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華——通往盛唐之路

八王之亂以來，西晉中央政權崩潰，中國再次陷入長期的混戰之中，經歷了長達兩百餘年的胡漢交融，歷史終於從秦漢帝國走向了新生的隋唐帝國，而北朝和關中，則再次成為了歷史的出口。

楔子：舊時代的終結

秦漢帝國是中國歷史上極為強盛的時代（尤以西漢武帝至宣帝時期為頂峰），而其強盛的基礎則在於極為徹底的編戶齊民制度，國家通過控制編戶，強有力的保證了稅源、兵源的充足，為其開疆拓土提供了條件。

但是自西漢元帝以來，伴隨著官僚機構的逐漸腐化，地方豪族出現，他們包庇人口、武斷鄉曲，他們的存在與秦漢帝國的體制相對立，到了東漢中期，部分豪族通過家傳經學逐步轉變為士族，逐步從地方進入中央官界，進一步鞏固其勢力。與之同時，官僚機構進一步腐化，導致皇權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斷的爭鬥導致了中央權威的喪失。在中央和地方兩股離心勢力的影響下，國家對地方日漸失去控制，最終本為監察區的州轉變為行政區，帝國開始走向瓦解。

西晉雖然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佔據了中央與地方社會，國家對地方控制極弱，晉武帝繁瑣、細緻的布局正體現了西晉局勢的一觸即潰，最終在晉武帝去世後不久，毀滅晉王朝的八王之亂正式爆發。

八王之亂看似為宗室間的大混戰，但實質上則是被諸王引為幕僚的士族間的亂戰。宗王本身並無自身勢力，他們在出鎮一方之後吸收當地士人進入都督府，成為地方勢力的代言人，通過地方士族對州郡進行控制，趙王倫之孫秀、齊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經知友@戴萬琦提醒，五公中四公籍貫不可靠，身份難以認定，因為無關主旨，所以行文的時候未經查證，確實是我的疏忽，不過縱觀齊王冏及其他諸王的幕僚構成，說各個宗王在構成上屬於士族政權當無大錯，也感謝執正）。因而八王之亂實質上是離心於中央的地方勢力的亂戰，是中央皇權與地方士族之間的矛盾，體現了西晉社會整合的失敗。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內遷的胡人站上了歷史的前台。

綜而言之，魏晉時代無法統一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秦漢的編戶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為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處理與其的關係，成為魏晉時代最為嚴峻的問題。

魏晉時代的北中國歷史可以分為三段：五胡時代、北魏時代、北朝時代。其中北魏時代以孝文帝遷都洛陽為界又可分為「後五胡時代」和「前北朝時代」。就北中國的具體事實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橫一縱。

橫向的矛盾在於民族關係（魏晉時代的民族矛盾與近現代以來的國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晉時代遠遠沒有出現政治意義的民族共同體，此時的民族是以文化為基本區分標準的，因而斷不可以近代視角觀之），胡族的活躍造成其塞北體制、文化與漢地的強烈衝突，造成強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現在兩趙時代，這一矛盾貫穿整個五胡時代。

縱向的矛盾在於階層關係（政治矛盾），長期以來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構成，胡族君主如何處理與士族、寒門、地方豪族的關係，直接影響到帝國的統治基礎是否穩固的問題，這一矛盾在孝文帝門閥改革之後表現的尤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潰，並成為北朝時代最為重要的議題。

一、胡漢分治與兩趙時代

長期以來，北方的胡族都保持著部落制的社會組織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單于，而是帝國的皇帝，如何處理胡族與漢族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之間的關係，便成為擺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問題。應該承認，雖然如劉淵這樣的君主對漢文化有著豐富的了解，但是胡漢社會的矛盾並不是靠君主的個人才能便可以解決的，在五胡時代初期，胡族君主對此往往沒有什麼辦法，因而他們只能選擇一種較為簡單的方式：胡漢分治。

所謂胡漢分治，顧名思義是對胡族和漢族兩種不同的社會實行不同的統治方式，一方面模仿漢人官僚結構，建立一套漢化的帝國系統，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專門管理胡族的機構和組織，兩者互不干擾，同時並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單于-酋長-部落兩套系統。

胡漢分治的重要標誌便是大單于的設立。大單于即是胡族機構的長官，一般由宗室擔任，諸如劉聰、石虎都曾任此職，兩趙時期大單于基本相當於皇位繼承人，大單于的專屬機構為單于台，下設左右輔及其他官吏，【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屬於胡族自治的範疇。

應該說胡漢分治的體制是極其簡陋的，並沒有試圖解決胡漢對立的問題，只是將之擱置以圖穩定，卻為王朝埋下了隱患。這體現了五胡時代前期，受制於時代的影響，胡漢矛盾的難以調和，而這種民族矛盾又深刻的體現在兩趙政權之中。

如果說劉淵冒稱漢室體現了他的漢化傾向的話，隨著靳准之亂的爆發，劉漢政權之內的胡漢矛盾也顯現出來。劉曜平定叛亂之後改國號曰趙，是為前趙政權。前趙雖與前漢一脈相承，但是在政治認同上卻是屬於兩個完全的系統，劉耀以【冒頓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實則意味著拋棄了劉淵所宣揚的劉漢宗親的身份，回歸了匈奴傳統，體現了五胡時代的胡漢對立。

後趙政權的體制與前趙基本相同，同樣以大單于為核心構建了一套胡漢分治的體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為嚴峻，最終在宗室、武人的亂戰之中，後趙政權在冉閔的大屠殺政策中落下帷幕。

除了胡漢分治以外，兩趙政權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宗室之間的殘殺。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直言，宗室在兩趙政權中佔據重要地位，實則是繼承於胡族部落傳統，宗室掌握了軍政大權，往往對皇權造成威脅，皇權為了鞏固權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終加劇了政治內鬥，引發了政權的衰亡。

應該看到，宗室問題體現了在五胡時代初期胡族傳統和漢族體制的衝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強皇權成為五胡時代的重要命題。

總而言之，兩趙時代作為五胡時代的前期，是胡漢矛盾最為激烈的時代，內亂、屠殺層出不窮，體現了胡漢衝突對於政權穩定的烈影響。就其體制而言，主要體現在胡漢分治和宗室掌權兩個方面，顯現出胡漢融合依然任重道遠。

二、五胡時代的後期與秦燕對立

冉閔之亂後，後趙政權趨於崩潰，北中國再次陷入混亂之中，而繼之而起的則是前秦和前燕兩個政權，兩個政權處於五胡時代的後期，都對胡漢問題進行了一定的解決，促進了民族融合的過程，但是仔細考察兩國的體制，會發現由於地緣條件、社會結構的不同，兩個政權的體制存在不同的傾向，而這兩種不同的傾向也成為北魏政治的先聲。（同時存在的還有前涼政權，應當說諸涼政權保存了大量經學文化，為之後的胡漢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由於其具有一定的地緣獨立性，與北中國政治主線關聯較小，在此不論）

（1）前燕與士族政治

前燕政權應當說是五胡時代漢化較為成功的政權了，這與其特殊的地緣條件息息相關，晉末以來神州沉陸，地方勢力較大的豪族以塢堡的形式在亂世中生存，而那些勢力較弱或是不願忍受戰火的漢族士人則開始逃離中原，去往邊疆。陳寅恪先生敏銳的指出五胡時代漢人的遷徙大體有三個方向，向南投奔東晉、向西投奔前涼、向東投奔前燕。

由於前燕所處的關東地區歷來以文化見長，因而漢人士大夫的文化素養對前燕政權的性格產生很大影響，他們也成為前燕政權入主中原的中堅力量。前燕政權憑藉這一優勢，積極推崇晉室、僑置郡縣以便吸引、安置漢人，並建立一套漢族官僚體制，將士人吸納進入前燕政權之中。晉書如是記載，【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就體制而論，前燕與兩趙相比一個重大的區別在於其廢除了以大單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統，整個政權的中上層只有一套統一的漢化體制，體現了五胡時代後期的進步。但是這並不意味整個前燕政權的體制都是一元化的，其中還設有軍封（營戶），即由宗室統領的軍事特區，這一區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對其控制較弱，應該說是胡漢分治體制的改善版本，同時也是北魏軍鎮的先聲。與兩趙相比，其進步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軍封與州郡只是軍事與行政的對立，而不是胡漢的民族對立，其對立範圍已經大大縮小，第二，兩趙政權自上而下的設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體制，而軍封只是作為特殊行政區存在，不涉及中上層的國家行政結構，中上層結構依然是一元化。

雖然前燕大量吸收漢人，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大多身處地方州郡或是中層官僚，真正佔據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貴族，不得不說這同樣體現了胡族傳統的影響。雖然前燕政權在體制上與兩趙時代的胡漢分治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層宗室和皇權的鬥爭依然激烈，在劇烈的內鬥和上層自身的腐化之中前燕政權最終被前秦所滅。

（2）前秦與皇權政治

之後我們再來看前秦政權。前秦政權前期同樣沿襲了兩趙的胡漢分治體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時這一時間前秦政權主要由氐族酋豪構成，【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定梁楞為前將軍, 領左長史……氐酋毛貴為單于輔相】。

然而到了苻生時期，大單于一職便不再見諸於史籍，胡族體制也逐漸被漢化體製取代，也就是所謂【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到了苻堅時代，其行政體制更是進一步完善，應該說前秦政權同樣改進了胡漢分治的體制，為民族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

然而同為五胡時代後期，前秦政權卻顯現了與前燕政權截然不同的政治氣象。前燕後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貴戚，多佔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這樣的景象哪怕即使是敗亡之際也未在前秦出現，恰恰相反，史載其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讓人想到了類似漢唐統一帝國的極盛時期」，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異呢？我認為相當於從地緣條件和政治體制之中尋找答案。

如果說關東濃厚的文化氛圍造就了前燕的「士族政治」，那麼關中的景象卻是截然不同，自古以來關中地區彪悍尚武，文化素養相對較弱，故有【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俗語，加之東漢以來關中飽經戰火，士族進一步凋零，前秦政權內部士族勢力十分弱小，正是在這一特殊的社會條件下，前秦政權創造了與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苻堅統治期間，重用王猛等漢人官僚，打擊氐族權貴，建立了強大的專制體制。苻健皇后之弟特進強德【昏酒豪橫，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屍於市】，鄧羌【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豪強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苻堅不禁感嘆：【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

前秦的這番景象不禁使人聯想到了同為關中政權的嬴秦與西漢，其厲行法治、打擊豪強之決絕，彷彿使人置身於恢弘的秦漢帝國，那是一個君權強盛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德昌明的時代，在苻堅和王猛的身上人們重新發現了這種「關中性格」。

在中國古代史的前半期，北中國存在兩個核心區域，也就是關中和關東，由於地緣條件和社會風俗的不同，二者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模式，正如戰國時代秦國與六國的對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著關中和關東再次對立起來，這一次的對立，也成為北周、北齊對立的先聲。

自秦漢而魏晉，漢族社會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一種強調君權至上，追求君主的絕對權威，另一種強調士族利益，主張將士族廣泛吸納入政權之中，前者是秦漢傳統，後者是魏晉風貌，前者代表皇權政治，後者代表士族政治，當民族問題逐漸緩解，更為現實的政治問題擺在胡族君主面前，是回歸秦漢帝制，還是接受魏晉現實，這樣的爭論從燕秦之爭延續到北魏時代，成為貫穿北朝史的重要議題，而此時仍只是萌芽。

然而秦漢帝國存在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在士族與豪族縱橫的魏晉時代，他們不可能建立一套覆蓋整個北中國的戶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漢時代「一君萬民」的政治體制。前秦政權打擊士族、豪強，卻無法建立完善的戶籍制度，最終導致了淝水之戰後由於對地方控制能力的不足，前秦政權土崩瓦解，可以說，前秦政權的敗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後，同樣隱藏著政治上的矛盾。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論及前秦的敗亡，認為之前苻堅遷徙氐人分守重鎮的政策導致了中央地區實力虛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堅之所以要遷徙氐人，恰恰是因為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陽謀反，因而才希望通過這一政策穩固關東。對於前秦政權而言，遷徙氐人是叛亂，不遷徙氐人同樣也是叛亂，這與政策本身並無關係，前秦政權本身已經陷入了一個死局，這個死局的關鍵就在於其所追求的秦漢體制。

綜上所論，前秦政權是民族矛盾和體制問題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由於此時民族間矛盾極深，五胡貴族在無法真正融入前秦政權之中，另一方面由於前秦打擊豪強的政策，他們對地方控制能力極弱，一旦叛亂爆髮根本無力阻擋。

苻堅和王猛嚮往著那個恢弘的秦漢時代，他不顧所有人的阻攔一心南征，只是因為他用一生追尋著那個【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該在在一個士族桀驁、夷狄奸詐的時代，追尋著不合時宜的理想，徒留後人憑弔。

關中與關東、皇權與貴族，在五百年後，歷史彷彿重新回到了秦與六國的時代，只不過這一次，歷史的出口更加遙遠。五胡晚期的燕秦對立，意味著胡漢矛盾開始逐步緩解，胡族君主開始探尋歷史的出路，開始嘗試建構一套全新的政治體制，待到北魏重新統一北方，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三、崔浩事件與北魏的政治分野

淝水之戰後，統一的前秦政權開始崩潰，各個政權紛紛復立，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北魏政權，道武帝拓跋珪在參合陂大破後燕軍隊，自此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北魏的前身代國在五胡時代前期並無特殊之處，距離中原核心區也十分遙遠，那麼北魏政權究竟憑藉什麼樣的特質才會如此迅速的崛起呢？近人論及此時北魏體制，無不提及離散諸部一事。

【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編戶】，【道武平中原……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所謂離散諸部，顧名思義，即是將原有的塞北部落體制徹底打碎，由中央進行直接控制，以此達到加強皇權的作用。但是必須要強調的是，如果認為北魏就此便實現了中央集權，能夠對地方實行強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與事實不符。

事實上，離散諸部的政策並不是道武帝的獨創，早在前秦時代，苻堅便實施了相應的政策，【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這既印證了苻堅恢復皇權體制的志向，卻從側面證明了制度與現實政治的脫節，前秦最終便亡於社會整合的失敗。

魏晉時代中國之所以難以統一，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為代表的中層社會。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擁有強大勢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編戶十分稀少，王朝的財政、軍事力量得不到保證，如果不能將這些中層社會整合進政權之中，帝國的統治根本無法穩固。而在胡族政權之中，以君長、酋豪為代表的部落首領同樣是與之性質類似的中層領袖，想要利用一項改革就徹底擊垮他們顯然是不可能的，所謂【始同編戶】更多的只是一種政治理想罷了。

胡族體制被打碎之後，如何儘可能的整合胡漢中層社會力量便成為擺在北魏政權面前的重要命題，由此產生了宗主督護制。宗主督護制是對漢豪族權力的承認，也是對胡族酋豪的妥協，使之成為北魏政權的基層領袖，既吻合漢地的社會結構，也是北魏前半期國家力量的極限。

北魏的歷史以孝文帝遷都洛陽為界，可以劃分為前後兩期，前半期為後五胡時代，後半期為前北朝時代，劃分的依據在於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漢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政權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開始顯現，而到了後半期，隨著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漸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為北魏政權的主要問題，開北朝之先聲。

自五胡後期以來，民族矛盾開始緩和，更為現實的政治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亦即如何整合社會各個階層，鞏固政權的統治基礎，維護帝國的統治。這一問題在五胡後期便開始出現，前秦和前燕給出不同的解答路徑，北魏即將統一北中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一問題能夠得到順利解決，恰恰相反，北魏政權內部出現了鮮明的政治分野。這一矛盾的第一次突出展現，在於崔浩事件。

崔浩作為太武帝拓跋燾的首要文臣，為北魏統一北方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僅僅是因為他屢出奇計大勝敵國，更為重要的一點在於他作為北方士族的領袖，積極幫助北魏政權吸收北方士族，擴大了統治基礎，推進了漢化進程。史載【冠冕州邦、賢儁之胄】【皆差次敘用】。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功臣，最後卻在國史一案慘死，近人對此事論述已多，尤以陳寅恪先生所論影響最廣。「崔浩事件的發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鮮卑部酋反漢化的力量超過了漢人儒家大族的漢化力量。」陳先生敏銳的抓住了北魏前期的胡漢民族矛盾，可謂真知灼見，但是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在於，在崔浩事件中太武帝的態度又是怎麼樣的？

《北史·崔浩傳》記載【帝大怒，使有司按浩……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太武帝這種大怒應該說值得關注的，中國曆來重視史書，但是因史書編纂而遭致如此滅頂之災的事件卻並不多見，崔浩為太武朝首臣，為北魏統一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面對鮮卑貴族的攻擊，太武帝不僅沒有保護崔浩，反而藉機大肆打擊漢人士族，試想氐族豪酋何嘗不憤恨於王猛，但是即使他們想要誅殺王猛，苻堅又怎麼可能會應允呢？又據《魏書·崔浩傳》【世祖繼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可見鮮卑舊貴族對崔浩的不滿早已存在，而太武帝卻一心維護崔浩。那麼何以在國史案中太武帝的態度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轉變？崔浩與太武帝之間的關係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不由得讓我們深思其背後的政治因素。

《北史·盧玄傳》記載【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創製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崔浩所謂【分明姓族】直指恢復魏晉時代的門閥體制，讓漢人士族進入進入北魏的政治核心，是孝文帝分定氏族的先聲，太武帝與崔浩關係的轉變，或因於此。

太武帝在位期間南征北戰，統一北方，同時重視儒學，設立國子太學，加之部落傳統的影響，太武帝的政治傾向帶有鮮明的皇權色彩，強調君主的權威，然而崔浩在得勢以後，試圖建立門閥體制，這與太武帝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二人雖然表面上關係如舊，但是暗地之中確實矛盾叢生，最終導致了國史之案中太武帝不僅不維護崔浩，反而將之夷族的慘劇。

由此我們再來重新梳理一下崔浩事件所反映的現象，從民族矛盾的明線上來看，崔浩死於胡漢矛盾，但是從政治分野的暗線上來看，太武帝皇權政治與崔浩門閥政治的矛盾才是崔浩之悲劇的內在原因。

在北魏政權內部存在皇權君主、漢人士族、鮮卑貴族三種政治勢力，分別對應著秦漢帝制、魏晉門閥、塞北部落三種社會體制，太武帝與崔浩因漢化的共同目標結合起來，崔浩幫助北魏吸收士人鞏固其統治基礎，太武帝則給予漢人高門以優待，二者共同合作，共同限制鮮卑舊貴族的反動。然而到了太武帝後期，隨著士族大量進入政界，之前掩蓋於漢化目標之下的太武帝和崔浩的政治分歧日益凸顯，最終導致了二人的決裂，太武帝最終借鮮卑舊貴族之力對崔浩及漢人士族進行強力打擊。

過去論及北魏政治，關注胡漢矛盾者多，重視政治矛盾者少，應當來說，在漢化集團內部，依照其政治理想的不同，又可分為皇權派和門閥派，因而北魏政權內部，既存在胡族勢力與漢化集團的對立，也存在內亞部落體制、秦漢皇權政治、魏晉門閥體制三種不同政治傾向的對立，而這樣的鬥爭在北魏之後的歷史中依然存在，影響了北魏後期的歷史。

四、太和改制與北魏的門閥化

崔浩事件後，原本相互平衡的政治格局受到衝擊，北魏政權由此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動亂，宗室之間相互傾軋，甚至連太武帝本人也死於宗愛之手，而政權重新獲得穩定，已經到了文明太后時期，因崔浩事件而一度減緩的漢化進程至此進入了發展更為迅猛的新時代，而政治傾向的矛盾也更見明顯。

文明太后雖為母系，但實則是北魏皇權的代理人，觀其施政，也完全繼承了北魏君主百餘年來的集權政策，並通過太和改制將之提升到全新的境界，為隋唐帝國的統一奠定了制度基礎。

太和改制的主導者是文明太后和李沖，史載李沖【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為西涼王室後裔，然而西涼立國不久便為北涼所滅，後太武帝統一北方，李沖之父李寶投奔北魏，而李沖本人則【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於是始為富室】。可見李沖雖然家世顯赫，到敗亡甚早，到李沖之時只能作為官僚而非貴族從政，即使不是寒門，也只能算是次等士族。李沖其人，是太和改制的中堅力量，其政治勢力一直延續到孝文朝，其與文明太后的君臣組合，隱隱有苻堅、王猛之感。

文明太后的改制，首推均田制和三長制。關於這兩項措施對於加強中央集權的貢獻近人論述已多，在此我想要強調的是作為社會組織體制的三長制的局限性。三長制重新規划了社會組織結構，層層分級設立管理官員，乍看之下彷彿回到了秦漢帝國時代，但是受制於時代限制，三長制和離散諸部一樣，收到的效果與制度構想存在較大差異。【太和十年，給事中李衝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可見李沖雖欲恢復漢制，但是仍必須向地方豪族妥協，由地方豪族擔任三長，因而倘若認為均田制和三長制的實施使北朝政權完全實現了對地方的直接控制，顯然是不合適的。

這裡想要多談一點的是，國人論及制度，往往將制度之變革視為重大分界線，然而考察歷史事實，其實任何制度都是受政治現實影響而變動的，比如曹丕實行九品官人法，論者往往認為這一制度標誌著門閥體制的正式確立，然而最初曹丕設立此制目的正是希望將鄉議收歸中央，加強中央集權，是由於士族力量的強大，逐步侵蝕了這一制度，才使其變成了我們熟知的樣子。再如科舉制度，論者認為隋文帝創立此制標誌著中央集權的強化，甚至將隋文帝視為僅次於秦始皇的中國第二皇帝，但是必須要指出，科舉制創立之初遠遠不是我們看到的樣子，直到唐朝中後期，士族依然是科舉士人主要來源，隨著中古士族的自身萎縮，直到宋代才真正成為我們所知道的完善的科舉制度，應該說科舉制的發展經歷了隋文帝、隋煬帝、武后直到宋代長達三百年的流變，將其功勞全部歸功於隋文帝顯然是不準確的，這種看法忽視了政治現實對制度的影響，忽視了歷史的動態演進。

太和改制的挫折證明了在士族、豪族控制地方社會的現實狀況下，想要通過打擊、消滅豪族建立由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這就為孝文帝的門閥化改革埋下了伏筆。

近人論及文明太后與孝文帝的關係，往往以漢化為線索，因而大多認為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繼承者，此點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倘若我們仔細探究，會發現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傾向全然不同，文明太后一心試圖恢復皇權體制，然而孝文帝則重用士族，在北魏上層確立了門閥體制，這一點往往為論者忽視。

孝文帝遷都洛陽，標誌著北魏的漢化政策進入到最終階段，這一舉動意味著孝文帝決定放棄胡族傳統，徹底融入漢族社會，就此解決五胡時代以來困擾北中國兩百餘年的胡漢民族矛盾，實為五胡時代的真正終結。而其政策中對政治體制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是分定姓族的門閥化政策。

所謂分定姓族，旨在通過將以八姓為核心的鮮卑舊貴族融入新的門閥體制之中，與漢人士族結合起來，形成一個融合胡漢新統治集團，以此保證政權上層的穩定，維護北魏政權的穩定。同時對士族地位和權力予以確認，使之融入北魏政權之中，加強北魏對地方的控制力，以此在社會的上層和中層維持統治的穩固。

應當說，孝文帝的門閥改革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北魏上層社會的胡漢矛盾日趨消解，漢地以士族為代表的中層社會被納入體制之中，對於鞏固政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孝文帝的門閥改革卻忽視了作為胡族社會中層力量的北鎮武人，最終在三十年後爆發了六鎮之亂。

北魏政權的體制大體以州郡為主，同時在邊地或新征服地區等統治尚未穩固的地區設立軍鎮，即軍政合一的軍事特區，由此形成軍鎮-州郡的二元體制，然而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體制與兩趙時代的胡漢分治截然不同，在北鎮之中除了鮮卑武人，同樣有大量漢人存在，由於特殊的社會環境，他們較早的消除了民族矛盾，通過姻親關係形成了類似於漢地鄉里社會的中層社會關係，成為北魏政權獨特的政治單元。

在早期的北鎮體制中，鎮民擁有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類比於具有強烈榮譽感的貴族親兵，然而孝文帝門閥改制以後，上層統治集團日趨固化，隨著鮮卑貴族日益門閥化，與漢地風俗格格不入的北鎮武人不僅上升渠道被阻塞，甚至有日趨賤民化的趨向，而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地方，在中央同樣有所體現。

在孝文帝最初的設想中，【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然而制度構想與現實政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偏差，北魏的門閥體制自確立以來便日益固化，在崔亮設立停年格制度以後，武人的上升通道被徹底阻塞，門閥階層徹底固化，由此還引發了羽林軍叛亂，目睹此時的高歡坦言【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可見北魏政權在後期已經腐化到了何種程度。正是在門閥體制日益僵化、腐敗的大背景下，被排除於這一體制之外的北鎮武人掀起了叛亂，最終吞沒了北魏政權。

那麼可否認為，是孝文帝的改革造成了北魏的衰亡呢？我認為不可，任何對於歷史人物的判斷都不能離開其所處的環境，孝文帝面對的與苻堅一樣，是一個死局。

首先，在孝文帝改革以來，胡漢民族矛盾日漸解決，然而政治問題則日益凸顯，如果說民族矛盾是一種橫向的矛盾，那麼政治矛盾則是一種縱向的、關於如何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矛盾，在北魏時代，士族在地方和中央都擁有極大的勢力，如果無法團結士族，那麼政權的統治不可能穩固，如果不能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真正結合起來，那麼只能再一次重演崔浩事件的悲劇，而太和改制的挫折更是證明了試圖回到秦漢帝制根本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門閥改革是孝文帝唯一的選擇。

其次，另據毛漢光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中的統計，在太武帝統一北方以後，士族在中央的比例已經從36.7%上升至66%，而孝文帝時期則達到了77.5%，可見孝文帝改革並不是北魏的門閥化過程的起點，而是這一過程的完成。在北魏時代，任何一個統一北方的政權都不可能徹底消滅士族勢力，與之合作是唯一的選擇。胡族政權的士族化是這一時期無可避免的歷史大勢，即使太武帝一心阻攔，半個世紀後，崔浩的政治理想最終由孝文帝實現。

總而言之，孝文帝面對的是一個死局，實行團結士族實行門閥統治，意味著門閥貴族的日益腐化，中層社會發生動亂，而不實行門閥改革，則意味著統治基礎薄弱，國家國力弱小且受到社會力量的嚴重威脅，這是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孝文帝無能為力。只有當北鎮之亂後，缺乏士族傳統的關隴地區出現了一個融合北鎮武人和漢人豪族兩種社會中層力量的新政權，這一死局才會有答案。

《走向共和》中李鴻章說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對孝文帝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自西晉八王之亂以來，胡漢矛盾激烈，嚴重阻礙了北方政權的社會整合，而孝文帝幾乎以一己之力，將胡漢社會全方位的融合到一起，從此徹底解決了困擾北方社會將近兩百年的民族問題，功莫大焉，在北魏的殘骸與遺產之上，宇文泰和他的關隴集團即將繼承苻堅、文明太后、孝文帝對於新世界的偉大志向，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

五、軍政二元體制與北齊政局

六鎮之亂掀起了北方的動亂，各路梟雄漸次登場，最終北齊神武皇帝高歡整合各方勢力，在亂局之中定鼎中原，開創了東魏北齊王朝，然而北齊繼承了北魏的疆域和遺澤，也繼承了北魏後期以來的重重社會、政治矛盾，為其敗亡埋下了伏筆。（高氏政權自神武帝入主洛陽以來經歷了北魏、東魏、北齊三朝，為了行文方便，以下均簡稱北齊政權，北周政權如是）

六鎮之亂以來，北方陷入動亂，各方勢力先後登場，高歡憑藉其個人才能在信度建義、入主洛陽之後成功整合包括北鎮武人、河北豪族、洛陽士族在內的多方勢力，奠定了北齊政權前期的雄厚基礎。

然而複雜的政治集團也造成了北齊政權內部的不穩定，北鎮武人在高歡立國之後轉變為北鎮勛貴，原先在北魏政權中處於中層地位的武人如今已經躋身政權核心，洛陽士族是原先北魏政權的核心力量，依然擁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因而親近孝武帝的河北塢堡豪族便成為高歡的首要打擊目標，高乾兄弟的悲劇蓋因於此。

在孝武帝西狩以後，高歡出於軍事、政治方面的考慮，遷都鄴城，由此確立北齊政權長達半個世紀的鄴城-晉陽軍政二元體制。六鎮之亂的核心問題在於北鎮武人與洛陽門閥之間的矛盾，如今這兩派勢力皆歸於北齊政權之內，政治隔閡極深，無法完成上層的整合，因而此時雖然與孝武帝時期一樣同為二元格局，但是矛盾早已不同，前期是孝武帝和高歡的矛盾，而後期則是高歡集團內部北鎮勛貴和漢人士族之間的矛盾。

晉陽是北齊政權的軍政中心，也是北鎮勛貴的勢力中心，高歡憑藉自身的才能和地位坐鎮晉陽、統領北鎮勛貴，總領與西魏之間的戰爭。同時，隨後派遣其子高澄入主鄴城，打擊鄴城權貴，培植以漢人官僚為主的自身勢力，構建完善的官僚體制，使鄴城成為北齊的行政中心。

應當說，在高歡在世時，鄴城-晉陽的二元體制運行的仍算順利，然而神武帝去世之後，隱藏在北齊政局中的矛盾日益凸顯。高澄在鄴城擁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其中又以楊愔、陳元康、崔季舒等漢人官僚為核心，而在晉陽，女主婁昭君被視為北鎮勛貴的領袖，而高澄只能依靠母后婁昭君和斛律金等忠臣的支持維持統治，這已經體現出作為北齊政權統治者的高澄對於晉陽控制力的不足。

這一傾向在高澄意外身亡後更加明顯，繼位的高洋為了穩固自身地位，積極謀求代魏立齊，然而未曾想卻遭到了母后婁昭君為代表的北鎮勛貴的反對，婁昭君直言【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北鎮勛貴的激烈態度，一方面是出於對作為鄴城集團核心的漢人官僚的敵視，認為一旦高洋篡位，漢人官僚作為嫡系的地位會上升到北鎮勛貴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北鎮尚武傳統，對於高洋篡位資格的不認可。然而最終，高洋還是依靠高德政、楊愔為首的漢人官僚的力量成功嬗代，這也體現體現了高澄、高洋時期鄴城官僚的相對優勢。

然而高洋去世後，其子高殷成為北齊的新任統治者，幼主殷弱，這也為對鄴城官僚早已不滿的北鎮勛貴提供了機會，在太后婁昭君的策劃之下，北鎮勛貴發動政變，包括楊愔在內的鄴城核心官僚盡遭屠戮，高洋之弟高演被擁立為帝，至此北鎮勛貴徹底掌握了北齊政權，以婁昭君為代表的北鎮勛貴對帝國政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皇位繼承實行全面干預，兄終弟及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北鎮勛貴逐漸老去，政治勢力逐漸減弱，而給予勛貴集團致命一擊的，則是女主婁昭君的去世，由此鄴城和晉陽的勢力再次發生顛倒。當時的統治者高湛重用祖珽、和士開等近臣，形成了圍繞在皇權身邊的恩幸勢力，武成帝時期以恩幸勢力為支持的皇權迅速擴張，重新實現了皇權的一元化，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北齊政權的強盛，恰恰相反，在無盡的政治內鬥、官員腐化之中，北齊政權的政治氛圍日漸腐敗，國力日漸衰弱，最終亡於北周之手。

縱觀北齊政局，複雜的政治組成給北齊政權帶來了眾多矛盾，甚至可說是傳統北朝所有政治矛盾的集合，當神武帝在世時，尚能維持各個勢力的平衡，而神武帝去世之後，北齊的政局也就日趨崩潰。這裡包括了鄴城-晉陽的軍政二元格局、漢人官僚和北鎮勛貴的政治對立、胡漢的文化衝突，也包括了皇權與霸府的矛盾、上層政治核心與中層社會勢力的矛盾，有女主幹政、有恩幸專權、有勛貴政變、有士族腐化，可以說自八王之亂以來的所有困擾北朝的歷史矛盾在北齊四十四年的歷史之中都能找到印證。北齊政權的種種矛盾，實際上是舊時代最後的詛咒與玩笑，在荒誕與血腥之中，北齊政權落下了帷幕，而新的世界，則將在關中浴火重生。

六、關中：通過帝國之路

正當爾朱榮入主洛陽，北魏朝局內亂不休時，一支人數稀少的西征軍正在前往關隴的路上，他們的目的很簡單，是要平定万俟丑奴的叛亂，這樣的叛亂在六鎮之亂以來並不稀奇，大概短則數月，長則三五年便可平定，然而無論是西征軍首領爾朱天光還是賀拔岳，亦或是其時仍為賀拔岳別將的宇文泰都不會意識到，他們正走在一條即將改變整個中國歷史的大路上，一條通往隋唐帝國的恢弘大道。

關中，因其特殊的地緣條件、社會風俗，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都是個獨特的文化區域，其尚武的民風與關東的門閥士族截然不同，故而中國自古便有【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俗語，《隋書·地理志》指出關隴地區【地接邊荒，多尚武節】，而關東地區則是【多尚稼穡，重於禮文】，再加之漢末以來關中地區飽經戰火，經濟水平不斷下降，加之胡族的滲透，關中的文化氣息日漸凋零，江統在《徙戎論》中寫道【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雖不免有誇張之嫌，但是也可大略了解其社會風貌。

關中特殊的社會導致了這一地區的士族高門並不多見，這點可以從《周書·儒林傳》中看見端倪。《周書·儒林傳》中立傳者只有六人，且其中一人來自江南，五人來自關東，沒有一人為本籍人士，而《北齊書·儒林傳》中立傳者共十六人，全部來自關東地區，這當然不能說明關中沒有一個文化高門，但至少可以看出關中地區在士族數量和質量上與關東地區的極大差距，即使是關隴地位最為崇高的韋杜楊蘇在北魏朝堂之中也鮮有高位，遑論其他。

魏晉時代，社會中層勢力主要有士族和豪族兩種，相較之下士族因為可任官僚，因而地位較豪族為高，大多是家學傳世，而豪族則依憑其自身勢力，以耕戰合一的塢堡形式維護地方秩序，大多具有豪俠氣質，正如《隋書·地理志》所言，關中地區【豪強者縱橫】，豪族的普遍存在是關中地區與關東地區最為顯著的不同，作為地方勢力的豪族與士族相比更具尚武精神，而少奢靡之風，因而不易腐化，他們在日後也將成為關隴集團的骨幹力量。

正是這樣獨特的條件，才孕育出了以府兵製為核心的關隴軍事政權，掃去五胡以來數百年的陰霾，他們即將探尋到歷史的出口，將中國歷史帶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就在北魏的廢墟和遺產之上，創造出隋唐帝國兩百年的輝煌！歷史，在七百年後，再一次回到關中。

爾朱榮被殺之後，爾朱集團乃至整個北朝政局都陷入了分裂，面對如此巨變，西征軍領袖爾朱天光決心東還，而賀拔岳則深知王業不可復興，決議【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從此徹底放棄東還之可能，立足於關中。賀拔岳很快與侯莫陳悅聯合攻下長安，將一支西征軍成功轉化為一個關中政權，為關隴集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立足關中之後，賀拔岳隨即開始了本土化政策，廣泛延攬【六郡良家之子】，包括蘇綽、韋孝寬在內的眾多關隴豪族便在這時進入政權之中，可以說關隴集團整合北鎮武人和關隴豪族的基本政策在賀拔岳時就已見雛形，實為宇文泰之關隴集團之萌芽。

然而由於武川領袖賀拔岳遇刺身亡，關隴政權再一次陷入動蕩之中。針對當前的亂局，北鎮武人中有人主張擁立荊州賀拔勝，而趙貴則力排眾議，擁立了賀拔岳左丞、夏州刺史宇文泰，宇文泰迅速返回關中穩定政局，並迅速平定了侯莫陳悅，使得關隴政權真正穩固下來，後孝武帝與高歡的矛盾徹底激化，孝武帝西狩，西魏政權至此正式確立。

宇文泰確立政權之後，延續了賀拔岳時代的關隴化政策，並將之制度化、體系化，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蘇綽的六條詔書，尤其是擢賢良一條，體現了西魏政權立足關隴、否定門閥體制的政治傾向。同時，北鎮武人作為原先北魏軍鎮系統中的中層勢力在尚武精神、維持基層社會穩定這一方面與同為中層勢力的關隴豪族暗合，這也是二者進一步的融化提供了條件。

然而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府兵制的創立，府兵制不僅僅是一種兵制，更是整個關隴政權社會體制的核心。府兵制的成型意味著影響中國歷史近一百五十年的關隴集團正式成型，關隴政權的內部整合得以實現，同時也意味著一種與之前兩百年來北朝的歷代體制絕然不同的新型關隴軍國體制最終成型，以此為基礎的歷代關隴政權混一寰宇、威服四方，開創了隋唐盛世。

當時的西魏政權內部包含了三種政治勢力，北鎮武人、關隴豪族、北魏士族，其中隨孝武帝入關的士族們在西魏政權中從未佔據高位，可見關隴政權的尚武特性，而在前兩者中，以北鎮武人為核心，而以關隴豪族為骨幹，前者佔據了政治權力中心，而後者則在中層支撐著關隴政權，而府兵制則是二者連結的橋樑。府兵制的創立，意味著將原本分屬於胡漢社會的兩鍾中層力量全面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凝聚力極強的關隴軍事集團，甚至可以說，府兵制和關隴集團本身就是關隴軍國體制的一體兩面。

大統九年，經歷了邙山大敗之後，宇文泰【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是府兵制發展的重要階段，意味著西魏政權進一步吸收關隴豪族，擴大其統治基礎。而大統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為府兵】，後逐漸形成了柱國大將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的政治等級序列，其中儀同三司以上的等級具有開府權，以此形成二十四軍的基本軍制，是為府兵制的正式形成。而之後蘇綽主導的周禮改制則建立了與之配套的文官系統，實現了府兵制的文武合一。

與府兵制配套的眾多政策比如均田制、輸籍法都是在宇文泰、蘇綽時期便已漸次展開，但是必須要強調的是，這一系列加強中央的措施都是以府兵製為核心而展開的，在府兵制的條件下，豪族被納入專權，其控制的人口逐步轉變為編戶齊民。沒有府兵制所形成的關隴軍事集團，其他政策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府兵制將自西漢以來便處於對立面的皇權和豪族結合起來，實現了二者的共存，正是由於府兵制的存在，關隴政權才能在缺乏編戶基礎的魏晉時代重新實現統一，府兵制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強了集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在社會上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和動員能力，因此是整個關隴政權的核心。

在府兵制的等級序列之中，北鎮武人佔據高位，而關隴豪族則位於中層。八柱國之中，除不領兵的元欣之外，其餘七位均為北鎮武人，十二大將軍中有七人為北鎮武人，開府儀同三司之中北鎮勢力也在半數以上，而在儀同三司及其以下則以關隴豪族為多，由此也可管窺其時的政治構成。

另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近人論事，往往經常使用「集團」概念，諸如所謂【豐沛集團】【潁川士人集團】等等，包括我也是如此，但是我這裡必須要強調的是，陳寅恪先生最初提出關隴集團的概念，與今日論史者常言之集團有很大區別，今人所謂集團，大多只是指其政治核心層，而不包括其下的兵士，比如豐沛集團所指代的是蕭何、樊噲、曹參等人，而並不包括元從劉邦起義的豐沛子弟，但是關隴集團，不僅僅包括宇文泰、獨孤信等上層領袖，還包括了作為政權中層骨幹的眾多豪族，可以說陳寅恪先生的本意更接近集團的本來含義。

最後需要就軍國體制的問題做一個說明，我之前在論及秦代時也用過這一概念，由此也產生了一些爭議，我想說明的是此處強調的軍國體制固然是與近代以來的法西斯主義截然不同，但是在秦國、關隴政權的體制卻同樣是一種「以生產供給軍事，生產為軍事服務」的特徵，可以說軍事就是政權本身的核心命題，這也就是我稱其為軍國體制的理由，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這種體制與二戰時期的法西斯體制相同，毋寧說這是軍國體制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不同表現。

另外，關隴軍國體制（或可稱府兵軍國體制、新關中軍國體制）和秦代的的關中軍國體制也有很大差別，這主要是由不同社會結構決定的，關中地區的特點就是缺少文化氣息濃厚的貴族、士族，因而具有尚武精神，便於形成動員機制，然而由於時代不同，關隴軍國體制與關中軍國體制也存在很大不同。關中軍國體制的核心在於軍功授爵，而關隴軍國體制的核心在於府兵制，二者都不僅僅是單一的爵制、兵制，更是塑造整個軍國社會的核心元素，是整個軍國體製得以運轉的關鍵，其不同在於社會結構的差異。

戰國時代宗族解體，核心家庭成為主要的社會形態，政府通過編戶齊民將其整合起來，通過軍功授爵鼓勵百姓耕戰以獲取爵位，是一種國家直接針對個人的整合機制。而魏晉時代，雖然關隴地區士族薄弱，但是個人並不具有戰國時代的獨立性，而是依附於豪族，可以說豪族的塢堡才是這一時期的基本單位，因而軍國體制的動員對象不再是個人，而是豪族，而府兵制則是將豪族及其鄉兵整體納入中央軍制之中，豪族可以憑藉軍功提升職位，以此實現社會流動，促進軍國體制的擴展。

府兵制的完善標誌著關隴軍國體制的成型，然而在關隴政權之中依然存在著政治上的變動。宇文泰雖為關隴集團的領袖，但是其地位並不穩固，其掌權本身便有偶然性，其他柱國此時仍與之【等夷】，類似於關隴集團的盟主，而不具備明確的上下級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宇文泰為了穩固其勢力，必然會加強提拔自己的親信，而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便是宇文護和于謹。

在平蜀、伐江陵兩次大戰役中，于謹和尉遲迥的地位得到提升，這可以說是宇文泰側重加強嫡系權威以壓制其他柱國的主動策劃。然而宇文泰的突然病重又使得政局重新開始動蕩，宇文泰遺命其從子宇文護輔政，然而其時宇文護僅為大將軍，包括獨孤信在內的多位柱國大將軍並不滿於這一安排，【群公各圖執政】，正是宇文泰嫡繫於謹力排眾議才確保了宇文護的執政地位，然而這一權力變動還是引發了關隴集團內部的政治動蕩，曾經擁立宇文泰的趙貴和獨孤信謀圖政變，事敗被誅，進一步削弱了北鎮武人的勢力。

宇文護執政後迅速實現了魏周嬗代，然而關於宇文護和皇權之間的爭鬥卻愈演愈烈，宇文護甚至廢殺了兩位皇帝，最終周武帝誅殺了宇文護，重新恢復了皇權的絕對權威，也就是在周武帝時期，府兵制進一步擴展，【改軍士為侍官, 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府兵制就此徹底深入到基層社會之中，便在此時一舉吞併了腐敗的北齊政權。

自宇文泰執政開始，宇文氏的權力便是不斷加強的，雖有宇文護的專權，但是到了周武帝之後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武宣之際，作為皇帝近臣的內史、大御正權力進一步提高，皇權更加強化。然而宇文氏加強皇權的舉動實則挑戰了關隴集團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作為關隴集團中堅力量的關隴豪族，他們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長期處於宇文氏嫡系和北鎮武人之下，隨著北鎮元老的逐漸凋零，關隴豪族開始抬頭。

政局的轉變發生在宣帝的暴斃，此時作為皇權近臣的劉昉等人決心擁護楊堅輔政，這一政治變動再一次引發動蕩，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掀起了三方之亂，覆蓋了關東、巴蜀、江陵的大面積區域，甚至可以說除了關隴本地之外，北周全境都陷入了叛亂之中。楊堅此時積極團結內部力量，任用韋孝寬、高熲、李德林等人，最終平定了三方之亂，而這些楊堅嫡系和關隴豪族，也取代日漸凋零的北鎮武人，成為關隴政權的核心。西魏政權中的改胡姓、改漢姓事件，與其說是民族矛盾的再起，不如說是政治核心轉移的反映。

就關隴政權的發展而言，周隋革命具有比魏周革命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可以說周隋革命以及三方之亂的根本原因是宇文氏加強集權的舉動侵害了關隴集團的利益，由此關隴集團放棄宇文氏，重新選擇代理人的過程。周隋革命不僅僅是一家一姓之轉變，更是政權核心從北鎮武人到關隴豪族的轉變，關隴政權最終以這樣的方式實現了本土化，再次實現了政治整合，為統一奠定了基礎。

在經歷了一百年的動蕩和整合之後，關隴政權憑藉其強大的動員力和凝聚力，終於邁向了歷史的出口，楊素南征的黃龍戰船，即將征服衰朽的六朝衣冠，在經歷了三百年的殺戮與動蕩之後，楊堅和他的關隴集團終於實現了苻堅和孝文帝的偉大理想，一個混一寰宇的偉大帝國即將誕生，一個恢弘壯麗的偉大時代即將到來！

後論 關隴時代的終結

行文至此，對於北朝政治史的梳理便已告一段落，但是因為關隴軍國體制一直延續到唐中期，因為其連貫性，不妨簡單梳理一下自隋朝統一到安史之亂的後續歷史，以便對這個時代有一個完整的理解，因為不關宏旨，所以可能引證更為簡單，煩請諒解，具體的論證可參考後附的參考論文。

府兵制和關隴軍國主義無疑是一種戰爭時代的特殊制度，隨著隋朝實現了統一，必然要從以武立國轉向以文治國，同時正如前文所述，因為府兵制和關隴集團是一體兩面，因而對於皇權而言，如何擺脫關隴貴族的影響，樹立皇權的絕對權威，從關隴本位轉變為沒有地域本位傾向的普世帝國，便成為隋唐政權的重要問題，以下就這兩個問題進行論述，首先是關於關隴集團的瓦解問題。

其實隨著隋朝統一進程的開展，絕對的關隴化便是不可實現的，擴大統治基礎是皇權的必然選擇。比如開皇時期的四貴之中，楊雄、蘇威、虞慶則為關隴集團成員，高熲則是關東人，但主要依靠隋文帝的幕僚身份掌權而非關東士族身份，可見隋文帝時期關隴集團雖然仍然佔據優勢，但是並非沒有裂痕。

然而在隋文帝時期，關隴本位仍然為主流，以下可資印證。第一，隋朝中關東人的代表李德林仕途及其不順。第二，隋文帝時期多次遷徙山東士族，並禁止士族間相互通婚。第三，便是楊廣和楊勇的儲君之爭。楊廣背後依靠的是楊素為代表的關隴集團，而太子楊勇依靠的則是文帝朝首臣高熲，然後最終的結局卻是楊廣成功立儲，而高熲作為統一的第一功臣卻從此離開了政治中心。

然而楊廣登基之後卻沒有順從楊素的意願，一方面延續了遷徙山東士族的政治措施，另一方面著手打擊關隴集團，【令魏周官不得為蔭】，同時營建洛陽，決議遷都擺脫關隴集團的政治束縛，這無疑體現了隋煬帝試圖成萬世功業，一舉實現普世化的宏大願望，但是也造成了一方面關隴集團離心離德，另一方面由於士族的遷徙無法控制山東豪傑，不久山東豪傑掀起大叛亂，而楊玄感的起兵則給了隋煬帝和他的大業致命一擊。

隨之而起的是李唐政權，李淵政權相較於隋文帝時期無疑更為開放，在太原元謀功臣名單中關隴人士只是略過半數，但是考慮李淵起兵於太原，並不能以此說明李淵已經放棄了關隴本位的政策，尤其是作為核心謀臣的裴寂和劉文靜都是關隴人士。再加上李淵起兵直奔沒有鞏固根本，而是直奔關中而去，可見其立業之基仍在關中，雖然關隴集團人數比例進一步下降，但仍可認為李淵此時仍具有關中本位的傾向。

真正的變革在於秦王李世民，由於李建成早早立儲在長安輔政，軍政大權被授予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借四方征戰之時積極培植自身勢力，其中尤以秦王府、天策府中的山東豪傑為重，作為核心幕僚的房玄齡便是關東人。可以說李世民集團無論在數量還是權勢上，關東勢力都與關隴集團平分秋色，甚至稍佔上風。

與之相比，李建成府中雖然也有魏徵、王珪這樣的關東人士，但是作為輔政太子，其立業根基仍然在於長安的朝廷班底，比如裴寂在儲君之爭中便明確支持李建成，而在朝廷之外，除河北羅藝外也未見李建成勢力。

隨著李世民勢力日漸壯大，李淵決心扶植李建成、李元吉，給予二人領兵機會以壓制李世民，最終父子矛盾激化，玄武門之變爆發。由於李世民集團內部身兼關隴、山東，因而玄武門之變的歷史意義還在於關隴本位政策的真正解體。太宗朝氏族志的編訂便是一個重要標誌，唐太宗【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則，一方面繼續打擊了關東門閥士族，另一方面也確認由秦王集團領銜的關隴關東並重的新型政治秩序，可以說隋唐帝國的普世化是在李世民時期正式確立的，自此關隴集團便開始走向瓦解。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認為武后時期是關隴集團瓦解的重要時期，應該說陳寅恪先生敏銳的捕捉到了武后朝科舉制度的發展，確實是真知灼見，但是在我看來關隴集團的瓦解無需等到武后時期，不如說武后時期是關隴集團瓦解的終點。

近人論及初唐的關隴集團代表人物，無不舉長孫無忌的例子，但是仔細考察下來，長孫無忌在太宗朝並無太高的權勢，其在高宗朝的權勢與其說是因為他是關隴集團的代表，不如說是因為他的元舅外戚身份，論者為了證明長孫無忌為關隴集團代表，竟然將依附於長孫無忌的江南人褚遂良也納入了關隴集團，實在有欠妥當。當然，若以長孫無忌之失勢作為關隴集團瓦解的標誌，倒也無大錯。

到了高宗武后時期，關隴集團瓦解，帝國的普世化進程正式完成，而其重要標誌便是武后遷都洛陽，可以說從武后到玄宗初期的盛唐時代便是隋唐帝國普世化進程的最終結果。

之後我們將在制度層面梳理府兵制及其軍國體制的瓦解。

隋朝統一之後府兵制的性質便開始發生改變，開皇十年隋文帝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這一政策標誌著府兵在社會中的特殊性開始轉變，其根本原因在於隨著統一進程的結束，帝國需要從一個軍事國家轉變為文治國家。

近人論及府兵制的衰亡，大多提及均田制的敗壞，這自然是對的，但是前已論及，府兵制並不僅僅是一種兵制，而是維繫整個關隴軍國政權運行的最關鍵因素，起到了溝通國家與社會、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國家統一，府兵制已經無法提供社會流動的力量，因而他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發揮最為重要作用的便是科舉制的發展，科舉製取代了府兵制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成為整個社會運轉的核心力量。因此，武后時期的科舉改革，既是關隴集團瓦解的最後階段，也是府兵制衰亡的重要的時期，或許這就可以從側面顯示出為什麼府兵制和關隴集團是關隴政權的一體兩面。

府兵制是一種混容性極大的體制，正是因為這種混容性，他才能使以軍事為核心，將其他方面依附於軍事之中，而到了統一帝國時期，文武分化是統治的基本需求，因而在隋文帝、隋煬帝時期就多次改革官制，去除府兵制帶來的文武合一的色彩。而在軍事領域內部，日益分化明顯的禁軍、地方軍體制也進一步在內部擠壓了府兵制的生存空間，導致了其敗亡。

自隋文帝時期開始，便曾多次試圖推廣府兵制到全國，然而直到唐代中期，府兵在關隴地區的數量仍然佔到了七成左右，這就顯示出在新的歷史階段，府兵制已然失去了繼續向外推廣的動力。由於府兵制的衰敗，唐玄宗不得不在邊境地區設置節度使維持穩定，這也為安史之亂埋下了伏筆。至此影響中國歷史兩百年之久的關隴軍事集團和府兵制都成為了歷史。

最後為全文做一個總結，魏晉時代分裂的最大問題在於地方上士族和豪族佔據了太多勢力，以編戶齊民為基礎的秦漢式帝國統治基礎十分薄弱，難以為繼。隨著胡族內遷，胡漢的民族矛盾又在北方興起，兩趙政權只能採取胡漢分治的消極策略，最終在民族矛盾中身死國滅。繼之而起的前秦和前燕緩和了民族矛盾，並給出了不同的政治解答，前燕政權積極籠絡士族卻因為宗室內鬥的矛盾而走向腐化，最終被前秦所滅。而前秦一心打擊豪強，強化皇權，但是因為籠絡士族不足，當淝水戰後民族矛盾爆發，一戰即潰。北魏政權在經歷了長期的動蕩之後，由孝文帝的改革徹底解決了胡漢問題，但是其門閥化改革卻為六鎮之亂埋下了隱患。北齊政權繼承了北魏的大部分遺產，也繼承了種種矛盾，最終在混亂中走向滅亡。而立足關隴的北周政權卻憑藉關隴地區得天獨厚的社會條件，以府兵製為核心，將皇權與豪族融合為一凝聚力極強的關隴集團，構建了一整套軍國體制，加強了對社會的動員力和控制力，最終實現了統一。統一之後的隋唐帝國開始了普世化的轉型，由此開始了一段極盛時代，但是隨著府兵制的衰敗，節度使的設立也為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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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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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與政治秩序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