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集體右轉？談談歐洲穆斯林問題

1972年讓·瑪麗·勒龐組建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2012年，法國大選，3月19日，圖盧茲槍擊案發生，「國民陣線」支持率得到迅速提升。2015年11月13日巴黎暴恐案發生，「國民陣線」在法國大區議會選舉第一輪選舉中獲勝，成為第一大黨。

在丹麥，2015年，反對穆斯林移民的丹麥人民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瑞典，2015年，反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的支持率從2010年的5.7％飆升至2015年9月的26.5％，而其口號就是「在接受移民和維持福利標準間做出抉擇」。

除此之外，在2014年5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比利時的弗拉芒利益黨、希臘的金色黎明黨、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等都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

以及——

2014年，德國薩克森州發起反移民、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PEGIDA」運動。「其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國界，在比利時、奧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歐洲國家達到一定的規模。聲勢之大令人始料未及。」

2016年6月23日，英國公投，以51.9%：48.1%，脫離歐盟。

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強勢崛起。7月19日，以44%：39%反超希拉里5個百分點。

……

近些年以來，歐美政局右轉傾向明顯，民族主義情緒盛行，反移民，反穆斯林，抵制少數族裔，成為社會主流。各國迫於形勢，開始審視全球化過程中的利弊，逐漸採取了封閉保守的策略。

有人說，21世紀的前三十年將是反全球化的三十年。從難民危機開始，伊斯蘭國崛起，英國公投脫歐，歐洲各右翼政黨迅速崛起，如果奉持「本土主義」的特朗普當選，大概可以看做一個風向——全世界開始逐漸進入一個「反全球化」的逆轉時期。

而這顆種子，或許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就已埋下。

後911時代的世界格局。

1、穆斯林 = 恐怖襲擊？

近些年部分帶有伊斯蘭背景的恐怖襲擊的頻發，大概是導致歐洲各右翼政黨崛起，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主要導火索。

針對歐洲的穆斯林問題，最為通行的看法是，這是伊斯蘭教的「本質屬性」問題，最好全面禁止。認為穆斯林就是危險分子，主張驅逐、隔離穆斯林移民。由此展開的一系列觀點有：認為歐洲「白左」幼稚，聖母病泛濫，純屬好日子過慣了；支持美國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本土主義」政策；支持包括法國勒龐「國民陣線」在內的歐洲各極右翼政黨；支持德國PEGIDA運動。

諸如此類。

看完《瘋狂動物城》，我把它比作現代版的《動物農場》。不僅因為其深刻的現實隱喻，其英文原名Zootopia也昭然若揭——Zoo和Utopia的結合。動物烏托邦。

如果將歐美現在的局勢與「Zootopia」相比，會發現很多有趣的相似之處。電影的主要情節，食肉動物莫名變得狂亂，民眾因此變得恐慌，認為這是食肉動物的「本質屬性」問題，由此展開了一場歧視、驅逐、隔離食肉動物的運動。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的對立日益變得嚴重，整個動物城面臨一場分裂。

由難民危機引發的，歐洲也分裂成了左右兩派，且對立日益嚴重。左派以法國的奧朗德政府，德國默克爾政府為主要代表，對難民進行積極救援。而保守的右派則有明確表示拒絕接收難民的葡萄牙政府，以及英國政府等。

我們不能說食肉動物的現實隱喻就是歐洲穆斯林，但是毫無疑問，食肉動物在人類社會的隱喻，必然是社會中的少數族裔——《Zootopia》里明確提到，食草動物占動物城的90%，而食肉動物僅佔10%。你可以把它看做是歐美社會中的亞裔拉美裔，自然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相比於世俗文明而言，占絕對少數的伊斯蘭文明——整體看來，歐盟內穆斯林人口約為2100多萬，佔總人口比例的5％.

對於數十個動物的莫名變異，從中找出共同點——他們全部都是食肉動物——大概是最為簡單的、最顯而易見的了。然而通常說來，對於一個需要通盤考慮，深入思考的複雜性問題，這樣「一眼看出」的表面性判斷，往往都有待商榷。

具備常識的人們很清楚了解，部分並不代表整體，相關性也並不等於必然性。然而在真正面對難民危機以及頻發的恐怖襲擊時，人們往往難以做出理智的選擇，相反，代之以冷靜理智地思考問題根源，出於應急反應，人們往往傾向於一種情緒的宣洩，甚至毋寧直接宣布穆斯林為非法，將一切沾有恐襲，穆斯林的人事都加以禁絕和隔離。

而事實上，接收敘利亞難民會帶來「安全威脅」的說法站不住腳，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肖河在其論文《巴黎事件與歐洲穆斯林問題》中的表述，其理由有三：

第一，多國官方都已證明，巴黎事件中被擊斃恐怖分子身邊的敘利亞難民證件確系偽造，而其目的可能就是煽動歐洲對敘難民的敵視情緒；

第二，就伊斯蘭國而言，其領土上的人員流出不僅不符合其利益，甚至還構成了「叛教行為」，需要加以制止而非鼓勵；

第三，歐洲恐怖襲擊的參與者絕大多數是本地穆斯林，並不需要假扮難民、混入歐洲。

既然這樣的說法站不住腳，那他們恐襲的原因又是什麼？

2、種族歧視與偏見

歐盟基本權利署在2010年出版的報告中指出：穆斯林青少年相比於非穆斯林青少年在社會生活中受到了更為普遍的歧視。（見下圖）

（來源：儲殷，唐恬波，高遠：《歐洲穆斯林問題的三個維度:階級、身份與宗教》）

歐洲國家對穆斯林移民的政策各有不同。

英國的政策有些類似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穆斯林擁有相對獨立的社區和宗教設施，可以實現自我管理，英國對穆斯林移民可以說是，「善意的忽視」，互不干擾，和諧共存。

而德國在移民政策上則相對保守，強調德意志民族性，限制性公民身份制度將外來移民和文化排除在外，時至今日伊斯蘭教還被定性為「外來和移民宗教」

荷蘭則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承認文化差異並賦予少數族裔特殊的文化權利，提倡「保留認同的融入」，甚至試圖將穆斯林社群打造為與傳統的新教、天主教、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這四大社群並立的「第五支柱」，使其擁有一套「自成一體、平行存在」的獨立制度系。

而法國「共和模式」與上面幾個國家皆有不同，其堅持「同化」（assimilation），以最嚴格的標準來踐行政教分離原則，禁止宗教活動對公共領域的任何侵入。

以法國的「共和模式」為例，2004年2月10日,法國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494∶36)通過了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明顯宗教標誌的法案(俗稱「頭巾法」)，頭巾法禁止穆斯林女性戴著頭巾進入公共場所。總統薩科齊公開宣布，「伊斯蘭頭巾在我們領土不受歡迎」。

「頭巾法」的實施實際上是法國「共和模式」同化穆斯林群體的產物。然而這一方案的實施並不順利，其實施政教分離而措施的嘗試，實際上讓穆斯林群體離「同化」的目標反倒愈來愈遠。

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存在需要起碼多數與少數的「重疊共識」存在，而法國政府的「頭巾法」，其依據的基礎，實際上是「規範共識」而非「倫理共識」，於是這樣一種基於「規範共識」的民主，實際上成為多數人的暴政，並未足夠尊重穆斯林群體的意見。

實行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其他歐洲國家，情況也類似。

除此之外，在法國，1972年勒龐組建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製造出的伊斯蘭恐慌，移民恐慌，對穆斯林群體的自尊亦造成極大損害。

而在德國，2014年開始的PEGIDA運動渲染有暴力傾向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給歐洲安全與歐洲本土文明帶來的危害，煽動伊斯蘭恐懼症，提出限制移民、禁止穆斯林長袍……

除過政府層面的歧視之外，還有社會民眾層面的歧視。

民眾層面的歧視（恐懼來源於無知）

2014年的PEGIDA運動發端於極右翼勢力較強的薩克森州。但事實上，這一地區的穆斯林數量並不多，對於伊斯蘭的恐慌心理更多只是由於陌生、不接觸而臆想產生的。這一點同樣反映在幾年前瑞士關於伊斯蘭宣禮塔的公投中，最充滿敵意投反對票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偏遠村莊、根本接觸不到穆斯林移民的人。

據下圖所示，年長的，思維保守或接近固化的，未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容易接受這種偏見，從而導致歧視的發生。

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失敗。在大多數人對某個特定群體懷有強烈敵意與歧視的時候，民主與否對改變現狀幫助並不大。此時，民主通常是用來反映偏見，而不是改變偏見的。

一般領袖迎合民眾，當偏見成為大多數人確定不移的「常識」之後，政府就會迅速採取措施，實際造成火上澆油。極右翼政黨更進一步，他們製造穆斯林恐慌，非法移民恐慌，加劇這種偏見。而偉大領袖則教導其追隨者認識他們所處群體以外的世界。

3、身份認同危機

由第二點進一步發展，第二代穆斯林群體開始更多地回歸宗教去尋找身份認同。他們更多地把自己首先看做一個穆斯林，其次才是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或是一個英國人。

社會屬性是人的根本屬性。穆斯林群體由於歧視、抵制而在現代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沒有歸屬感，於是只能轉頭回去尋找自己的傳統。

歐洲社會的第一代移民往往只是來這裡賺錢，與母國聯繫尚為緊密，對壓迫也較能容忍。然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們從小生長在法國、德國等現代社會，思維與西方漸漸趨同，頭腦中已經有了平等的觀念。然而現實生活卻經常遭受歧視，他們感到迷茫，沒有歸屬感，進而產生了身份認同焦慮，當一旦在現代社會中遭到強大的歧視壓力時，他們更容易轉頭擁抱自己的宗教。

而對於伊斯蘭教，我們往往集中於他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層面，另一點更重要的，它還涉及到居民的飲食起居，服飾穿戴，工作救濟等等一系列生活層面的服務。而後一點，對於居於社會底層，遭人歧視的第二代穆斯林青年尤為重要。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人際交往、經濟援助與鄰里互助。教會比國家對教徒生活的幫助更大，教民而非公民的身份為不通語言的難民提供了生活中的基本保護，而且越是社會底層這種保護作用就越明顯。

一位名為Khaled Kelkal的阿爾及利亞裔移民青年的遭遇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是第二代移民，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在法國長大。1990年,他父親失業了，曾經是一位優秀學生的他，逐漸墮落到行竊入獄。獲釋後，他再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後來陪著父母回了一趟阿爾及利亞，回來後，法國警方認為他在阿期間，被伊斯蘭極端分子招募。

後來他接受採訪，談到，「我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法國人，而是一名穆斯林。當走進清真寺時，我如釋重負。他們握著我的手，他們對我猶如對待一位老朋友。當我走在大街上遇見另一位穆斯林時，沒有猜疑，沒有偏見。他笑了，我們都停下來，談了起來。雖然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面。」

如同文藝復興，復古只是對現實不滿。也如同我們一般人，現實受挫，便遁入佛經或老莊中求得解脫。如果一味歧視、排斥穆斯林，只會把他們進一步推向恐怖主義的巢穴。

4、穆斯林的「無產階級化」——宗教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

這一點原因或許才是最為根本的內因。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在全球開拓殖民地，殖民地國家作為生產鏈的底端，經受著剝削，其後，歐洲又把產業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但是即使如此，本國內部依然存在著足夠多數量的被壓迫者，而他們恰恰主要就是由少數族裔，非法移民，穆斯林群體所組成。

同時根據前面第2點所述，社會層面的歧視，造成穆斯林就業的困難，造成穆斯林群體的無產階級化。

有些地方，僅僅因為有一個阿拉伯名字就不允許登記入住酒店。據調查，歐洲穆斯林失業率是歐洲非穆斯林失業率的兩倍以上。他們的失業率遠遠高於其他移民和全國平均水平——在同等標準下,阿爾及利亞移民中持有中學文憑的、30歲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的失業率是32%,而全法國的平均失業率為15%。

劉益梅在《歐洲難民危機的影響及其解決路徑》一文中談到，穆斯林移民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第二代移民，他們大多都聚居在巴黎、里昂等大城市郊區猶如貧民窟一樣的街區。如果用阿拉伯名字去找工作，幾乎很難找到。很多穆斯林青年感到自己被主流社會邊緣化，他們從小就被告知，自己是法國人，但是長大後發現自己除了當兵、做保安、到超市做收銀員，幾乎找不到工作。而且在同等條件下，就業後的升職和加薪，也都普遍不如父輩是法國人或東歐移民的孩子來得容易。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得他們深深地感覺自己被隔離。

而研究表明，在個人的基本權利無法通過正當途徑來實現的時候，備受壓迫、忍氣吞聲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反而可能會展現出高度侵略性、顛覆性的性格特徵。例如，在美國，比較兇悍的匪徒是瘦小的柬埔寨第二代移民，他們作為難民的後代在成長中備受凌虐，因此也形成了暴虐的性格與對暴虐的崇拜。車臣的恐怖分子同樣是蘇聯高壓民族政策的產物，而今天歐洲的穆斯林激進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有著類似的成長背景。

如果這樣彼此對立，一直不加節制地發展下去，惡性循環，會是什麼結果？

看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二手時間》吧：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們，互相殺戮，全家滅門，有小女孩躲在樹上，人們像打小鳥一樣把她打下來；把不同信仰的男孩剝了皮，掛在樹上；把懷孕婦女殺死，用鐵釺挑出未出生的孩子；把人砍成肉醬，憑鞋子才能認出來是誰……

歷史上不乏鮮明的例子。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亞塞拜然對亞美尼亞的屠殺，各類宗教迫害。

只是如今，他們的身份換成了穆斯林。

同當下最為通行的看法不同，宗教只是穆斯林群體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是身處歐洲現代社會的作為無產階級的穆斯林群體對社會階層固化的衝擊。

而至於他們為何採取這樣極端的舉動，除了上面所說的歧視因素之外，還有一點，和他們的宗教組織形式有關。

歐洲的穆斯林其主體是遜尼派，不同於教階明確的什葉派，遜尼派組織較為分散，而這使得穆斯林群體無法有效通過和平的民主議程表達民意，比如2004年法國通過的「頭巾法」，這實際造成了多數人的暴政，從而進一步造成穆斯林群體的離心。

而在文明渠道無法充分表達其意見的時候，暴力——作為一種更能引起社會關注的形式——就發生了。它能夠以最極端的方式，強迫多數人正視現實中被忽視或被默認的不公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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