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如何驅動埃及革命？

作者按：社交媒體如何驅動埃及革命？鑒於主流社會運動理論以及相關研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不能完整捕捉到本質因素，本文嘗試探索社交媒體影響社會運動的路徑過程。社交媒體的驅動路徑——「網路動員」與「話語塑造」——分別經由社會關係網路分析法與語義模型分析法加以檢驗。同時，在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下，引入「壓力轉移」、「刺激因素」、「行動者」來解釋前提條件與互動方式。最後，通過對埃及革命的個案研究來佐證驅動路徑的完整過程。

毋庸置疑，2011年在埃及發生的政治革命並不是一場由社交媒體導致的革命，證明這一點最典型的負面案例是，在社交媒體運用更為活躍的西方國家，至少目前為止沒有出現革命跡象。

學界在分析埃及革命時依然是遵循傳統社會運動理論框架，可以歸納為如下解讀視角：第一，「挫折-反抗機制」（frustration-aggression mechanism），由於埃及內部發展不平衡，貧民以及比重攀升的失業者因政治期待與現實的差距而產生相對剝奪感，在經濟惡化（金融危機）的變動環境中起來抗爭；第二，政治機會結構（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在該視角下政治精英的分裂是革命成功的關鍵因素，所以埃及軍隊以及其他支持聯盟放棄擁護穆巴拉克政權才促使革命成功。第三，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發動埃及革命的主要組織雖然最初的運動目標並不相同，但是經過策略轉換，最後整合成「穆巴拉克下台」與「民主」這兩個更具動員潛力的口號。

因此，本文在探索社交媒體對於埃及革命的作用方式時，將其納入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下討論。本文假設驅動路徑的實現過程是：在國家社會之間結構性互動過程中，民眾的政治表達管道不夠充足乃至完全被堵塞，於是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的管道（channel），從而出現壓力轉移現象。

然而，隨著壓力在承載量有限的社交媒體不斷積聚以及怨恨、剝奪感/壓迫感產生後相互傳染，一旦刺激因素到來，在活動積極分子的作用下，社交媒體開始驅動社會運動。這就是作用得以發生的前提，接著探討發生過程。由於只有當足夠的人，或說行動者（actor）被動員起來，才能發動並且推動社會運動。因此，作用的發生過程就是網路動員與話語塑造分別同行動者的互動。

社交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國際政治視野內是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一方面有學者贊其為互聯網編織的神話，是新一波民主化的黎明。《紐約時報》在對伊朗「twitter革命」的評論中認為：第一次，威權統治下的溫和反對派以他們自己投射權力的方式——社交媒體——戰勝了總統內賈德。在2010-2011年在中東北非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集體抗爭，被認為是「網路給以傳統上沉默的人以發言的權力，並能夠組織聯合起來」。

另一方面，也有態度謹慎的學者，將互聯網視為潛在的包裹著技術創新色彩的煽動家。長期以來，信息通訊技術與國際政治變革有著密切關係。互聯網的發明是源於冷戰時期美蘇面臨核戰爭威脅，美國試圖建立通訊網路以期在核戰爭中生存。三十年前發生在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政局變動，部分原因是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成功地將來自西方的信息向這些國家外部擴散。

而現在國際政治學者在這一議題上的爭論焦點是：全世界的非民主國家是否將依靠web2.0提供的機會平台進行「2.0抗爭」（activism2.0）來完成民主轉型。可以預見，社交媒體與集體抗爭的結合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將成為國際政治觀察的長期熱點。這也是本文研究社交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緣由所在。

目前有關社交媒體網路化的研究主要在計算機領域運用拓撲學的知識分析「小世界」現象。早前社會關係網路分析主要是採集現實中人際關係網路數據，現今陸續有學者運用於網路虛擬空間。語義匹配方法是基於神經網路技術，需要根據研究對象專門編寫程序，因而較少出現在社會運動研究中。

更為遺憾的是，之前研究要麼從其他視角切入而根本未能捕捉到機制要素，要麼專註於關係網路與信息內容中的一個維度，少有文獻考察這兩個維度的共同作用，因此限制我們研究社交媒體究竟如何作用於社會運動。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本文將結合社會關係網路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與語義模型分析方法（Semantic Patterns），以埃及革命中社交媒體的數據驗證社交媒體對於社會運動的一般化作用路徑。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分別是研究方法介紹與結果分析。第三部分是對埃及革命的事件追蹤與分析。最後一部分是結論和討論。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資料借用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分別是：

（一）Maksim Tsvetovat，Alexander Couznetsov

1. 研究對象：埃及解放廣場上twitter的流量（2011.2.10-2.11）

1.1 資料處理：將每秒中推文（tweet）流量與新聞事件對比分析

1.2 研究結果：穆巴拉克辭職前夕，當重要新聞事件發生，推文流量也出現峰值。與埃及革命目標直接相關的事件導致最高峰值出現。（圖表4-1）

2. 研究對象：有關埃及革命主題的推文轉發（retweet）形成的關係網路

2.1 數據收集：DeepMile Networks

2.2 資料處理：社會關係網路分析軟體

2.3 研究結果：通過推文轉發，示威者能夠形成關係網路。並且有著一小部分的用戶相比其他人，更加能夠產生不對稱的大規模的推文回復，而這小部分用戶不取決於他們是否是有著極大關注率的重要人物。（圖表4-2）

（二）沈逸

1. 研究對象：巴拉迪、「四月六日青年運動」、「我們都是賽義德」、 格尼姆所持有的五個twitter賬號形成的網路關係

1.2 數據收集：根據五個賬號節點所收集的關係型數據

1.3 資料處理：社會關係網路分析軟體

1.4 研究結果：在網路輿論空間，此次埃及革命中最具影響力的五個賬號保持了一種鬆散網路關係。（圖表4-3）

（三）Peter Teufl，Stefan Kraxberger

1. 研究對象： 與推文「維基解密宣布將在埃及投放大量的電纜。2011/01/28」語義相關的流量演進。（紅色部分）

與推文「埃及互聯網用戶宣稱網路被中斷。2011/01/28」語義相關的流量演進。（藍色部分）

1.2 研究方法：語義模型（Semantic Patterns）分析

1.3 數據收集：抓取與研究對象的語彙（term，名詞、動詞、形容詞）、熱門標籤（hashtag）、以及時間戳（timestamp）匹配的推文進行分析

1.4 研究結果：對於重要新聞事件流量均會達到最大值。雙方都在「2011-1-28-0」這個時間戳上達到流量峰值。因為此刻的事件是：網路最開始中斷。而在時間戳「2011-2-1-0」又達到另一個峰值，這時候的事件是：埃及最後一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關閉。（圖表4-4）

2. 研究對象：所有被抓取的語彙、熱門標籤和時間戳的重要性（被激活值）排序

2.2研究方法：語義模式（Semantic Patterns）分析

2.3研究結果：所有推文中最強烈相關的語彙是「穆巴拉克」。（圖表4-5）

二 軟體分析結果及其可視化

圖表4-2

圖表4-3

圖表4-4

圖表4-5

三、埃及革命：過程分析

1、結構性張力

自1981年延續到現在，埃及的《緊急狀態法》每隔三年延長一次。根據《緊急狀態法》，警察的權利增加，公民享有的憲法賦予的權力被暫停，各項政府管制被合法化。沒有經過批准的政黨、政治組織街頭示威，以及未經政府批准的捐款都被禁止。法令賦予警方權力鎮壓公眾集會，不需要證據就可以扣查疑犯，搜查時不需要事先得到法院批准。

原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位32年從來沒有選出一位副總統，這一方面加深了民眾對於穆巴拉克之子繼位的猜疑；另一方面意味著在埃及繼任危機始終存在。根據埃及選舉制度，人民議會挑選總統候選人只需要議會三分之二選票，長期以來穆巴拉克利用這一制度確保自己是唯一總統候選人。

政府和反對派之間力量極不平衡，執政黨民族民主黨在人民議會中控制了86%的席位，這使得反對派不再對議會過程抱有幻想，結果阻止了多元政治制度形成的步伐。在埃及政府缺乏對公眾訴求的回應力，而利益集團又組織薄弱，表達效率低。在反對黨中，只有被禁止的民族進步聯合黨和非法的穆斯林兄弟會形成了連貫性政黨平台，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控制利益實施平台。儘管民族民主黨在選舉層面具有利益表達機制，但是沒有連續性的政策計劃。只有內閣內部才有利益的協調，而內閣間的紛爭則需要提交總統裁決。

長期以來，埃及的社會運動主要由伊斯蘭宗教組織領導，從激進的傑哈德組織到比較主流的穆斯林兄弟會。由於伊斯蘭運動組織主要是通過動員對政治現狀的不滿情緒來增加吸引力，將窮人的政治疏離感資本化，因此支持群體主要為中下階層平民。

但由於伊斯蘭運動組織的目標是法律中實行伊斯蘭教法及其宗教化的動員路線，許多埃及人在意識形態上對伊斯蘭運動滿懷狐疑。在1990-1997年間，在伊斯蘭激進組織對當局政權實行的准軍事行動中，埃及安全部門逮捕了上千名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穿透並且摧毀了革命細胞組織。政府還通過為獨立伊斯蘭公民團體頒發執照的方式加以控制。

埃及威權國家性質的最典型特徵是總統一人獨攬大權。在政治精英集團內部，穆巴拉克通過執政黨來排擠其他黨派的議政空間；在社會層面，他又通過強勢警察進行合法化的社會管控。另一方面，埃及社會中層組織薄弱，宗教性的組織很難贏得中產階級的信任，這種分歧帶來的是民間組織力量的分化以及社會運動動員網路不發達。所以，一方是個人專斷的強勢國家，另一方是難以整合的弱勢社會，雙方不對等的互動於是產生了結構性的張力。

2、壓力轉移

在傳統社會運動勢頭漸弱的背景下，埃及的政治活動家開始借用互聯網作為動員工具。網路博客大約在2003-2004年出現在埃及，到2005年埃及博客空間的發展已趨於成熟。2004年在埃及興起的「受夠了運動」（Kifaya或Kefaya）與埃及的第一代博主存在一種共生關係，因為「撇開『受夠了』運動很難解釋博客在埃及的起源，但撇開博客又很難解釋『受夠了』運動的成功」。「受夠了」運動的成員通過網路博客披露警察濫用暴力的信息，並且及時播報主流媒體不被許可報道的社會抗爭新聞。

2008年4月6日，在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地帶發生了棉紡織工人罷工，當天，一群埃及博客作者以同一時間在互聯網上更新博客與twitter內容的方式，散播當日的罷工信息。爾後，這群人在facebook上創建公共主頁，成立名為「四月六日青年運動」（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組織。根據披露的維基解密文件，「4月6日運動」青年骨幹曾經在美國參加「青年運動聯盟首腦會議」，接受逃避計算機監控技術培訓。

當傳統的依靠宗教組織網路動員的運動方式轉向以互聯網為平台的虛擬空間網路動員，意味著「強國家-弱社會」造成的社會壓力轉向網路平台。運動積極分子對於暴力的揭露以及抗爭的宣傳，在給埃及人心理上造成的效應是：第一，集體性的不滿情緒傳染；第二，破除信息閉塞之下對反抗的恐懼。

3、 刺激因素

觸發埃及2011年1月25日示威遊行的導火線是一名叫做賽義德（Said）的埃及商人被兩位警察拷打致死。2010年6月，這位埃及商人拍下了警察將檢獲的毒品與現金收入囊中的畫面，並且在亞歷山大的一間網吧上傳該視頻。幾周後，視頻中的警察撞見賽義德，將他拖出網吧，並以頭部撞擊大理石的方式將其虐死。

在賽義德死後五天，谷歌公司在中東地區市場經理格尼姆（Ghonim）以匿名綽號「烈士（El Shaheed）」創建了一個facebook網頁——「我們都是賽義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格尼姆將手機拍攝的賽義德臉部嚴重變形的照片上傳，通過facebook、youtube與twitter高頻次點擊與反覆播放，引起互聯網用戶的極大關注，埃及民眾的憤怒情緒逐漸積累醞釀。

2011年1月14日，「我們都是賽義德」第一次在facebook主頁上呼籲埃及人在1月25日這天走上街頭示威遊行。

薩義德之死能夠成為導火線，是它直接反映《緊急狀態法》之下，警察的暴力與腐敗，埃及人的權利受到限制。正如一個埃及青年的留言「我們都是薩義德，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薩義德」。這種共感說明革命前「一般化信念產生」。

4、社交媒體的驅動

網路動員分析

最初發動埃及1月25日示威遊行的主要是四個組織，它們在twitter上共有五個賬號，分別是：巴拉迪（@EIBaradei）；「我們都是賽義德」（@Alshaheeed、@ Elshaheeed）；「四月六日運動」（@ shabab6april）；格尼姆（@Ghonim）。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分析這四個組織依靠互聯網形成的關係網路：

第一，通過軟體（圖表4-2；圖表4-3）分析揭示了最初發動革命的運動組織之間，以及佔領埃及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之間，在社交媒體上已經形成了關係網路。其中，巴拉迪、「四月六日運動」、「我們都是賽義德」的兩個賬號以及後來居上的谷歌中東地區市場經理格內姆雖然彼此並不直接關注對方，更多的是藉助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如「馬上要民主」（Democracy Now）作為中介，建立起了一個鬆散的多中心網路。

第二，運動組織的部分積極分子已經自我暴露了他們之間的網路關係。1月14日「我們都是賽義德」網站的示威聲明是：來自全埃及的活動家都一致同意，在1月25日這天進行一場和平的反抗折磨、貧窮、腐敗以及失業的起義。捍衛所有埃及人的權力。對於國際友人：支持我們的話就請不遺餘力地使得這天是一個勝利。1月18日「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的發起人之一阿斯瑪·瑪芙茲（Asmaa）在網路上公開身份，號召埃及人參與1月25日的遊行。

此外，社交媒體上的關係網路不僅是境內的，還可以跨越政治邊界，形成全球關係網路。埃及的活動積極分子承認，他們「與突尼西亞的活動家交流遊行時對抗警察的戰術，在網路上形成互動」。此外，最大的搜索引擎網站谷歌也提供技術支持。1月27日，埃及政府開始關閉境內90%的手機網路通訊，中斷開羅解放廣場上的抗議群眾以智能手機登錄社交網站的方式向外界發送示威遊行的消息和照片。然而，藉由谷歌公司所推出的語音推特（voice-to-tweet）服務，示威者的語音留言在技術支持下換成文字發布在twitter網站上，繼續保持與社交網站的鏈接。

至於社交媒體的關係網路對於活動積極分子的影響，格尼姆的例子說明虛擬空間的影響力能夠投射到現實政治，線上的影響力與線下的影響力可能產生一致性的互動。格尼姆最初完全是依靠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增加的粉絲數量而獲得影響力。然而，當他在被拘留12天後，格尼姆回到解放廣場後的發言是：我們將不會放棄我們的請求，那就是政權必須倒台。當晚他在電視訪談上極具煽動力的訪談。這些都再次點燃了廣場上示威者的抗爭熱情。

話語塑造方式

分析社交媒體的話語塑造可以從三個維度切入，第一，語義模型分析表明，埃及革命期間社交媒體基本上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所批評的信息分散、可信度較低的缺點，並且充分放大網路信息及時性的優點。雖然有關核心議題的謠言也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抬升流量，但這只是小波動，何況闢謠信息也因語義相關可能被算入流量內。第二，運動組織以及積極分子主動的話語塑造，儘管塑造成功與否需在密集的關係網路中檢驗。第三，不被信任的傳統媒體提供正向機會。

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話語塑造方式：

第一，信息流量集中在重要議題

語義相關的推文流量演進圖（圖表4-4）表明：對於重要的新聞，推文的數量有著顯著地上升。而在語義模型分析所激活的值中（圖表4-5），排名前五的語彙分別是：「穆巴拉克（mubarak）」「折磨（torture）」「停止（stop）」「總統（president）」「辭職（resign）」。這與埃及革命中的主要口號，如「穆巴拉克下台」「人們想要推翻政權」「調查警察濫用酷刑」，都是高度語義相關的。由此可知，社交媒體上承載的信息內容具有設定與集中抗爭議題的潛力。

第二，「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後的口號

Twitter上五個主賬號對此次遊行要實現的具體訴求最初並不相同：巴拉迪非常明確的要求穆巴拉克總統立刻下台，由自己出任過渡政府領導人；「我們都是賽義德」的兩個賬號主打要求在埃及實現「民主選舉」，「調查警察濫用酷刑」；格尼姆完全走感性路線，譴責濫用職權；「四月六日青年運動」強調「民主」、「就業」與「社會公平」。但是通過策略轉換與話語整合，在網路空間里，社交媒體在他們之間先後構築出了兩個可以作為公約數的符號：第一個符號是「穆巴拉克下台」這個通俗易懂容易快速傳播的口號；第二個符號是「民主」。在完成話語的框架整合後，此次埃及革命的運動組織將不同的意識形態、目標和價值與動員對象的利益以及怨恨聯繫起來。

第三，國際主流媒體的「新聞源」

在埃及革命第一天，幾位獨立公民記者創建了以facebook公共主頁為信息發布平台的Rassd新聞網（Rassd News Network, R.N.N.）成為三月份中東地區關注人數最多的在線媒體品牌。R.N.N.的新聞採集模式——「從人到人的新聞」——完全是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特徵。然而在埃及革命期間，R.N.N卻建立了其特殊的輿論權威性。國外主流媒體，如BBC、路透社、半島電台、阿拉伯衛星電視台（AlArabiya）都是援引R.N.N.的新聞以及照片來報道社會運動細節。這至少證明了：權威國家發生革命時，由政府控制的傳統媒體不被信任，社交媒體擔當了新聞傳播之職。

第四，選擇傳播效率更高的信息形式

在埃及革命期間，facebook與twitter上除了發布短新聞，最大的特徵是大量現場拍攝的第一手照片與視頻資料。曾有學者在反思「媒體過盛（media richness）」理論時，發現媒體傳播效率隨著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效率越高意味著用戶對其認可度越高，然而，效率遞減順序是「視頻>音頻>照片>文本」。

社交媒體驅動埃及革命的路徑過程

六 、總結與討論

本文的核心問題是：社交媒體如何驅動埃及革命？我們試圖從兩個層次回答：宏觀上追溯到埃及革命的過程機制，從「結構性張力」「壓力轉移」以及「刺激因素」來解釋社交媒體能夠產生作用力的前提條件；進而，我們轉向微觀層次，探討社交媒體能夠驅動革命的根本路徑，並且引入「行動者」深化討論驅動過程。

從國際政治的視角看，我們可能思考的是一個「埃及命題」，即：在一個政治信息閉塞，主流媒體不被信任的威權國家，社交媒體有機會通過「話語塑造」方式驅動一場社會運動；同樣，在一個公民發育不良，各組織之間關係網路切割分化的威權國家，那麼社交媒體有機會通過「網路動員」的方式驅動一場社會運動。只有單個案例驗證的命題當然不足以成立，因此，本文的進一步工作應該是更加細緻的國別案例比較研究。

文 楊珊 編輯 楊必容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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