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代價：埃及會發生內戰嗎？

最近，埃及的暴力活動與日劇增，政府也愈發隨意地逮捕伊斯蘭主義者，據報道已經有4000多人被關進監獄。一方面，埃及政府的安全行動導致西奈半島東拉法地區和謝赫蘇偉達市的數百個家庭被迫遷徙；另一方面，「伊斯蘭國」西奈省的軍事力量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可以在2015年7月1日同時襲擊埃及軍方在西奈半島的15個據點，這樣的情況在埃及反恐史上還是首次出現。

同時，針對基礎設施和政府高官的暴力行動頻發，最顯著的例子是對前總檢察長希沙姆·巴拉凱特的暗殺。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分析文章開始研究這些暴力事件的政治影響，其中一些文章認為，它們將導致埃及進入「吉哈德時代」，步上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的後塵，走向全面內戰。這種觀點並非空穴來風，針對政府的暴力活動在埃及民間正在擁有越來越多的支持，無形中對塞萊菲聖戰組織提供了「保護網路」。

這種觀點假設在聖戰伊斯蘭主義在埃及擁有潛在的社會空間。一方面，大量城市底層百姓和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長期遭受來自社會和官僚階層的歧視和壓迫，飽嘗貧困和低賤之苦；另一方面，一些伊斯蘭組織如穆斯林兄弟會將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轉化成實現暴力伊斯蘭主義的源泉。基於這樣的現實，本文試圖從社會意識形態的角度分析埃及暴力擴散的根源。

反現狀：掙脫政治壓迫

目前，越來越多的政治分析家認為，埃及窮人和社會邊緣人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傾向和埃及城市化運動中大量農民遷徙到城市的現象有關。人民常常將當前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和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盛行的左派解放運動對比，認為它們的根源都在於底層人口的貧困和社會邊緣化。

和左派運動類似，伊斯蘭主義用宗教意識形態為窮人代言，表達了他們身處底層的生存危機，或者像很多理論家形容的那樣，成為了「被解放者之歌」。似乎這就是為什麼窮人和社會邊緣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走上伊斯蘭極端主義之路。

秉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擁有兩點依據：第一，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慣用基層的清真寺和宗教講堂動員窮人參加聖戰運動；第二，許多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就來自底層社會，他們生長的環境導致了參與暴力的傾向。

而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忽略構成政治伊斯蘭運動的主要因素。從一開始，政治伊斯蘭就是面向所有人的，它不分階層和地位，試圖建立完全的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國家。而政治伊斯蘭運動對社會公義、對窮人生活、對民生髮展的關注不過是實現其戰略目標的二級手段而已。

埃及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尤其是聖戰運動，其實發端於中產階級。它們的主要擴張方式是招募從中產階級滑落的技術人才，而對城市窮人和他們的問題著墨不多。窮人也並非天然地傾向於政治伊斯蘭運動，甚至可以說是最少參與其中的階層。即使有很多激進分子來自於貧民窟，這也不能證明貧窮和暴力的相關性，他們只是和來自中產階級的其他激進分子一樣，對自己的生活並沒有太多可選擇的空間。

埃及暴力活動的民間基礎

許多政治分析家和埃及觀察者都警告說，不管從支持者還是同情者的數量來說，埃及暴力活動的民間基礎正在增加。這樣的假設來自於兩個現狀：第一，自從遭到埃及政府封殺後，穆斯林兄弟會愈發轉向使用暴力對抗國家機器；第二，用和平方式實現不了伊斯蘭建國希望的青年正在轉向同情「伊斯蘭國」西奈省的暴力活動。

如果穆斯林兄弟會正因為政府的打壓不可避免地走向暴力，那麼他們會選擇何種方式的暴力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看到穆兄會的中產階級特質。它的成員大部分都來自中產階級（尤其是被邊緣化的中產階級），這個階層天然地具有保守性，無法從事翻天地覆式的革命鬥爭。而且這個階層積累起來的社會經驗告訴他們，政府的安全機構和軍隊對於自己擁有絕對的優勢，無法挑戰。

穆兄會近期採取的暴力活動也印證了它的階級特點。它的大部分襲擊都是用初級的炸彈針對國家的基礎設施，如政府大樓、電塔等；或者報復性定點暗殺安全官員，和穆兄會歷史上的行為方式如出一轍。當前，穆兄會正遭受到組織上、意識形態上和戰略上的三重分裂，但由於其保守的階級特性，向戰鬥型組織轉向困難重重。穆兄會領導層和成員數十年內形成的經驗讓他們無法放肆地使用暴力，而更習慣於重複秘密地下組織活動。

對國家的畏懼永遠伴隨著對「失去國家」的畏懼，正如穆兄會對國家的怨念擁有伴隨著對其「無法擁有國家」的怨念。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穆兄會自創始以來最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建立以宗教道德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它具有天然的准官方屬性。因此，穆兄會實現其目標的方式是滲透進入現存官僚體系，逐步掌握國家實權。一旦其支持者在政府內部擁有足夠的權力，穆兄會就藉機實現和平過渡，最終建立符合自身理念的國家。

在這裡，我們也不能忽視民族主義因素對埃及問題的影響。儘管當前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和葉門因為其國內的尖銳的階級、部落和教派矛盾陷入分裂，埃及的民族意識卻持續穩定，讓這個國家避免了社會分裂之苦。而2013年7月發生政變，新政府能持續達成社會和政治的統一也正是得益於此。

民族主義共同陣線團結了大部分的自由資產階級，正如義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所說，這批人更傾向於通過國家機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們在新政權中形成了新的中產階級。而穆兄會之所以只會使用「工具性」的暴力，就是因為它從本質上也屬於這個新的中產階級，傾向於使用民族國家的框架實現政治權力。

至於「伊斯蘭國」西奈省的崛起則屬於埃及社會的異類現象，其產生有諸多原因。第一，埃及政府強制在東拉法和謝赫蘇偉達地區進行人口遷徙，造成當地百姓怨聲載道；第二，西奈半島地區的居民長期遭到埃及政府的忽視，不僅無法獲得正式的公民身份，也沒有享受到政府發展政策的福利；第三，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出現的恐怖組織也間接鼓勵了西奈半島的伊斯蘭主義者放棄和平演變方式，而選擇從事暴力活動。

然而，就埃及而言，「伊斯蘭國」的暴力無法持續，伊斯蘭主義者無法真正宣布「吉哈德時代」的到來。其原因在於：

首先，恐怖組織獲的優勢是暫時的，它來自於「阿拉伯之春」後政府機構的短期崩潰。一旦埃及政府重新重視西奈的民生建設，恐怖組織失去民間基礎，它將無法與強大的埃及軍警部隊抗衡。

其次，塞萊菲聖戰組織從本質上並不期待爭取廣泛的民間支持，他們自詡為精英式的先鋒組織，以高瞻遠矚的救世情懷拯救人民。其自命不凡的「真理性」使塞萊菲聖戰組織內部和外部隔閡深重。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埃及的暴力尚處於政治性的階段，儘管當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但在短期內並不會發展到全面內戰的程度。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埃及政府是當前暴力升級的最大受益者，它可以此為借口頒發特別法令，而無需經過議會的審核。正是因為暴力事件的發生，讓埃及政府有理由掩蓋這個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有理由強力打壓所有反對它的政治勢力。

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23186// - _ - - - -

文 穆斯塔法·阿布杜·扎希爾

編譯 瓦斯帕夏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http://weixin.qq.com/r/r0N0bMLEVZ8qrYYP9xa9 (二維碼自動識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