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

01-29

讓我們坦然無懼地驕傲地說，讓我們這個殘破的祖國，在民族自由和平的基礎上，讓這個民族重新統一起來，讓我們的祖國重新尋找她更好的前途，讓我們為這個祖國獻出我們的力量，也為這個祖國感到最深刻的驕傲。

——陳映真1987年

11月22日，節氣小雪。那天早上的北京，零下十度，冷得刺骨，路上的積雪還沒化。下午，我坐高鐵從北國到南國，萬水千山，飛雪連天相送，從山東到安徽的平原上，鋪滿一層薄薄的白雪。我在手機上看到一條消息——

在北京最冷的時候，當我短暫停留並離開北京的時候，陳映真也終於離開了。

三年前的11月深秋，我在從北國到南國的鐵路上，看完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山路》，說的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過後，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和贖罪者的書信。文字並不長，我很快讀完，忽然眼圈發紅，窗外黑茫茫的是飛快穿越遼闊大陸的寒冷秋夜，一如那座濕潤海島上的鐵路山路墓碑與日文信札間的痛與愛，令人難以遺忘所有相同的犧牲與懷念。我們仍然走在那條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瞭望著遠方」。

那一年，僅過了一個月，我到台灣交流，在一個公開場合說了這段讀書筆記。當場有位台灣左翼統派作家藍博洲對我說，他驚訝於如今還有人在讀陳映真的小說。藍博洲是苗栗人，作為陳映真的晚輩，擅寫非虛構文學，他的《幌馬車之歌》寫早期台灣共產黨員如何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卻在台灣光復後死於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歷史。藍博洲亦是中國統一聯盟的副主席。那次台灣之行，接觸的都是左派作家，在台灣基本被邊緣化。而台灣的本土青年運動，如太陽花學運反服貿佔領「立法院」唱《國際歌》也屬詭吊之事。那時候，接待我們的還有一位台灣淡江大學的呂正惠教授，不久前，呂教授到上海的高校講台灣文學，上海的同學們提到了白先勇、龍應台、李敖、柏楊（以上也都是大陸文化界趨之若鶩的名字，還有朱氏三姐妹、張大春等等），但無人提及陳映真。

陳映真，出生於1937年10月6日，日據時代的台灣苗栗縣竹南鎮中港。原名陳永善，筆名「陳映真」原是早逝的孿生小哥的名字。早年做過高中英語老師，又進入輝瑞製藥工作。1968年，因為翻譯《共產黨宣言》等原因，國民黨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包括陳映真、李作成、吳耀忠、丘延亮、陳述禮等「民主台灣聯盟」成員共36人，陳映真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關押在綠島監獄。

1975年，陳映真因蔣介石去世特赦出獄，他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學的盲點》，他的論戰對象就是後來在大陸因《鄉愁》而名聲顯赫的詩人余光中，反對把鄉土文學視為大陸的工農兵文學。

據陳映真後來的回憶——余光中曾將陳映真文章中引述馬克思處一一標出，加上批註從香港寄去美國給陳芳明，輾轉交給當時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升，告密陳映真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在當時戒嚴的台灣島是死罪。最後，陳映真在徐復觀、胡秋原等人力保之下，僥倖躲過這場災禍。

1999年，陳映真談及當年的白色恐怖——

「台灣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這種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殘，集體的虐待……」

八十年代以後，陳映真繼續參與文學雜誌的編輯，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戰中與本土派交鋒。1985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1988年，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首屆主席。1989年7月成立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說過：「我為自己是生於台灣的一個中國人而驕傲。」

1983年，陳映真應邀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結識了王安憶。從此，王安憶將陳映真視為人生導師，她說「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認識了陳映真，幾乎我覺得他是我的引路人。」n

王安憶赴美交流結實摯友陳映真憤青思想遭批評 - 可凡傾聽 - 騰訊視頻 https://v.qq.com/x/cover/kv5eevex9vioubq/q0015xd2i7r.html

90年代以後，陳映真多次訪問大陸，作家查建英回憶，她在一次會議上見到陳映真的直接印象——

「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台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髮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裡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後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後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

這段對話是怎樣的錯位啊，陳映真與張賢亮，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剎那間，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發生了斗轉星移。這種巨大的改變，至今仍在持續之中。

是啊，台灣變了，世界變了，陳映真深愛著的祖國大陸，甚至變得比整個世界更快。還是王安憶在《英特納雄耐爾》中回憶到——

「二00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台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里，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裡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2016年11月22日，小雪時節，距離我第一次看陳映真的小說，恰好過去三年。巧合的是，我同樣坐在高鐵上，聽到了陳映真去世的消息。

我想，人總不易看清眼前的路，畏懼將要到來的，害怕尚未失去的。道路永遠在那裡，不是你向未來奔去，就是未來向你走來。

陳映真，可能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那一代人沒有走完的山路，終究將要由下一代人繼續走下去，哪怕前路是崇山峻岭與茫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