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派主義與第四國際》

達尼埃爾·蓋朗[1]致托洛茨基

親愛的托洛茨基同志：

在馬索·皮維爾給您的回信中，我自作主張，加上了一些個人意見。當黨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那封回信的內容時，我正好不在城裡，沒有出席那次會議。

如果我出席了那次會議，我一定會堅決要求修改最後一段。

執行委員會的同志們強調指出，國際主義工人黨與工農社會黨之間可能存在著重大分歧，我並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這種「重大分歧」是由您的某些朋友（比如納維爾[2]）的宗派主義生造出來的。我方斷言這些「重大分歧」是存在的，對此我表示遺憾。我有一種感覺：雙方都利用了這些「分歧」，作為拒絕團結的借口。

而且，我並不認為「統一戰線」就比兩黨的合併更好，而且兩黨合併之後，也不一定就會帶有「誤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禍根」。

兩黨的合併，確實有可能是一個陰謀：在工農社會黨體內插入一個「異物」，從而從內部瓦解工農社會黨，並準備進行新的分裂——也就是要把我們的一部分活動家給拉走，成立一個新的國際主義工人黨；果真如此，那它確實很有可能成功；但是，只有在您的朋友把合併當作背信棄義的陰謀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才有可能出現。對，假如這就是您的朋友的計劃，兩黨的合併確實會是「不可靠的」和災難性的。

但是，儘管您的某些朋友的詭計，讓我產生了這種懷疑，我還是不願相信，在目前形勢已十分嚴峻之時，您的朋友會犯下這樣的罪行，破壞法國唯一能夠鍛造出革命先鋒隊的運動。因此，我不願錯過進行光明磊落的合併的機遇。

如果我告訴您：兩黨的合併究竟會是光明磊落的，還是背信棄義的，完全取決於您一個人，想必您是不會拘泥於禮節的。

為了避免發生誤會，我必須指出：我說的合併，自然是指國際主義工人黨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工農社會黨：一方面，國際主義工人黨在人數上與工農社會黨相差甚大；另一方面，我們黨即將召開下一次代表大會，所以不可能舉行一次特別的合併大會。

不過，合併的問題確實存在，因為按照我們的充分的工人民主的原則，您的朋友的意見，可以在我們黨內自由傳播——我相信，當我們在五月召開代表大會時，我們就可以聽取他們的意見了。

在我看來，您的朋友與我們之間唯一的分歧，就是關於「第四」的問題，我覺得這純粹是形式上的分歧。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革命的國際。您已經給您的國際書記處取名為「第四國際」，而我們則認為，新國際不是一揮魔杖就能造出來的，這就是唯一的「分歧」所在。新國際應該從群眾中間產生出來，群眾必須積極地為新國際的誕生進行準備，必須先讓群眾了解新國際的必要性，必須要幫助群眾找到通往新國際的道路。沒錯，我要重複一遍（儘管我早就知道您會激烈地反駁）：問題只在於形式上的分歧。重組和加強法國的革命先鋒隊，是絕對必要且迫在眉睫的，不應該讓形式上的分歧阻礙了它。

您的友好的

達尼埃爾·蓋朗

丁香鎮（塞納），1939年2月2日

[1]達尼埃爾·蓋朗（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於巴黎。1932年參加法國總工會。三十年代中期參加了馬索·皮維爾領導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後，成為工農社會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此後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國投降後與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國際委員會」（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二戰後又遠離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46年移居美國。——中譯者注

[2]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早期領導人之一。1926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出黨。此後成為法國左翼反對派的主要領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國際主義工人黨。1939年國際主義工人黨被第四國際下令解散後，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中派主義與第四國際

（1939年3月10日）

本文發表於1939年五月的《新國際》雜誌，題為《致達尼埃爾·蓋朗》。

親愛的蓋朗同志：

就在收到馬索·皮維爾的官方回信的同時，我也收到了您的來信。您能向我介紹自己的觀點，對此我不勝感激，不過正如您已經預料到的，我不能贊同您的觀點。

存在「重大分歧」嗎？

您不同意皮維爾的看法，您認為我們之間並沒有「重大分歧」。貴黨內部存在著各種千差萬別的觀點，其中有一些非常接近第四國際的觀念，這我完全承認。但是現在看來，貴黨領導層中的主流派，以及皮維爾所表達的觀點，同我們之間隔著一道鴻溝。正是皮維爾的上一封信使我確信了這一點。

判斷一個組織的政治面貌，關鍵在於研究這個組織的國內政策，看看這種政策在延伸到國際層面之後的影響。我就從這一點出發，來進行分析。有了過去幾年的經驗，貴黨卻還能與英國獨立工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其他類似的組織結成政治聯盟，來反對我們，全然不顧最近的經驗：就在昨天，皮維爾還在同瓦爾赫爾結成政治聯盟[1]，來反對我們；在我寫給皮維爾的信中，我就已經對此表示了驚訝。貴黨還很年輕，它還沒有定型，還沒有固定的面貌（在一定意義上，這應該算是幸運的！）。但獨立工黨已經存在了幾十年，我們親眼目睹了它的演化；它在自己的時代所形成的一切，都已經被人分析過了，而且很大程度上都已經被人預言過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經歷了一場大革命，在此期間暴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分析這兩個政黨的時候，我們不是要去推測一個尚未定型的政黨在未來可能變成什麼樣子；而是要對已經接受過實際考驗的舊組織進行分析。

獨立工黨

獨立工黨並不值得為它大費筆墨。我就講講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好了。慕尼黑協定簽訂後，該黨領袖麥克斯頓在議會裡感謝張伯倫，並駭人聽聞地宣稱：張伯倫用他的政策，拯救了和平——沒錯，拯救了和平！——而他，麥克斯頓本人，非常了解張伯倫，他向我們保證：張伯倫一直在「真誠地」反對戰爭，並「真正地」拯救了和平，等等。麥克斯頓和他的黨的特徵，在這個例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會接受張伯倫的「和平」，正如他們不會接受張伯倫的戰爭一樣。張伯倫的「和平」，就是繼續對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施暴，並在對英國奴隸主更為有利的條件下，為戰爭進行準備。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革命者絕不能為張伯倫的「和平」政策承擔哪怕一絲一毫的責任，只有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和平主義走狗才會這麼做。這個黨允許麥克斯頓這種人來領導自己，並且容忍他公開支持奴隸主張伯倫的行為，它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只是一幫卑劣的和平主義者的朋黨。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皮維爾說貴黨「一致」願意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辯護，反駁我們對它的批評。我暫且不管這個「一致」的問題：我不清楚貴黨黨員是否詳細了解西班牙革命的歷史，是否詳細了解革命期間各個派別的鬥爭歷史，特別是第四國際的代表對事關西班牙革命的各種問題作出的重大貢獻。但是，一言以蔽之，貴黨的領導層顯然根本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究竟犯了什麼樣的致命錯誤，這些錯誤源自它的中派主義的、不革命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性質。

從西班牙革命開始之初，我就同某些活動家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安德烈烏·寧。我們互相寫了幾百封信。好幾個月後，我終於得出結論：儘管寧對事業一片赤誠，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中派主義者，他充其量只能成為西班牙的馬爾托夫，也就是孟什維克左派。在革命中什麼是孟什維克主義的政策，什麼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策，皮維爾根本分辨不出來。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袖從來沒有假裝過自己在發揮獨立的作用；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給各種群眾組織的領袖充當「左派」的諍友與諫官[2]。由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對自己、對自己的思想缺乏自信，所以它才採用了這種政策，而正是這種政策同規模宏大的階級鬥爭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導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導致了它反覆陷入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的狀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袖沒有發動先鋒隊，同反動勢力及其走狗作鬥爭，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說教，向那些背信棄義的領袖苦苦勸諫，為了給自己辯白，他們聲稱「群眾」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種更加堅決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義總是願意在口頭上採用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並且從不吝於大唱高調，這在革命形勢中特別明顯。但是中派主義的致命痼疾，就是它無法根據自己的總體設想，做出大膽的策略上的與組織上的行動。他們總是以為「形勢尚未成熟」，「先讓群眾做好心理準備」（通過閃爍其詞、口是心非、外交辭令等手段）；而且他們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斷絕慣常的友好關係；他們尊重「個人」意見；所以，他們總是……打擊左派，從而謀求嚴肅的輿論能對自己青眼相加。

這也是馬索·皮維爾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理解，在我們這個時代，階級鬥爭具有不可調和的和無情的性質，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這些性質就必然會表現為：以毫不留情的姿態，提出各種重大問題，並與種種躊躇不決進行激烈的論戰。而在他看來，這就是「宗派主義」，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說，他在道德上還停留在小資產階級的水平。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嗎？沒錯，我想像不出工人運動內還能有什麼分歧會比這更重大。我們跟布魯姆之流並沒有「分歧」：只是我們跟他們分別站在街壘的兩邊。

西班牙革命失敗的原因

就像所有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一樣，馬索·皮維爾也把西班牙無產階級的失敗，歸咎於法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與克里姆林宮的波拿巴主義集團的罪惡行徑。這簡直就是在說，無論何時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勝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規模、堅韌頑強，與工人群眾展現出的英雄主義氣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國主義「民主派」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僱傭走卒，他們對西班牙革命的反應，總是一成不變的。難道對他們還能指望什麼嗎？不去分析各種革命或半革命的組織的政策為什麼會遭到失敗，反而把一切都歸咎於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罪行，這是何等的可恥！所以，必須用正確的政策來反對他們！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要為西班牙的悲劇承擔重大責任。我完全有權這麼說，因為我從1931年開始，就在寫給安德烈烏·寧的多封信件中，預言過這種災難性的中派主義政策一定會導致這種後果。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提出了一些總體上算是「左」的公式，製造了一種在西班牙存在著革命黨的假象，並且阻止了真正的、絕不妥協的無產階級流派的出現。同時，他們又採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義的政策，從而把自己變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和共產黨）最好的幫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許多工人是真誠而英勇的，他們理應得到我們的同情；在反動勢力與斯大林主義的暴徒面前，我們隨時準備挺身而出，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他們。但是，一個感情用事、無法客觀地判斷某個政黨的真正本質的革命者，是毫無用處的。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總是想找到一條阻力最小的路線，它見風使舵、推脫責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遊戲。它先是對西班牙的力量對比視而不見，在加泰羅尼亞給自己畫地為牢。當時領導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的是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起初先是忽視了斯大林主義的危險（它對一切警告充耳不聞！），並主動配合無政府主義官僚階層。為了不給自己造成「多餘的」困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袖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無政府主義官僚與其他改良主義派都是一路貨色，只不過他們用了另外一套詞藻來掩飾自己。

為了避免破壞自己同全國勞工聯盟[3]的上層人物的關係，並使自己能夠繼續充當這些人的諫官，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沒有在全國勞工聯盟內部深入發展自己的勢力。這是馬爾托夫的立場。但是——我要為馬爾托夫說句公道話——他好歹沒有犯過像參加加泰羅尼亞政府這種拙劣而可恥的錯誤呢[4]！公然脫離無產階級陣營，投靠到資產階級陣營那邊去！馬索·皮維爾卻對這些「細枝末節」視而不見。

在革命期間，正當工人向資產階級全力傾瀉階級仇恨的時候，「革命」領袖卻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這對那些工人來說簡直就是一記悶棍，把他們給打蒙了、打亂了。而這並不是突然從天而降的。它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環。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袖大談社會主義革命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優越性；但他們根本沒有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行認真的準備，因為這就等於要無情地、大膽地、堅決地把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黨的和共產黨的工人都發動起來，去反對他們那些背信棄義的領袖。要認真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就必須做到：即使會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領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變成一個「宗派」；提出正確而又清楚的口號，對明天做出預測，並根據各種事件，揭露正式的領袖的真面目，把他們從權位上趕走。

布爾什維克黨在八個月的時間裡[5]，就從一個小集團變成了一支決定性的力量。西班牙無產階級的活力與勇氣，使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獲得了幾年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有過兩三次機會，可以脫掉它的襁褓，長大成人。如果它沒能長大，那麼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國主義與莫斯科官僚，導致它沒能長大的是一個內因：它自己的領導層並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也不知道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負有重大的歷史責任。如果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沒有充當無政府主義的尾巴，沒有同「人民陣線」勾結；如果它能夠採取堅決的革命政策，那麼，在1937年五月起義的時候，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它就會成為群眾的領袖，並確保革命的勝利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不是革命黨，而是被推到革命浪尖上的中派主義黨。兩者截然不同。馬索·皮維爾至今都不懂得這一點，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派主義者。

捉迷藏的遊戲

馬索·皮維爾認為，自己已經理解了1936年六月的形勢，並從中學到了經驗教訓。不，他根本就不懂；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問題上，他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竅不通。馬爾托夫經歷過1905年革命，卻根本沒有從中吸取到任何經驗教訓：他在1917年革命期間暴露出了這一點。安德烈烏·寧曾多次聲明——而且還挺真誠——他「原則上」贊同我們，但在「策略」和「速度」上不同意我們的看法；更不幸的是，在他死前，他一次也沒有清晰明確地指出：他究竟贊同什麼，又不贊同什麼。為什麼呢？因為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楚。

馬索·皮維爾在回信中說，他與我們唯一的分歧，只在於對「速度」的估計，他還提到了在1935年發生過的類似的分歧。然而，才剛過了幾個月，1936年六月發生的各種事件，就徹底暴露出了皮維爾在速度問題上的錯誤。皮維爾被這些事件打了個措手不及，因為他畢竟還想繼續當萊昂·布魯姆的「左翼」朋友，而布魯姆是階級敵人最可惡的代理人。各種事件按照自己的速度發展著，全然不顧中派主義者躊躇不決的速度。另一方面，中派主義者總是利用「速度」、「形式」或「語氣」來掩飾自己對革命政策的不贊同態度。這種同事實與思想玩捉迷藏遊戲的中派主義方法，在革命運動史上隨處可見。

對於西班牙革命的問題——過去幾年裡最重要的問題——第四國際對每一階段的形勢都作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對各個工人組織（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政策都進行了批評，並作出了預測。皮維爾可曾對我們的分析提出過批評？可曾針對我們的分析，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一次也沒有！有些事中派主義者是永遠不會去做的。他們本能地害怕任何科學的分析。他們只能從別人的見解中得出籠統的印象，並對之進行模糊的更改，這種印象和更改充斥著他們的生活。由於害怕承擔責任，他們便跟歷史進程玩起了捉迷藏。

我完全不想對貴黨提出過分的要求：它才剛剛脫離社會民主主義；它從不知道還有另外的學校。但它是在危機深重的時期，在向左轉的過程中脫離出來的，這給它開啟了走上革命發展道路的重大機遇。這就是我的出發點。如果不是這樣，我根本就不會給馬索·皮維爾寫那封信，而他在回信中——唉！——還在玩捉迷藏。他沒有考慮到貴黨的真實處境。在九月那場國際危機期間，他曾寫過這樣的話：黨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我衷心地希望這個評價是正確的。然而現在看來，我當時太草率了。當時沒有戰爭。群眾還沒有發現自己要面對一個既成事實。對戰爭的恐懼，盛行於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中。貴黨提出的各種抽象的國際主義口號，體現了這些戰前的傾向。不過，請不要忘記，在1914年的第一聲炮響之前，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法國社會黨還是非常「國際主義」、非常「堅定」的。8月4日的《前進報》[7]立場改變得如此突然，連列寧都懷疑那一期是德軍總參謀部偽造的。貴黨在九月沒有走上沙文主義的道路，這一點確實值得讚賞。不過這只是一個消極的長處。要斷言貴黨已經通過了革命國際主義的考驗，仍然為時過早；它沒有預見到：一旦戰爭爆發，資產階級輿論馬上就會跟自己的社會愛國主義與沙文主義代理人一起發起瘋狂的進攻。為了讓黨對這種考驗做好準備，必須馬上提高黨的覺悟，加強黨的堅定性，讓黨自始至終地堅守自己的信念，絕不寬恕背信棄義的朋友。首先，黨必須同共濟會（他們全都是愛國主義者）和麥克斯頓之流的和平主義者一刀兩斷，並轉向第四國際——這不是要讓它立刻參加第四國際（沒有人要它這麼做），而是要讓它同第四國際坦誠相對，就無產階級革命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增進雙方的互相了解。

正是由於戰爭正在逼近，全世界的反動勢力，尤其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都把「托洛茨基主義」當成了萬惡之源，並對其集中火力猛烈打擊。其他人也被當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挨了幾發流彈。這絕非偶然。政治集團正在兩極分化。對反動勢力及其代理人而言，「托洛茨基主義」意味著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民主派」—斯大林派反動勢力的壓力越來越大，把形形色色的中派主義者給嚇壞了，他們不停地賭咒發誓：「我們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我們反對第四國際」；「我們並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壞」。他們在玩捉迷藏。我親愛的蓋朗，這種毫無價值的遊戲該停止了！

個人的敏感與思想上的堅定性

皮維爾非常高傲地宣稱：他和他的朋友——跟我們這幫罪人顯然截然不同——絕無個人或黨派的成見。這番話豈不讓人莫名驚詫？個人成見與原則分歧（「黨派的成見"）豈能相提並論？個人的偏見與怨恨，在小資產階級半革命者中間，在共濟會中間，在幾乎所有中派主義者中間，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人由於缺乏自信，所以既自高自大而又反覆無常。然而，對「黨派」的看法，關係到政治綱領、手段、旗幟。當我們這個時代對明確、勇氣與堅定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時，怎麼能說思想上的堅定性是「沒有意義的」呢？

共濟會會員來自不同的階級，他們分屬不同的政黨，各自的利益都不一致，而且他們的個人目的也不一樣。共濟會的全部領導藝術，就在於消除各種傾向的差異，消除各個集團、各個圈子之間的矛盾（這都是為了「民主」與「人道」的利益，換句話說，也就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早就養成了滿嘴空話大話、卻對問題實質避而不談的習慣。在法國的工人運動的正式領袖當中，大多數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這種虛偽、偽善和偽飾的道德的影響。這種道德對馬索·皮維爾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在他看來，把存在不同意見的情形給大聲說出來，是非常失禮的一件事。然而，我們卻認為：如果明明看見了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卻不說出來，這就是在犯罪。這就是我們在道德觀念上的根本區別。

蓋朗，您能不能明確而坦白地向工人回答這個問題：把皮維爾同共濟會聯繫起來的到底是什麼東西？還是我來告訴您好了：這正是把他同第四國際隔開的東西；也就是說，是小資產階級那種多愁善感的躊躇不決，是對官方輿論的依賴。假如有人對我說，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同時每到禮拜天就去做彌撒，我就會說他是一個假唯物主義者。他可能會罵我不夠寬容，不夠圓滑，對他搞「人身攻擊」什麼的。這根本動搖不了我。想把革命社會主義同共濟會調和起來，就跟想把唯物主義與天主教教義調和起來一樣荒謬。革命者不能擁有兩套政治住宅：一套跟資產階級住（心放在這一邊），另一套跟工人住（這是為了當前的政治活動）。無產階級革命容不下口是心非的兩面派。兩面派破壞了內部穩定，造成了敏感、多疑和智力上的怯懦。打倒兩面派，蓋朗！

宗派主義

馬索·皮維爾說我們是「宗派主義」（我們並不否認自己的隊伍當中存在著宗派主義的傾向，我們會同這種傾向作鬥爭），說我們遭到了群眾的孤立，這暴露出他既不了解目前這個時期，也不了解他自己在這個時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沒錯，我們同群眾確實仍是隔絕的。可這是誰造成的呢？是各種改良主義、斯大林主義、愛國主義、和平主義的組織，是各種各樣的半吊子的中派主義集團，它們體現著——有時候是以非常迂迴、複雜的方式——垂死掙扎的資本主義的自衛本能。馬索·皮維爾妨礙了一部分工人貫徹自己的信念，從而阻止了這些工人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倒來指責我們遭到了群眾的孤立。這些孤立者之一就是中派主義；皮維爾就是孤立者之中特別積極的一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趕走這些「孤立者」；說服他們中的一些人，爭取這些人參加革命事業；對於剩下的人，就要揭露他們，戰勝他們。皮維爾把革命者遭到孤立的事實說得那麼嚇人，正是為了同和平主義者、混水摸魚者、共濟會保持親密關係，把各種重大問題拖到遙遠的未來，藉助於錯誤的「速度」和不當的「語氣」——總之就是要阻止工人運動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結合。

馬索·皮維爾瞧不起我們的幹部，因為他不理解迫在眉睫的關鍵問題。在他眼裡我們是一幫吹毛求疵的人。他大錯特錯了。外科醫生要想正確地使用手術刀，就必須學會分辨每一種組織和每一條神經，革命的活動家同樣必須認真仔細地分析所有問題，並從中得出最終的結論。這並不是宗派主義，馬索·皮維爾卻說它是。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真正的宗派主義者，比如斯內夫利特和費雷肯之流，都圍在倫敦局、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馬索·皮維爾身邊。這個謎題其實很簡單：所謂宗派主義者，就是害怕自己身上的機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另一方面，中派主義者往往會在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來回搖擺。因此他們會相互吸引。宗派主義者得不到群眾追隨。中派主義者不能領導群眾，只有在很短的時間內是例外。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指出通往群眾的道路。

第四國際

您重複了那種老套的論調：首先「要讓群眾相信」成立第四國際的必要性，然後才能宣告成立第四國際。這種反對意見完全脫離實際、一點也不嚴肅、毫無真實內容。要有一個明確的綱領，一面確切的旗幟，才能把來自各國的革命者凝聚成一股國際性的力量，為爭取群眾而鬥爭。我們就是這麼做的。我們應該利用這個運動的經驗來教育群眾。您想「預先」教育群眾。那您打算用什麼來教育群眾呢？是同帝國主義走狗麥克斯頓結盟嗎？還是同中派主義傳教士芬納·布洛奎結盟？還是同共濟會的朋友結盟？您真的以為，這幫人會為了成立第四國際，而去教育群眾嗎？我只能苦笑。著名的雅可布·瓦爾赫爾是一個庸俗的社會民主黨人，多年來他一直在教育馬索·皮維爾：成立第四國際「為時尚早」，而他現在準備回到第二國際去了，反正那裡還容得下他。機會主義者經常會以群眾還不夠成熟為借口，來掩飾自己的不夠成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群眾永遠不會全都成熟起來。群眾中的不同階層，會在不同的時候成熟起來。讓群眾「成熟起來」起來的鬥爭，首先是從一小部分人、一個「宗派」、一部分先進分子開始的。歷史上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直到目前為止，你們都還沒有系統的理論、沒有革命的傳統、沒有明確的綱領，也沒有群眾，可你們並不害怕成立新黨。這個權利是誰給你們的呢？顯然是因為你們相信，你們的思想使自己獲得了爭取群眾的權利，不是嗎？那你們為什麼不用同一種標準來要求第四國際呢？這只是因為你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自己的眼界提升到國際水平。一個一國範圍內的黨對你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即使它只是一個草創時期的組織），但是，一個國際黨卻顯得太奢侈了，可以等到以後再搞。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蓋朗，大錯特錯了！

爭取進行光明磊落的合併

馬索·皮維爾提出，各組織應該建立「統一戰線」，而不是進行合併。這個建議有一絲真誠的味道，然而卻並不多。「統一戰線」只有當它是由各個群眾組織組成的時候才有意義。但皮維爾說的卻不是這種情況。考慮到各個組織彼此獨立的現狀，就一時一事達成短期協議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感興趣的不是個例，而是整個政策。核心工作應該是在工會內部開展工作，並打入社會黨和共產黨。「統一戰線」——也就是兩個弱小的組織的外交遊戲——是應付不了這個任務的。要想齊心協力，走到群眾中去，就必須根據一個明確的綱領，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來。否則就會失去所有的「速度」。現在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

您不同意皮維爾的看法，您認為兩黨的合併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您又補充了一個條件：合併必須光明磊落。對於這個「光明磊落」，您是怎麼理解的呢？是停止批評嗎？還是相互寬恕對方的罪過呢？我們的法國支部根據一個明確的綱領，通過一些具體的方法，為自己的思想進行著鬥爭。它願意同你們一起，為這些思想而鬥爭；它願意在你們的隊伍當中，為自己的思想而鬥爭——它在鬥爭的時候，會使用每一個健康的無產階級組織都會允許使用的方法。這就是我們對「光明磊落的合併」的理解。

而皮維爾是怎麼理解「光明磊落的合併」的呢？「共濟會是我的私事，你們少管閑事。」「我跟麥克斯頓還是芬納·布洛奎交朋友，用不著你們來管。」我斗膽說一句：共濟會是階級敵人的組織；麥克斯頓是為帝國主義效力的和平主義走卒。對這種人，怎麼能不去與之作鬥爭呢？跟這些紳士建立政治友誼，就是給叛賣大開方便之門，這樣的道理怎能不解釋給全體黨員聽呢？然而，我們對麥克斯頓的批評，卻被皮維爾當成是背信棄義，或是……「不重要的」。為什麼要有這些多餘的擔憂呢？應該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在政治忠誠的問題上，我們的標準跟馬索·皮維爾的標準，就算不說是截然相反的，至少也是大不相同的。這一點要公開承認。

當我給皮維爾寫信時，我並沒有太多的幻想，但我確實沒有完全放棄同他搞好關係的希望。皮維爾的回信表明，我們在跟一個有機的中派主義者打交道，在革命事態的影響下，這種人倒向右邊的可能性，要比倒向左邊大得多。如果我的判斷錯了，那我會非常欣慰。但在目前階段，我不能允許自己作出樂觀的判斷。

您也許會問我，我的結論是什麼？我不會把皮維爾同你們年輕的組織混為一談。我認為同貴黨還是有可能合併的。合併的技術細節並不取決於我：這應該由在現場工作的同志們來做主。我前面已經講過，我是如何理解「光明磊落的合併」的，我會按照我的理解，儘力爭取光明磊落的合併：我會向兩個組織的全體成員，明確而坦誠地提出事關革命政策的所有問題。誰也沒有這樣做的權利：一面賭咒發誓說自己是一片真心，另一面卻在抱怨對方玩弄陰謀詭計。這個問題關係到無產階級的命運。任何一方的立足點，都不能是個人的友好感情，而應該是黨的一貫政策。假如我的願望能夠成真，雙方能夠實現合併，假如雙方的合併能夠開啟認真的討論，那麼我希望您能把我的這封信，當成是一篇來自遠方的參加討論的投稿。

致以真誠的問候

列昂·托洛茨基

又及：

我應該指出——即使只寫幾句——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貴黨的黨名會使人產生一種奇怪的印象。一個黨不能既是工人的政黨，又是農民的政黨。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農民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一個黨如果既是無產階級的黨、又是小資產階級的黨，那它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只能是無產階級政黨。它會吸收農民參加，一般來講也會吸收來自其他階級的個人參加，只要這些人願意接受無產階級的立場。當然，在革命政府中，我們可以同農民組織結盟，建立一個工農政府（前提是領導權必須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可是，黨並不是聯盟，一個黨不能既是工人的政黨，又是農民的政黨。黨名就是黨的旗幟。黨名中的錯誤，往往會導致危險。斯大林在前幾年曾鼓吹過「在東方國家建立工農黨」，這徹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這種機會主義遭到了左翼反對派的堅決反對。如今無論是在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我們都看不出任何違背這一階級立場的理由。

[1]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雖然參加了倫敦局，但由於在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問題上發生分歧，由雅可布·瓦爾赫爾領導的一部分人此時已經與獨立工黨鬧翻了。——中譯者注

[2]就跟皮維爾從很久以前——實在太久了——就開始充當布魯姆之流的左翼諍友與諫官一樣。令我無比擔憂的是，直到現在，皮維爾和思想上與他最親近的那批人，都還沒有明白：布魯姆並不是一個思想上的競爭對手，而是一個公開的——而且還是不誠實的——階級敵人。——原注

[3]全國勞工聯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是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主要組織。——中譯者注

[4]1917年二月革命後，馬爾托夫始終反對讓孟什維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中譯者注

[5]指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這段時間。——中譯者注

[6]《前進報》（Vorw?rts）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14年8月4日之前一直在堅持反戰立場，但到了8月4日，德國國會對戰爭撥款進行表決時，社民黨突然改變立場，讓所有社民黨議員都投了贊成票。列寧在收到8月4日的《前進報》後大為驚訝，以為收到的是德軍總參謀部偽造的贗品，請參閱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頁。——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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