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2年，他戰勝了精神分裂症，還推動了一場民權運動

身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什麼樣的體驗？

這個典型的知乎體問題，能夠有資格回答的人沒幾個吧。

無數罹患這種疾病的人受困於病痛的折磨，無法運用他們的理性，更別說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美麗心靈》里的納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們看著他們，帶著憐憫、排斥和不可理解的目光。

而他們，也在這樣的目光中走向社會的邊緣與底層，萬劫不復。

不過有這樣一個人，他在十四歲那年發病，病情越來越嚴重，毀掉了他的生活和家庭，讓他沉淪墮落。但他不斷奮起反抗，終於在整整三十二年後，戰勝病魔，將那些幻聽的聲音在他腦海中停下來。他不僅拯救了自己，還讓深受精神分裂症之苦的人們燃起希望。

他叫肯恩-史迪。

1962年10月的一個夜晚，十四歲的肯恩第一次聽到那些糾纏他一生、只有他一個人能聽到的聲音。

幾秒鐘前，肯恩還在聽收音機里放的流行音樂。幾秒鐘後，那些聲音就毫無預警地出現了，對他說：「去自殺……燒了自己。」「弔死你自己，沒有你世界會更好。你是個壞小孩，壞到骨子裡。」「死，死，死，你一無是處，沒一塊好料。現在就去死，不要再拖延了。」

這些可怕的話就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邊重複，命令他去自殺。

他們還鑽進電視里，節目里的主持人也在不斷對他說這樣的話。

這是多麼可怕的經歷。

他疏遠親人，交不到朋友，因為那些聲音總是在威脅他，隨時都有人要綁架他，虐待他，謀殺他。

他也不能專心上課，或者好好看一場電影，因為那些聲音時時刻刻在對他說話，責罵他，慫恿他離家出走，或者去自殺。

是的，肯恩在今後幾十年的生命里屢屢有自殺的意圖。

醫生的診斷是，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一種精神疾病，特點是，脫離現實，妄想，幻覺，自我感消失。有些會出現怪異的舉動和早發性痴呆的癥狀。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鄉下小鎮，肯恩能夠從公共圖書館查到的關於精神分裂症的定義就是這樣。書里還說，精神分裂症無法治療，終生不愈，患者會傷害別人和自己，應該關起來。

都是令人絕望的訊息。

肯恩開始被那些聲音控制。他逐漸在人們面前崩潰。

學習完全跟不上，十六歲之後，他休學了。

他整天窩在自己的房間里，連到屋外信箱取信都不敢。

由於那些聲音總是從電視節目里跑出來對他說話，所以他也不看電視，對正如火如荼的越南戰爭甚至一無所知。

但誰又知道，他每天、每小時、每分鐘都在進行他自己的戰爭，對抗頭腦中的惡魔。

父母正好生下第二個孩子，這讓他和家人的關係更加緊張。他父親一直認為肯恩是故意做出奇怪的舉動，其實根本沒有病。

1966年，十八歲的肯恩離開家人，獨自去紐約，踏上一條充滿辛酸的人生道路。

他原本是想去學習戲劇寫作的，但現實比夢想殘酷多了。

他先是在一家出版公司打工，六個月之後因為沒法專心工作而被解僱。走投無路的他委身於一個偶然認識的皮條客，當上了出賣身體的性工作者。

因為被解僱，我又開始對陌生人產生恐懼，再度把自己封閉起來，整天關在房間里。……幻聽是我唯一的同伴，但他們只會不斷加強我的挫敗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是和一個友善的同類建立什麼樣的關係，對我都是一種天大的解脫。而且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只有兩種選擇：打電話告訴我父親我失敗了，否則就是跟泰德走。我非常不情願地選了後者。

生活已經如此不堪，精神仍然飽受折磨。肯恩還是抑制不住自殺的衝動。在被解救之後，他被關進曼哈頓精神療養院。

可他又逃了出來。

又流落街頭。

又重新操持皮肉生涯。

又試圖自殺。

又進入醫院。

……

他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循環。一輪又一輪。

在這樣的循環中，他受到過慘無人道的傷害，但更痛苦的，是來自內心那永不休止的折磨。

他有過幾次短暫的工作經歷，也都得到過別人的肯定。可一旦出現一點點小波動，那些聲音就好像暴風驟雨般迅猛攻擊他的自信心。

有一次，他在護理機構做了八個月看護，病人們對他很滿意，他也受到同事的尊重。但一名懷孕的女護士因為一次意外事件而早產，那些聲音就立刻在他耳邊響起：「要不是你，麥卡錫護士也不會失去她的孩子。她本來就在考慮要請產假，因為你來了，她才留下來。她是為了你才留下來的……你又害死一個孩子，你知道嗎？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甘心？你必須死，這樣別人才能活下來。你什麼時候才肯照我們的話去做？自殺是你唯一的辦法。」

肯恩說：

那是我一生中最難熬的時期。聲音不斷攻擊，我被自厭的情緒所淹沒。我努力又努力，想做一個有用的人，但每一次嘗試的結果到最後都以災難收場，一切又回到原點。我是個被詛咒的人，註定要下地獄，註定要在世界上孤獨地流浪。回到中途之家，我收拾起自己僅有的一點衣物和積蓄，再次上路。逃避是我所知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因為他想自己可能只是一個被酒精困擾的妄想狂，而不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這更容易接受一點。

當然，他也服用過藥物。但它們的副作用都很大，有時候能減輕幻聽的癥狀，有時候不能。

他一共接受過九次電療，但對幻聽沒什麼幫助。

到三十五歲的時候，肯恩的體重暴增到四百磅，哮喘和肺炎經常發作，身體非常差。

離家十年之後，他回去呆過一段時間。不過他已經成為局外人，父親對他依舊很冷淡，沒過多久，他就再次離開了。

八十年代末，四十多歲的他回到原點——曼哈頓精神療養院。

在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里，嘗盡世間百味的肯恩體會到對精神疾病患者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給他們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比只是讓他們保持忙碌，或維持生計更重要。

他說：

一個人一旦被重視，就會有出乎意料的表現。

在曼哈頓精神療養院，他開始試著參加社區復健計劃。一開始，他通過計劃在國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收發室得到一份工作，後來又去了《村聲》報社。在那裡，除了收發信件，他還要處理訂戶、分類廣告、電話和一些文書工作。

那些聲音沒有放過肯恩。他們又來騷擾他了。

一天晚上，他加完班正要坐地鐵回家，那些聲音突然對他大吼。他們說，你只是一個廉價勞工，是個失敗者，沒有你，人家照樣能出刊，你快跳下月台吧。

看上去，他又要被控制了……

幾個小時後，車站巡邏員發現肯恩一個人蹲在牆角。那時候，他已經停止啜泣，可身體還在不時發抖，雙手抱緊胸口，尋求慰藉。

但一個新的想法已經在他體內產生：

我根本可以不讓事情演變成那樣的程度！我不是被聲音迫害的無助者，我其實擁有選擇權。這樣的領悟令我大感吃驚。雖然，在我跟巡邏員對話的時候，幻聽還在我腦子裡作祟，但我並沒有必要臣服他們……這一回不了。

他鎮定地離開了地鐵站。

那天晚上，他體會到打敗那些聲音的感覺。他希望能有更多那樣的時刻。他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他要找更好的醫生，服用更好的藥物。

他要向別人求助。

他遇到了一個叫麗塔-賽頓的治療師。

他們開始了艱苦的療程。

賽頓還讓他服用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藥物。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好。

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像以往那樣被強迫服藥。他體會到尊重。

在精神分裂症逐漸受到控制的時候，一個大膽的想法在肯恩腦子裡出現了。

他想促使美國境內最弱勢的一群人，對，那就是精神病患者，參與政治投票。

那時候，肯恩發現精神病患者的權利正在一步步喪失，而社會公眾對此表示無所謂，甚至樂見其成。

放棄弱勢者——包括像我這樣的精神病患——這樣的論調開始在大眾媒體上出現。他們想取消我們的支持系統，取消我們微薄的補助金、社會福利金和醫療補助。他們要求刪減社區心理健康服務、治療、安置和研究的經費，要我們這些人在一夜之間自立，否則，就淪落到街頭或監獄吧。這些聲音根本不在乎我們，只是不希望我們花費他們的錢。

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擁有同樣平等的權利，這原本應該是常識，而他們的疾病又使得他們經常會主動放棄、或者無法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因為，他們連活著都是那麼艱難。

因此，在他們很難像普通人那樣維護自己權利的情況下，任意剝奪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福利和利益，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

如果沒有人為此抗爭，這件可恥的事情眼看著就會成為現實。這是系統性的迫害。

「一個人有精神疾病，和無能根本是兩碼事，」我說，「政府有那麼多措施攸關我們的生活，為何我們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要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1994年，肯恩開始推動促使精神病患者參與投票的方案。

他到各個收容所、中途之家、醫院病房等地方，向精神病患者宣傳他的想法。

他還辦了一份雜誌《紐約之聲》，讓精神病患者了解和他們切身相關的法律和議題。這份雜誌有三十二個版，銷量達到四萬份。

最初他設定的目標是三百個選民。到1996年11月，他在紐約找到了近8500名公民進行登記。他和義工們跟這些人保持聯絡，確保他們知道投票地點，還送他們去各個投票站。

後來，光是紐約一個州就有35000多名精神病患者登記投票，為他們自己爭取權利。

肯恩不僅拯救了自己，還喚醒了無數和他同樣深受疾病之苦的人，不要因為患病，就放棄了自己應有的權利。只有大膽發聲，才能引起公眾的關注。

而他，也終於戰勝了那些聲音。

1995年5月3日，肯恩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日子，當他坐在客廳沙發上，養的貓慵懶地趴在他大腿上時，他突然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那些聲音停止了。

那些無時無刻不在喋喋不休、一直持續了三十二年的幻聽，消失了。

他感到的首先是恐懼。

他們的存在是那樣牢固不變，幾乎像日升日落那樣穩定。公元前六世紀，希臘克里特島有一位名叫艾比曼尼狄斯的預言家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唯有瘋子才能了解瘋狂帶來的愉悅。」沒錯，我真的能夠了解。幻聽肯定了我存在的特殊性，沒了他們，我覺得異常地孤獨。

無論如何，肯恩終於開始學習如何進行新生活。

經過那麼長時間，他終於又可以隨意聽到別人的說話聲。他聽到路人閑談天氣和球賽，聽到他們互相開玩笑，這是他以前做不到的。

1997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肯恩的報道，還附上了他的照片。記者寫下他如何從精神分裂症的孤島，經過漫漫長途，一直到幻聽消失，再次走向社會的過程。

這個故事轟動了全世界。向他求助的信件紛紛從歐洲、非洲、南美、亞洲和澳洲寄來。

是否站到大眾面前述說自己的故事，肯恩有過猶疑。但他最終還是打消了顧慮，勇敢地接受了採訪。

他說：

不管用什麼方法，我發誓要用我自己的聲音改善我的生活，改善那些日日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心理疾病所苦的病友的生活。我要傾聽他們和他們家人的聲音，從中學習我必須學習的一切。只要我們攜手合作，就能改善現狀，就能讓世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2000年10月7日，肯恩-史迪在自己的床上安詳去世。

當那些困擾他的聲音終於沉寂，他要努力發出的屬於自己的聲音至今仍然迴響。他推動的運動仍然在發展。

正如那位《紐約時報》的記者寫的：

也許這個國家面臨最艱巨的工作是，如何將心理健康的系統轉為人人能夠利用的資源。心理專家們說，要達到這一步，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想法，看重心理疾病患者，相信他們有痊癒的潛力，最後能夠貢獻力量，回饋社會。

所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所有身體有疾病的人，所有弱勢的群體，都不是社會的包袱，人民的累贅。沒有人是完整的，沒有人是健全的，沒有人是永遠強勢的。他們應該回歸主流社會，我們和他們之間不應該被隔絕。

他們就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