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萬買 10 個月的命，你買嗎？

作者：徐卓君

每 7 至 8 個人中就會有一個人死於癌症。一個典型的 4＋2 + 2 的家庭正好 8 口人，除了極少數的幸運兒，多數人將在人生的某個時間節點，面臨一場和癌症的遭遇戰。

在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可以治療、控制、甚至治癒的慢性病 10 年之後，癌症一詞仍然有毀滅性力量。

一位經歷了父親癌症過世的女兒在一篇文章中寫到，「我覺得每個家庭都應當準備氰化鉀，如果我得了癌症，就立即吃下去，我不能接受自己成為折磨親人的那個癌症患者。」

問題不再是我們是否會遇到這種永恆的疾病 ，而是我們何時會遇到它。當這場不可避免的遭遇戰來臨時，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我們為此探訪了多個家庭，癌症外科醫生、癌症內科醫生 、心理學家，還有姑息治療專家。

這不是一個個和疾病搏鬥之後勝利或失敗的故事，而是面對醫學巨大的不確定性，病人、家人和醫生一起，根據自己的人生哲學、經濟狀況、疾病進展進行選擇的歷程，是在選擇之後，如何保有平靜、尊嚴和生命價值的故事。

這些故事裡，有希望、有恐懼、有悲傷，有淚水，有遺憾，唯獨沒有失敗。

1. 指南與人

尊嚴死倡導者、中國第一部結直腸癌診療規範的牽頭人顧晉，決定違背他行醫三十年奉為圭臬的各種醫學規範和指南，為晚期癌症患者李蕭進行一項激進的手術。

李蕭不適合手術——從生物醫學的角度看。

這是中國最頂尖的結直腸癌外科醫生顧晉見過的最大的造口部位複發腫瘤，菜花樣的腫瘤覆蓋了腹部三分之一的皮膚，肝部有疑似轉移。

最開始，顧晉只看了一眼病歷和影像資料，就否掉了手術的可能性——高昂的手術費用、沒有治癒的希望、隨時可能致命的手術併發症。

這也是李蕭的妻子跑遍了北京所有的三甲醫院後得到的一致回復。

彼時，顧晉還沒有見過李蕭，兩年前的直腸癌手術後，腸道已經無法和肛門相連，於是將腸道的一部分外置於腹部表面，形成一個造口，用護具包裹住，代替原來的肛門功能。最大的區別是，人造的新肛門沒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這是超過 50% 的低位直腸癌患者不得不面對的窘境。

因為虛弱，更因為難堪，李蕭不出門。整個 2016 年的冬天，李蕭躺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小旅館內，等待妻子果果每天帶回來的壞消息。

在那些寒冷而漫長的冬日，果果都會帶上一沓病歷，跳上早班公交車，前往頭一天晚上圈定的醫院，等上幾個小時，看看有沒有一位醫生願意接下李蕭這個病人。

被無數次拒絕後，果果又會坐上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回到小旅館，第二天換一家醫院，重複同樣的過程。就像荷馬史詩里的西西弗斯一樣，無望卻執著地履行自己的責任。

李蕭和果果約定，這是最後一次嘗試。

果果租了一幅輪椅，把李蕭帶到了顧晉在北京大學首鋼醫院（他是這家醫院的院長）的診室。顧晉有些發愣，閱讀黑白膠片、病理報告上的數字和直接面對一個被消耗的年輕癌症病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理衝擊。

3 月底的北京，暖氣剛剛停止供應，被帶進來診室的，除了門外的冷空氣，還有一股隱約的糞便的惡臭。

輪椅上的年輕人臉色慘白，和多數來到這個診室的客人一樣，雖然處於人生最暗無天日的日子，還是試圖對對面的醫生扯出一個笑容。

當顧晉請李蕭躺下做檢查時，他往後縮了一下， 訕訕地說，「大夫，有點臟。」

只掀起了衣服一角，惡臭在不大的診室里瀰漫開來。

腫瘤複發在腹部表面的造口處，肉眼清晰可見，菜花樣的腫瘤開始潰爛，比起上一次看到的照片和病歷，腹壁上的血紅色腫塊似乎又長大了不少，已經沒有任何護具可以遮蓋，膿血和糞便從潰爛處往外翻湧。

李蕭把頭別向一側，「您看我現在這樣，沒法出門，我一點尊嚴都沒有啊！」

一端是一個 32 歲的年輕人熱切的目光和餘生的尊嚴，一端是匯聚了最可靠的醫學證據和頂尖臨床醫生意見編製而成的指南。

向來果決的顧晉，一時踟躕不語。

2. 只有上帝知道

醫學是一門充滿不確定性的科學。

作為頂尖的外科醫生，顧晉每天面臨大大小小無數個選擇：

75 歲的老人同時患有肺氣腫、高血壓和冠心病，還能不能手術？是擴大手術範圍以絕後患，還是盡量保住這個 20 歲年輕姑娘的肛門？來自河北農村的病人家境貧寒，是直接手術，還是先做一輪新輔助放療？

哪怕已經進入精準醫學時代，醫生們試圖干預疾病的種種努力，並不一定會通向一個確切的好的結果，癌症尤甚。

具體到某個特定的人，這個昂貴的靶向藥物一定能奏效嗎？手術後腫瘤會不會複發？只有上帝知道。

屢敗屢戰之後，人類短暫地找到一些對抗癌症的武器：

外科的大範圍切除術有可能能降低複發率，但是病人們會失去乳房，肛門、食道等重要器官； 還有一定的幾率，生育的能力，性功能會受到不可逆的傷害；在一些腦部、脊椎腫瘤的手術里，病人甚至有癱瘓的可能。

一些化療藥物，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殺死了正常的細胞，帶來噁心、過敏、出血等副作用，以及不菲的花費。

而治癒終究是小概率事件。在窮盡現代醫學的所有手段之後，在中國，癌症的 5 年生存率也不過 30.9%。

在罹患這種疾病的那一刻起，就失去最優選擇（對於多數人而言是治癒）的機會。不過是兩相其害取其輕的妥協，是在眾多的不確定性中，找到一個相對沒那麼糟糕的結果。

風險和機會並存，黑暗與希望同在。

如果最優的選項不存在，結果的好與壞很多時候是病人的主觀感受，更重要的是，找到一條他覺得有價值的未來的路。

李蕭跟顧晉談及女兒和自己作為父親的挫敗感。女兒半歲時，李蕭被查出結腸癌，全家都被拖入癌症的軌道，他和妻子頻繁地往返於北京和石家莊的家之間，沒有再工作，女兒也託付給老人照料。

腫瘤、膿血、腸造瘺、纏繞著身體的惡臭，讓李蕭沒法出現在有人的地方。他漸漸失去了作為父親、丈夫、下屬、兒子、朋友的全部社會角色。

蘇珊 ?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寫道，癌症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疾病，更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和政治範疇的疾病，一種充滿懲罰意味的疾病。

日常生活被一一被抹殺：沒法穿衣，衣服粗糙的纖維會摩擦刺激腫瘤的表面，怕被人嫌棄不敢出門，連一個擁抱也不敢給女兒。

「您不要拒絕我，我們已經走了許多醫院，您要不給我做， 我只能等死，不，這樣生不如死…….」

顧晉決定給李蕭手術，他希望這個年輕的父親，能有尊嚴地度過他的人生——無論長短；能在擁抱自己女兒的時候不再感到內疚；能走出寄居的小屋，找回做為父親、丈夫、兒子的社會身份。

3. 100 萬買 10 個月的命，買嗎？

在關於癌症治療的複雜的數據模型里，除了生存期、有效率、治癒率、癱瘓的幾率、併發症的可能性這些令人費解的排列組合，還有更為殘酷的變數——錢。

艾美仕——一家全球性的醫療信息提供商的數據顯示，2015 年，擁有私人保險的癌症患者年平均花費是 5.8 萬美元，摺合人民幣近 40 萬元。

在過去的 5 年間，有超過 70 種抗腫瘤的新葯上市，可以延長那些原本被認為罹患了最為致命的癌症的患者的生命，比如晚期黑色素瘤和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價格也不菲。2014 年，FDA 批准上市的抗腫瘤葯的人均年花費高達 12 萬美元，摺合人民幣超過 80 萬元。

嘗試一種昂貴的新葯，延長自己或家人幾個月到十幾個月生命，代價是幾十萬，你怎麼選？

就連醫生也沒有答案，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消化道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張曉東記得，一個小夥子帶著癌症晚期的媽媽四處求醫。雖然家境並不富裕，但還是詢問昂貴的靶向治療。

「我不知道該怎麼對他說，靶向葯並不百分百有效，受益人群在 20% 左右，我要是說可以試試，如果他因為沒錢，那麼今後心裡的遺憾、歉疚將伴隨終身。」

最絕望的時候，楊洋想過離婚，賣掉和丈夫共同擁有的房產，將自己的那一半房產用於給父親治病。

2013 年 7 月，父親被查出結腸癌肝轉移。楊洋和醫生商量後，決定採用靶向葯西妥昔單抗加化療藥物伊立替康的治療方案，爭取手術的一線希望。

一支 20 ml 的靶向葯 4698 元，不入醫保。但對於楊洋父親這樣的 K-ras 基因野生型結腸癌晚期轉移患者，確有療效。

德國醫學腫瘤學協會的一項臨床研究顯示，使用這種靶向葯加化療葯的結腸癌晚期患者，中位生存時間是 28 個月——一半以上的患者活過了 28 個月，對於晚期病人而言，這算得上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數據。

在開始治療的前三個月里，楊洋的父親用掉了 30 萬，這也是主治醫生此前預估的全部治療費用。

楊洋是一家雜誌社的記者，而丈夫在一家國企工作，家庭月收入25000，兩人趕在北京房價跳漲之前湊齊首付買下了一套新房，月供3500。饒是如此，面對六七位數的醫藥費，楊洋仍然覺得天旋地轉。

父母已經賣掉了老家的服裝店鋪，還舉債 20 來萬。楊洋每晚失眠躺在床上盤算，「100 萬難道就只能買我爸 10 個月的命，我去哪兒湊這些錢 ？」

楊洋找附近中介打聽，她和丈夫兩年前買下的北五環外的一套複式兩居，時價 280 萬。絕望中，她試探著向丈夫提及離婚 ，「我們把房子賣了，我拿走一半錢，帶著爸媽，能治到什麼時候，是什麼時候，不拖累你。」

老家的親戚朋友婉轉勸說楊洋和母親放棄，不要「人財兩空」，但最新的 ct 結果顯示，靶向葯對父親確實有效，腫瘤已經從十幾個減少到 6 個，雖然不能立即手術，但希望似乎就在眼前。

4. 你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面對癌症這道選擇題，當醫學沒有辦法給你最優解時，選擇哪種方案，是不同的人生哲學之間的較量，關乎你和你的家庭未來想要哪種生活，並無優劣對錯之分。

總有一些富有戰鬥精神的人，不想盯著存活統計數據，想儘力「積極應對」診斷結果，有醫院願意收治，有手術可做，有葯可用，也許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

還有一些在旁人看來「顯然」要放棄的方案，可能對這個人和他的家庭而言，是最好的選擇。

張曉東說起她的一個朋友，低度惡性的淋巴瘤，但她不願意化療，當然也沒有用各種江湖偏方，5 年後去世。

「她不後悔」，作為腫瘤醫生，張曉東覺得，這也是很贊的選擇。

4 年前，浙醫一院的急診科醫生、醫學博士陳作兵，在父親被診斷出惡性腹膜間質瘤晚期後，放棄了化療放療，將他送回了浙江諸暨老家。

這是陳作兵父親自己的選擇，陳父喜讀《莊子》、《老子》，對生命有自己的見解，他說人好像溪流一樣，一開始是一滴滴水，然後是小溪，到了青壯年期聲音會越來越響，波瀾壯闊，最後無聲無息地回歸大海。

他選擇回到出生的地方，在諸暨的山裡種下了南瓜和莧菜；用一個冬天的時間和親人朋友告別；和孫輩一起，度過一個極為熱鬧的除夕夜，拍了許多張全家福。

翌年 3 月，陳作兵的父親在平靜中離世。

陳作兵說，選擇是沒有對錯的，任何一個選擇，只要是充分了解病情之後，憑著自己的理性和思考做出的，都是正確的。

做了 20 多年癌症專科醫生，張曉東認為，腫瘤治療有很多時候是站在十字路口，往哪邊走都有道理，利弊一樣，需要患者和家屬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重要的是，不要回頭，治療窗口轉瞬即逝，只能一條路走到底，否則對病人和家屬都是心理折磨。

醫學的美妙之處又在於，總有不確定性存在，那些鬥志昂揚的人們，希望採取積極的戰鬥方式，將生命延續足夠長的時間。總有微弱的可能性存在，等到新的更好的療法問世。

楊洋的母親用一句話濃縮了丈夫的一生——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

住在女兒家治療的時候，化療讓他有些昏昏沉沉，一日，他趴在洗手台上吐，楊洋下班帶回來兩張京劇的票，問道「爸，我這裡有兩張演出的票，你去不去？」

楊父一聽，忙不迭地說去，去，去。

母親回來跟女兒「告狀」，演出完了你爸也不肯走，就在樂池附近不停地給人鼓掌，叫好好好。

關於癌症治療的一個誤區是，治療，尤其是化療會摧毀病人的身體，不但讓人痛苦不堪，還會讓病人死得更快。

作為癌症內科醫生，張曉東碰到病人和家屬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 「化療會不會死得更快？」，「化療副作用那麼大，他承受得了嗎？ 」

在張曉東看來，是否具備化療的可能性，是醫生判斷的。病人和家人可以根據意願和經濟狀況決定是否接受。但由於化療有效率有限，有一部分患者化療無效後，腫瘤不受控制地長大，導致癥狀越來越重，最終導致死亡。家人誤認為是化療所致，其實是疾病進展所致。而化療有效的患者，生活質量會得到改善。

楊洋的父親算是幸運，最開始，化療和靶向治療副作用也不算大，起了些皮疹，有些噁心，除了化療那些天比較痛苦，「但過了該吃吃，該玩玩，心裡並不存什麼事。 」

階段性的治療結束後，楊洋會帶上父親母親，去吃一頓海底撈或是韓國烤肉，作為慶祝。

父親喜歡站在女兒家朝東的窗戶下，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見順義機場飛機的起降。沒有坐過飛機的父親會問女兒很多有關飛機的問題，比如，你說飛機為什麼會在天上拉白線呢？

更多的時候，父親每天去超市溜達一圈，買菜，給女兒女婿做好吃的 ，像所有尋常父親一樣。夏天來了，小區樓下多了個吹笛子的老頭，父親會拉二胡，兩人總是在傍晚時分合奏一曲《梁祝》。

6 個月的靶向加化療的聯合治療為楊洋的父親博到了一個手術的機會，而手術意味著根治的可能性。

5. 如果還能吃巧克力還能看足球直播，我願意活下來

選擇永無盡頭。疾病的過程就是一個個連續選擇的過程，剛做完一個選擇，下一個選擇又接踵而至。

楊洋的父親就診於北京腫瘤醫院——中國最好的兩家腫瘤專科醫院之一，院方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正值壯年的主治醫生翻來覆去把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整個科室的醫生開過大會，研究過手術的方案。

楊洋挺著肚子，她當時已經懷孕 30 周，和母親、姑姑一起站在手術室外焦急地等待。

手術進行了半個小時，主刀醫生髮現肝部有一顆 ct 上沒有顯示的腫瘤，這裡是影像學上的盲區也是現代醫學的局限性所在，在開腹之前無法探知所有角落。

擺在楊洋面的，又是一道棘手的選擇題：肝部的這顆腫瘤位置極差，需要切掉四分之三的肝部，切不切？

「醫生，這意味著什麼？」

「他可能長期卧床，」

「手術之後還能化療嗎？」

「切掉大部分肝，病人會很虛弱，暫時不能。」

「會複發嗎？」

「很可能會。」

「複發怎麼辦？」

「再切。」

對話進行地飛快，決定要在須臾之間做出。

作為女兒，楊洋明白父親想要活下去的意願有多強烈，但也明白父親的底線在哪裡。

手術前，楊洋和父親有過一次半正式的談話，談起父親的一個病友的造瘺手術，在腹部再造一個人造肛門， 用袋子兜住排泄物，定期更換。父親當時很堅決地說，他絕對不能接受，如果讓他掛上那樣一個袋子，他寧可去死。

楊洋聽到自己的聲音有些顫抖，「不切了。」

主刀醫生說好，那肝就不做了，只把結腸上的腫瘤切掉。

「如果無法選擇積極治療時，確定病人所能接受的底線，確定病人不想要什麼，更為重要，」 劉巍說。

劉巍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姑息治療中心的主任，每次給出自己的意見前，劉巍總是會問：您最害怕什麼？您希望治療給你什麼效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您願意承受什麼？不能放棄什麼？如果您的願望，我們暫時還不能做到，有沒有次優的選擇？

哈佛醫學院的的教授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中寫到，有時候我們可以提供療愈，有時候只能提供慰籍。但是無論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我們的干預，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和犧牲，只有在滿足病人個人生活的更大目標是，才具有合理性。

阿圖的同事蘇珊 ? 布洛克，哈佛醫學院的姑息護理專家，在父親脊髓腫瘤手術前，跟他進行了這樣一次談話——為了博取一個活命的機會，你願意承受什麼？

這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榮譽教授的回答讓女兒大吃一驚，「如果我能夠吃巧克力冰激凌、看足球直播，那我就願意活著。如果能有這樣的機會，我願意吃很多苦。」

這個談話至關重要，因為術後，他的脊髓出血，危在旦夕，擺在女兒面前的有兩個選擇：就此放手，讓父親離去；再進行一次手術，但他可能會永久殘廢。

蘇珊問主刀醫生，如果父親活下來，是否還能吃巧克力冰激淋，看足球直播。得到肯定答覆後，蘇珊請主刀醫生再進行一次手術，「感謝那次談話，我不需要做什麼選擇，他已經做了決定。」

手術後，蘇珊的父親又活了十年，雖然需要有人幫忙洗浴和穿衣，但還能步行一小段距離，完成了兩本書和十幾篇學術論文。

6. 醫學治病，也治人

以姑息醫學的興起為標誌，以疾病為中心的現代醫學實踐開始關注人的需求。

作為一門關注癥狀緩解和生活質量的醫學分支，姑息治療並不以治癒疾病為價值導向，而是關注病人在疾病中的種種生理和心理感受。

從門診大廳坐電梯上四樓 ，穿過長長的走廊，走下 10 級台階，左手邊一排房間是劉巍所在姑息治療中心。

穿過醫院裡熙熙攘攘的人流，最終來到姑息治療中心的人不算多。劉巍每天上午的門診大概看 10 個病人，她的門診時間通常很長，因為她需要給每個人預留不少於半個小時的時間。

先是聽，有時候病人或是家屬會陷入失敗的治療的講述中，宣洩情緒的時候更多一些，但劉巍很少去打斷。

一位年屆中年的女兒描述起患病的母親心重，怕花錢，怕拖累子女，劉巍給了她一個溫暖的回應，「我猜您媽媽一定愛你們，代我向她問好。」

「他們有痛苦，傾訴也是一種治療。」

門診結束後，劉巍的學生薛璐叫住病人或者家屬，遞上一張名片，上面留有診室的電話和微信服務號，「不是 24 小時都能找到人，但工作的8 小時可以。」

在劉巍看來，姑息治療是對癌症整體進程的積極干預，是涉及領域眾多、體系龐大的一整套治療體系：對疲乏、疼痛等軀體癥狀的支持；對恐懼、焦慮、失眠等情緒的照拂；對病人的生活、社會角色劇變的干預。「讓患者能夠安詳、平靜而有尊嚴地離世，甚至包括居喪期服務。」

姑息治療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作為作為一種理念——關注病人本身的理念貫穿整個癌症進程的始終。

顧晉說，作為腫瘤外科醫生，大都關注病人身體中的那個腫瘤，它能否切除，它是否轉移，它會不會複發，會不會耐葯。但人的感受呢？對於手術和化療，他們是怎麼想的？有沒有難以啟齒的苦衷?

我第一次見到李蕭時，是顧晉為他手術後的第四個月。在首鋼醫院的 9 樓的外科病區走道里， 他和妻子輕輕倚靠坐在走道的凳子上，我怕認錯人，不敢上前打招呼。

眼前的年輕男人皮膚略有點黃，臉部輪廓分明，不算瘦，看起來太不像那個醫生口中那個虛弱的、毫無尊嚴的病人，倒是更像來醫院探望病人的家屬。 他咧開嘴，笑著向我招了招手，「我是李蕭。」

我知道他肝部出現了轉移，這次是過來找顧晉想辦法的。我有些開不了口，怕揭人傷疤，倒是他沒什麼顧忌，輕鬆地跟我聊起起 4 個月前的那場手術。

那是一場技術上很成功的手術，腹部巨大的病灶被切除之後， 李蕭卸下了一個巨大的負擔。兩星期後李蕭出院，他穿著一件淺色的連帽衫，重新走回人群中。北京西站巨大的人流中，沒有人注意李蕭和妻子，就好像他們是一對來北京旅遊的尋常小夫妻。回家後，李蕭給了女兒一個大大的擁抱。

最近肝部的核磁結果顯示，有可疑的轉移。李蕭看起來沒有很擔心，他打算今天先找兩個北京的朋友聚聚，第二天再去請顧晉看片子，看看還能有什麼辦法。

顧晉是中國最頂尖的結直腸癌外科醫生，歷任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頭銜長得一行文檔寫不下，在最頂尖的學術期刊發表過文章，研究基金也沒少拿，但當李蕭笑著走進診室的那一剎那，仍然是顧晉行醫 30 多年來，最美好的瞬間。

「我不知道他還能活多久，前面的路並不容易，但他獲得了做人的尊嚴，穿著日常的衣服，走在診室外的走廊，沒有人注意他，沒有人嫌棄他身上有味道，於我而言，是最大的成就感。」

醫學，不僅僅治病，也治人。

生物醫學模式下，醫學的焦點集中在導致疾病的生物學因素，病人們的痛楚難以得到回應。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康復科主任唐麗麗還記得一個病人對她說過，「我不是一個會呼吸的瘤」。

多年前，一個乳腺癌一期的病人，因為重度抑鬱割腕自殺未遂，來看她的心理門診，唐麗麗有些吃驚，要知道，乳腺癌早期的 5 年生存率高達 90%。

唐麗麗說，治療，治，我們有很好的方法，手術，化療等等； 療，有護理、養護的意思，我們療了嗎？病痛，病是一個詞，我們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疼痛、焦慮、嘔吐、失眠，我們都可以給予緩解和解除。

唐麗麗後來師從心理社會腫瘤學創始人吉米?霍蘭，翻譯了《癌症的人性一面》，將心理社會腫瘤學的理念引入癌症診療中，為更多的癌症患者提供心理社會照護，減輕他們的心理痛苦。

「醫生不是冷冰冰的白大褂，醫院可以飄著咖啡香，響著音樂，看到大廳里的鋼琴嗎？」

唐麗麗指向門外的一架鋼琴，去年她募捐了一架三角鋼琴，就放置在外科樓的一層大廳，靠著她所在的康復科門診，避開了病人們的治療時間，每天上午下午兩個小時，都會有志願者進行彈奏。

「生活中不應該只有癌症，還有音樂，有咖啡。」唐麗麗說。

7. 最好的告別

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理解衰老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是一個過程，而不是頓悟。

剛知道父親患有癌症，楊洋不接受這個現實， 「我不認，我要博一下。」

6 個周期的靶向葯，多輪化療，2 次介入治療，1 次開腹手術之後，就像大多數癌症晚期的病人一樣，楊洋父親的腫瘤還是不可避免地複發擴散了。

父親希望再做一次介入治療，母親不同意，在上一次介入治療時，父親一口血噴了出來，想起醫生下過的病危通知書，母親仍然心有餘悸。

「你是心疼錢，還是咋的？」父親有些不滿。

父親不知道，此前的手術並沒有切除他肝部的腫瘤，那只是一個姑息性的手術。他覺得老婆和閨女都奇奇怪怪的，是不是不想好好給他治了。

這也會多數中國家庭在面臨癌症時的困境，瞞著，能瞞多久是多久。直到那些應該說的話沒有來得及說出口，那些重要的事也沒來得及做。

楊洋覺得是時候跟父親談一談， 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中將其稱為斷點討論， 通過一系列談話，考慮清楚什麼時間將從為生存時間而戰轉為爭取珍視的其他食物——和家人在一起、旅行或者享受巧克力冰激淋。

有時候，這一系列討論由醫生們發起。

唐麗麗經常被病人問到，那我就等死嗎？

作為心理學家和姑息治療專家，唐麗麗有一套自己的話術：

「醫生不治療也是一種治療，並不是放棄了你，不治療是給機體一個恢復的過程，讓他調動自己的潛力去康復。」

「有時候，如果我們對於生命的長度無能為力，至少我們可以拓展生命的寬度。 唐麗麗會鼓勵病人花更多的時間家人呆在一起，而不要奔波在醫院和家的途中，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為家人做一頓飯，出去看一次音樂會。

如果疼痛，也不要忍著，尋求醫生的幫助， 「當生命品質發生無可逆轉的退化時，這個社會仍然能夠給予臨終者免於痛苦和恐懼的可能性，臨終關懷是一個文明社會所能給他的成員提供的最好的保障。 」

楊洋選擇和母親一起和父親進行這場艱難的談話。

父親在知道病情之後問了一句「那我最後什麼樣？ 」還沒等女兒沒回答，自己又接了一句，「肝硬化」。

這句話讓楊洋難過了許久。

楊洋說，爸，如果你真的想做介入治療，我來出這個錢。但你還有一個選擇， 把這筆錢拿出來，我們一家仨出去玩一趟。我怕你做介入之後，我們沒機會了。

雖然不斷升高的腫瘤標誌物提示了癌症的惡化速度，但父親的身體素質仍然不錯，一家人決定去雲南，24 年前，楊洋 9 歲的時候，和父母一起去過一趟雲南。

24 年後，父親仍然把自己當成家裡的主心骨， 到大理後，父親開著租好的車，沿著洱海公路一路開向雙廊古鎮。

楊洋記得那天天還沒亮，天上的星星在閃呀閃，路不怎麼好，但父親的車仍然開得很穩。在古城的夜晚，父親指著獵戶座中部的三顆亮星說，他一直認為那是一家三口人。

這是成年之後楊洋和父母第一次出行，也是最後一次。回家後不久，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再也出不了遠門。

最後的最後，楊洋沒有進行任何的有創搶救，連輸液都撤了。最後一次醒來的時候，父親跟女兒說， 他並不害怕，也沒有遺憾，他的非洲鼓二胡音響都不需要帶，打墓的時候把底下打得平整些 。

從查出癌症到過世，一共 2 年零 10 個月，治療支出100萬。但楊洋感謝父親的堅持，等到了外孫女歡喜的出世，「他抱過歡喜，歡喜記得姥爺。」

（ 文中部分採訪對象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