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國思想家勒南（一）

譯者注的話：法國思想家勒南和伊斯蘭思想家阿富汗尼在1883年的書面交流，一直被後人提及。《東方學》一書在1978年出版後，這場百年前的討論更是被薩義德放置在對以法國東方學為首的西方東方主義批判中。然而，東方學不囿於「阿拉伯研究」，且法語學界的阿拉伯研究也無力冠絕西方。再者，鍾情於阿多諾、勛伯格的薩義德似乎沒有留意過德語學界的東方學積累。

事實上，德語學界有著異於英法學界的東方問題意識。假如十九世紀有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等迭起的思想高峰，那麼德語東方學界同樣有著傲視歐陸的學術井噴，並一直延續到今天像印度學、伊朗學的優勢中。忽視德語學界已經取得的成就，會讓我們對西方東方學的了解打折扣，甚至少了一扇觀察東方的關鍵窗口。

在這裡，譯者選取匈牙利猶太人戈德齊赫（Ignaz Goldziher）1893年在匈牙利科學院圍繞勒南的長篇紀念演講，希望讀者透過戈氏對勒南（1892年逝世）的蓋棺論定，窺見歐陸東方學發展的一些脈絡。戈氏是德語近東研究中的思想史大師，部分一百年前的思想觸覺，直到今天依然引導著學界。戈氏演講原文為匈牙利語，後於2000年被翻譯為德語出版。本譯文《論勒南（一）》依據德語譯本（Ignaz Goldziher, Renan als Orientalist : Gedenkrede am 27. November 1893, Péter Zalán (übersetzer), Spur Verlag, 2000, 100 Seiten.）第32-42頁譯出，標題為譯者所加，保留德譯本的分段。

III

這些便是勒南成為一名東方學家前求學階段的故事和受到的影響。

我們來看看：勒南在哪些點上推進了東方學？他對學術研究有過哪些推動和豐富？是什麼讓他成為一名在其時代備受矚目的東方學家？

然而，人們到底該怎麼把握「東方學家」？

首先，這是一名研究者，以人類在東方的精神流變為研究對象。其指導原則、研究目的及與人類精神史大問題的關係，決定著這類研究的相應價值。

頗有些類似於制磚工，既不知建築物的大小，也不懂其構造，只勤勉造磚，用以建房。可他們無疑有著創造事物、運用知識的大任務。東方學家中的一大部分，都便是滿腔熱情的專家。他們在大作里刻畫出細節，贏得聲譽。他們在大部頭中精心勾勒出一個個小點，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另外也有些東方學家，自然不是賣弄學問，也贏得聲譽。他們有意識地梳理文獻寶庫，使公眾有機會一睹為快，進而可以為學術研究提供重要素材。同時，他們也是珍貴文本的編訂者。這些文本，塵封在圖書館裡。而這，便是他們的功績：以過硬的語文功底和批判意識編訂文本。

倘若沒有這些前期工作，人們便無法開展史學研究，無法像今天在東方學領域那樣；沒有這些前期工作，史家便很大程度上要自己從手稿中整理這些材料，而這些手稿則相互分散在那些很遠的圖書館裡，甚至有些還不為人所發現。素材編訂者，便是達致學術研究目標的重要助手。在Max Müller看來，這代表了人們對東方學家的最低限度理解。與僅僅把東方學家視為具備某種實際技能相反，Müller只會把這樣的學者稱為東方學家：他們至少能夠編訂從未出版過的文本，以及能翻譯未曾翻譯過的文本。

戈德齊赫（1850-1921），其與和勒南在巴黎曾有一面之緣

投射到東方學家身上的期望，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大為改變。由於有幸在高等科學院內就Fleischer（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東方學家之一）生平著作發表紀念演說，我引用了哥廷根教授Michaelis在1755年一番很能說明問題的話：『這些學問有個不好的地方，在熱愛精神學問的人眼中，有了這些像機器般傳授東方語言的老師，學問就變得枯燥無味了。』這番話所描述的東方學家今天依然存在，不過大多數東方學家不會再定位自己為制磚工了。

在Max Müller所說的最低限度上，大多數東方學家進一步看到他們學術任務的最高目標：憑藉建立在語文功底上的研究，認識人類精神發展歷程在東方所發揮的影響，或者換一種說法，憑藉對東方文獻的爬梳，填補歷史上的空白，辨清其晦暗不明處，用豐富的東方文獻材料修正片面的觀點，以及把人類東方偉大文化中的歷史和事件放置到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有了這些目標，東方學確實可以在整個語文學和史學體系中佔有為人稱道的地位。倘若這些學科不在高等研究院、大學或科學院下設置，那將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而勒南作為一個東方學家，有著自身對東方學這些最高目標設置的期許。

他獨特的學術旨趣在於——我們大可以從他那本《阿威羅伊和阿威羅伊主義》看出端倪——探究東方和西方文化的關聯和影響。單是勒南學術研究的短篇論文便已體現出，他希望通過其東方學的知識在西方的語文學上有所建樹。在他第一部大部頭著作里，他便試圖以這些知識來了解閃米特語言到底如何影響古希臘語的發音。他那些短篇論文便為後來的大部頭打下基礎。在後面這些大部頭著作中，勒南便把東方學用作文化史中的重要工具。

Max Müller(1823-1900)對印歐語言學、古印度的研究影響深遠，曾獲Volney獎

通過對諸多學術問題的科學和系統準備，勒南在當下的研究現狀中佔有以下這麼一個位置。無需草草回顧其整個體系的學術產出，勒南對許多問題都有著客觀的著述。在這些著述中，東方學和世界歷史交織了在了一起。

無論何種意義，勒南都不是一個前述的制磚工。不過，之前還沒有誰能像勒南一樣，既有著那麼多短篇學術貢獻，而又不至於忽視了學術大問題的解決之道。我們之前已經看到：他是如何重視語文學功底，如何把相關的能力放置到他作為老師和學者的活動焦點中去。

作為老師的勒南，他始終是Le Hirs修道院院長的忠實弟子。對整個學術體系來說，與這個點細節相關的問題便是：他比前人更希望取消以下問題：短篇作品對正確理解和判斷文化史中的宏大現象到底有什麼意義？他的回答是：「沒有哲學和史學，真正的語文學便無從談起。」(Il n』y a pas de philologie véritable sans philosophie et sans histoire.)

從他學術生涯一開始，這副眼光便對勒南的學術研究有著重要意義。經由各學科細緻研究、長年積累的知識，就便是為了從這些細節中理出全貌，從磚頭裡砌出高樓。他的一部早期作品——先於那部論及阿威羅伊的並——那部在1847年獲得法蘭西科學院Volney獎、且在1855年出版的《閃米特語言通史及體系比較》，便秉持了這副眼光。

作為Le Hirs的學生，勒南為語法問題帶來了一股非凡的衝勁，這直到他後來的語文學作品中也能體現出來。由這裡入手，他還對語言起源這樣豐富的哲學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對此對這樣的問題，他也早在一部論及語言哲學問題的專著中觸及到。他對自己研究領域的興趣也透過一種形而上的觀照而生髮出來。年輕時的勒南，已經對閃米特語言的研究空白躍躍欲試。之所以留意到這番空白，是因為他看到印歐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那時，偉大的Franz Bopp還沒完成他的印歐比較語法基礎。

從學術體系角度，像《閃米特語言比較語法》這種標題的著作還沒有人寫過——我們要補充一句，直到今天，類似的著作也還沒出現。有建樹的學術小品就某一閃米特語言有過不少發見（比方說，Heinrich Ewald論及希伯來語語法的作品），而今天的專著也無非是就一些個別問題進行研究。直到五十年代，才有了閃米特語言比較語法的萌芽，而之前人們常把它們與印歐語言混為一談。

Franz Bopp(1791-1867)，其的重要著作《論梵文變位系統與希臘文、拉丁文、波斯文及德文的比較》

Le Hirs的這位弟子，用了他師父那不太出彩的方法，比照著Eugène Burnouf關於印歐語言演變史的講義和自己對填補語文學空白的盼望，於是便有了不尋常的結果。他希望勾勒出閃米特語言的比較語法，希望自己在語言學史上能垂範後人，成為「閃米特語言學的Franz Bopp」，但絕不想著成為一個語法形式的乏味記錄者，因為他想——正如他自己在書中所講——勾勒出：「在何種意義上，閃米特人的語言是其思想的載體。」

隨著勒南對這項工作準備功夫的不斷深入，他也越來越意識到個中的困難和阻礙。我相信，在這些困難和阻礙下，他甚至會覺得勾勒出一個成體系的語言史是件天方夜譚的事情。

就在是那時，閃米特語言的第一批文物出現了，它們無疑構成了文化史、語言史上的起點。對楔形文字這些作為最古老的閃米特語言文物進行破譯，對它們的迷思和模糊之處進行探索，記錄和呈現出閃米特語言從起源到後來衰落的流變史，這對當時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基本的要務。沒有一番對楔形文字中語法和辭彙現象的系統化整理，閃米特語言成體系的歷史便無從談起。很有可能，勒南年輕時的宏願在這種條件下破滅了。

他的那部《閃米特語言比較體系》在其案前無非是一廂情願。這本在封面印有獲Volney獎的大部頭著作中提到的前述學術問題，到今天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其第二卷倒是給出了一個讓人眼前一亮的解決之道。《閃米特語言通史》它創造性地把「系統比較」同時用作導論。許多年過後，哪怕學界有了長足進步，這本書依然葆有其價值。對研究者來說，正如Theodor N?ldeke所言，「不會減損其啟發同行的力量。」

勒南所著《閃米特語言通史及體系比較》

在《閃米特語言通史》里，勒南試圖論述：近東文化中閃米特各語言輪番佔主導地位的歷史脈絡，以及在文獻上佔據的什麼位置。因此我們可以便看到：首先是迦南人及其語言有著巨大的歷史影響，接著從這裡希伯來語便有了其奠定文明世界道德生活的文學。我們看到：這種語言式微後，阿拉米語族如何登上歷史舞台；看到東方的一大片地方如何調和基督教和希臘哲學；看到在中世紀，阿拉伯語如何一家獨大；看到它如何成為宗教的工具；以及在此之外，如何成為一場深遠思想運動的載體。

除了這些世界史的史實，人們還會在那些閃米特語言文物中碰到——這些文物讓人得以窺見更多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內在一面，而且在這些文物與不和宏大敘事有什麼毫無關聯時，還能讓人看到自己——人類歷史事件中的精神命運和道德命運。而且人們也能舉出例證，從某一特定地區或時期出發，填補歷史記載以及文化史。而對這些地區或時期，單憑羅馬和希臘的材料，我們只有一幅知之甚少的圖景。於是，腓尼基人、巴爾米拉人、納巴泰人、希巴人（南阿拉伯人）以及其他閃米特人的書面文物便有了重大意義。

對於這個方面，勒南在他一部大部頭著作里花了整整一章來討論。關於從這些內容衍生出來的歷史記載，碑文也能提供一幅記錄它們發展過程的畫面。在這個歷程中，人類精神最偉大的創造便在閃米特人中誕生了，這馬上把人類文明歸功於「書寫之技」。而且，人們還可以把握：語言學在這些反映著前文字時代的古代文物中所起的用途。

從世界史、語文學和古代文獻學角度看，《閃米特語言通史》給我們提供了諸閃米特語言及千百年間其精神外化到語言中的流變。在這種流變中，這些語言乃是諸多變動著的理念在人類精神中的載體。勒南希望在其突破性的——正如我們已經能看到的，直到今天還沒有被超越、而且和前述相當類似的——研究方向上，給出了一部經得起整個歐洲一流學界考驗的著作。

在該書中，勒南深入談及到了不少有爭議的問題點，試圖有批判地權衡眾說、剪裁理據。而且，他決不會忽略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會把它們考慮進來。因此，《閃米特語言通史》從在最完整的意義上來看，同時也是一部閃米特語言學大百科！不光學者，而且連受過教育的讀者也能在有關閃米特人文化問題方面，從這本形式和內容均有突破的著作中了解到最基本的知識。這部旨在涉獵到所有閃米特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便是透過其上述史學和語言學的問題啟發了幾乎所有學人，為學界指明了新的方向。

特別要提到的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一系列的普遍問題，讓這部提綱挈領的著作在精神史方面為後人銘記。不過，勒南書中的一部分卻在一番深入的檢視下露出毛病。這番檢視，牽扯到了下述這些問題。在細察某一閃米特人的精神生活前，勒南便認定：有必要勾勒出閃米特種族的精神成分，有必要將閃米特種族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放置到一個大的理論模式中。

他把這些放到一個比較民族心理的解釋框架里，對兩大人種意義上的種族進行比較。而兩大種族——也就是閃米特種族和雅利安種族——各有其道德和文明的諸要素。勒南希望：從這個角度入手，能從那些細節問題推進到普遍真理，能給出一些線索，讓我們能在前述兩大群體的歷史迷宮中前行。差不多同一時間，挪威偉大的梵文學家——、波恩教授Christian Lassen在其突破性的《古印度研究》中便從印歐語言學的角度，提出一個和勒南很相似的研究方向。

Christian Lassen和Eugène Burnouf關於巴利文的合著(1826)

按照勒南的說法，閃米特種族以其特有的靈魂特質，區別於雅利安種族。這些特質，從主觀上來說，決定了其具體化的精神生活；從客觀上來說，規定了其統領性的歷史使命。閃米特人的靈魂之於宇宙的獨一，就好比雅利安人的靈魂之於宇宙的眾泛。前者帶來了一開始便排斥神話中自然力量的一神教，後者則在多神作用下的諸股相互獨立力量中發展出了多神教。一個從獨一神的觀念來認識天地萬物，其對萬物的獨一神觀，排斥了對自然的分析性、科學性觀察和解釋；而另一個卻通過體認諸自然現象中的多樣性，為一種分析性的自然觀和科學性的世界觀鋪路。(Die eine erkl?re die tausendfachen Ph?nomene der Natur mit der Idee eines einzigen Gottes, wobei die einheitliche Auffassung der Dinge eine analytische und wissenschaftliche Beobachtung und Erkl?rung der Natur ausschliesst, w?hrend die andere durch die Anerkennung der Vielfalt der Erscheinungen der analztischen Auffassung der Natur und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Weltanschauung den Weg ebnet.)有了這些迥異於雅利安人的靈魂構成作鋪墊，勒南便接著解釋了閃米特人迥異於雅利安人的政治生活結構。由此，他還談到了閃米特文學中的特點和缺點（比方說，閃米特人不懂什麼是戲劇）。

這種民族心理理論模式，在學界隨後的著作中有過修正、重申和改良。這模式有一個大缺陷：把一種無非是彼時彼地出現在希伯萊人中的典型現象，推廣至整個閃米特種族；把希臘人咋一看具有的特點，歸納成所有雅利安人的核心特質！哪怕稍微翻一下宗教史，我們便能看到：在遠古，閃米特人和每支雅利安人一樣，曾信仰多神。

總想確立自身地位的一神教，這是一段漫長長長的發展過程後的結果，而非一場精神革命！還沒有過一個民族，在其發展之初便擁抱一神教的。至於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他們從早期到七世紀時曾是最堅定信仰多神的異教徒，勒南曾濃墨重彩地強調他們一神教起源之類別——「沙漠本身就是一神的！」(Le désert même est monothéiste)。

而且，按勒南的說法，他們那時受一股一神的本能驅使，試圖以此區別於雅利安人，唯有拾起武器，從他們的先知之外借來安拉，在他面前虔誠地跪下。阿拉伯人信奉一神後，整個民族的歷程便一如雅利安人皈依基督教時所經歷的變化。亞述人、腓尼基人還有所有閃米特人——那些希伯萊人想要征服巴勒斯坦時的閃米特人——都找不出信仰一神的蛛絲馬跡。在那些花長時間立國的閃米特人那裡，也同樣找不出。容易看到：勒南有關閃米特人之一神本能的理論，在鑿鑿史實面前完全站不住腳；而且，勒南所謂閃米特人的普遍特質，僅僅反映出希伯萊先知時期（公元前八世紀）和伊斯蘭帶來的宗教革命時期（公元後七世紀）的實況。他理論中的史實硬傷還在於：對他那些最易受到攻擊的論據，非教條主義者總能成功反駁。

勒南理論中的哲學預設，也遭到強烈反駁。一個民族的精神活動，並不奠基於其根植於遠古時代的內在衝動，而是在歷史流變中各種關係的結果。精神活動，可不像今天所謂要找的「「發展規律」」那樣，它不可能是依據種族分化出來的果實。同樣有誤的是，倘若人們談到種族心理，那麼精神活動便也不可能是一種種族心理。最近學界剛開始的對閃米特人宗教、政治制度的大規模實證研究，便清晰地表明：一個民族的發展軌跡和其種族特性毫無聯繫。

從多方面推翻這種民族心理理論模式的那些史學和哲學反對聲，迫使勒南不得不進一步修正其理論的解釋及局限。不過，直到他去世，其基本主旨卻沒怎麼受到動搖。從1852年起，他便希望去解釋閃米特人的精神歷程。其晚年著作《以色列民族史》，便是以一神的本能來貫穿其論述始終的。

勒南五卷本《以色列民族史》(1887-1893)

勒南理論中的硬傷經這麼一揭穿，我們便不能再褒揚他的什麼理論價值，說他是什麼東方學界第一人；說什麼他深入到細微之處，勾勒出精神生活在歷史中自行昭示的大趨勢，還說什麼他試圖從一神的角度來讓人理解這一切！他打量一系列經過語文學方法處理過的歷史時刻，戴著一副要把它們和人類命運掛鉤的眼鏡。這麼一來，他便毀了自己當初設定的高目標。他這番頗為魯莽的勾勒和再現，被駁斥了。

我們甚至可以說：全盤被否定了！他這些努力，栽倒在了那些常遭上綱上線、過度推廣的概念里。關於這一點，布克哈特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的文化》中，便在另一個語境下說了一番可以用到我們這裡的話：『固然，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探求某一民族及其最高之物的關聯，但千萬不要想著去找什麼嚴格聯繫。這方面的說辭越是言之鑿鑿，我們便越是要小心那些生搬硬套、上綱上線的推廣。人們將會看清民族和民族之間的許多對立面和微妙的差別。以人類洞察力之弱，無法把握到整全中的整全。』

我們對勒南論及古代閃米特人的理論，固然有著上述這番評價，但我們同時也要說：這番易見的硬傷，沒有減損其理論在東方學史上的時代意義。誠然固然，勒南不是最高權威。但我們認為，E.Burnouf那句「沒有哲學和史學，真正的語文學便無從談起」也完全適用於閃米特研究中。從這個要求來看，勒南確乎是一個引路人。

最後，《閃米特語言通史》的正面內容，沒有被其導論部分中我們剛分析完的那番理論所掩蓋。這部無論對誰都有借鑒作用的著作，有這麼一個持久的閃光點：它把在閃米特語文學方面有史以來的建樹，都囊括進了一個由細緻學術闡釋所組成的概括形式中，並且某種程度上，還為後來學人立法。這部著作在其誕生之際，包含了歐洲知識界涉及閃米特人歷史和文學的所有學術闡釋。

它提供了這麼一幅研究總覽：把勤奮的年輕學者處理閃米特語文學問題的深度作品，都作了跟進。而勒南憑藉其學術觸覺收集學界成果，用自己的方法對之進行解釋，提供細節，、讓其為大問題所用。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勒南都把閃米特語文學的問題帶入了歐洲學術界的激流。在以前的歐洲學術界，無非只有短暫的潮漲，很快就潮落了。

勒南確真有藝術家那樣的構思能力。他想做的是，把學界不同研究方向上的成果作一番總覽。還沒有過哪個人能達到他這種駕馭學術討論的高度。在最完滿的意義上，他把獨立研究者的深邃和史家的廣闊視野相結合了起來，而且同時把這種結合推向了最高的一步。

而勒南在《學者雜誌》各期的討論和一大堆後來收錄入其著作中的單篇論文，也使其成為撰寫學術年報最多的學者，而且讓他得以作為亞洲協會的秘書，在1868到1882整整十四年間緊跟東方學的發展。這類年報是由勒南的前任Jules Mohl創辦，其27年的年報已經彙編成兩大卷出版。1882年之後，亞洲學會的前秘書任命勒南為學會主席，James Darmesterer取代了報告者一職。

事實證明，Darmesterer是Mohl和勒南之後的優秀繼承人。在這些年報里，勒南留意到了所有大大小小涉及到東方學的年內著作。以其所聞所讀，勒南跟進了東方學所覆蓋的一大片領域：從中國一直到非洲中部，從聖書文字、楔形文字一直到貝都因人和敘利亞農民的民間詩歌。

他留心年內研究和出版的所有作品，而且還不是像一個乏味的書目錄入員，而是像一個能駕馭所有細節的評論家那樣，在同類著作中精鍊要點，決定哪些對學界有意義，哪些意義不大。在這個領域，勒南這一系列年報涉及的範圍之廣，無人能出其右。我們可以在這些年報里一步步回顧東方學的學科腳印，同時也可以加入到那些讓現代東方學成為一門學問、並繼續讓其推進的論辯中。要給一個年輕的東方學者推薦，我還沒想到哪些會什麼別的比這些年報更可讀、更能引領這些未來學者的材料。

巴黎亞洲協會(La Société Asiatique)的圖書館，其隸屬於法蘭西學院圖書館

我們已經概要地回顧了勒南生涯體現出來的粗線條，現在我們過渡到他的東方學著作中。在這些著作里，勒南考察了東方文學和歷史中的細節問題。在這方面，他有著三大研究領域：一、東方哲學及其與西方的聯繫；二、希伯萊文學及其歷史；三、閃米特古文獻學及古腓尼基學。

記於 1893年11月27號

譯者：鄧皓琛

編輯：張帥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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