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私通

危險的私通：反思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

《婦女研究論叢》2013年第三期　　作者：蘇紅軍

　　作者簡介：蘇紅軍（1948-），女，退休前曾任美國愛荷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北慈大學外文系客座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女權主義理論、中國女性主義理論和中國女性文學和文論。

摘要：

　　新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女權主義對近半個世紀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引領的美國和世界的主流女權主義運動進行了多層面的反思。本文主要介紹西方國家， 特別是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女權主義學者，從第二波女權主義與同期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的視角來考察其1970年以來在美國國內和世界範圍的運動實踐中在主要鬥爭目標、策略和組織形式等層面的誤區，論證其被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操控，成為其對全球進行經濟重組和美國的全球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成因。

　　今年是1963年貝蒂·弗瑞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一書的出版五十周年紀念。 這部著作標誌了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的興起。 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在1960年代以後，在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和個人生活等層面進行了「女權主義的干預」, 把女權主義的思想深入到美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極大地改善了婦女的生活狀況， 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第二波女權主義還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各國的婦女運動和女權主義的發展。 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大會宣告的「婦女的權利是人權」凸顯了這一時期世界婦女和女權主義受第二波女權主義的激勵在全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 新世紀以來， 不少美國女權主義發現， 在第二波女權主義進入不惑之年以後， 女權主義運動式微。美國著名婦女運動史學學者芭芭拉·艾普斯坦（Barbara Epstein） 指出， 迄今為止，美國社會的各行各業並沒有接受男女平等這一女權主義的核心目標。 相反， 群眾性的婦女運動不存在了。 [1]近幾年來， 具有相互質疑和不斷反思傳統的美國和世界各國的女權主義對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理論和運動近半個世紀的變遷進行了多層面的反思。反思的一個亮點是審視第二波女權主義與同期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這個視角給有關的學術界和行動界一種耳目一新，豁然開朗的感覺，本文向中國研究女性主義以及婦女與發展理論的學術界和行動界介紹這個視角的宏觀的理論框架、重要的論斷和關注的主要議題、。

一、 反思的出發點

　　用這個視角進行反思的主要是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女權主義學者和其他學者。反思的重點是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女權主義運動和世界的婦女運動。 對第二波女權主義的反思的出發點主要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意識到1970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對全球經濟制度的重組對世界婦女生活狀況和認知的深刻影響。 這些學者認為，當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可以追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1970年代期間美國在經濟上有史以來持續最長的繁榮。這個時期也常被稱為美國經濟的「黃金時期」。 但是到了1970年代， 美國在國際上面臨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甦；在國內面臨黑人的民權運動、 婦女運動和青年學生的反越戰運動的興起。 加上越戰的長期消耗， 美國經濟發展逐漸停滯， 利潤下降。在這個背景下， 美國迫切需要在國內和國外進行經濟重組。 在政府重要的經濟決策上， 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逐漸取代了主導美國戰後「黃金時期」的凱恩斯的經濟學說。 由芝加哥大學的弗萊瑞奇·海克（Friedrich von Hayek） 和 米爾頓· 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等創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減少政府的干預作用， 讓私人經濟無束縛地發展。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主要代表是1979-1990年英國的撒切爾政府、1981-1989年美國的里根政府以及2001-2009年的布希政府。 這些政府質疑許多政府的社會福利項目和進步的稅收制度的合理性，提倡將很多公共設施私有化，並且取消或放鬆政府對私有企業的管理， 比如在環保、銀行、公共事業和媒體等領域的法規管理。

　　由新自由主義理論引領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角是各國政府領導人、跨國公司的總裁、主要銀行的高管和投資商、世界金融組織的負責人、以及為跨國公司服務的各國主流的媒體。 全球化的過程可總結為削弱發展中國家對關稅和資本的流動的控制，讓國際資本將其市場的觸角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特別是1970年代後極力把剛從殖民主義獨立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體制之中。 這個重組的最大的收益者是美國。 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政策上， 美國繼承了老殖民主義對這些國家殘酷的經濟重組，並千方百計地阻止這些國家走上經濟自立的道路。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兩個主要特點是服務行業的增長和金融業的發展。投資商不僅通過把製造業遷移到廉價勞動力充足的地區以獲得最高的利潤， 而且更加重視通過金融業來獲取利潤。 1970年代以來， 美國經濟經歷了金融化的改革。這個改革包括貨幣管理、安全管理、企業結構重組、資產保障和金融衍生品等。據統計，1960年代銀行佔美國的GDP 的1% ，而1980年 佔20%。 [2]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一個從工業資本主義轉變成金融資本主義的過程。

　　與1970年代以前的資本主義相比， 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更具有不斷的變化，不斷創新和海納百川的能力。羅克·博坦斯基（Luc Baltaniski）和夏娃·希亞佩洛（Eve Chiapello）在《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中指出，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是一種精幹的資本主義。經營的特點是「網路」式， 採用靈活的勞動機制、多元的合同制、團隊精神、多重任務和多種技能、以及扁平的管理等。目的是為了極大限度地增加利潤和積累資本。 這種資本主義崇尚創造性、動態的身份和自我發展。 比爾·蓋茨是新自由主義新精神的化身。博坦斯基和希亞佩洛特多次強調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特別善於發現和利用對其的抵制和批判中能為己有用的成分， 用創新的方式躲避矛盾和困難，消解對其有顛覆性的潛在挑戰。[3]美國左派政治學學者南希·弗里澤（Nancy Fraser）把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這個特質稱為「歷史的狡計。」 [4]

　　近四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人類生活狀況空前未有的惡化。據統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從1960-1980年代的5.5% 降低到1980-2000年代的2.6%。 全球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指數也同期下降， 包括嬰兒死亡率、就學率和壽命等。全球化最突出的惡果是貧富差別擴大，社會更加不公正。 佔世界1%的人口獲得全世界57% 的收入。[5] 這期間還見證了全球性的貧困化。

　　不少女權主義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是個「社會性別化的過程。」 [6]這是因為，全球化主要是通過更加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婦女來實現的。因此，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的惡果是婦女普遍的貧困化。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婦女運動史學者海斯特·艾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認為，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讓美國和世界各國的勞動婦女， 特別是有色人種婦女， 變成了新一代的無產階級。雖然，對資本來說， 所有的人，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年輕的還是老年的，都是勞動力和商品，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學者特里薩·埃伯特（Teresa Ebert） 看來， 全球化的這種表徵證明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度結成了新的聯姻，合為一體， 應稱為父權制的資本主義。 [7]

　　對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的反思的第二個出發點出於女權主義的初衷，即建立一個為所有的婦女和為全人類的公正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主義界定的人類的全方位的「解放」(emancipation)再一次出現在女權主義的最高訴求的話語中。 不少學者認為， 女權主義的這個初衷在具有極端暴力性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制度中是無法實現的， 她們堅信想像和實現比現存的全球資本主義更公正和平等的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 但是以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為首的世界主流的女權主義對過去近半個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認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認識盲點。 大多認為全球化不可避免， 女權主義沒有更好的替代機制， 只能與其妥協。不少人還覺得雖然全球化對婦女造成一些惡果， 但是有些層面還是有可能成為改善婦女狀況的機遇的。在大量有關全球化的研究中， 包括女權主義的研究中， 為數極少的關注婦女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起的核心作用。 這些都引發了對女權主義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一系列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批判性的反思。

　　在這些反思中，不少女權主義學者注意到，第二波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同時興起這個巧合。有些女權主義學者認為， 這一時期第二波女權主義引領的美國國內和世界範圍的女權主義運動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需求有重要的趨同性。艾森斯坦進一步認為， 這一時期全球資本有選擇地鑄造了美國主流的女權主義，導致其重要的鬥爭目標和策略有助於全球資本及其政治勢力對全球的統治， 並為1970年以來美國及全世界的日益加劇的不公正提供合法性。

二、 對美國國內女權主義運動的反思

　　同意艾森斯坦的這一論點的女權主義學者從各個層面質疑以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為首的世界主流女權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論證其被當代全球資本操控的成因。鑒於篇幅關係， 本文重點介紹兩個重要層面的反思， 一是對美國國內的女權主義運動的反思， 二是對南半球婦女發展實踐的重新評價。首先在美國國內的婦女運動的層面， 主要表現在婦女就業、鬥爭策略、身份政治和女權主義組織四個主要議題上。 在婦女就業層面，以艾森斯坦在這方面的討論為例。她認為，貝蒂·弗瑞丹的《女性的奧秘》一書彰顯了第二波女權主義的一個核心訴求， 即中產階級婦女改革家庭和婚姻， 爭取政治參與和經濟獨立的訴求。這一時期第二波女權主義實現男女平等的重點是婦女全面進入公共領域， 在各行各業就業。這一重點正逢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對美國國內的經濟結構進行重組時需要大量婦女外出就業。這主要是因為與1970年代之前僱傭男性工人為主的凱恩斯模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同， 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調整勞動力結構，其中一個重要策略是在各行各業僱傭女性勞動力， 特別是在服務業和製造業。這不僅是因為婦女的勞動力比男性便宜， 而且是因為大多婦女不組織起來，或參加工會， 並且願意接受臨時的、沒有福利的工作。這個策略造成美國勞動力的女性化。據統計， 1950年美國三分之一的婦女外出就業， 而2004年60%的婦女外出就業。[8] 美國的勞動婦女外出就業的後果是中產階級貧困化， 她們的大多數加入了貧困的大軍， 特別是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現在36%的以女性為戶主、有兩個未成年的兒童的家庭處於貧困線以下。[9]

　　與此同時， 一些企業為了增強競爭力，精心做出決策，向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打開就業的大門。高科技、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也擴大了婦女在這些領域的就業。 因此這些領域的發展也被認為是一個女性化的過程。 比如讓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進入高管、律師、醫生等過去傳統的男性行業和新興的高科技行業。就藥劑師行業而言， 1950-1960年間， 婦女在這個行業只佔8%， 而到了1980年代， 婦女佔32%。 [10] 特別是在美國的管理高層和工資優厚的專業行業里婦女大量就業對這些企業有利。比如2004年世界企業500強中女性高管職務比例高的企業比那些男性比例高的企業獲得高於35% 的盈利。[11]

　　在談到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建構的新就業結構既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專業人員又需要廉價婦女勞動力時，弗里澤引用《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中對靈活的、不斷變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描述。 她強調，當代全球資本主義一個新的特點， 即在重要的歷史時刻， 具有消解對其的批評之後用之來豐富自己的能力。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往往被掉過頭了來重新認指， 為資本的進一步積累服務。她認為， 在婦女就業的問題上， 第二波女權主義認為，婦女就業不僅能增加經濟收入，提高她們做人的尊嚴，而且能促使她們進一步從傳統的性別建構中解放出來。但是這種美好的期冀被這種狡黠的資本主義新精神迂迴地用來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面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對婦女就業的新的需求， 這一時期主流的女權主義運動還在鬥爭策略層面迎合了資本的需求。 1970年代以來， 主流的女權主義放棄了1960年代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的組織起來， 參加工會，集體奮爭的傳統， 轉而通過干預政府的立法，實現婦女就業方面的公正的鬥爭策略。 尤其參與在男女同工同酬、禁止工作場合中的性騷擾、培訓和晉陞的機會、通過肯定行動加入傳統的男性行業、以及工作場合的平等權利等方面的立法。換句話說，主流女權主義把婦女博弈的空間放在法庭上和政府的立法機構里， 而不是在工會的大廳里或與資方的談判桌上。 同時， 主流女權主義還參與了一些削弱保護工人集體利益的法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弱化了1935年保護工會的《勞工法》。 女權主義的這些目標和策略重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更多的婦女就業，相對地改變了婦女的工作環境，但是很多勞動婦女認為這種從上而下， 以個人代替集體抗爭的策略無視大多數婦女從事低收入的工作的現實。 這些目標和策略不僅迎合了資本的利益， 而且加劇了貧困的勞動婦女與主流女權主義之間的分化。

　　艾森斯坦認為， 主流的女權主義1970年代以來鼓勵婦女就業的策略和重點，並沒有使其成為削弱僱主的權力的一種抗衡勢力， 反而為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廉價勞動力。 在這個意義上， 主流的女權主義運動與企業、代表大企業利益的政府進行了理想的聯姻。 著名美國民權和婦女行動者希瑟·布斯（Heather Booth） 總結道， 女權主義運動在總體上犯的錯誤是，「我們把目標放在高層」 而不是放在最貧困的婦女所在的低層。 [12]

　　艾森斯坦進一步指出， 由主流的女權主義引領的這場對美國社會具有深刻影響的婦女就業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事業有成的婦女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為受惠的主要是中產階級婦女。 這些中產階級婦女走進就業市場， 旨在在父權和資本主義制度內分得一塊蛋糕。從當時的經濟轉型的背景看，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是歡迎這些婦女的參與的。因此， 第二波女權主義幾乎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期起步不是偶然的。第二波女權主義的興盛是由資本主義對婦女勞力的需求來支撐的。

　　反思的第三個主要議題是這一時期第二波女權主義追求性別公正的重心的轉變。 弗里澤的論點凸顯了這方面的質疑。 她把第二波女權主義追求性別公正的訴求總結為經濟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認和政治上的代表性三個主要層面， 指出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興起， 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文化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這一時期女權主義追求社會公正越來越偏重文化上的承認， 特別是強調身份政治和差異的話語。當然，強調這個層面有利於矯正女權主義過去單一注重經濟層面的公正， 有利於建構容納多層面的新的訴求框架。 但是， 這個轉嚮導致第二波女權主義成為身份政治話語的一股社會勢力， 造成女權主義過分注重文化層面的批評， 忽視對政治經濟層面的不公正的批判。艾普斯坦也注意到， 1980年代美國女權主義經歷了從1960-70年代以激進派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為主導轉變由文化女權主義引領的變化。 她指出，文化女權主義的訴求並不是致力於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 而專註於在現存的文化體制內部創造女權主義的亞文化。另外，弗里澤認為這一轉向的時間很可疑， 即發生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四十年多來造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的貧富差別和社會的不平等之時， 發生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最需要壓抑社會平等的記憶之時。這種對文化上的承認絕對化的傾向不僅揚棄了第二波女權主義原先含有的經濟上的再分配的訴求， 而且放棄了女權主義原有的對資本主義的整合性的批評。因此，弗里澤把第二波女權主義轉向文化上的承認，特別是身份政治的話語，稱為其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危險的私通」。[13]

　　同時， 另一些學者質疑文化批評和身份政治的非政治化的傾向。 她們指出， 女性身份的文化層面與其政治、經濟層面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過分強調文化層面的身份政治的話語， 目的不是旨在改變現存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而是為了保障個人在其中的利益。 換句話說， 身份政治不質疑、改變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大蛋糕本身， 目的是為了分得多一點。在政治上，英國反種族主義學者凱南·麥里柯（Kenan Malik）認為，身份政治的非政治化的傾向的危險在於其轉移了弱勢群體對政治層面的壓迫的注意力。 [14]在文化上，身份政治話語把身份差異局限在消費文化和生活方式層面， 無視身份政治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分割性的表現形式， 身份的商業化是資本的全球化的結果。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卡羅爾·斯塔布爾（Carol Stabile） 指出資本主義不斷變化的結構、資本流動的日益擴大和加速、以及消費社會的發展都加深了人的身份的不確定性和碎化。 因此她認為，身份政治的話語對資本主義不造成什麼威脅。以消費作為女性反抗壓迫的「策略」很可能最終成為其壓迫女性的「表徵」。[15]

　　對第二波女權主義反思的最後一個層面是對女權主義組織的反思。 縱觀美國的女權主義組織的發展，艾普斯坦著重探討兩個佔主導地位的組織形式，一是主要的全國性的女權主義組織， 比如婦女全國組織（NOW）和致力於環境保護、醫療衛生、社會公正等方面的全國性婦女組織。 她認為， 這類全國性的組織，採取小心謹慎的態度， 主要的鬥爭策略是通過政府和立法干預來改善婦女的狀況。但是這些組織缺乏把婦女的從屬地位放在質疑整個社會制度的視角。 在組織上，這些組織的成員和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中上層的中產階級婦女。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是帶薪的， 日趨職業化。 另一方面，這些組織與主流的非贏利的社會組織一樣， 日益體制化。 因此，美國公眾對這類女權主義組織的印象是一種中產階級婦女的官僚機構。另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婦女組織形式是學術界和大專院校的婦女和社會學性別學科的女權主義學者。她回顧1970-1980年代女權主義學者進入高等院校，建構女權主義理論的過程，注意到三十多年來， 雖然美國大多數高等院校都建立了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學科， 女權主義理論也基本被主流學術界接受，但是沒有跡象表明女權主義的性別平等的思想明顯地改變了高等院校的權力結構和文化氛圍。 她認為這與女權主義學者本身的兩個方面的問題有關。首先，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進入高等院校後，致力於在現存的教育制度內，通過發表論文提高個人的學術地位、名譽、和權力。她們大多在政治上迷失了女權主義的目標和價值觀念。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不少人女權主義學者表現得非常冷酷和自私， 放棄了當初追求的婦女之間的平等、民主和相互尊重的女權主義傳統， 在女權主義學術界也逐漸地形成了森嚴的等級制。個人的訴求高於一切的價值觀還使許多女權主義學者喪失了對自身的中產階級地位的局限性的認識。因此，她認為，女權主義學者非但沒有能夠改造高等教育制度， 反而被其馴服了。由於大多數女權主義學者這些方面的價值觀念和奮爭目標的改變， 在實踐上導致了女權主義運動的視角和奮爭目標日漸狹隘。這些女權主義者越來越喪失了對廣大婦女生活狀況的關注，脫離了基層的女權主義群眾運動，在社會上相當孤立。

　　女權主義學者自身的另一個問題是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的關係。在美國的高等院校就職、升遷、發表論文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獲取科研的資金。艾普斯坦認為，不少女權主義學者在進入高等院校後，不僅不質疑這些科研資金與資本的關係，反而迎合高等院校日益瀰漫的市場價值。 更重要的是， 對資本利用她們來影響政府的決策，進行全球擴張缺乏應有的認識。英國國際關係學者彼得·沃特曼（Peter Waterman）特別提到， 1990年代末期美國女權主義學界提出的「婦女學全球化」的舉措是由福特基金會這類資金雄厚的美國資本資助的。 歷史證明， 這類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對外政策和資本的全球利益有密切的聯繫。 這個「婦女學全球化」 項目旨在全世界推行建立在美國主流價值觀的基礎上的女權主義理論和學科建制。波蘭女權主義學者伊娃·查克維克斯（Ewa Charkiewicz）把這種資本的影響稱為「無形地隱藏在」 國際女權主義內部的推手。[16] 主流女權主義與資本的呼應的另一個重要的表徵是專註於社會性別視角，專註於對父權制的批評的傾向，揚棄了第一波女權主義質疑資本主義制度的傳統和階級的視角。埃伯特指出，從長遠的角度看， 這種把父權制孤立於其他壓迫制度的傾向的本質是與父權制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勢力同流合污，而這些勢力正是革命性的女權主義要爭取推翻的。

三、 對南半球婦女發展實踐的反思

　　1995年聯合國北京婦女大會前後，世界各地婦女運動空前活躍， 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長足。 近年來， 不少女權主義學者對這場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 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婦女的經濟發展的實踐，及其相關的主要的理論框架也進行了多層面的反思。 反思的第一個重要層面是重新審視世界主流女權主義學界對「全球化」和「發展」的界定。 不少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世界主流女權主義對「全球化」的界定缺乏質疑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視角。 縱觀1999年以來重要的有關全球化和婦女與發展的關係的研究後，沃特曼發現，主流女權主義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種溫和、仁慈的新型的凱恩斯主義的新世界。 在大多數這類的研究中根本不出現「資本主義」 一詞，主要的視角是社會性別的視角。 他和艾森斯坦等人認為，全球化的本質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全球化是帝國主義的終極階段。這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從1970年代以來不僅重組了美國的經濟而且重組了世界的經濟，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 因此，「發展」 這個概念是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語境中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貧富差別。 因此，不少學者認為，主流女權主義關於「全球化」和「發展」的理論隸屬北半球、霸權和殖民的話語。在這個話語中，女權主義理論原來含有的激進的鋒芒被磨滅了， 成為改良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不利於全球婦女建構有實際意義的解放話語， 導致1980-1990年代世界範圍內婦女運動蛻變成由中產階級女權主義和學術精英引領的政治上制度化的女權主義運動。 沃特曼用美國著名非裔女權主義行動者和作家奧德麗·羅德（André Lorde） 1984年的一句名言點明了主流女權主義的「全球化」和「發展」理論的要害： 「用主人的工具永遠不能拆除主人的房子」。[17]

　　反思的第二個層面是關於由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引領的世界主流的婦女的發展實踐與19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調整全球的經濟結構的關係。不少反種族主義， 反殖民主義的女權主義學者認為， 世界主流的女權主義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了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推行對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 的政策。這個層面與「政府領導的發展」 和「結構性調整項目」 這兩個重要概念及其相關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政府領導的發展」 指的是一個國家從以農業為主要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主要經濟的現代化的過程應該是以獨立的主權為基礎，由這個國家的政府領導的。 其經濟發展應以這個國家的利益為核心， 而不是由私人資本決定的發展。在1970年以來全球資本重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 打壓當代政府領導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結構性調整項目」 起了關鍵的作用。 這類項目起源於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危機。 主要放貸機構大多隸屬於發達國家的資本，特別是美國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在貸款給發展中國家時， 強迫這些國家接受其「結構性調整」的項目。這些項目以貸款為條件， 要求借債的發展中國家有選擇性地進行經濟發展， 將國有資產私有化， 放棄對貨幣的控制， 減少或廢除政府對本土企業的補貼， 向世界開放市場。 在有些情況下， 世界銀行等組織甚至派官員進入當地政府， 監督這些國家的醫療保健、教育、工業、農業、交通和環保等政府部門的工作。據統計， 在1980年至2006年間，「結構性調整項目」在全球145個發展中國家中實施過。國際貨幣組織向發展中國家貸款總額為2.6 萬億美元， 收回7.7萬億美元。 [18] 因此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認為， 「結構性調整項目」在本質上是18-19世紀殖民主義時期殖民貿易和經濟模式的繼續。 這些結構性調整項目造成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比殖民主義時期更不獨立， 經濟結構更加畸形。

　　這一時期，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幫助了資本對南半球的經濟重組。以有關小額貸款和非政府組織的討論為例。 首先， 不少學者指出，在對待小額貸款的態度上，主流女權主義提倡以個人為中心的婦女經濟發展模式，用以取代南半球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領導的經濟發展道路。小額貸款被普遍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婦女脫貧的一個重要實踐， 特別是在農村的經濟發展中。艾森斯坦指出，小額貸款的確改善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婦女的經濟狀況， 但是決不能把小額貸款看成是解決南半球的貧困， 特別是勞動婦女的貧困， 的良方。原因有四。 首先，小額貸款出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中。 全球資本通過各種「結構調整項目」削弱了當地「政府領導的發展」， 導致大規模的失業， 加劇了貧困。雖然小額貸款能幫助一些婦女脫貧， 但是無法解決大多數的婦女的貧困狀況。 鑒於男性失業增加， 很多勞動婦女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因此，小額貸款實際上是把脫貧的重擔轉移到婦女的肩上。 第二、單靠小額貸款無法解決全球化造成的貧困。小額貸款的創始人尤努斯本人也認為小額貸款不乏為一種脫貧的策略，但絕不是從根本上解決世界貧困的靈丹妙藥。 [19] 第三、小額貸款是一種依靠個人的努力來脫貧的策略。世界主流的金融和發展組織提倡小額貸款， 是因為小額貸款不質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框架， 以及因之導致的土地權的被剝奪、 基礎公共設施的私有化、教育和醫療衛生設施的壓縮等。 第四、具有創新能力和勇氣的婦女畢竟是少數。 小額貸款的利息高， 缺乏應有的破產法的保護， 所以經濟風險很大。

　　弗里澤認為，應該把小額貸款放在這一時期主流女權主義積极參与的「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等機制來賦權婦女， 改善底層婦女的生活狀況的背景來分析。 這些機制都是「結構性調整項目」的產物。與小額貸款有關的是對「非政府組織「（NGO）的分析。非政府組織之所以在1970年代末期後發展特別快是因為當時聯合國決定用非政府組織來實施一些項目。雖然許多婦女的非政府組織在改善婦女的生活狀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艾森斯坦和弗里澤等人認為， 非政府組織出現的背景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和國際貸款機構默認了1960-1970年代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終結。由於結構性調整項目的影響， 這些國家經濟發生困難， 政府被迫消減社會福利開支。弗里澤指出， 小額貸款反映了女權主義非政府組織的一個困境， 即雖然非政府組織的初衷是反對至上而下的官僚機制的扶貧， 旨在賦權婦女自下而上的參與，通過個人自助和社區互助來脫貧， 但是， 女權主義非政組織在小額貸款中發揮的作用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巧合， 即小額貸款方興未艾之時正是當代發展中國家政府放棄通過宏觀機制進行的脫貧努力之時， 而這種國家層面的脫貧政策和措施是小規模貸款不能取代的。 因此她認為，雖然小額貸款這類非政府組織在實踐中局部取代了這些政府向貧困群體提供社會福利和救濟的功能， 最終還是被新自由主義用來恢復父權的官僚機制， 維護市場化的合法性、鞏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當地政府的權力。

　　對非政府組織的質疑的另一個層面是非政府組織與群眾性的婦女革命運動的關係。 不少學者注意到19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傳統的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其他壓迫制度的群眾性的婦女運動式微。 婦女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參與大多通過建立非政府組織來實現。 與過去的婦女群眾組織相比， 非政府組織的優勢是提供技術、思想和交流的專業服務。 據統計， 1990年代中期， 美國政府把所有的外援都發給了世界各國的非政府組織。2010年全世界的非政府組織僱員總數約九百萬， 持有資金1.1 萬億美金， 是當年加拿大政府總開支的四倍。 近年海地的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的收入是當地政府官員的三倍。 [20]

　　與社會各個層面的群眾運動， 比如街道、社區、工會、網路和群眾文化等層面的群眾運動相比，不少學者非常擔憂地看到， 很多婦女的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形式是西方的模式， 其重心在參與國際和國內政策決策層面， 活動的場所集中在聯合國、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度內。比如沃特曼和美國女權主義學者卡羅爾·巴頓（Carol Barton）等人指出， 非政府組織通過小額貸款之類的形式以在非正式的經濟領域中創業來安撫當地的社會群體，導致非政府組織替代了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性的群眾運動， 造成婦女運動的主流被「非政府組織化」了。 [21] 由於不少婦女的非政府組織抗爭的的方式從「抗議」轉向「建議」， 這些非政府組織非但沒有成為政治反抗的中心， 反而變成了發展中國家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有些非政府組織還蛻變成了官僚化的福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化」的問題在拉丁美洲尤為突出， 被認為是當地群眾性的婦女運動面臨的一大重要挑戰。 艾森斯坦注意到，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利用女權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來實施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和項目的目的是把貧困婦女融入到市場經濟中， 並逐步把一些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框架的女權主義組織邊緣化。墨西哥女權主義學者和行動者西爾維婭·馬科斯（Sylvia Marcos） 深受其害， 「我一開始是個很激進的行動者。 我們後來卻變成了很出色的帝國主義女權主義的工具。」 [22]

　　不少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的這些誤區的一個主要淵源是其大多是由北半球的富裕的發達國家的慈善機構資助的。沃特曼注意到， 在不少拉丁美洲國家， 外國資助甚至成為當地婦女運動的先決條件。因此，非政府組織致力的一些社會項目不可避免地受制於這些慈善機構自身的動機及其對南半球的政治和經濟的政策。但是非政府組織與外國資本的關係卻是主流女權主義一直迴避的。 主流女權主義從不提「錢」的這個概念， 從未將其理論化， 而且很少設計對其的策略。 但是錢是資本主義最抽象而又最具體的表現形式。 女權主義非政府組織每天乾的就是搞錢和向基層婦女組織發錢。在公開場合討論錢， 很多非政府的婦女組織覺得很難啟口， 覺得太物質主義了。 但是，這種迴避無法掩飾非政府組織的興起和運作與全球資本密切的關係。沃特曼把這些女權主義組織稱為「外國資助的女權主義。」[23] 他認為， 非政府組織在經濟層面上的這個軟肋削弱了女權主義運動的革命鋒芒， 使女權主義不再是全球群眾革命運動的先鋒， 並且分化了南半球群眾性的婦女運動。

　　對美國國內主流女權主義運動和南半球經濟發展中婦女實踐這些層面的反思使不少學者探尋女權主義與新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私通」的根源。艾森斯坦認為， 在美國對全世界霸權的擴張中， 要拆解傳統的社會凝聚力， 女權主義就是一種強有力的溶解液。女權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作用與18-19世紀基督教對殖民主義的作用一樣。女權主義之所以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女權主義是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最重要的表述。 女權主義致力維護婦女的經濟權、政治權、民權和人權都基於抽象的個人權利的前提，個人權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價值和先決條件。 因此，在本質上， 女權主義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美國主流女權主義引領的南半球及其全世界的婦女運動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性， 幫助了跨國公司滲透到世界不發達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主流女權主義與美國帝國稱霸世界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 女權主義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尤其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四、「登山始覺天高廣， 到海方知浪渺茫」：四點重要的啟示 [24]

　　上述對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的反思給中國的婦女理論研究四個重要的啟示。

　　 一、 這些反思彰顯了美國女權主義的一個非常可貴的傳統：相互質疑、不斷反思的精神。這個傳統給女權主義思想和運動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活力，雖然不斷反思是需要直視真理的勇氣的。艾普斯坦提到反思的艱巨性， 一是面臨外部極端和保守勢力對女權主義的攻擊， 二是內部對自身的質疑會消解女權主義凝聚力， 導致內部的暫時的動蕩的顧慮。中國的女性主義迄今已發展了二十多年了。 西方女權主義理論是新時期中國女性主義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那麼中國的女性主義是否也應該珍視這個可貴的傳統，繼而進行認真的反思， 特別是對在建構本土的女性主義的過程中，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一些主要選擇、汲取進行反思呢？

　　二、 這類反思強調審視的視角和宏觀的理論框架的重要性，特別是整合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以及意識形態和話語等層面的宏觀理論框架， 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仍然是認識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當代婦女的狀況和認知的利器。和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同期興起一樣， 社會性別的概念在中國的普及和中國女性主義、婦女與發展理論的興起也與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和文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接軌同期。這是不是偶然的？說明了什麼問題？比如， 中國的女性主義和婦女與發展學術界的一些重要學者把1990年代稱為中國女性主義的「輝煌的十年」。 [25] 但是就在這個十年里，城市中成千上萬的國營企業中的女工下崗， 農村中成千上萬的女農民進城進入「世界加工廠」。這些勞動婦女從改革開放前的「半邊天」變成了既出賣廉價勞動力又出賣身體的新一代無產階級。1990年代以來，各個階層的婦女在家庭、工作和社會場合遭受性騷擾、性侵犯，甚至性暴力的程度逐步達到了前所未有、令人髮指的程度。 女性主義的理論界和勞動婦女的生活現實之間呈現的這樣巨大的差異是否應該從這個重要的視角和宏觀理論來進行反思呢？

　　三、 這些反思凸顯了女權主義進行反思的出發點的重要性， 即強調女權主義的初衷是為所有的婦女的解放和全人類的社會公正， 堅信建構一個比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更美好的世界的可能性。 筆者注意到在中國的女性主義的建構和發展過程中， 非常強調本土性。 「解放」的含義是注重個性自由的解放(liberty) 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全方位的解放（emancipation）。 中國的女權主義要繼續發展， 是否也應重訪女性主義的初衷這一核心議題， 以此來梳理二十多年來女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呢？

　　最後， 不少馬克思主義、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女權主義學者重提社會主義的重要性， 指出在迄今人類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制度中，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女權主義解放所有婦女和全人類的初衷。但是，筆者認為在設想女權主義的理想世界時，這些學者的想像力遠不如她們對資本主義制度和主流女權主義的批評力度。這也許與這些學者沒有親身經歷過社會主義實踐有關。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曾經實踐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之一。在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婦女的解放程度和自覺意識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 那一時期的中國婦女解放的思想和實踐對當時的世界婦女運動有很大的推動，至今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 1954年通過的新中國《憲法》就包括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這一法律頒發之後很快在各行各業普遍實施。 而西方發達國家直到70年代以後才陸續頒布類似的法律。 雖然美國在1963年也通過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 但是由於其法律體制和私有經濟的制約， 半個世紀以來在實施上始終困難重重。 2009年美國全職女性員工的平均收入低於同等工作的男性員工的收入的20%左右。 [26] 面臨全球資本日益腐敗殘酷， 大多數婦女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 中國的女性主義是否應該重新評價這一重要的歷史遺產， 以此為借鑒，建構讓所有婦女， 特別是廣大受全球資本剝削壓迫的勞動婦女， 獲得徹底解放的婦女理論， 為世界婦女運動作出新的貢獻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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