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過的怎麼樣？

走在伊斯坦布爾街頭，除了遊客之外，最多的外來者就是隨處可見坐在路旁身著黑色頭巾和罩袍的穆斯林婦女和孩子。

眾所周知，土耳其雖然是一個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但是這裡的穆斯林在著裝方面比中東其他地區的穆斯林更開放。所以無論是在街頭還是在學校，都可以見到穿著短褲和人字拖的男人和身著短袖裙子不戴頭巾的女人，而在更為傳統的阿拉伯國家是天方夜譚的。

所以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邊，如果迎面走來的是背著名包、身著黑色頭巾和罩袍的阿拉伯女性，那麼她們很有可能是來自於富裕的海灣地區和阿拉伯世界的遊客。

而那些眼神落魄、在街邊牽著孩子乞討的著裝傳統的阿拉伯婦女大部分則是來自於敘利亞的難民。令我驚訝的是，雖然土耳其人和敘利亞的阿拉伯人同信遜尼伊斯蘭教，名義上都是穆斯林兄弟，但是土耳其人對這些難民的態度卻是幾乎一致的疏遠和不待見。這也激發了我對土耳其難民現狀和其對外族態度的探源。

一、土耳其難民現狀是怎樣的？

據統計，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人數接近歐洲的兩倍，從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有近五百萬人跨越邊境來到土耳其，其中的兩百多萬人不堪生活在設施簡陋的難民營，不惜向支付當地蛇頭巨額偷渡費，以土耳其為跳板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地中海登陸希臘前往西歐。

當地朋友告訴我，這些費用通常動輒即達到一人1500到2000美金。而且蛇頭們為了利益最大化，經常用年久失修的救生艇超載運送偷渡客，導致海難不斷，五年來已經有四萬餘人葬身於海底。因為高昂的費用，那些三百多萬無法支付偷渡費的難民便選擇留在了土耳其。這些敘利亞難民有些居住在土耳其政府和聯合國提供的難民營內，有些生活在土耳其各大城市的角落，男人作為非法勞工為當地僱主打工、女人則帶著孩子在路旁乞討。

據統計，由於從敘利亞出走的難民佔了整個敘利亞人口的近二分之一，這些難民的原本身份大都屬於社會的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所以他們的職業種類也就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街邊麵包店打工的敘利亞中年男人也許曾經是公司白領，而在清真寺旁乞討的敘利亞年輕女子也許曾經是小學老師。

多遠化的人口組成讓土耳其政府很難為難民們統一定性，也給當地社會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加劇了社會各派的對立。

一個月前，《土耳其日報》用頭條報道了總統埃爾多安對待難民的新政策：埃爾多安的正義發展黨（當下的執政黨）提議為所有難民提供合法勞工證，並對其中長期表現優異的人才提供土耳其國籍。

提議一出，土耳其國內上下一片嘩然。土耳其的各個在野黨，包括凱末爾所建立的人民共和黨均發表言論，強烈抨擊埃爾多安的新政策。人民共和黨發言人認為總統埃爾多安此舉是為了擴大正發黨的選民數量，有非法影響來年大選之嫌。

他們認為，合法化難民甚至給予他們國籍會令難民與境內的恐怖分子更加難以分辨，從而加重土耳其當下日漸嚴峻的安全威脅。埃爾多安的發言人則反駁人民共和黨的觀點，認為合法化難民是當下敘利亞和談毫無起色情況之下使難民們正面融入土耳其社會的唯一的解決方案，也是對土耳其滯緩的經濟發展的強心劑。兩黨相爭，各自的理由都有其合理之處，而這些對待難民不同的角度也反映了土耳其當下社會對立的現狀。

二、民族主義情緒是土耳其接收難民的最後一坎？

其實土耳其從建國以來就不是一個歡迎外來移民的國家。與對文化民族包容的奧斯曼帝國不同，土耳其在凱末爾建國以來一直以民族主義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從19世紀初希臘和埃及相繼從奧斯曼帝國獨立之後，席捲全球的民族主義浪潮成為了壓垮六百年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在20世紀初的巴爾幹獨立戰爭之後，奧斯曼帝國已經名存實亡。曾經一度兵臨維也納城下、疆域橫跨亞歐非三個大陸的世界強國，只剩下了在小亞細亞半島上的領土。

此時，一群奧斯曼帝國的年輕貴族軍官們決定改變這一窘境。於是他們組成了聯合進步黨（現代俗稱「青年土耳其人」），用軍事要挾罷免了奧斯曼君王，開始了他們救國的改革之路（凱末爾便是他們中的一員）。

這些年輕的軍官們為了增強社會凝聚力，決定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建立一套以民族經濟和社會體系為框架的國家體制，盡其所能地保存奧斯曼帝國剩餘的領土。由於當時還沒有「土耳其人」這個概念，「土耳其人」這個詞在那時也只是對帝國中部那些沒受過教育的農民們的蔑稱，於是他們便選擇了「奧斯曼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把前奧斯曼領土中的所有的國家和民族籠統地分為「奧斯曼人」和「非奧斯曼人」。

而一個從多元的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過程需要建立一個有凝聚力的「核心民族」，所以必然要同化所有別的民族，以犧牲其它民族認知的地位為代價來提升核心民族的地位 。無論是土耳其還是中國，每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都或多或少地經歷了該民族「凈化」的過程，而這個走到最極端便是我們俗知的法西斯民族主義。

在民族主義的背景下，這些奧斯曼的貴族軍官們為了凝聚現有的帝國領土而把一切脫離或即將脫離奧斯曼帝國的民族定義為奧斯曼的敵人。這些則包括了小亞細亞半島以西的希臘人、以東南的阿拉伯人、以東的亞美尼亞人等對奧斯曼帝國「不忠誠」的民族（犧牲了150萬人的亞美尼亞種族大清洗便是當時的產物）。當時中東地區已經被英國和法國扶持的政權所控制，北非地區埃及等國也相繼脫離了奧斯曼帝國而自治，於是便有了後來土耳其人對中東北非地區阿拉伯人的民族歧視，儘管他們大多數同樣信奉著遜尼伊斯蘭教。

在土耳其建國後，當年在聯合進步黨中的基層軍官、「國父」凱末爾繼續踐行並深化了這一民族政策。在他的指引下，土耳其與希臘進行了人類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交換，有200多萬世代居住在小亞細亞的希臘族人被遣送到希臘，同時200多萬當年被奧斯曼君王從西歐接納並安置在地中海沿海地區的穆斯林被遣送至土耳其。

這次為期近五年的人口交換加深了土耳其的穆斯林對外族的不信任，也增強了土耳其民族主義在國內的地位。至此，在土耳其的穆斯林終於成了土耳其人口的絕大多數，凱末爾也完成了其前輩們對土耳其民族化的期望。而國家的民族化和人口的單一化意味著不同形式的排外，這也讓土耳其骨子裡成了一個對外充滿了不信任的國家。

雖然近十年來總統埃爾多安大力發展國內經濟並推動入歐進程，寄希望於把伊斯坦布爾打造成曾經奧斯曼帝國時的世界之都，但是土耳其八十餘年來根深蒂固的國家民族主義將會是其國際化道路上最難跨越的一坎。這段歷史也可以大致解釋今日的土耳其政府和國民在接納阿拉伯世界的敘利亞難民時刻意疏遠並歧視的態度。

三、接納難民的利與弊：土耳其的敘利亞人何去何從？

在我看來，從社會和心理層面上接納這數百萬難民將是土耳其未來唯一的道路，而完成這一目標需要總統埃爾多安從政策上弱化土耳其當下主要以民族與宗教而雙重定義的國民自我認知，並轉向由主要以宗教而定義的國民自我認知。

首先需要達成共識的是，若無限期擱置土耳其國內的難民地位問題，那麼這不僅會給國家帶來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而且會使土耳其當今每況愈下的社會安全形勢雪上加霜。由於阿拉伯人有史以來的鼓勵生育的傳統，土耳其國內的難民數量在不久的將來將會達到指數式的自然增長，可能會達到四百甚至五百萬。如果不給予難民合法的工作權，許多難民只能繼續極低收入的非法打工而不能進入正式的工作市場，在消耗社會資源的同時不會產生相應的對社會資源的貢獻。難民中失業人數也會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許多在土耳其出生的敘利亞兒童不能接受正常教育，在長大成年後必將會對社會穩定造成極大的影響。

但是反之如果土耳其成功地使難民融入了社會，讓有技能有專長的人才發揮他們的優勢，這將很有可能會給土耳其帶來可觀的經濟增長（移民和合法勞工的增加對社會經濟是一針強心劑，比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人口對城市經濟的貢獻以及二十世紀中後期土耳其移民對歐洲重建的貢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敘利亞人從難民向移民的轉變將會是土耳其歷史上一個天賜良機。不僅經濟會增長，而且他們成功的融入將會培養一批熱愛國家的良好公民，在政治上也將會成為埃爾多安強有力的支持者，成為其可觀的政治遺產。

當然，我們要意識到使難民全盤融入絕不會只帶來好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八十多年的民族主義教育讓土耳其人的民族觀根深蒂固。對民族意識極強的大部分土耳其人來說，難民的融入將會使他們對土耳其的認知和對政府的信任產生巨大的改變，並使他們的工作機會受到威脅。

即便政府通過法案合法化敘利亞難民，這必將會在社會中產生巨大的波瀾，並有可能會使政策上的努力功虧一簣。從歷史角度上來說，合法化敘利亞難民也將推翻1933年凱末爾的「安置法案」（ 限制阿拉伯人和其它非突厥族的穆斯林向土耳其國內的移民並將其定義為二等公民），為土耳其人引以為豪的國家民族主義歷史畫上句號。

從意識形態角度上來說，因為敘利亞的阿拉伯穆斯林相對於土耳其的穆斯林來說更為傳統，所以合法化甚至公民化這些傳統派穆斯林的前景與凱末爾的世俗化社會構想是決然對立的，該新政策的實施也將意味著凱末爾主義的歷史終結。而在民族主義者仍是土耳其民主社會一股強勢力量的當下，埃爾多安政府仍然需要民族主義者們的廣泛支持才能得以繼續執政。土耳其政府在當下國內的民主政治環境中若決心要合法化難民地位必然要經歷長期的與凱末爾主義者和其它反對黨的鬥爭。

四、埃爾多安該如何決定？

如果埃爾多安下決心將難民地位合法化，那麼他如何才能成功戰勝國內的民族主義黨派並使敘利亞人順利融入呢？

在當前移民政策妥協難以用民主的方式達到的境況之下，集中埃爾多安的行政立法權是一個可以在短時間內達到制定政策的途徑。而2016年7月的政變未遂則給了埃爾多安實現這一目標以天賜良機：政變之後通過對政府各部門的清洗，埃爾多安加強了對政府政策制定權的控制，也邁向了改造凱末爾國家民族主義的第一步。（而任何事情都是雙刃劍，埃爾多安的集權必然會導致民主環境的惡化，削弱言論自由及其它公民權利。本文主要以實際政策來分析敘利亞難民在土耳其融入的可行性問題，對於土耳其民主政治上取捨不做討論。）

在埃爾多安鞏固了自己的絕對權力之後，他便可以繼續無阻力地推行社會伊斯蘭化的目標。在我看來，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伊斯蘭化並不像某些媒體描述的是一件壞事。

首先，伊斯蘭化的實質是讓伊斯蘭教，這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土耳其人都信奉的宗教，重新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其目的並非是要成立一個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在目前的環境下，土耳其在北約和歐盟晉陞國的身份和其國內世俗化的歷史使其實施政教合一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通過開展宗教和文化教育，大部分世俗化的穆斯林國民可以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並以史為鑒對國家的未來進行客觀實際的展望。 從政治上來說，土耳其的伊斯蘭化只是社會的表象，對法律和行政不會有影響，正所謂伊斯蘭化不意味著一定不民主（如2013年之前的埃爾多安政府），世俗化也不意味著一定民主（如1980年政變後的凱末爾派軍政府）。

再者，推行社會伊斯蘭化更能弱化土耳其人心中的民族主義訴求，讓對博大宗教信仰的認知替代狹隘的民族觀，讓社會對國內所有的穆斯林都更加包容。只有當土耳其人首先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土耳其人的時候，這個社會才能對同是遜尼穆斯林的敘利亞阿拉伯移民產生包容的情懷，邁出接納他們的第一步。

所以綜上所述，埃爾多安目前處在一個處理難民問題的極佳歷史機遇。政變之後，權力集中化使他能推行原本在更民主的環境下受阻的新移民政策，通過給予難民合法的工作和居民權來穩定國內安全局勢，並像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時一樣用數百萬外來人口的技術與勞力來大力推動國內經濟發展。

而融入的過程需要國家繼續推行社會與文化的伊斯蘭化來建立一個弱化了民族主義的、以宗教認知為基礎的接納阿拉伯移民的社會環境。這將推翻凱末爾建國時對土耳其社會的展望，並將會把埃爾多安與凱末爾派的世俗化精英針鋒相對，加劇土耳其社會的階層對立。這一切對這個傳統溫和派的穆斯林總統來說必定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結語

與凱末爾面向歐洲的願景不同，埃爾多安理想的土耳其是當年以傳統出發展望世界的奧斯曼帝國，而奧斯曼君主們對民族和宗教多樣性的寬容則是當下土耳其所缺失的。國際化的胸懷不僅僅是建國際機場、發展旅遊和商貿等表象的東西，它需要國民有著對民族宗教的寬容和對自身與世界文化的理解。

說到這裡，我想用一個我的自身經歷來闡述一下土耳其的文化現狀：今年夏天我在海峽大學的校園裡與土耳其同學聊天時曾經討論到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令我驚訝的是，我的絕大多數朋友們竟然都對他們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很多人甚至打趣地問我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在美國上學的中國人要學習這些連土耳其人自己都不想去了解的「舊歷史」。他們認為這些歷史是土耳其人恥辱而落後的過去，便不願意去主動了解。

在我看來，只有去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才能更好的正視自己民族的得與失，只有去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才能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有更客觀實際的理解，只有去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才能明白文明的本質，從而對與自己不同的民族和宗教更為接納與寬容。

如果一個國民對自己的過去都一無所知，那麼他們何談去接納他人融入世界呢？

文 王達維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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