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為什麼會成為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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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學那會,經常去圖書館,找本厚厚的哲學書墊著睡覺。那時候經常被我睡的哲學家有康德、黑格爾、尼采和福柯。前一段時間學敘事療法,忽然又看到了福柯的名字,而且他的思想已經成為了敘事療法的哲學基礎,頓時覺得如見了老情人般的親切。我一點都沒印象自己讀過福柯的什麼書,因為每次一翻開就睡著了,但不知出於何種原理,他的思想不知不覺從睡夢中鑽進了我的腦子裡。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老人家說過,「定義問題」的本質是一種權力。
比如我們可以通過定義精神疾病來確定哪些人群、人群的哪些行為是異常的、需要被改造的,而能定義問題的人,當然是有實施改造的權力。因為我是睡夢中讀的書,我也有些忘了這些思想是不是福柯的,但鑒於本公眾號應該很少有了解他的讀者,所以我就放心大膽地斷定就是他說的了。
我之所以想起福柯的這些思想,是因為我最近經常遇到一些來訪者,他們的問題各有不同:與戀人不和、對工作不滿、情緒不穩定等等,但是當聊起我們諮詢的目標時,他們的目標卻相當一致:「我想解決一下原生家庭的問題。」
最開始我也覺得沒什麼,畢竟原生家庭確實對人格影響深遠,我自己所受的一些心理諮詢的訓練也會涉及原生家庭如何影響我們與人相處的主題。但是當越來越多明顯有現實原因的來訪者——比如正經歷失業或離婚困惑的來訪者,也會對現實的困境視而不見,而把自己的問題歸因為沒有處理好「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影響時,我不禁好奇起來:在千千萬萬種關於他們問題的歸因方式中,他們為什麼選擇了「原生家庭」作為問題的根源?
按福柯老師的思路,是誰定義了這個問題?為什麼來訪者選擇(或順從)了這種定義?誰從這種定義中得益了?而誰又受損了?
前一段時間我遇到一個來訪者,大學畢業兩年了,找了幾份工作,活多錢少,都不太滿意,總是幹了幾個月就辭職。最近乾脆就不工作了,在家玩玩遊戲,有時候也看一些心理學的書,想努力讓自己振作起來。他父母很著急,所以陪他來做心理諮詢。當我問他們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時,兒子說:「我的問題主要是原生家庭引起的,因為我爸特別有控制欲,我從小就被教育聽話,被我爸逼著學習,最後選了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專業,所以現在才不想工作。我想解決原生家庭的問題。」父親聽完兒子的敘述,勃然大怒:「什麼原生家庭的問題!你這就是品行問題!你知道我們當年怎麼在單位起早貪黑、端茶倒水才能得到領導的器重?像你這樣不肯吃苦,嫌這嫌那,怎麼會有單位肯要你?」
拋開這對父子的關係不談,你看,雖然同樣的問題,每個人的定義卻不同。而自個對問題的定義中,誰獲益誰受損,誰有權力指責別人而誰成了被指責的對象,不言自明。
今天的讀者可能覺得「品行問題」這種說法既老土又籠統,很不科學。可是在當年,把沉迷於遊戲、晃蕩著不工作定義為品行問題是再正當不過的主流思想。而且這種定義背後有整個世界觀和方法論做支撐:「品行不好」怎麼辦?思想政治教育啊!
這幾十年來,中國第一批受訓的心理諮詢師——其中大部分都是精神分析取向——逐漸成長起來,他們以破舊立新的姿勢向大眾發言。在他們的科普下,「心理問題」逐漸取代了「品行問題」,心理問題有原生家庭的原因也開始作為一種新的常識深入人心。
這當然也有道理,一方面,家庭本來就對人思想和行為影響重大,另一方面,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父母確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要知道,他們可是在物質和教育都很匱乏、社會環境極度不安全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所以當人們想要通過學習心理學解決內心的困惑和不安時,很容易就接觸到「原生家庭是我一切心理問題之源」的思想,並自然而然地覺得,這種說法太有道理了。心中的疑惑如迷霧遇見陽光,豁然開朗。
可是如果一種思想走得太遠,也總讓人生疑。按照福柯老師的思路分析一下利益得失,首先受益的當然是那些不遺餘力推廣這種理念的「心理專家」,因為他們說的其實就是「你有病,可是沒關係,我有葯啊」。說真的,原生家庭對人的影響,解釋起來非常複雜而曲折,非這方面的專家不可為啊。所以很多人通過「賣葯」變成一方教主。
再然後,「受益的」也包括認同這個理念的我們自己。就人的本性而言,人很難忍受那些模糊的不安,而一旦我們的不安有了一個名字,哪怕這個名字是同樣模糊且不知如何解決的「原生家庭問題」,我們對這種不安的耐受力也會成倍增加。我們知道了這問題是什麼,就至少有了了解它的途徑和解決它的希望。
把問題歸咎為原生家庭還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從生活的承擔者和決定者,變成無辜的受害者。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把問題歸為原生家庭的來訪者,其實並沒有從原生家庭脫離。他們要麼需要父母的經濟資助,要麼需要父母幫著照顧孩子,有些甚至還跟父母住在一起。對於這些來訪者,「原生家庭」的問題更多反應的是他們從父母身邊獨立的願望,或者類似青春期的反抗。所以很多人的「原生家庭」問題,其實是「如何從原生家庭獨立」的問題。
這些「受益」讓我們忽略了把問題歸為原生家庭所帶來的明顯的壞處:(1)「原生家庭」已成過去,對過去的事,除了在記憶中回憶和重整,我們所能做得其實有限;(2)「原生家庭」的問題經常會引發我們對父母的失望和不滿。而對大部分人來說,父母就是我們面對問題重要的社會支持。
我的意思並非是說原生家庭的問題不需要討論——這變成了另一種掩耳盜鈴了。況且就算引發了對父母的失望和不滿,討論如何和父母和解也可以成為新的諮詢目標嘛!
我的意思是說,當原生家庭已成過去,它對我們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很可能取決於我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原生家庭的影響——我們對原生家庭的信念會強化這種危害。
當然這種信念並非空穴來風,但是另一方面,過於強調原生家庭的危害(就像過於強調原生家庭沒有危害),總會讓我們忽略了,在成年以後,我們有權力和責任選擇自己的道路和人生,在原生家庭以外,尋找到我們情感和生活的根基。
通過界定問題,心理學不僅講述客觀事實,而且也塑造社會文化,它挖好河道,而我們內心的不安就沿著河道順流而下,無論是「拖延症」還是「原生家庭問題」都是如此,而它最終變成淹沒良田的洪水,還是用於發電的資源,最終取決於這個河道通往哪個方向。
不信的話,我們來試想一下:
「一個自幼失去雙親,凄孤度童年,又身逢亂世,顛沛流離,常遭他人白眼和同伴欺負的孩子,長大成人會是什麼樣子呢?」
「一個因為私生子身份而被父母拋棄,由一對連中學都沒畢業的、家境不好的父母收養,從小與其他孩子打架、不合群,經常受人欺負的孩子,長大後會是什麼樣子呢?」
這兩個例子里,前一個是朱鎔基,後一個是喬布斯。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得很長很長。因為除了原生家庭,我們的一生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或者事,好的壞的、損害我們的保護我們的,這些都在對我們的成長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你當然可以說,朱和喬的領導風格深受原生家庭的影響,可這也並沒妨礙他們當上總理或者創立蘋果嘛!
按:原生家庭的問題總會引來很多討論。這篇文章在鏡相發布的時候,有個讀者說:原生家庭的問題要分兩步:(1)承認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問題,以及(2)承認我們有從這種影響中復原的能力。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太限制在第一步了。本文主要觀點有兩個:1. 很多人的「原生家庭」問題其實是「如何從原生家庭獨立」的問題;2. 我們對「原生家庭如何影響我們」的信念本身就影響重大。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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