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親

「任人唯親」這種官場現象古今有之，在東漢帝國更顯突出。我以為，其根源就在於東漢帝國的官員任免制度——察舉制。

理論上，任命官員的流程是：有舉薦權利的官員將地方上有才能或品行出眾的人物推薦給朝廷，再由尚書台決定任命可否。

這種制度的先天性缺陷就是：一旦某些權貴家族影響力長期控制朝廷，這種制度也就成了權貴家族的特權。

這裡的權貴家族的主體就是世族，同時外戚（東漢帝國的絕大部分外戚都是世族）集團，宦官集團，地方豪族（其影響力主要在地方）都能夠影響到官員的選拔。

世族的影響力自然不必說。地方上的豪強則是通過權錢交易獲得被舉薦的機會；身居朝廷中樞的宦官們依靠皇權，當然也能輕鬆獲得舉薦的機會。宦官們當然不用掏錢，只要派人給有舉薦權的官員打招呼就行。

范書《蓋勛傳》：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葯監，幸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蓋）勛不肯用。

范書《蔡衍傳》：（蔡衍）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

范書《陳寔傳》：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

外戚亦是如此，甚至外戚的未成年親屬都可以入朝當官。

《太平御覽卷242》引《梁冀別傳》：（梁）冀妻孫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當然，這種權錢交易與人情交易的政治現象是見不得光的。

本初元年（146年）漢桓帝劉志登基後，下達的第一份詔書（時由大將軍梁冀專權，皇太后梁妠掌政。）中就提到：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

——由此可見，在梁冀專權時期，整個官場環境中已經存在這種不正之風了。

這種不正之風也是源於察舉制自身的缺陷，是根本不可能被消滅的。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也曾有正直的士人希望以一己之力來改變亂象，結果仍然以失敗告終。

例如約在延熹六至七年（約163-164年間），光祿勛陳蕃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合力改善官場風氣，在選拔三署郎時【即光祿勛下左、右、五官三署。】，拒絕向權貴家族屈服，而選拔出身寒門的士人。此舉果然招來權貴家族的忌恨，最終，兩人均被中傷免官。

范書《陳蕃傳》：自蕃為光祿勛，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埶家郎所譖訴，坐免歸。

范書《黃琬傳》：（黃琬）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勛，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

多年後，仲長統在《法誡篇》中寫道：至如近世，外戚臣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

——大概就是說這件事吧。

黨人的大多數人都是出身地方的士族寒門，他們的政治前途受到權貴集團的排擠，他們卻很少向世家、外戚示威，反而將矛頭多指向宦官集團，認為政治黑暗的源頭是宦官。後人反而也是這麼認為，卻不能公平看待，真是咄咄怪事！

劉宏從執政一開始（172年之後）也有「任人唯親」的惡習，親信違法亂紀，他去偏袒；這可能是劉宏源於舅舅董寵被殺時，自己無力解救的挫敗感使然。

約在熹平元年（172年），尚書令橋玄彈劾太中大夫蓋升，並檢舉其在任南陽郡太守（屬荊州）時，貪污數億，要求免官禁錮，沒收財產。但是蓋升曾任河間相【劉宏舊籍為冀州河間國樂成縣。】，和劉宏昔日有恩，劉宏不同意橋玄的奏請，反任命蓋升為侍中，留在身邊。因為侍中和尚書令都是在宮省之中辦公，橋玄又怎麼願意見到此人呢！所以乾脆託辭生病拒絕當官。

范書《橋玄傳》：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劉宏）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橋）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

《全後漢文·卷77·太尉喬玄碑》：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

無獨有偶，約在光和六年（183年），董太后的外甥張忠【張忠為劉宏的姨表兄弟。】也在擔任南陽郡太守時，貪污數億。荊州刺史徐璆赴任前，董太后派中常侍向徐璆傳話，囑咐關照張忠，徐璆不從。董太后大怒，隨後就指使劉宏提拔張忠為司隸校尉，避免被徐璆懲治。

范書《徐璆傳》：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徐）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征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

劉宏「任人唯親」的惡習放在宦官身上，自然為宦官違法亂紀保駕護航。

例如在中平元年（184年），張讓的門客私通黃巾軍，被揭發後，張讓磕頭認錯，而劉宏竟然不了了之。

范書《王允傳》：（王允）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

這個「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執政弊端，帶壞了整個官場環境，劉宏大概是到中平五年（188年）才有所改變，生命都快走到終點了，這也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