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歷史上少有的直接民權

文 / 孫隆基

選自 / 《新世界史·第1卷》，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15

雅典所轄地阿提卡半島，重要的地點有：雅典市、比雷埃夫斯港口、厄琉息斯神龕、托里克斯銀礦區。雅典的保護神是雅典娜，相傳她與海神波塞冬競爭成為雅典的主保神，後者用他的三叉戟敲擊石地，敲出了鹽水，雅典未來靠海稱霸，似乎十分合宜，但雅典娜卻給了他們橄欖枝，雅典人選了雅典娜—橄欖油是雅典出口貿易之大宗。

希臘城邦在古樸時代的政制演變前，曾經有過君主；到了古典時代，他們只有在斯巴達的政制中仍保存，有如盲腸，而且還是兩根。在雅典，君主制的遺留成為執政官（archons）一職，而且是複數；其一即名巴賽勒斯（basileus），乃荷馬史詩中的王者稱號，但在雅典則降為最高祭祀官；其二為軍事執政官（polemarch）；其三為名年執政官（archon eponymous），即以他之名為年號，以便於紀年；執政官後增至9位。

古代雅典最高議事會曰戰神山議會（Areopagus），乃貴族元老院，執政官卸任後成為其當然成員。社會變遷造成雅典的動蕩不安，促使國家有用立法代替部落法的必要。該過程被恩格斯在《家庭、國家和私有制的起源》（1884）中當作從氏族血緣單位演變至地域單位、從原始公社過渡到國家的典範。私有制與地域單位對血緣親屬關係的腐蝕，是社會階級分化的癥候；第一部成文法似乎代表強勢者的利益，在公元前7世紀由德拉古（Draco）所頒布，以嚴苛著名，如債權人社會地位比負債人高，可將後者淪降為奴。德拉古的法律不論輕重罪皆判死刑，乃因為無刑比死刑更重，因此重罪無法判處更重之刑。此後「draconian」一詞在英語里成為「嚴刑峻法」的代名詞。

德拉古的嚴刑峻法透露出階級矛盾與地區衝突之尖銳化，其衍生的社會危機有利於野心家奪權，出現僭主政治，雅典憲法也幾遭僭主顛覆。公元前594年，戰神山議會將權力委託給智者梭倫進行變法。梭倫首先禁止將負債的雅典公民降為奴隸，但為避免太過激進，仍以財產為基礎將公民分為四等，但官職已向中等階層開放，並讓全體公民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但公民大會（Ecclesia）有立法權，並擁有人民法庭（Heliaia）的功能——即全體成員都有權利和義務輪流擔當審判員，乃以後的發展，但基礎卻是梭倫奠下的。傳世史料還說梭倫成立了400人的議政會，作為每日視事的行政機構，成員只限於最高收入的兩個上層，以資產代替出身來決定參政權。梭倫成為古代希臘的「七賢」之一。

梭倫的親戚庇西特拉圖於公元前546年左右利用隨扈奪權，成為雅典的僭主，於公元前 546—前527/528年間掌政。庇西特拉圖作為違憲的獨裁者，其掌權曾三起三落。在其統治期間，庇西特拉圖貫徹執行梭倫立法，還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者和小農的政策和措施，氏族貴族的權力受到進一步的削弱，雅典變得更加繁榮強盛。他重視雅典文化事業，創辦泛雅典娜節，整理《荷馬史詩》。其子希庇亞斯卻未能繼續其父的良政，在公元前510年被推翻。

推翻雅典僭主政權的是克里斯提尼等人。克里斯提尼被史書稱作「雅典民主之父」，但從僭主政治至民主政治並不順利。參與推翻希庇亞斯的伊薩哥拉斯出任了執政官，引斯巴達為外援，試圖復辟貴族統治，解散400人議政會，但終被驅逐。和他一般出身貴族的克里斯提尼則順應大勢，在公元前508或前507年，於梭倫變法的基礎上往前推進一步。他將雅典的4個血緣氏族打散，改組成按所居地劃分的10個新（人工）氏族，其下再按人口比例劃分「民區」（deme），只有「民區」的成員才是公民。公民配備身份證（pinakia）：上載己名、父名、民區之名，為任公職時必備。克里斯提尼將梭倫的400人議政會改組成500人的委員會，每個民區提供50員，委員任期限一年，一生不得任兩次以上。500人委員會之上有50名執行委員（prytaneis），每月（36日）改選一次。政府機構的成員由抽籤而非資產決定。

成形後的雅典民主體制大致如下：公民大會代表雅典全民，下設由抽籤選出的500人委員會，討論公民大會提出的法案並決定是否通過。公民大會直接選出執法與行政官員，包括權柄最大的10位將軍（strategoi），而非經由抽籤。至於人民法庭的運作，則從3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中每年抽籤選出6000位審判員，10個新氏族每族的名額是600，分成10組，餘額當後備；從一組中抽出哪些人判案，乃現場抽籤決定，判案很少超出一天，杜絕了賄賂的可能性。

據說克里斯提尼建立「貝殼放逐法」，亦稱陶片放逐法，首次用於公元前487年：只需有6000以上的公民選中某人，無須罪名，就可以將一名公民放逐10年，此乃提防僭主崛起的措施。薩拉米斯海戰的英雄地米斯托克利有一政敵，乃貴族黨阿里斯提德，即遭此法放逐；傳說他本人被一個不認識他的文盲請求將阿里斯提德之名寫在一陶片上，阿里斯提德好奇地問：「他做錯了事嗎？」文盲回答說：「我從未見過該人，不過他的外號叫作『正義者』，我聽著討厭罷了。」阿里斯提德應他所求，將自己的名字寫了上去。

波希戰爭促進了雅典的民主進程，尤其是第二次波希戰爭，雅典靠海軍獲勝，參加海軍者多為平民，與能自備甲冑和坐騎的有產者分屬不同黨派。鼓吹雅典建立強大海軍的地米斯托克利即成民黨領袖。他於戰勝後被斯巴達人與雅典的貴族黨聯手驅逐。他的民黨繼承人厄菲阿爾特將戰神山議會的權力全部架空了，令其淪為審訊兇殺案的法庭。厄菲阿爾特遇刺後，民黨的領袖伯里克利於公元前451年通過向審判員發薪案，便利貧民履行公民義務，他甚至津貼國家節慶節目的入場券，讓貧民共享，並將充任「執政官」之資格開放給雅典少產與無產的第三、第四等級。「執政官」的選拔在此以前已憑抽籤，但入選的資格很嚴，候選者必須證明：雙親皆雅典公民，生理無缺陷，生平無醜聞，尊崇祖宗，從未逃避兵役與賦稅，他的一生在國民眼中變成透明的。

歷史上少有出現雅典這般的直接民權，每位公民非但無須他人代表而直接參加治理國家，並且治國變成履行義務，不會出現現代民主政治底下「政府於我何有哉」的現象。在全體公民參加公民大會，500人委員會與審判員大家有份承擔，而500人委員會中每月輪值的50名執行委員又每日抽出一名主席，全體公民都有出任國家元首一天的機會。

雅典民主的基礎唯其是直接的，必然是狹窄的。雅典民主底下，婦女基本上無參政權，外國人和奴隸更不用說，後者在雅典全盛期常超出半數。人人都輪流任一天國家元首的制度哪容得下移民？伯里克利於公元前451年通過公民必須父母都是公民之法，結果作法自斃，伯里克利的女伴阿斯帕西婭乃古希臘女性青史留名之鳳毛麟角，與他智力上相匹配，但她是米利都人，雅典黃金時代民主領袖的子女遂無法得到公民權。

雅典民主有淪為暴民政治的傾向，尤其在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過去以後，雅典暴民政治的最大污點是判處蘇格拉底死刑。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的學術思想中，暴民心理學式微，代之而興的是理性的群眾以及「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的思想，因此又出現修正主義的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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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Photograph by Maro Kouri/IML Image Group/http://DR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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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隆基 」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在台灣受大學教育，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赴美國深造，於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期間並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

《新世界史·第1卷》

孫隆基十餘年心血 解史學界沉痾

超越「盲人摸象」的全球化史觀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在其多年教授「世界通史」課程講義的基礎上，綜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寫成的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全新世界通史。作者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觀念和方法重構世界通史，旨在改變華語世界此領域研究的落後狀況，為華語世界提供更適合閱讀、理解和傳播的世界史讀本，更新國人對世界歷史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