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我的恩師修齋先生
悲痛是會淡忘的；懷念，不管人們願不願意，也會在時間的重複中變成一種模式，成為抽象。
但一個人以其一生所證明的那種人格，卻永遠具有同樣的影響和力量，潛移默化地為崇敬他的人所踐履、所強調。先生逝世前一個月，曾在病榻上平靜而略帶興奮地與我和段德智談起過他對待人生和死亡的態度，談到了蘇格拉底、莊子和弘一法師。我們甚至還進行了一點小小的討論，比較了歌德的浮士德和祖宗對死亡的同樣超然的態度和細微的區別。恩師的臉上泛出了病態的紅光，他似乎又回到了當年主持我們研究生的專題討論課時的精神面貌，使我覺得所討論的並非目前先生所面臨的現實的生命終點的問題，而是一個我們大家每個人都面對、而且時刻面對著的問題。在一個直接受到死神傳喚，已由醫院發出過三次病危通知的人的病床邊所進行的這種純學理的、客觀的討論，是極其奇怪的，似乎不合乎常情常理。但它使先生那麼興奮和陶醉，沒有一點傷感的氣氛，其實就先生來說，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生死問題正是他一輩子總在思索的問題，用他的話來說，他當年學哲學首先就是學的這個。我看出來，唯有當他和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才真正地是他，疾病與痛苦、離開人世和親人的留戀與傷感，在他看來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事。
我們的談話使他在久經病痛折磨之後，乃至就在病痛之中，重新體驗到了自己的真正存在。雖然談話不斷地被先生痛苦的喘息和停下來休息所中斷，但這次談話給人留下的印象竟是愉快的。
儘管如此，先生逝世的噩耗還是給了我以巨大的震動。這件事沒有發生之前，我總還是感到先生時刻在我身旁，在關注和注視著我的每一點進步和成績，在鼓勵我向更高峰衝刺。我的書出來了，首先想到的是送給先生，彷彿在他那裡保存著我全部探索的記憶，彷彿我從無始以來便和先生在一起，永遠有機會向先生請教並和先生交流思想似的。因此我平時並不常常去打擾先生，去也往往是為了一些瑣碎的雜事。但現在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我突然發覺了自己心理上的失落和空白，發覺先生本來就不可能與我永遠相伴隨，發覺我與先生的相識、交往在現實生活中竟是一個有始有終的「過程」，這一過程只有這時才在我腦海里清清楚楚地、完整地呈現了出來。那是15年前，正逢「科舉」大開，「逸民」廣舉。我們這些「躬耕學子」們一個個都躍躍欲試，想要抓住眼前千載難逢的機遇，從社會底層掙扎著浮到表面上來。
記得1977年考大學，我正在安裝公司當搬運工，因超過年齡限制未能報上名。1978年招考碩士研究生，我終於以「同等學歷」走進了考場。當時報考的第一志願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第二志願填的是武漢大學哲學系。從招生簡章上，我第一次讀到「陳修齋」這個散發著書香味的名字，心中充滿了嚮往和神秘感。我給陳先生寫了一封信，介紹自己坎坷的經歷和自學過程，同時寄上兩篇論文習作，請求指點。陳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學成績，並鼓勵我抓緊時間做準備，特別是外語方面要多下功夫，以便順利地通過考試。從信中得知，當時陳先生和楊祖陶先生都還在武大襄陽分校（實際上是在窮山溝里種菜，相當於「五七幹校」），但馬上都將返回本校了。我父親看了信後笑著對我說：「陳老師已經看中你這個學生了」。我也很高興，又有些後悔，早知道這樣，第一志願就報武大，說不定把握更大些。考試還比較順利，中國社科院還通知我去北京參加了複試。但沒想到，由於我父親「政治問題」尚未解決，最終不但沒有發給我錄取通知，而且也沒有將我的材料和成績轉到第二志願。命運喜歡捉弄人，但其結果卻並非總是糟糕的，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正是這一令人沮喪的挫折，使我後來得以師從陳先生和楊先生門下，找到了最適合發揮自己長處的優良的學術環境。我給陳先生寫信表示了明年第一志願再報考武大哲學系的決心，先生回信再三勉勵我。他說他不擔心我的專業和基礎課程，但要注意外語的準備，我原來學的俄語當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學用得較多的是英、德、法語，最好能在這幾門中選一語種，打一點基礎。
我當時憋著一口氣，瞄準了我認為代表哲學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語言，自己找了一位學過德語的退休老先生請教，用8個月的業餘時間苦學苦練，後來居然以高出分數線10分的成績順利通過了外語考試。
在準備期間，陳、楊二位先生還將他們主編的《歐洲哲學史》（試用稿）寄了一套給我，一是供我系統地複習，二是也想聽聽我的意見。我當時真是初生牛犢，看完後一下子提了七八條意見。
其中主要的如「奴隸階級有無哲學」的問題，我認為像「伊索寓言」、希臘神話這都不能算是哲學，哲學要討論思維和存在的問題，奴隸階級由於其地位不可能提出代表自己階級的哲學。其他還有對唯心主義的評價問題，我認為貶得太多，哲學史成了階級鬥爭史，而不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不料這些隨意而發的意見正合陳、楊二位先生的意，在回信中得到陳先生的熱情讚賞。後來我才得知，陳先生1957年和賀麟先生正是因為肯定唯心主義在人類思想發展上的積極意義而受到打擊迫害，楊先生1971年則因堅持「奴隸階級沒有哲學」的實事求是立場而遭到非難，他們所編的這套「試用教材」並不完全反映他們本人的觀點。1979年我考取武大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時，真是春風得意，甚至顧不得去了解陳先生為了讓我被錄取都做了些什麼工作。原來，陳先生1978年第一屆已招收了五名碩士生，本來已準備停招一年，但後來又向系裡和研究生科陳述理由，說社會上還有一些人才沒有招進來，要求第二年再招一屆。為了我考德語這個「小語種」，他也到處落實，恐怕由於工作上的疏漏而不能將德語試捲髮到我手中。入學時，他甚至還和衛生科的醫生打招呼，怕體檢時又生什麼意外。初見陳先生，與我想像中年高德劭的老學者形象頗有出入。他看起來是那麼年輕，滿頭烏髮，白凈的臉上幾乎看不出皺紋，戴一副黑邊眼鏡，一身黑制服，但一點也不給人拒斥感，因為他整個的神態和語調，都透著謙和與平實，好像談論任何話題都可以扯上萵苣和小白菜似的。他說起話來沒有任何動作，只有他那彷彿隔著一層布、又彷彿是從遙遠的什麼地方傳來的聲音，悄悄地透進你的思想。在他身上，混合著樸實與文雅、熱情與超脫、認真和平淡。
去他家談話，他常常是一杯清茶或白開水，有時連水也不倒，但卻總是擺開豐盛的哲學宴席，以他豐富的西方哲學知識和精闢的分析，對我提出的問題或表達的觀點加以引導、印證和充實。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從來不反駁我，但卻能夠通過歸納幾個問題，或肯定我的想法在什麼意義上，在何種範圍內是對的，或提出哲學史上對此有哪幾派意見，現在又有哪幾種意見的背景知識，而無形中修正甚至改變我的觀點。遇到我提出的觀點被他所首肯，或他認為有新意和創見，他總是用鼓勵的微笑看著我，那眼神是那麼和煦溫暖，令人難忘。但他從不過分表揚。在他身上沒有過分的東西。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過去了，其中給我印象更深的，是一周或兩周一次的討論課。那時的研究生，幾乎每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入學後，各自都有自己一套見解，因而討論起來學術氣氛極濃，往往爭論得面紅耳赤，最後又總能促進問題的深入。每當這時，陳先生特別高興和滿意，常常用幾句簡明的話語概括討論的進展，同時提醒大家「這些問題是不可能提出一個最終的正確答案的」。私下裡陳先生曾對我們說，我們這種討論就在國內也是一流水平的。這當然要歸功於粉碎「四人幫」後那種自由進行研討的純學術空氣，與陳先生這樣一批歷盡磨難的學術界前輩對待學術事業的赤誠和開放的胸襟也是分不開的。在陳先生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大膽發表自己經過思考的一得之見，而不必擔心是否會與先生的觀點相衝突，是否會惹先生不高興，相反，你總可以指望在他那裡使自己的觀點得到公正的鑒定，如果是有道理的，即使片面的道理，也可以得到進一步深化，但他從不會說你的觀點已經臻於完善了。他常說，一個觀點要能夠經得起摔打，有時要被打得死去活來，才能站得住腳。這既是他對我們的希望，也是他的自勉。
例如，有一次討論萊布尼茨哲學，我提出萊氏「充足理由律」最終是要把「偶然的真理」歸結為「必然的真理」，以便在上帝那裡把一切規律還原為「矛盾律」。
我自以為這一見解自圓其說，在邏輯上無懈可擊，且符合萊布尼茨在理性主義基礎上調和唯理論和經驗論的基本立場。當時陳先生非常欣賞我的分析，但對我提出的結論，他卻不置一詞。
我當時很奇怪：難道還能有別的解釋嗎？最近讀到陳先生的一份遺稿，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陳先生那時正在思考這一問題，他的思路完全和我相反，不是把充足理由律歸結為矛盾律，而是要把矛盾律最終追溯到充足理由律，實際上是要打破傳統對萊氏「理性主義」、「邏輯主義」的片面理解，從其邏輯因果鏈條的宿命論中挖掘出萊氏對自由意志的論證。我突然深感這真是一條極具有前途的思路，而沿著我的思路，亦即沿著羅素等人推崇萊氏「和傳哲學」、貶斥其「流俗哲學」的思路，只會把萊氏研究引向單純數理邏輯和分析哲學的片面方向。陳先生畢生研究萊布尼茨，他真正感興趣的是萊氏哲學中潛藏著的辯證的和能動的活力及其在當代的生命，他的研究方向完全有可能使萊氏哲學不再「古典」，也不再僅僅與現代分析哲學、數理邏輯相關聯，而是和現代人本主義哲學掛上勾。因為換個角度看，「充足理由律」問題決不只是個邏輯問題，而是個與邏輯有關的自由意志問題，其包容量便一下子擴展了許多倍，涉及到許多當代倫理學、宗教學、美學乃至哲學本體論或存在論問題。這些問題正是現代人本主義哲學的熱門話題。如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哲學就是從充足理由律的討論出發的。陳先生在學術生涯的晚年竟能有如此超越傳統的當代精神，實在令人驚訝。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陳先生在彌留之際仍耿耿於懷他的《萊布尼茨研究》一書未能親自完成。實際上，他是懷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因為若能假以時日，他面前正有一片廣闊的理論園地等待著他去開拓，現在只有託付後人了。1982年我碩士生畢業，原打算去北京某單位工作。那一天，陳、楊二位先生找我談話，提出希望我能留校，共同把武大這塊哲學園地繁榮起來。我本來也是無可無不可，但見先生們如此熱心，當即認定這裡是我真正的學術前途所在，因此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我先在美學教研室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回到西哲史教研室。不管我在幹什麼，陳先生都像慈父一般關心著我的進步。但他從不勉強我做什麼。從內心來講，他是一直都希望他的弟子中能有人繼承他對萊布尼茨哲學的研究，但他知道我的興趣主要在德國古典哲學和美學，他便尊重我的志趣，並欣賞我的每一努力。作為他的學生，我從來沒有感到過老師的壓力，而總是得到鼓舞，得到扶助。對於這一點，我相信我的師兄弟們也都有同感。
1986年陳先生召集我們幾位弟子一起編寫《歐洲哲學史上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我們在陳先生家整整討論了三天，每個人都爭著發表自己的意見，弄得個個嗓門嘶啞，那種競技狀態，比當年的研究生討論會有過之無不及，最後總算大體上統一了思想。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得到了學術界一致的好評。但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能將我們這些人人都有「一套」且沒有服從權威習慣的主兒協調起來，干成一件事的，非陳先生莫屬。1988年我破格晉陞為副教授，1989年又破格晉陞為正教授，這些都是與陳先生的大力推薦分不開的。熟識的朋友們都說，你真是遇著了一位好先生，我自己更是備感幸運，覺得自己選擇留校是對的，更覺得當初命運把我召喚到陳先生門下，簡直是萊布尼茨所謂「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選擇了最好的世界」。惟一使我感到遺憾和內疚的是，陳先生多年來一直不愈的老年慢性支氣管炎，到後來竟發展為致命的疾患，是我始料不及而不能辭其咎的。
「老慢支」這種病通常發展比較緩慢。以陳先生的身體狀況，只要各方面條件更好一些，本不至於使病情在短短的時間內急轉直下、不可逆轉。
但陳先生自己從來不把自己的病當回事，這種態度無形中也影響了我，未能高度重視和估計其後果。撫今追昔，想來真是無限傷感和痛惜！1993年10月29日記Via：慧田君編｜有異議請私信其微信「cc2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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