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麗：沒有降不下的血糖，只有改不掉的習性

01-29

魏麗，主任醫師，博士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博士生導師。擅長肥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的診治、甲亢及甲亢並突眼、甲狀腺結節。從事內分泌代謝病臨床26多年，在肥胖、糖尿病及其慢性併發症、甲亢、甲狀腺結節等甲狀腺疾病以及垂體、腎上腺等內分泌疾病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致力於糖尿病前期、肥胖、代謝綜合征及胰島素抵抗的臨床及基礎研究。

1985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1999年留學於日本群馬大學，2004年獲得博士學位並引進回國在本院內分泌科工作，2008年至2009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進行了博士後的研究工作。主持國家自然基金項目三項，上海市科委項目一項，上海市衛生局項目一項並參與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及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項目。在核心期刊發表科研論文80餘篇，其中SCI收錄15篇。

專家門診：每周一下午，周二上午（六院東院）

採訪唐曄編輯王玉

採訪筆記

「那血一下子就從病人口腔里噴出，直接噴到我臉上，糊了一臉，沒人幫我擦，大家都在忙，我擦了一下糊住眼睛的血跡，繼續搶救。」說起她做小醫生時的一次半夜急救，她搖搖頭，「病人還是沒救過來，我想，任何醫生彼時都很沮喪，眼看著生命流逝了。」

第六人民醫院內分泌代謝科主任醫師，東院執行主任魏麗，擅長肥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合併症的診治、月經失調、多囊卵巢綜合症、甲亢及甲亢並突眼、甲狀腺結節等甲狀腺疾病等。

「最初想做外科。」她說，她津津樂道於實習期間的幾台小手術，割闌尾，割包皮，手法麻利，打結飛快。但父母不同意，怕她手術台上累癱了，於是她選擇了內科。

她在日本讀博五年，從一個臨床醫生蛻變成研究型學者，知道怎樣從細枝末節找到問題的根源，窮追不捨，環環相扣，她說，這是內分泌科醫生的特性。「在日本，除了思維方式，生活習性都改了，不給別人添麻煩，反躬自省，服從規則和秩序，潛移默化影響了我。」

在六院內分泌科十年，又擔任東院執行主任，她說自信心來自於不服輸，「每年兩萬門診量，什麼狀況都遇見過，用藥因人而異，都帶有自己的風格了。」

她說，沒有降不下的血糖，我說，只有改不掉的習性。她笑了，說很對，說了老張的故事，反覆叮囑不能喝酒抽煙，老張聽鄰居說煙酒與糖尿病無礙，於是我行我素，結果，他不知道併發症是會奪人性命的，倒過來又來責怪醫生。我知道，老張說的就是我們身邊人。

我想，這一定不是一個輕鬆的故事，身體帶給我們歡愉，也會帶給我們疼痛。我和你不同，就是因為「我的身體和你的身體不同」，人和人的差異，早已先于思想，經歷和教養，銘寫於身體之上，在這個意義上，身體比人生更能體現命運感。

門診，科研，教學，社區宣教，哪一樣都很重要，都不能丟掉。她坦言壓力巨大，尤其現在還有行政職務，但她用電影緩解自己，躲在每周一場電影里吸足自己需要的氧氣，來日再戰。「其實，最愛的還是老電影，八十年代的《追捕》，看了又看，現在還找來看。」

我點頭，這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在高倉健，原田芳雄，中野良子塑造的人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堅持信仰的故事。

學醫之路

1963年，魏麗出生在山西大同，10歲隨父母調動工作到陝西司馬遷的故鄉，家在山上，每次去上學要來回六七里，山上山下來回跑。父親做過廠里的赤腳醫生，針灸草藥，一輩子喜歡這個，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撤下了從醫資格，父親十分失落。

1980年，魏麗填報高考志願，父親極力勸她報考醫生，說女孩子做醫生好，家裡還有那麼多醫書，也算是一筆用的上的「資源」。就這樣，魏麗報考了西安醫科大學，走上從醫之路，算是完成了父親的心愿。

問及最初是否喜歡醫學，魏麗搖搖頭。但這一代人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不抱怨時代，不抱怨安排，埋頭苦幹，「干一行愛一行」。進入大學後，解剖、組胚等大量內容需要背誦，她成績優秀，但並不喜歡死記硬背。直到學到病理生理的時候，才開始真正喜歡上醫學。「我喜歡邏輯推理，學到機理的時候，原來心臟是這樣工作的，生理是這個樣子，病理是那個樣子，帶有很強的邏輯性，這個時候興趣變濃厚了，真正開始喜歡上醫學。」

五年後本科畢業，學校的前50名優秀畢業生可以留校，魏麗排名22位，自然是有機會的。她的動手能力極強，最初甚至希望做個外科大夫。「我作為家中的老大，什麼事都要干，買菜打煤餅，東西壞了自己修理，這些動手能力在臨床實習時就顯現出來。」她跟著老師學習手術打結，一學就會，實習期間一個人主刀做了闌尾、疝氣、包皮環切手術。「我當時喜歡外科，帶我的醫生也認為表現不錯，可以留在外科。但是父親不同意，認為一個女孩子將來做大手術體力跟不上，不適合發展，因此選擇了內科。」

1986年，魏麗到了西安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兩年輪轉，先在急診室呆了一年。在輪轉期間，她發現內分泌科特別具有邏輯推理性，「要搞清楚激素的代謝情況才能分析出疾病，尋找蛛絲馬跡，然後判斷明了，像個破案的偵探，甚合我意，於是選擇了內分泌科。」

在內分泌科工作了十幾年，魏麗明顯感到知識不夠用，她在尋找自我突破的機會。1999年，醫院有一個公派去日本進修的機會，就在那時考取了日本群馬大學博士研究生，她去了一呆就是五年，順利地拿了博士學位。

魏麗在日本眼界大開。日本的內分泌研究後來叫分子調節研究，導師60多歲，為人親和，但是教起課來相當嚴肅，每天要求研究生閱讀一篇學科相關的英文文獻，魏麗的英語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當年沒有電子辭典，藉助醫學大辭典書，學會閱讀英文文獻及搜索引擎。魏麗認為，在日本做醫生也很辛苦。日本的醫學制度是先留附屬醫院輪轉2-3年，然後把一個醫生派到鄉下去做兩三年的醫生，然後再回來做專科工作2-3年，最後再分配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日本的城鄉醫生水平差別並不大。

「雖然是個小國，但日本人非常有禮貌。比如前面有一個人在走路，後面一個人想要穿過去一定會是先道歉。社區的樓梯乾乾淨淨，幾乎沒有人亂扔垃圾，非常具有公民自覺性。而日本醫院的查房制度跟中國類似，唯一不同的是醫保局不定時來查醫囑，在這種壓力下醫生開每一個葯都有依據，否則自己承擔責任。」

她說，在日本留學最大的收穫是以前沒有研究思維，看到一件事知道該這麼處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是如此處理。五年學到了很多，具有科研思維，遇到任何問題，想不通了，就去申請研究課題，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從一個單純的醫生變成科研一體的醫者，對自己的工作也更加熱愛。

沒有降不下的血糖

2004年，魏麗從日本回國，她笑著說自己當初應聘的時候查閱了資料，選了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六院的內分泌科是一塊響噹噹的招牌。

「六院總院的門診量很大，對各種各樣的糖尿病精準化的治療是個很好的積累。平均一個醫生一天的門診量在100人左右，一個月工作22天，一年算下來算要看2萬多個病人。」

魏麗坦言，從國外回來的時候，發現醫患關係有了巨大的變化。以前病人非常信任醫生，無論做什麼都是病人配合醫生。但是現在醫療關係完全變了，醫患相互懷疑。「做任何治療前都要跟病人解釋清楚，徵得病人的同意，否則太容易出醫療糾紛。十年前只要對病人好就敢做，現在是先看一下法律是否支持自己。這些年和病人的溝通能力進步了不小，也懂得了患者的心理需求，學會了給患者心理疏導。」

魏麗現在科室里有一個熊貓血的病人，溶血性貧血、糖尿病和胃潰瘍，全院會診，吃了激素潰瘍加重出血，不吃激素溶血性貧血加重。血液稀有配不上，治療壓力很大，家屬給的壓力也很大。面對這樣的情況，她說自己從來不躲，躲是躲不過去的，只能迎著上，跟患者不停地溝通，告訴家屬病情的嚴重性，但同時全院會診，讓病人和家屬做好最壞的打算，「作為醫生要盡全力救治，即使病人和家屬都做好了壞的打算，也不能完全放鬆治療。」

記得剛到六院的時候，有一個高血壓的病人，吃了五六年的高血壓葯，總不見效果，還經常下肢無力。剛回到國內就遇見這樣的病人，讓魏麗覺得很有挑戰性。她給病人做了CT檢查、血和24小時尿電解質檢測、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化驗以及安體舒通實驗，發現安體舒通很有效果，病人血壓很快降下來，腿也有力氣了。「經過仔細檢查，發現患者是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症，此後這個病人一直吃這個葯控制，還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這是到六院的第一個病人，印象深刻。」

另外一個糖尿病病人，在急診室昏迷不醒，血糖高到測不出來。病人年紀大，夏天太熱喝水少，加上吃了甜品，病情發作。血糖和滲透壓都很高，高鈉血症。「血糖高，滲透壓高，高滲昏迷，按照指南要輸入低滲，考慮病人年紀大，還有心臟病及還有腔梗，會承受不了，我想了個辦法，插一根胃管，給病人灌溫水，同時靜脈補液輸入胰島素，這樣讓病人的滲透壓自然降低。整整搶救了一天一夜，病人慢慢蘇醒，恢復意識。」

從生死線把病人搶救回來早已是家常便飯，但也有搶救不回來的遺憾。她至今仍然記得還只是一個小醫生的時候，夜間急診，一個病人肝硬化大出血，食道靜脈曲張破裂，從食道里直接出血，病人大口大口地噴血，血噴到她臉上，她抹了一把，顧不上自己，趕緊搶救。遺憾的是病人最後還是死亡。

那是她第一次獨立面對病人死亡，沒有人能幫她，心裡是害怕的，被一種恐懼捕獲。回家的路上，她心裡空蕩蕩的，一直想著病人為什麼救不活？反反覆復地問，自己又答不上來，眼睜睜看著人就怎麼沒了，心裡說不出來的滋味，無比失落，覺得做醫生很失敗，這一晚她和誰都沒有說話。「醫生最終要明白，很多病是無能為力，生和死都是生命的過程，醫生能做的是儘力而為。」

魏麗表示，最近在賈偉平院子的帶領下，對浦東新區泥城鎮40歲以上的18000人做糖尿病篩查，發現糖尿病患病率為22%。為了惠民於當地，科室還開展了一個醫院-社區一體化管理項目，給1000患者建檔並配一名護士專門管理。一個月一次宣教，定期舉行糖尿病俱樂部下社區活動，發給大家免費的血糖測試卡，她也會到社區醫院坐診。調查發現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血糖高，很大程度是和生活習慣博弈，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血糖高了以後的嚴重後果，覺得無所謂，還能吃能喝能睡，其實引發了很多併發症。

「進來的病人先問飲食，調整飲食，後面的治療才有效果，也有頑固不靈的，死活不肯戒煙戒酒，管不住嘴，邁不開腿。現在血糖達標率漸漸上來了，效果初見成效。我對糖尿病的治療非常有成就感，目前還沒有降不下去的血糖，只有改不掉的習性。」

口述實錄

唐曄：什麼樣的醫生才是一個好醫生？

魏麗：首先對病人負責。同樣是查房，有沒有仔細觀察病人很重要，我常常說一定要查體，要動手，很多細節就在查體中發現。現在很多醫生依賴檢查手段，但是檢查化驗的結果是要花時間的，查體一下子就能捕捉到癥狀，提早預防。特別是重症病人，我建議每天都要查體。

除了對病人負責，再有就是提高自己。說起來已經有30年的從醫經驗，但經驗是過去的，醫學在不斷發展。內科只是日新月異，國外很多新東西出來了，要了解研究，跟得上醫學的發展，把最好的醫療方式及時給到病人。

唐曄：您用藥特點是什麼？

魏麗：根據患者的病情，綜合判斷。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是不一樣的，來這的病人要麼年紀大，要麼有併發症，病情複雜，用藥之前就要分清楚，同樣一種葯不一定能治療同樣一個病。個體化治療，個體化用藥。

唐曄：最近有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情？

魏麗：我特別想提高六院東院在內分泌診療的知名度，把醫療和服務水平保持與總院同質化的水平，在周邊不斷擴大的影響力，擴大診量。現在科室有7個醫生，兩個高級職稱，未來還會進一步壯大隊伍，希望科室和總院能夠差異化發展，同質化水平。

唐曄：作為六院的分院科室，你們最近做了些什麼？

魏麗：我們開展了糖尿病整合門診。病人挂號後先診斷病情，然後營養師評餐，指出病人飲食中需要改進的地方，還會有一個教育師，專門根據病人的作息生活，飲食習慣給出針對性指導。最後藥師檢查他目前吃的葯，從用藥的專業性給病人調配藥物，以及吃藥的注意方式等。這個門診每個禮拜只有一次，一個病人一次2個小時左右。這個想法是從東京醫院裡學來的，一整套的服務流程，目前病人反饋效果不錯，只是時間太長。

唐曄：我們有沒有辦法預防糖尿病呢？

魏麗：糖尿病是一個慢性病，直接死亡的不多，但是糖尿病引起的併發症死亡非常多，例如我們常見的腦梗，冠心病。糖尿病發病的原因一半是日常生活習慣，一半是遺傳。如果基因中有糖尿病遺傳基因，是很容易誘發致病的。

唐曄：在日本的學習，給您帶來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魏麗：學會研究型思維，知道如何去思考一個現象產生的背後原因，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看到一個癥狀會多問幾個為什麼，有了科研、哲學的觀念。

唐曄：現在還閱讀嗎？

魏麗：閱讀的，不過閱讀的內容除了文獻還是文獻。最多晚上睡覺前看一些微信里的新聞，碎片化閱讀。

唐曄：現在會不會懷舊？

魏麗：我很懷念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也懷念在美國留學做博士後的一年，讀書讓我覺得很輕鬆，沒有壓力，無拘無束。

唐曄：平時用什麼方式給自己解壓？

魏麗：看電影，如果有時間一個禮拜看一次，從我家到電影院5分鐘，很方便。不過最愛的還是老電影，八十年代的《追捕》，看了很多次，現在還找來看。

唐曄：有沒有想過，如果不做醫生您會做什麼？

魏麗：其實上大學的時候，我想做企業家，80年代市場經濟浪潮襲來，我父親後來當了廠長，耳濡目染，越發對企業感興趣。能堅持下來做醫生，一方面當然是對醫學的熱愛，另一方面是性格中不服輸，什麼都要努力做到最好，從讀書到工作，一直爭強好勝，一路就這麼過來了。只要在崗位上，就閑不下來。

唐曄：您現在的門診難約嗎？

魏麗：很多病人說門診太難約了，有的病人一次看完後下次可能就掛不到號了，只能加號。有時候給病人看完，開了化驗單，會跟病人交代下個禮拜過來給你加號——總不能看病只看一半，檢查結果出來了要等一個月才能掛上號，一個月後檢查結果都不準確了，這不合理，就只能給病人加號。

唐曄：您覺得，醫學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魏麗：治病救人，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解除病人痛苦。病人來看醫生，心裡有時候是在找尋一種依靠，我除了給病人診治開藥，也會跟病人開導開導，比如甲狀腺結節，很多病人總懷疑自己是癌症，不得不三番五次同他們解釋，人們現在普遍缺乏安全感。不管是用藥物還是溝通，目的都是解決病人的問題。

唐曄：您有休假的時候嗎？

魏麗：每天早上七點半到單位，回去就沒有準點了，白天看病，查房，還有行政工作、研究生的論文修改、義診等。我有公休假期，但是來醫院十幾年，只休息過一次。如果有時間休息，想去坐一次游輪，看看大海，體驗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