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一己之力拉開中國學生海外留學序幕，卻被遺忘近百年 | 紀念容閎
本周，IIE(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發布了年度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在美國際學生人數2016年首次突破百萬，其中中國學生達328547人，佔比31%，連續五年蟬聯在美數量最高留學生群體。如今，中國已然是目前最大的海外留學生輸出國。
然而，在這光鮮數據的背後，卻很少有人去想過，這一切的起點究竟在哪兒。
一百多年前，有個人遠渡重洋，懷揣夢想走進異國的校園；一百多年前，這個人潛心苦讀，成為首位華裔美國大學畢業生；一百多年前，這個人奔走呼號，終於促成了「古今未有」的留美幼童計劃。
他的名字早已被大多數人所遺忘，他所開創的事業卻至今仍恩澤後世。
他就是「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
赴美留學
容閎(Yung Wing)，本名達萌，號純甫，學名閎。1828年11月17日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坪村。
7歲那年被父母送到澳門的一所西方人開辦的學校開蒙讀書，老師是郭士立夫人。在今天看來，容閎的父母做出這個決定絕對可謂是「思想開放」——要知道那時距離鴉片戰爭都還有4年，絕大多數國人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但父母的想法很簡單，當時澳門西洋客商往來頻繁，兒子會說「洋話」，將來說不定能在商行謀個好差事。
因為幼年接觸西學，這一經歷對容閎日後的性格和志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為他日後毅然決定赴美打下了基礎。學習幾年後，經郭士立夫人推薦，容閎來到香港布朗牧師的馬禮遜學校繼續讀書，1846年冬，布朗牧師回國時在班裡宣布，他可以帶幾名中國孩子回美國繼續讀書，片刻沉默之後，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
1847年，十八歲的容閎和他的兩個同學一道，登上了駛往美國的帆船。下南海，經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在長達九十八天的海上飄蕩之後，他們抵達紐約，踏上了當時建國剛剛七十餘年的美利堅的土地。
這三個年輕人是最早來到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而最終留下並真正走進美國大學的，只有容閎一人。
進入耶魯
到達美國後，容閎等三人就讀於馬薩諸塞州的孟松中學——一所新英格蘭著名的升學高中。一年後容閎決定留下，只因彼時，他已立志要進入自己老師布朗牧師的母校：耶魯大學就讀。
選擇留下，意味著容閎要獨自一人面對所有的困難。儘管容閎去美國時有幾位英美商人提供資助，但遠遠不足彌補開銷。
就像今天的很多留學生一樣，容閎在課餘時間也四處做兼職，拉煤，洗衣服，管理圖書，食堂準備食物，各種打工來補貼家用。日子十分清苦。有當地教會得知後，願意全額資助他上大學，條件是他回國後必須作為傳教士喂教會傳教。容閎謝絕了。
他說，即使自己貧窮，還是「有選擇自己喜歡職業的自由，無論做什麼，唯一希望的，就是對國家有益」。
這樣清貧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850年，布朗牧師為容閎爭取到了一個婦女協會的經濟援助，容閎才得以順利進入耶魯。
在耶魯的生活也並不一帆風順。容閎在自傳中提及，在入學之初，他「只學了十五個月拉丁文，十二個月希臘文和十個月的數學」，由於聽講困難，他每天都要學習到深夜，加之缺乏體育運動，身體十分瘦弱。由於文化差異，他與他的美國同學之間有些格格不入，交不到朋友，也無人可以傾訴。到第二年時容閎的微積分課程仍常常不及格，成績差的不敢向老師提問，甚至擔心要留級。還好容閎英語優秀，把平均分補了上來，第二第三學期甚至連續兩次獲得英文大賽頭獎，自此同學們再也不敢嘲笑他了，「校中師生異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容閎終於以自己的努力換來了尊重。
學業的成就並沒給容閎帶來太多快樂，相反使他感到痛苦——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自己的同胞和祖國。
可以想像，在接受了西方教育，看到世界有多大之後，回首仍處於愚昧封閉和落後的故鄉，容閎的心情會是怎樣。
在耶魯期間，容閎不止一次向他的同學們提及自己的理想：他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中國年輕人能夠像他一樣出國留學。西方先進知識和傳統文人責任感雙重疊加之下的容閎，感到自己有義務讓更多的人同享自己的留學經歷。
1854年，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同班畢業98人，他是唯一的中國人。當時的很多人來參加耶魯畢業典禮，就是為了看看這位來自東方的留學生。
而學業有成的容閎並沒有忘記他的留學計劃。同年11月13日，容閎乘船返回中國，開始為了他的理想而努力。
「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之境……予之教育計劃果得實行，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便此老大帝國，一變以而為少年新中國！」
——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
奔走呼號
回國以後，容閎先後在香港，廣州等多地任職，學習法律和外交知識。在此期間，他想盡一切辦法結交達官貴人，尋找各種機會向上層反映他的計劃。
終於，1863年，在朋友丁日昌舉薦下，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安慶接見了容閎。曾國藩很賞識這個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當時的洋務派急需一名通曉外語的人購置機器，而容閎圓滿完成任務，因而更受曾器重。
1868年，容閎首次通過丁日昌向清廷遞交了一份「條陳四則」。提出政府每年選送三十名學生，四年共一百二十人出國留學的計劃。遺憾的是，丁日昌人微言輕，加之留學之事乃破天荒之舉，朝中無人響應，這份條陳並未得到任何反饋。
1870年，天津發生焚毀教堂事件，曾國藩和丁日昌前往調停，容閎為翻譯。在越來越多的此類涉外事件中，曾國藩越發地感到熟悉國際事務人才的匱乏。此時，容閎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留學計劃。這一次，曾國藩聽了進去。
1871年8月18日，曾國藩聯合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名向同治皇帝遞交了奏摺。提出了朝廷應該派遣學生留洋，系統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建議，9月9日，同治批複：依議，欽此。
「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熟諳，然後可以漸圖自強」。
——《擬選聰穎子弟出洋習藝疏》
這短短的四個字，自此拉開了「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的留美幼童計劃的序幕。為了這四個字，容閎已經等了十八年了。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在上海出發。
在美生活
留學生計劃終於成行了，容閎的工作並沒有到此為止。被任命為留學事務局副監督的他，在首批幼童出發前三個月就趕到美國，著手各項準備工作。1872年9月12日，留美幼童乘坐的輪船在舊金山靠岸。經過七天的火車旅程，他們抵達了美國東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市。容閎在此已等候多時了。
留美幼童多數只有今天的初中生年齡，而他們在美國的生活一如今日的很多留學生一樣，住在寄宿家庭里。
當時的美國人絕大多數是第一次見到「腦後拖著長辮子的亞洲人」，充滿了好奇。因此容閎的招募寄宿家庭消息一發布，立刻收到了麻省和康州的美國家庭的熱烈反饋。
留美幼童李恩富回憶到，當他被指定給斯普林菲爾德的威爾夫人家時，這位「和藹可親的太太一把把我拉進懷裡並吻我，這一舉動引得在場的其他男孩哈哈大笑，讓我滿面羞紅」。而這些女主人也成為了幼童極佳的英文家庭教師。李恩富回憶，「我們的美國家長讓我們通過看實物的方式學習英語，比如吃飯時，如果我們記不住某樣食物的名字，就無法享用這些美味佳肴」。
在寄宿家庭的幫助下，這些孩子很快克服了語言障礙，消融了文化隔閡，並成為了這些家庭的一份子。
耶魯大學教授威廉· 菲爾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在1939年出版的自傳中，就記錄了自己的這些中國同學：他們熱心於各項體育運動，組成了自己的東方人棒球隊，「梁敦彥是最佳投手，他投出來的球幾乎無人能擊中」，在玩橄欖球時，中國孩子也頻頻佔優，「鄧士聰又矮又壯，我們說他的身材天生接近地球，他跑動起來就像只獵犬，躲閃起來又像只貓」。威廉教授也記錄了經常和自己一起去打獵的曹嘉祥，有一支12磅的獵槍而且百發百中；全校第一個擁有自行車這一當時堪稱「時髦交通工具」的，是他的中國同學吳仰曾。
最有意思的是，威廉教授還不無醋意地在書中提到當時的美國女孩幾乎個個都被這些中國學生吸引了過去，完全不看身邊的美國男孩一眼。她們認為中國學生「風度翩翩，長相英俊」，舞會時「如果中國學生在場，我們美國男孩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在約舞伴上打敗他們」……
到了1875年，全部120名幼童均已到達美國。出發時，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12歲，最大的16歲，最小的年僅10歲。據不完全統計，到1880年，他們中的50多人進入了美國大學學習，而這些學校的名字在今天幾乎個個如雷貫耳：
耶魯大學：22人；麻省理工學院：8人；倫斯勒理工學院：6人；哥倫比亞大學：3人；哈佛大學：1人。其他幼童曾經就讀的學校包括：拉法葉學院，伍斯特理工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布朗大學，理海大學等。
遺憾收場
古老的書桌並不容易被撼動，封閉的王朝也很難堅持開放的政策。
儘管留美幼童在美國取得的種種成績，但在部分保守官僚眼中儼然是「大逆不道」，「欺師滅祖」的表現。儘管容閎對於這些中國孩子上教堂，讀聖經，穿洋服乃至偷偷剪掉辮子的行為再三維護，但另一位留學事務監督陳蘭彬對此卻頗有微詞。為此，陳蘭彬與容閎多次發生衝突，最後陳蘭彬告假回國。
1880年，陳蘭彬舉薦的官員吳子登接任監督，吳子登素來視留學之事為離經叛道之舉，而部分學生見面不行叩拜禮也不聽他的訓言，更是激起了這位封建衛道士的憤怒。
是年，吳子登給清廷上奏了一份報告，惡意貶低留學生在海外不學無術，整日花天酒地貪圖享樂，外國惡習沾染甚多（「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因此「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
此報告引發朝野嘩然，容閎自然十分焦慮，他不能讓自己奮鬥多年的事業就此夭折。容閎在美多方奔走尋求聲援，時任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前美國總統格蘭特將軍，美國作家馬克· 吐溫等容閎好友均通過不同渠道向清廷及李鴻章致函，勸說政府不可放棄留美幼童計劃，否則功虧一簣。然而一切努力終歸徒勞。1881年6月8日，總理衙門向皇帝遞交了《奏請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的奏摺，次日，皇帝批複，「依議，欽此。」
這四個九年前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新的篇章的字，也親手為這一篇章畫上了句號。1881年秋，全部幼童返回中國。自此，官派留學計劃再未重開，容閎為之奮鬥一生的夢想，就此草草收場。
容閎心灰意冷，留學事務局的興衰或許使他放棄了對清廷最後的希望。晚年的容閎積極投身於各項革命事業中，先後參與戊戌變法，東南起義，自立軍和辛亥革命，與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均有接觸。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孫中山邀請容閎回國，但還未成行，容閎便於次年的4月2日病逝於康州哈特福德的住所，享年七十八歲。
星星之火
容閎遠去了，他帶到美國的那些孩子的身影卻並未隨之消失。
儘管回國之初，他們遭遇了輿論和朝廷的多方指責，被視為「無益國家之人」，但真金不怕火煉，這些留學生終究憑著自己在美國獲得的才學和見識，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電報，工礦，教育，鐵路等各個領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們中，有家喻戶曉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有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有發現湘潭煤礦的礦冶工程師鄺榮光……他們的身影，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時過境遷。當年對於容閎來說如此陌生和未知的土地，今天已經是三十餘萬學子的象牙塔和信標。容閎為之奮鬥一生的「西學東漸」，在今日已是司空見慣之事。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容閎的名字值得每一個留美學生，乃至每一個留學生銘記——
他是驚濤駭浪中最早的遠航者，他是荒原野嶺中的第一個探路人；
他為前進的船隻開闢了航道，他為後來的旅人指明了方向；
一百多年前，他以一己之力拉開了中國學生海外留學的序幕，
一百多年後，無數學子仍走在他所開闢的道路上，追求屬於他們每個人的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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