種為了追求未來的快樂，承受著現在的痛苦的心態被稱為「忙碌奔波型」。這種人認為此刻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實現未來的目標，痛苦的過程是獲得未來幸福的必由之路。

在這種心態下成長的孩子，他的父母和老師經常提醒他，上學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績，這樣長大後才能有個好未來。然而，沒有人告訴他學校也是個可以獲得快樂的地方，或者說，學習本身就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忙碌奔波型」信奉的是「實現謬論」，即認為只有在實現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後，才可以得到幸福 。但大多數情況下，眼前和未來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比如，一個熱愛學習的學生，可以在學習的過程中享受創造的快樂，而這種快樂也可以幫助他取得好成績，並且在未來獲益。

所以信奉這種所謂「先苦後甜」人生觀的人，將來就算他們得償所願，得到好工作，也會不停地從一個目標奔向另一個目標。

斯巴達人即使通過了童年的嚴酷訓練，他們在一生的任何階段還是沒有什麼自由可言，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這裡所能被允許的生活是什麼，在自己的崗位上所必須斂的事情又是什麼他們都有著這樣一種心情，即他們生來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服務的，停下來休息彷彿是一種罪惡。一個斯巴達人永遠也得不到幸福。

此外，如果我們不考慮到個人，而是考慮整個群體，那又如何呢？斯巴達這個城邦不是很成功嗎，甚至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的勞動力不是很有效率嗎，中國製造不是遍布全球嗎？

這種不近人情的嚴格所取得的外在成就，可能會達到一種湯因比所謂的由於用力過猛而到達的」停滯的文明」

在湯因比的定義中，類似波利尼西亞人的文明、愛斯基摩人的文明和斯巴達人的文明，最終喪失了活動的能力，是由於它們會經用力過猛的緣故。它們對於挑戰的應戰所花的力量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引起失敗的邊緣，它們的地位是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的無法活動的危險境界。

公元前第八世紀時，當所有的希臘城邦都遇見了人口增長的速度大大超過了生活資料的供應的時候，其他希臘人去海外擴展殖民，而作為內陸國的斯巴達，卻採取了征服他們希臘鄰居美塞尼亞人的辦法。這種征服的勝利，使得征服者變斯巴達人也因為要時時刻刻地壓制他們的美塞尼亞奴隸（希洛人），而變成了他們自己制度的奴隸。

斯巴達人取得的成就，是因為他們把人類性格的無窮髮展可能性放棄到了最大程度，而換上了沒有發展可能性的動物性格才達到了這種程度。他們所走的乃是一條退化的道路。

同樣，東亞學生的成績看起來很厲害，比如在PISA2012年的測試結果中，中國上海的學生比美國最強的、來自麻省的測試者還要領先兩年。很多人驚奇，中國老師教數學有什麼訣竅？中國學生學數學有什麼特別之處？

答案很簡單。根據美國教育部長阿恩鄧肯的計算，中國學生在學校里待的時間比美國學生一年要多出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到十五歲參加測試的時候，學生已經上了十年學。考慮到美國的學校一年上一百八十天，一個十五歲學生比麻省的同齡人要多上了兩到三年。中國學生在數學上領先了兩年，不為別的，因為他們事實上是多學了兩年。

但是每個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所以中國學生多學這兩年，是從他的成長過程中的十年中硬生生摳出來的。只不過得到的成績似乎唾手可得，而失去的隱形的東西無法準確估量而已。學到了多一些書本上的知識（這些知識多半是西方人在過去的三百年間發展出來的），而失去的，可能就是無窮的可能性了。

亞里士多德說

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備的時候，在那些人有了閑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必需為目的的科學才首先被發現。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齊備之後，人們為了娛樂消遣才開始進行這樣的思考。

可是，經過中國人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基本上每個孩子都終於飲食無憂，齊備了生活必需品。可是，我們的教育竟然和自然法則唱對台戲，讓孩子成為全家、全社會中最忙碌的人，那他們何時可以思考呢？

伯利克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發表演說，比較了斯巴達和雅典人的區別：

我們是自願地以輕鬆的情緒來應付危險，而不是以艱苦的訓練；我們的勇敢是從我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產生的，而不是國家法律強迫的；我認為這些是我們的優點。我們不花費時間來訓練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來的痛苦；但是當我們真的遇著痛苦的時候，我們表現我們自己正和那些經常受到嚴格訓練的人樣勇敢。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點。

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斯巴達確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但是沒過三十年。他們的霸權就崩潰了。因為斯巴達人投入了他們每個人的人生的每個階段，使得斯巴達密集方陣成為效能極高的完美機器。但正是因為如此，反而在戰術上極度保守，被另一個城邦底比斯以創新的斜線戰術擊敗，

伊巴密濃達意識到斯巴達人永遠都不會改變其傳統的正面衝擊戰術，於是發明了一種新的的斜行戰鬥系列，迂迴敵人的右翼。 ————--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

這個創新的打擊使得斯巴達從此一蹶不振。底比斯人也和其他希臘城邦一樣，除了戰爭，還擁有豐富的藝術和文化生活。而貧乏的斯巴達在戰敗失去了他們需要鎮壓的美塞尼亞奴隸後，由於長久的慣性，這種不近人情的全民訓練制度還毫無意義地又存在了兩百年之久，直到成為羅馬帝國治下一個毫無特色的城市。

同樣的，丹麥人雖然生活輕鬆，學生好像安逸了點，但是就是在功利的角度他們也沒啥可以羞愧的。

順便舉個例子，在這個才32萬人口，看起來不太進取的奧胡斯里，奧胡斯大學在2016年的泰晤士高校排名中名列全球第98名，這裡還出過1997年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克里斯蒂安·斯科和C++編程語言發明者斯特勞斯特魯普。不妨在這方面和1000萬人口的哈爾濱比較一下。

丹麥當然並非完美，我們所在的時代是個遠未完美的世界和時代，即使是所謂最幸福的國家也有很多問題。

但是，只有致力於追求幸福，才能得到幸福。 而不是假如我上了理想的大學、進了理想的公司、找到理想的愛人、培養出理想的孩子，就會得到幸福，那隻會是一種永遠達不到的無盡之探求。

這個節目結束的時候，記者採訪了丹麥的幾個家長和孩子對這場競賽的態度。他們也覺得來自中國的競爭要重視，他們要多做一些創新。節目最後，那個多才多藝的男生托馬斯，笑嘻嘻地說：

我們還要繼續做最幸福的人。

反觀我們，如果回溯到三十年前的1986年，叫那個時候的成年人穿越到現在的2016年，他們肯定是非常樂意的，生活條件好了很多，社會氣氛也自由了很多。但是如果你問1986年的中學生要不要穿越到2016年的中學，你能得到肯定的答覆嗎？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在中國連續高速增長30年後，孩子的生活更苦了，下一代甚至比這一代人更不幸福了。中國父母其實是世界上最盡心儘力的家長，那麼成年人的努力，是為了什麼呢？

所以汪丁丁說

陷入如此混亂的精神情境和社會情境，難怪許多中國孩子淪為個人奮鬥的犧牲品。。。大家似乎都滿足與跟隨潮流而奮鬥，大家都僅僅滿足於通過「逆潮流者亡」這一淺顯而錯誤的人生道理。於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這場令人絕望的競爭。。。
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教育病入膏肓，但是沒有集體行動，總覺得自己家的孩子運氣會比較好，就這樣陸續跳入煮沸的青蛙湯里，直到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