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川普的霧月十八

01-29

川普的勝選顯得如此意料之外，以至於在佛州開票一半左右還在嘲諷川普的cnn最後居然第一個宣稱（預測）川普的總統勝選。但又如此意料之中，沉默的大多數在幾乎所有州都產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並且以至於凡是都市區面積較小的五大湖鐵鏽帶各泛藍州，都產生了決定性的翻紅。似乎賓夕法尼亞的工人們突然想起了自己當年的工業歲月。

在liberal們如喪考妣的哭泣聲中，似乎要用一個世界的崩塌來形容他們此時的心境，以至於所有人走上街頭開始盲流般踐踏起這國家實踐多年的選舉制度。

抱著惡趣味來算一演算法國共和曆，川普勝局幾乎定個在了公曆11月19日，正好是個共和曆的霧月十八。想一想多年前馬克思對拿破崙三世流氓無產階級的定格，我想我們可以試著聊聊這個選舉。

（1）代表性斷裂。

這個術語大致最早出自汪暉，當然他論述的並不是這個問題。

代表性斷裂首先體現為一種文化政治。在民主黨初選的時候，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於三德子作為民權運動的早期，在黑人選民的吸引力上居然好幾次沒有贏過希拉里。這個現象似乎很容易解釋，男柯林頓時期對黑人群體做了很多特別關照，對於在主流認知中信息相對匱乏的黑人群體來說，選擇移情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這種解讀或許忽視了一個原因-----白人群體公共政治中對於黑人平權的支持更多是一種價值政治。即，我作為自由派為了實踐自反文化運動到進步主義運動一來實踐整個自由社群的共識，這種價值共識包括我站在白人角度對黑人的同情與政治共鳴，甚至是一種景觀化的價值滿足。這客觀上有一定進步意義，比如可以使得能夠獲得良好教育的黑人可以藉此融入主流白人圈。而實際上，黑人社群有自己的現實考量。

更大的問題是，種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黑人群體因為各種原因在犯罪文化濃厚的社區浸染，家庭狀況很難保證，社區水平無法提供足夠良好的社區教育供他們選擇，以至於在本來階級流動性不高的美國，絕大部分人甚至連有一點改變自己命運希望的教育資源都拿不到，這各種元素使得黑人群體的階級提升緩慢，社區文化繼續惡性循環，社群家庭出身水平無法再生產，繼續從事低收入工作無法得到教育投資。這才是種族問題的構成性實質，一個惡性循環的鏈條，用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者cohen的論調來說，這是一個支配的過程。忽視經濟基礎，甚至忽視作為上層建築的制度，只是在公共文化層面似乎給少數群體進行一系列話語找補，這是不解決任何問題的事情，以至於他們把一些好感給了似乎代表了男柯林頓時代的希拉里。

這就是種代表性斷裂。

而這還是針對相對本來受到關注的黑人。那麼完全不被主流文化當條命的傳統行業白人勞工，生存在南方州都市區外圍的紅脖子，以及被新興文化排斥的溫和派保守中產，夾雜在liberal群體中學院界的右派，知識分子界的新保守主義者，那些對極化政治反感也沒受到全球化資本眷顧的中間派，自然通通站到了川普這個反建制朋克身邊，以期望得到些改變。

其次，代表性斷裂體現於一種話語權政治。很多人意外，明明華人留學生幾乎都是liberal居多的情況下為何出現這麼多華人川粉。因為對於有公民權的不少定居華人來說，這是個政治失語的大背景，類似於一種結構性歧視。

而對於亞裔的歧視，實際上體現更多在結構上。比如說，亞裔是一個少數族裔群體，在政治話語上是弱勢方，但是由於亞裔對於教育的重視，使得亞裔的整體階級分布是不錯的。於是，當保護「少數族裔」的政策，亞裔被劃作了「強勢群體」，於是被從政治正確保護之內排除；而由於教育流動帶來的良好階級分布，亞裔又似乎不得不承擔起「多數族裔」的責任，在平權運動中要給其他少數族裔「讓權」，但是事實上亞裔只是集中在中間階級，並且政治話語權弱勢，就被迫承擔了作為「少數族裔+文化弱勢」本不應該承受的責任，當然終極原因是亞裔沒有政治話語權，連華人政客都不偏向自己的族裔。同時，中產階級的結構中，由於新自由主義思潮後，進步主義運動帶來的「包容」的公共價值觀，以至於本身在文化上處於弱勢的亞裔，獲得了足夠的「消極包容」，也能夠做一個快快樂樂，享受美式生活，觀念自由的中產階級。但是當你超出你的「結構」的時候，你就很容易碰到「玻璃天花板」，美國的玻璃天花板種族歧視成分甚至高於性別歧視，你在初步進入中高產，或者高產階級之後，無論是升職問題上或多或少的歧視，還是整體社交圈子對你的不利，以及主流階級文化對你的排斥，你都能夠感覺得到，當然程度不一定相同。

這種政治失語背景的代表性斷裂依然導致了這次華人群體的政治傾向，部分學術界華人似乎願意重複民主黨的路子，不過是儘力融入liberal文化來取得一次華人的平權運動。然而顯然更多人選擇「主流社會去你媽蛋」，從而選擇了或許他們也未必完全認同的川普。這也是典型的代表性斷裂。

於是民主黨犯了一個無聊的錯誤，他們憑感覺塑造了一攬子公正世界的解決方案，並在公共領域形成了勒福特提到的常態化製程，似乎所有問題可以依賴這種機制來解決。然而這實質並沒有接觸到社會關係實質，如同一類布爾喬亞擴展的社會亞文化一樣，我們定義了一類反現代文明的所謂底層反文明人群或者落後人群，似乎我們在公共場域排除到這群人，就可以實現公正秩序。這種景觀式解放如同形成一類擬像認知中的共同敘事，如德波批判的完全失去本身的社會批判力。

但被很多人視作代表底層人民的川普呢？勒福特同樣批判過人民這個詞的代表性問題，在大部分問題中人民未必是共同綱領的革命主體。實際上，川普的支持者階級很複雜，並非自由派臆想的全部底層紅脖子，選舉後的收入調查反映從鐵鏽帶底層工人到中間一點的原保守主義精英都有，他們的共同期望是對於民主黨現秩序求變:對於沒有被平權運動直接惠及的人群希望的是一個強勢人物反民主黨種族問題上的傾向性議程；對於第五政黨體系撕裂現狀中迷茫的中間階級，需要對原秩序疲態的改變；鐵鏽帶工人們和少數群體需要的是最直接現實利益。

然而這不是個有共同綱領的群體，而這種共情政治在列寧數篇論述民粹主義的文章中，視作一種民粹革命的特性，某類變種的政治機會主義。其本質也是一種景觀解放，或者說撕裂的美國社會在自由布爾喬亞心中臆想的人性社會破產，兩黨寡頭政治慢慢消退並受到這類政治行動中產生的共同體強烈的衝擊，這個共同體沒有強烈的共同階級意志，但是有足夠的模糊相似立場。新的行動體各階級都保留著自己求變的一種訴求卻互相併不一定邏輯相恰，這種組織力是民粹對就秩序的反抗，雖然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種前途何在，就給了一個有缺陷的領袖。

然而，彭斯和川普的合作政治前途尚需要妥協，美國支持民主黨的利益群體並沒有改變，被川普這個外人撕裂的建制派國會博弈前途也不明。孤立主義的競選說辭轉換為當今美國國關和內政現狀的具體政策打的折扣和預期差很遠。

川普試圖通過基礎建設投資拉動本土大資產階級資本對國內市場的興趣，從而追高本土資本對實體經濟投入，試圖提供鐵鏽帶工人職位，使得中端製造業回歸美國國內。這種思路在美國國情下執行力根本不高且存在相互矛盾。因為其驅動力只有里根經濟學時代的減稅，和未來擴大軍隊預算可能的訂單。

我們就算給予川普樂觀估計，在他起效果之前。中間階級繼續麻木，沒有階級的人擁護川普最極端的說辭跳腳，工人等政治失語的階級在慶祝天上掉下來的來的勝利，文化中產的自由派孩子般哀嘆公正夢的碎裂。被壓制的白右種族情緒，也會得到一個情緒宣洩口。

（2）左翼布爾喬亞的局限性和妥協性。

列寧曾經列舉了兩種烏托邦，在現代俄國，有兩種政治烏托邦最根深蒂固，並且由於具有誘惑力而對群眾發生了相當的影響。這就是自由派的烏托邦和民粹派的烏托邦。

「自由派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諧的辦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趕走普利什凱維奇之流，不經過激烈的徹底的階級鬥爭，就能夠在俄國，在俄國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廣大勞動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這是一個自由的俄國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睦相處的烏托邦。

民粹派的烏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識分子和勞動派農民所抱的幻想，他們以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辦法來消除資本的權力和統治，消除僱傭奴隸制，或者以為在資本的統治下，在金錢的支配下，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也可以維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製度。」

討論左翼布爾喬亞的成因會比較複雜。他們不能直接等同於羅爾斯到德沃金的左翼自由主義，而德沃金自己還吐槽美國從partnership democracy（夥伴關係民主）退化成成多數主義民主。沃格林所論述的現代性，來自於彼岸世界的靈知主義想像使得生活世界的此岸從人群意識中脫離，生活世界成了一個純粹的批判對象。似乎布爾喬亞的左派運動建立在了這種話語規則上。

當然這背後是一個政治傳播學原理，媒介對於政治議程的布置和公共治理框架提供的是一類「被翻譯的政治」，或者說是政治的二階釋義，舉個例子說說女權主義從沃夫斯通克拉夫特開始就是普遍政治哲學，當時是和其古典共和主義立場的權利觀出發的。在第二波女權，激進女權對於父權社會對於性剝削和階級性的揭示，黑人女權對後殖民現狀的白人文化中心批判。而第三波女權和第四波女權南希弗雷澤等社會主義女權對新自由主義治理書把父權問題脫離社會關係的批判，還是新自由主義的沃爾邦試圖把女權建立的公共性別議程當做當今社會中針對父權問題的否定性常規議程，來改造和滲入社交文化和經濟關係，這個議程還包括一些諸如roe v wad案子的成文成果。而好玩的是新媒體出現後，這個普遍政治問題居然脫離社會關係革命被翻譯成了一類「男人——女人」問題，並且把一切忽視政治現實放入這個框架中。這樣的最大危害在於，父權社會的實質似乎被翻譯成了了有一堆各類出身的男權low逼阻礙社會進步，我們把他們罵死這世界就清凈了，然後川普這個罵不死的跳出來你就只能淚奔了。簡直萌萌噠。

媒介學派的萊文森當年意識到這種機制，但是持的是樂觀態度，即認為媒介技術對於政治事件的二階觀念生產依然會遵循某種技術進化論，即哪怕是翻譯的政治最後也會留下適宜的討論方式，然而現在看來未必是。

政治正確的產生邏輯是價值判斷作為公共議事的主要形式與各分立的共同體意識，其本身就是因為此類價值判斷依賴於某種公共話語體系，公共話語體系作為消弭傳統權威主體而存在，和形成對特定群體的話語補償機制用於找補，並形成話語權重配，

前者產生絕對道德（即將某種共識訴諸絕對正確，即諾斯替主義），後者產生政治正確話語。

故而政治正確是話語-身份產生的權力關係中，由於原權力關係崩塌，而造成的話語秩序重配，而這個重配由於新的權威（就是我們產生的性別平權的共識）的約束力，形成了原社會主體對於新社會主體的一個話語找補機制（找補的原因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不平權），這是個必然產生的社會關係，詳見歷史上各種革命最後達成的妥協。

所以這種社會權力結構對原受害者的補償機制，在某種價值觀語境下適配成一個政治正確的共識。這個適配過程是一個公共政治的實踐過程，簡化而來就是公共話語體系中，話語衝突達成的妥協。

而這個補償機制是社會關係變遷產生的，ta不以常規的美式政治正確出現，也會以其他方式出現，美式政治正確本身也是尋求一個中質化的評價體系，這個中質化就是將評價體系投向庶民的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用各部分人民的象徵來作代表，那麼這種邏輯下代表各原弱勢共同體的人物作為象徵出現在貨幣是合理的，這是這個找補機制的一種表現形式，所以我們探討政治正確該不該出現，或者有沒有用不是很有意義，原男女分工由於經濟體系本身的變遷崩塌以後，原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建立在「基本權假設」上的社會契約，這個契約必然會涉及原強勢群體對於權力關係的讓渡，但是區別在於這不是兩撥人在談判桌上達成的文本契約，而是一個社會的自發過程，最後訴諸成一種共識。

體現在已經被訴諸公共話語體系（由於媒體業的發展）的公共政治中，就體現為話語權的讓渡和重配，形成社會關係強勢者在話語權上弱勢的情況。這就是找補機制形成的話語權讓渡，極端一點就會將原關係強勢者列為原罪者。

所以政治正確是在這種社會結構變遷中必然存在的一個產物，它實質是一種話語權的補償機制，那麼圍繞這個補償機制產生的一切在公共話語體系內的活動都是這種規則的延續。無所謂好或者是壞，有用或者沒用。

然而這種革命方式很難解決問題，只是滿足我似乎給少數群體賦了權並一定程度解決了問題的的靈知主義想像。

從傑姆遜的立場來說，這是種缺乏共同綱領和政治實踐力的現代性神話。兩個方面，首先脫離現實關係而破碎的單一向度政治訴求是一種缺乏規劃的集體社會組織來向規制組織發起反抗，反戰和平權僅限於價值共同體去對抗父權和戰爭這種政治性共同體是虛妄的。

其次，也是一種脫離社會關係的所謂新事物建構完全在排斥意識形態分析的狀況下導致了宏大敘事退場，於是我們從這種反抗中，引出了一系列話語來審判前現代世界，無論是詞語凈化和微冒犯還是公共話語的政治正確。但是你只是預設了前現代，現代性的斷裂，在這種敘事中找尋了一套主流文化建構。然而川普代表的反主流，反建制的出現證明了這種建構屬於虛妄的啟蒙。這屬於列寧在兩篇小資階級革命論述中強調了自我聖徒化的機會主義政治實質。

最後，如斯泰克戴克的批判，資本社會建立的解決階級矛盾的中立性本身是虛妄的，甚至這種貌似寬容的文化讓少數群體失去了真正反抗。簡而言之，一個黑人在這種主流文化中似乎必須服從liberal的意識形態，按照自由派精英的成長路線進入主流社會，然後呼籲種族平等，堅持這種路徑就能成功。然而無論是法農還是胡克的黑人女權主義，當年的黑人鬥爭都是解構性和政治性的，這種左翼政治鬥爭在當今完全被拋棄了——似乎發聲政治才是出路。然後川普的民粹上台依然打臉了這種思維。

3）全球化政治極化背景下的民粹主義聯動。

阿倫特在論述現代政治轉型的時候提到過，現代政治是複數性的人之境況（即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存在者，活在同儕中間）的現實化，或者說我們從現代政治造成的「人群共同體」中拿到了一個社會身份，我們才可以擁有社會人的身份，而所依賴的這個共同體，由行動和言說來構成關係網路，揭示了某人是誰，也造就了歸屬感（togetherness）。但是這兩個也有區別，行動是自然人的現實性身份，而言說是整個社會共同體的性質定義。當然，阿倫特更核心的概念是「思」，而其對於公共領域在技藝人前後的概念變化也是有很大區別的，並且阿倫特研究者的意見中她的前後對現代性的態度非常微妙，我們姑且只引述到這。

其次，在蘇賈的空間批判中，體現了資本的跨國建構導致人們對於地理和城市系統感知的經濟階級認同遠大於地理認同。一個簡單的例子是，「上海在不少人的眼中比起蘇北離紐約更近」。這種更近並非是說地理常識錯亂了，而空間所附屬的社會形態和階級文化認同，對個人而言就是生存策略。也代表著媒介和跨國資本產生了龐大的國際公共場域，於是這個空間中的政治生態是共享的，包括難民問題，宗教問題都可以行成國際性的政治聯動。這可以被稱作代表全球本身的空間認同，那麼背後就是政治失語和被政治空間本身排斥的部分。所有人對美國公共政治在社交網路的動態熟知，沒人知道南亞的共運。這種空間政治議題的傾向性與失語的那個階級屬於南轅北轍。

但是這個全球化空間和經濟分工並非完全中立的。我朝在全球化和經濟分工歷程中拿回了大國的天命昭昭和大國崛起的資本，本身的體量基礎和介入經濟分工的時機，還有tg的產業把控，使得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是全球化受益者。然而受益於全球化的後發國家一大堆，成世界一極的不過就我們自己而已。

某些國家被跨國資本和美元體系拉到了國際分工的中端，用進口替代策略銷售基礎工業品和讓利人口，卻再也無法更進一步發展直到國內矛盾爆發；某些國家進入主要國家主導的本地區經濟聯盟通過主要國家投資完成第一筆積累，於是再也無法離開主要國家給他框定的經濟分工；某些國家的資本把利潤薄但提供主要人口就業的產業外流，以消費服務業和金融業積累投資和高產出的利收，而傳統行業每況凋敝。某些國家壓根成了不存在的國家，只能在國際貿易中作為原材料和基礎產品的貼牌生產地存在。

全球化的主流社會和被忽視的本土主義失敗者們的矛盾是全球都存在的，無非是撕裂方式不同。這屬於某種資本本身對於主權機器構成秩序的異化。

即使在全球化較為成功的我朝，就城市經濟而言，城市建設空間本身從聚集性出發的空間規劃體現為圍繞資本和產業建構的功能性規劃，新區規劃和商業地產嗅覺是完全服從於城市這個抽象經濟體的擴張邏輯而非居住擴張邏輯，這種空間原理交疊帶來異質性，體現資本本身驅動和平民居住驅動兩種驅動力構成的權力空間矛盾，用個後現代城市經濟學術語就是城市被資本表徵化了，城市作為抽象經濟體和中層的商業社交空間性質開始逾越實體。於是「城市主體是誰」，變得對立極化卻又被模糊的階級分層所整合。最直觀的，一線城市中未直接受益的人士面對的是自己能消費得起的公共資源被稀釋，個人資本積累遠低於城市資本價格增長，社會治理風險的成本被自己承擔，也會誘發本土主義。而富人投資者所經歷的空間，更是完全功能化的發展區，商業區，消費區域，甚至很少接觸市民社會。

這種廣泛意義的矛盾是後全球化時代政治極化依賴的基本社會矛盾，體現在所有不同位置的國家。當然這個社會矛盾可以細化，階級文化的生產能力在媒介時代被加強，它本身也可以產出新的社會關係。腦臀分離時代對於本土主義或者主流文化的接納也帶有個人理性生存策略的差異。

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如哈維和傑姆遜爭端中的共識。交換價值的極端自治，使得資本對於國家機器的背叛，所以全球只有一個黑幕的帝國主義而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一超多強變成帝國主義下的多強，所以對於一個只是資本承載體這個空間場域中，基本的爭端是本土資本在利潤率增長乏力中留下的破舊秩序與全球資本把秩序剝離到國際政治中間領域的矛盾。列寧的《論帝國主義》眾帝國主義的擴張性和內外剝削性尤如在耳。這個矛盾中，自由布爾喬亞能夠做的並不多，如巴迪歐對川普的論調，背景對於美國國內是傳統寡頭政治的解體和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極度乏力，兩黨建制派的消退除了代表性斷裂以外還在於政治組織從寡頭組織變成了政治行動體，川普的話語集合導致了新自由主義者臆想的人性秩序解體後，成了眾怒和其他公共情緒的宣洩口。這也是我提到的，秩序解體下的偶像共情和求變訴求整合了一個沒有共同綱領和階級性的政治共同體，如同大部分後發國家經歷的近代史一樣。當然，巴迪歐和齊澤克一樣秉承著這代哲學家的優良傳統，「分析能力極為獨到，解決方案基本是個屁」，巴迪歐號召行成左派的政治行動體來對掐。就我個人而言去，列寧的《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基於社會革命本身的實踐，無產階級的實踐黨性，武器和黨群組織是你最好可信任的東西，這點俄國革命如此，其他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