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出貴子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多讀兩本書

之前我在為什麼說「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問題下,用收入代際彈性解釋這幾年中國階層流動惡化的主要原因,是2006年後中國市場化進展緩慢,國企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加重,因此父母政治影響力更加影響孩子的收入。

但收入只是社會地位的一方面。比如建國後由於反右和文革,大批地主、商人和知識分子的孩子因為備受政策歧視,所以沒有選擇從政或者管理職位,而是選擇從事工程師、醫生之類的崗位。直到今天中國技術崗位收入也並不高,但社會地位相比於普通人還是比較高的。同樣,也許知名經濟學家的收入並不如很多國企高管,但是社會對其尊重程度則可能更高。

也就是說,不同的社會可能有不同的文化或者政策取向,導致階層流動時有某些限制,因此只用收入衡量階層,忽略了行業間的替代性。加州戴維斯分校的克拉克教授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將各國頂尖大學學生定義為該國精英,比如中國是清華北大,英國是牛津劍橋,然後用代際間「某姓精英比重/全社會精英比重」,測算一個社會的代際流動。當然也可以按各國國情定義精英,比如印度、美國醫生收入很好,因此可以測算「某姓醫生比重/全社會醫生比重」。再比如北大的郝煜控制戶籍信息,測算進士比例等等。

指數選取哪些行業並不重要,因為各國的國情不同,大家對精英的看法不同。總的來說,依據各國國情,將指數高於5的家庭定義為精英家族,那麼根據克拉克、郝煜等人對不同國家的研究,無論對任何時期任何國家來說,影響階層的最重要因素都是父母,公共政策都是其次的。如下圖所示,瑞典、中國、印度、美國等國收入代際流動差距非常大,但是相比而言,社會地位的代際流動就小了很多。

郝煜用浙北5府的精英做研究,發現即便中國1900-2012年間社會政策變革非常大,比如廢除科舉、反右與文革、大學擴招等等,但是精英階層的整體流動沒有太大的異常。

同樣,19、20世紀英國影響代際流動的公共政策非常多,比如普及中小學教育、徵收高達80%的遺產稅等等,但是從1830-1980年,英國總體的階層代際流動很平滑,也沒有異常的加速。

也就是對個體來說,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更受社會的尊重,那麼自己多讀兩本書對孩子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寄希望於國家出台某項政策。當然,如果看過兩本書,希望孩子有出息,又抵制市場化改革,那隻能說畢竟姓趙:Word哥,也帶帶我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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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是北大副教授郝煜)

郝煜對克拉克研究的介紹:基因_歷史長期延續性和路徑依賴的一個根源_GregoryClark

郝煜工作論文:101.96.8.165/maxhaou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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