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大燜鍋：NBER「制度與文化的經濟學會議（2015）」論文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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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1日，紐約大學Alberto Bisin教授與加利福尼亞大學Paola Giuliano教授共同組織了主題為「Economics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的NBER會議，以下為參會論文概述。

1.The Agricultural Origins of 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在個人跨期抉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積累、科技創新乃至經濟增長。儘管其地位如此重要，但學界對時間偏好的起源仍缺乏了解。Oded Galor和?mer ?zak教授共同撰寫的2014年NBER工作論文「The Agricultural Origins ofTime Preference」認為由土地自然生產率多樣性所產生的農業投資回報差異是導致地區間時間偏好不同的重要因素。兩位作者強調歷史上那些生活在農業高產出地方的後代在跨期抉擇方面比低產出地方的子孫更偏愛長期選擇。隨後，本文利用前工業時期農業特徵並結合歷史上「哥倫布大交換」所帶來的農作物在世界範圍引種這一自然實驗對上述論斷進行了實證檢驗。

2.Social Norms and the Enforcement of Laws

從長期社會發展來看，法治（Enforcement of Laws）與社會習俗（Social Norms）一直是互相影響的：一方面，法律常因與社會習俗產生衝突而無法得到有效執行；另一方面，社會習俗也常受到法治潛移默化影響而發生變遷。Daron Acemoglu和Matthew Jackson教授共同撰寫的2014年NBER工作論文「Social Norms and the Enforcement of Laws」基於模型系統性探討了法治與社會習俗間的相互關係。兩位作者認為法治不僅需要公共執行力，也需要得到個人認同。若法律與社會習俗產生衝突，那麼其執行力將會受到質疑和破壞。個人既不會守法，也不會監督他人遵守。在這種情形下，酷法（Tighter laws）只會造成事與願違的實施效果，而柔性法治（Gradual Tightening of Laws）卻可以通過逐漸影響社會習俗而變得更加有效。

3.How Do Rights Revolutions Occur? Free Speech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道德革命（Moral Revolutions）一直是社會學家和法律學者關注的重點議題。從奴隸廢除運動到女性解放運動，法律在塑造社會價值觀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學者對其中因果關係仍缺乏足夠證據。Daniel Chen和Susan Yeh教授共同撰寫的2015年NBER工作論文「HowDo Rights Revolutions Occur? Free Speech and the First Amendment」在構建模型分析基礎上結合美國20世紀60年代性革命（SexualRevolution）運動利用不同黨派法官在地區間隨機任命來考察其法律觀念差異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研究發現主張言論自由的法律決議使得性觀念更加開放，但隨之也帶來較多負面效應，比如性犯罪。

4.The Cultural Origin of Preferences: CEO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文化在塑造個體風險偏好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儘管已有文獻基於生物學及個案角度進行了多方面解讀，但實證檢驗卻因存在諸多挑戰而難以展開：國別分析難以消除國家制度和經濟因素差異，而一國研究則難以構建文化差異變數。Yihui Pan、Stephan Siegel及Tracy Yue Wang教授合作撰寫的工作論文「The Cultural Origin of Preferences: CEO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則提供了相對穩健的檢驗。不同於以往個體調查數據，作者利用1980-2012年美國上市公司高管姓氏追蹤其國別文化起源，並結合Hofstede（1980，1991，2001）不確定規避指數編製方法將上述文化傳統轉化為風險偏好，進而考察其與企業投資行為間的關係。作者發現那些具有較高風險規避指數的企業家並不偏愛公司兼并和高資本支出。本文為理解風險偏好社會傳承提供了一定洞見。

5.Higher Intelligence GroupsHave Higher Cooperation Rates in the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在分析智力（Intelligence）與行為結果的關係時，研究者常陷於困頓。一個較為可行的研究策略或觀點是將智力視為減少個體違背社會規範行為的能力，以此展開研究。比如，高智商個體可能更不易違背合約，或者他的行為在不確定性環境下更接近社會或理論預期。近年來，一些研究基於上述思路展開分析，但主要從生物學或社會學角度提供了一些間接性證據。Eugenio Proto、Andis Sofianos及Aldo Rustichini教授合作撰寫的IZA工作論文「Higher IntelligenceGroups Have Higher Cooperation Rates in the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則利用一系列智力測試方法，並結合重複囚徒困境博弈對智力與行為結果間的關係進行了實驗分析，為理解兩者間關係提供了直接證據。在控制了諸多因素外，作者發現智力的確通過策略選擇影響著群體行為結果。雖然初始合作比率相同，但隨著囚徒困境實驗次數累加，高智商實驗組會增加合作比率，而低智商實驗組則產生了相反結果。

6.Rehabilitating Rehabilitation: Prison Conditions and Recidivism

近年來，大部分國家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較多刑滿釋放者再次犯罪入獄。考慮到刑滿者融入社會的收益以及建立和維護監獄的高昂成本，如何避免罪犯再次入獄變得十分迫切而重要。對此，歐美政府分別實施了不同策略：歐洲國家常採取矯正或康復（Rehabilitation）措施。這些國家認為監獄不應侵犯人權，而應為犯人提供矯正及輔助項目使之能夠回歸社會重新生活。美國則實施鎮懾（Deterrence）方針，他們強調犯罪是有代價的，因此官方提供強制的嚴厲監禁以示懲處。近年來，雖然實施矯正措施的呼聲越來越高，實施也愈發普遍，但政策制定者並不清楚監獄條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出獄者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在義大利，上述兩種模式的監禁均存在。基於此，Giovanni Mastrobuoni和Daniele Terlizzese教授合作撰寫IZA工作論文「Rehabilitating Rehabilitation: Prison Conditionsand Recidivism」利用符合「准實驗」條件的轉獄數據實證檢驗了上述兩種方針對罪犯「二進宮」的影響。他們發現康復方案的確能夠降低罪犯再次入獄的可能性。

7.Social Identity and Punishment

第三方處罰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它既可以維護社會規範，也會讓富有爭議的議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理論認為社會或群體身份是潛在影響第三方處罰的重要因素，但實證檢驗對其處罰偏好或意願（Punishment Preference）存在分歧，主要存在移情理論（Empathetic Bond Framework）和分配偏好（Distributional Preferences Framework）觀點。Jeffrey Butler、Pierluigi Conzo及Martin A. Leroch教授合作撰寫的EIEF工作論文「Social Identity andPunishment」基於實驗對上述分歧進行了檢驗。作者發現當第三方和受害人具有相同社會或群體身份時，他（她）具有更強的意願處罰行兇者。實驗結果支持移情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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