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重大科技項目的對話——真金白銀，怎樣才能不打水漂？

前言：

時下科技界似乎傳承了「以大為美」的古老傳統，對名頭大、投資大、目標大、陣容大的大項目崇尚有加。前不久，國務院頒布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在「深入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同時，「面向2030年，再選擇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力爭有所突破」。已經或即將實施的15個重大科技項目包括：航空發動機及燃氣輪機、深海空間站、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國家網路空間安全、深空探測及空間飛行器在軌服務與維護系統、種業自主創新、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智能電網、天地一體化信息網路、大數據、智能製造和機器人、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京津冀環境綜合治理、健康保障，等。

這15個重大科技項目，相當於2030版的國家重大科技專項。自2008年啟動實施的核高基、集成電路裝備、大型油氣田及煤層氣開發、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新葯創製、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等16個重大科技專項，堪稱我國科技項目中的巨無霸，每個專項平均投資數百億元之巨。截至目前，這16個重大科技專項估計累計投資數千億元（因為具體數目一直未見公開，所以只能估計了）；至於其成效如何，只能說「有目共睹」了，你懂的。

投資如此之巨的重大科技項目（為方便閱讀，下文把重大科技專項、重大科技項目統稱「重大科技項目」）當如何定位？該如何立項、驗收？那麼多真金白銀投下去，如何避免打水漂的命運？

本刊特約撰稿人李晗冰就此與某國立研究所研究員王柏岩對話，聽一聽圈內人怎麼說。

對話人 | 李晗冰（本刊特約撰稿人）

王柏岩（某國立研究所研究員，此處為化名）

責編 | 李曉明

●　●　●

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有點像賭博

?李晗冰：《規劃》指出，重大科技項目是「體現國家戰略目標、集成科技資源、實現重點領域跨越發展」的重要抓手。在您看來，什麼樣的項目才能入圍重大科技項目？

王柏岩：我自己也參與過重大科技項目，有的是項目論證，有的是負責其中的子項目。重大科技項目的投資動輒幾十億、上百億甚至數百億，這麼大的手筆，一定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

所謂戰略意義，就是說，它是在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博弈，或者解決人與自然重大衝突時的必然選項。前者，就是能通過重大科技項目的實施，掌握殺手鐧，在大國博弈時力能克敵制勝，至少是能鎮住對方；後者，就是能解決人與自然的重大突出矛盾，比如土壤污染、河流污染等，從而顯著改善我們的生存環境。

打個比方說：我們家很窮，最大的資產就是耕地用的牛；而你們家很富，有車有房。我現在要想趕上甚至超過你，那就要千挑萬選、找一個最佳選項。如果說考大學是改變我家貧困面貌的唯一手段，那我就狠狠心把牛賣了，然後進城上大學、學本領，再努力奮鬥，最後趕上你家。

有一點我們必須正視：無論從國民收入還是科技投入看，中國都是名副其實的發展中國家。就國民收入而言，2014年我國人均收入在全球排名100位，尚有5000萬貧困人口，徐玉玉這樣的家庭應該為數不少。 就科研經費而言，我國R&D人員總量超過500萬、位居世界第一，而研發經費只有美國的一半多，數以萬計的科技青椒每年都為申請經費發愁。

因此，我國的科研投入還必須精打細算、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就中國的現狀來說，重大科技項目有點像賭博。

?「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印發通知截圖。來源：中國政府網

重大科技項目立項，除了有明確的目標願景，還要有清晰的路線圖、時間表和任務書

王柏岩：考慮到重大科技項目的戰略性質和巨大投資，在立項之前，相關問題一定要通盤考慮、想得很清楚。

首先，它是否具備戰略性，就是說是否是國與國博弈的必要手段，或者解決人與自然衝突的必然選項。

其次，實現的可能性。就是說：重大科技項目的基礎原理已經搞明白，或者說基本清楚；其技術路線是什麼，執行的過程中間可能遇到什麼坎兒、如何跨過去，項目完成後能帶來怎樣的變化等，都要想得比較清楚、有比較大的把握。

就是說，搞重大科技項目，要看得遠、看得准、想得深；除了有願景、有目標，還要有清晰的路線圖、時間表和任務書。換句話說，只有在深思熟慮、十拿九穩的前提下，重大科技項目才適宜立項上馬。

而盤點此前已經實施和即將實施的重大科技項目，給我的感覺是：有些是在看不清、拿不準的情況下，倉促上馬的。

一些重大科技項目的上馬不外乎三類：「抄」、「炒」、「拼」

?李晗冰：為什麼這麼說？

王柏岩：我個人認為，一些重大科技項目的上馬，不外乎這三種類型。

一類是「抄」。比如說，國外搞轉基因，我們也搞轉基因；國外搞智能電網，我們也搞智能電網。總之就是國外搞什麼，我們也跟在後面搞什麼。

「抄」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無論是科學基礎還是工業基礎，不管是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還是將來的巨大挑戰，都與歐美髮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決定了我們在選擇重大項目時應該實事求是、按需立項，而不是亦步亦趨、別人搞什麼我們就搞什麼。打個比方說，你過得很富、我過得很窮，你彈手風琴，我也搞個手風琴，怎麼可能趕超你？

第二類就是「炒」，看誰能忽悠、會運作。某個部門或單位，他們想自己搞個大項目，就把本單位和該領域內的幾個院士發動起來，讓他們給領導寫信建議、呼籲。領導懂政治、懂經濟，但可能不懂科技，他看完信後就相信院士了，認為這個事情很重要，就下指示，然後下面「落實領導指示」——重大科技項目就來了。

幾個院士就可以「炒」出一個重大科技項目的例子並不鮮見。我問其中的一個院士：你明知道它作為重大科技項目不夠格，怎麼就簽字了呢？他說：他們老來找我，我也沒有特別反對的意見，我幹嗎不簽字呢？以後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的。

「炒」出來的重大項目，說穿了就是某個單位或者小團體為了自己的利益，拉攏幾個院士，扯大旗作虎皮，忽悠出來的。這些院士長袖善舞，他們是政治家和科學家的結合：在科學家面前是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是科學家。他們各處都玩得很轉，打的旗號是「滿足國家戰略需求」，但真正的目的為單位和自己謀利益。

具體的例子我就不說了，圈內的人都心知肚明。

第三類是「拼」，就是搞大拼盤。大拼盤有兩種：一種是把看似相關或相近的項目集合在一起，東拼西湊、打包上陣；一種是把探索性研究和技術工程混為一談，捆綁立項。

大拼盤比較好理解，比較典型的有重大新葯創製專項、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專項。這類項目聽上去有內在相關性，實則都是各自為戰，各個子項目之間並沒有多少科學上的內在聯繫。

從國內外的情況看，取得成功的重大科技項目基本上屬於技術工程類項目，如美國的曼哈頓計劃、登月計劃，我國的兩彈一星、載人航天、大飛機等。這類項目的基本原理已經搞明白、路線也大致清楚，就差組織人馬搞技術攻關、集成組裝。但在我國，有些項目的基本原理還沒弄明白——或者說基礎的科學部分還不清楚，就匆匆上馬，把基礎研究與技術攻關混為一談。如果你連一個問題的發生機制還沒搞清楚，靠什麼去組織後面的技術工程？而基礎研究能不能突破、何時能突破，都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不是能「計劃」出來的。

打個比方說：我已經考上大學，但交不起學費，把牛賣了交學費是可以的；不能說我把牛賣了，還沒有大學要我——牛不就白賣了嗎？

這類項目應該分步實施，先把基本原理、機制搞清楚之後，再立項上馬實施也不遲——也只有在基本原理、機制搞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技術工程上的成功。但我們國家搞這類項目的人的調門比較高、聲音比較大，國家就拿出幾十個、幾百個億立項，最後只能是不了了之。

那麼多真金白銀投下去，打水漂的也不少

?李晗冰：有一點我不明白：重大專項立項的時候，不都是有具體目標，而且最後還要驗收的嗎？

王柏岩：說到這兒就更搞笑了。

的確，你去看看每一個重大項目的計劃書，都有非常宏偉的目標，比如解決什麼重大問題、搞出什麼關鍵技術、拿出什麼重大產品、推動跨越式發展等等。你自己去查對一下就會發現，一些重大項目是虎頭蛇尾、根本沒拿出什麼過硬的東西、解決重大問題，但最後都順利通過驗收。沒通過驗收的重大科技項目，我還沒聽說過——你聽說過嗎？

?李晗冰：這我就搞不明白了——既然沒有實現計劃書制定的目標，怎麼還能通過驗收呢？

王柏岩：這的確很奇葩。

對於項目承擔者來說，總能找到說辭。假如我搞個重大項目，肯定是許多單位參與、集體攻關，投入那麼大財力、人力，搞了五六年、十來年，總能從裡面挑出一些東西，或者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包裝一下交賬。比如說：發了多少文章、培養了多少博士——成果包裝得很好看，計劃的目標卻沒實現。

這就好比：本來說賣了牛是要上大學、脫貧致富的，但最後大學沒上成、家裡照樣窮，怎麼辦呢？好了，我就會說：我在賣牛、去大城市的路上看了很多風景，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這對我今後的人生髮展意義重大——這比上大學、脫貧有更有長遠意義。

作為驗收專家來說，人家看得起你、請你去驗收，你不去不給面子；去了有一筆勞務費，大家又都是熟人，你好意思給人家拆台？結果，就稀里糊塗簽字驗收、皆大歡喜。

作為政府官員，當初立項他是點了頭、畫了圈的，同時他也要政績、向他的領導交賬。所以，最後肯定是「取得了豐碩成果」。

近年來還多了一塊遮羞布，就是「寬容失敗」——「科研嘛總是有風險的，不寬容失敗，以後誰敢搞攻關啊？」

結果就是，那麼多真金白銀投下去，有的確實搞出像樣的東西來了，但打水漂的也不少。我們可以盤點一下：這些年搞了那麼多重大項目，都帶來了哪些重大跨越？江河湖海的污染改善了多少？又有哪些重大疾病被攻克了？

最要命的一條，是從來沒實行過問責

?李晗冰：既然有這麼多問題，為什麼還要上這麼多重大項目？

王柏岩：因為有現實利益。

政府官員要顯示度、要有政績、要提拔晉級。假如我是某個部的部長，不管成不成，在我手下弄幾百億、幾千億，全國的科學家全歸我領導，要資源有資源、要榮耀有榮耀，我以後陞官也有資本——你說我不願意搞嗎？當然是搞得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作為科學家來說，既有實惠、又有面子，為什麼不幹？

說的不客氣一點，許多重大項目就變成了政治家和科學家的苟合。

所以，這類事情大家一方面冷眼笑，一方面是湊熱鬧，能摻乎一點是一點。想一想其實挺可悲的：我們的科技家既沒有科學品位，也不敢面對中國真正現實的問題，在戰略上的判斷能力也喪失的差不多了。

?李晗冰：難道就沒有辦法解決嗎？

王柏岩：辦法當然有。我國有那麼多官員、那麼多科學家，難道都沒長腦子嗎？對於採取什麼的機制立項、實施、監理、驗收，許多人心裡都是清楚的。

其中最要命的一條，是從來沒實行過問責。按道理說，搞了那麼多重大項目、花了那麼多錢、做了這麼多年，那些沒完成計劃的項目，總得有人承擔責任吧？當時給領導寫信的是不是該說說？審批的領導是不是該引咎辭職？項目牽頭人是不是該檢討？從來沒有啊！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