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情的民主黨和憤怒的共和黨把美國玩壞了

本文轉載自PKU法治研究中心（微信號：PKUNOMOS）。

導言：當盲目偏執的白人勞工遇上別有用心的煽動家，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今天美國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粹主義憎恨政治與「工人階級復仇主義」。而這，團結了右派，卻撕裂了美國。

矯情的民主黨和憤怒的共和黨把美國玩壞了

美國的政治語彙里有兩個詞十分生動傳神，值得玩味：Limousine Liberalism和 Limousine Liberal。大約可翻譯成中文「豪車自由主義」與「豪車自由派」。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中美兩國的政治語境存在很大差異，這裡的 「Liberalism」 和「Liberal」與國內公共討論中常用的「自由主義」和「自由派」之間存在明顯區別。

在美國的政治語境里，把「豪車」和「自由主義」放一起，就像把「精英」和「革命」放一起一樣，是一種「矛盾修辭」 （oxymoron）。「豪車自由派」幾乎就像一個「政治引火棒」（a political lightning rod），會激起強烈的情緒反應，進而導致政治的極化。通俗來說就是「招人恨」。而對「豪車自由主義」和「豪車自由派」最常見也最有力的批評，是說他們「虛偽」、「偽善」 （Hypocrisy），是「偽君子」 （limousine liberal hypocrite）。

比如，這些人一方面堅持每個人都應該上公立學校，另一方面卻把自己的孩子送進私立學校。再例如，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沒錯，就是與小布希打「世紀選戰」官司的那位。他那部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廣為人知，講述了工業化對全球氣候變暖和人類生存的影響，呼籲保護環境，但諷刺的是，他自己卻住在高耗能的豪宅里。

但，「豪車自由派」真的只是一群偽君子嗎？

今天要介紹的這本書——《豪車自由派：一個煽動性形象是如何團結右派，卻撕裂美國的》（Limousine Liberal: How an Incendiary Image United the Right and Fractured America）——卻認為，指責「豪車自由派」虛偽、偽善當然不無道理，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從題目即可看出，作者的核心論點是，「豪車自由派」是一個帶有煽動性的「形象」（an Incendiary Image），它起到了讓右派團結在反對「豪車自由派」與「豪車自由主義」的大旗下，卻撕裂了美國的效果。

書的封面圖

作者史蒂夫·弗雷澤（Steve Fraser），歷史學家、作家、編輯，曾執教於哥倫比亞、普林斯頓、賓夕法尼亞與紐約大學，還擔任過劍橋大學出版社、基本圖書、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編輯，同時是「美國歷史學家協會」（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傑出講座人」（Distinguished Lecturer）。根據該協會的介紹，弗雷澤的作品貫穿著兩條主線：勞工史和美國資本主義史。

那麼，作者究竟有何深意呢？

「豪車自由派」的緣起

作者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今天的大多數「豪車自由派」都是民主黨人，比如希拉里就是典型的豪車自由派偽君子。但這個詞一開始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卻是指一位共和黨人。個中緣由還要從1969年紐約市市長選舉開始講起。

那年選舉，經過黨內的激烈角逐，最終代表兩黨的分別是民主黨候選人馬里奧·普洛卡奇諾（Mario Procaccino）與共和黨候選人約翰·林賽（John Lindsay）。林賽是當時紐約的在任市長，謀求連任，他擔任過代表紐約曼哈頓上東區（Upper East Side）的共和黨眾議員。這個區權貴和富豪集中，是全美著名的上流社區（silk-stocking district）。不消說，林賽本人自然也出身豪門，是不折不扣的「高富帥」。

John Lindsay

普洛卡奇諾則出生於義大利，9歲時才移民到美國。為了譏諷林賽，普 洛卡奇諾生造出一個詞「limousine liberal」，即「豪車自由派」，意指林賽以及他那些主要來自紐約市外圍行政區（outer boroughs）的白人精英夥伴的虛偽作派：他們一方面聲稱要為窮人的福祉而奮鬥，尤其是貧窮的黑人，另一方面又不承擔改善窮人的困境帶來的成本。

這些人住在自己的高檔社區里，遠離窮人們每天都要面對的貧窮、犯罪以及日常生活，他們送自己的孩子上昂貴的私立學校，想方設法保護自己的資本收益和投資分紅，卻不管辛辛苦苦掙工資的普通納稅人的收入是增還是降；他們出行都乘坐豪華汽車，而不是擁擠的地鐵；他們的思路不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求別人改變生活方式：別人應該讓孩子坐校車去離家很遠的學校上學，應該承擔起愈益膨脹的福利體系帶來的稅收負擔，應該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居住的社區的種族和社會構成被顛倒個底朝天。普洛卡奇諾譏諷道，這些自以為是的傢伙（self-righteous folk）根本不在意小店員和小業主。

林賽及其代表的階層自然要作出反擊。自由派媒體，諸如《紐約郵報》、《紐約客》等等，都竭盡全力嘲諷普洛卡奇諾及其競選夥伴。結果，不久之前，人們還把那些敢於反抗有錢有勢的大亨（fat cats）的下層貧窮白人——愛爾蘭裔、義大利裔、德國裔，甚至猶太裔——譽為「文化英雄」，欣賞他們身上那種「普通人的逍遙自在」（everyman insouciance）氣質；但經過這次宣傳，同一群人，現在卻被渲染成聲名狼藉的反動非法分子（reactionary outlaws），而且穿著舉止都十分老土過時，簡直成了「下等人」（lesser beings）。作者援引一位學者的觀點認為，從此「豪車自由主義」就「固化成特權階級的正統思想了」。

在作者看來，「豪車自由派」和「豪車自由主義」的名聲促進了自由主義的衰落，並且使自由主義至今都蒙上它的陰影。不止如此，林賽1969年的勝選也是喚醒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的號角。

右翼民粹主義

雖然林賽出身優越，但他改善窮人境遇的想法，無論是否真心，畢竟沒錯。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人民」本身並不是均質的，「人民」經常是由各種自身特質與利益訴求都差異甚大的群體組成的；你的改革如果只讓其中一部分「人民」得利，卻讓另一部分「人民」受損，那麼必然會引起後者的不滿。林賽的改革，似乎就出了這個問題。

儘管林賽是個共和黨人，但他對民主黨的黑人選民和波多黎各社區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公開表達自己對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activism）的支持。當選之後，他有意繞開既有的黑人政治建制（the black political establishment），而直接提拔那些街頭運動分子進入自己的施政班子。他積極倡導不少富有爭議的改革，有時甚至會因此冒很大的政治風險。比如民事警察審查委員會、低收入者分散住宅計劃、學校分散計劃、社區管控以及紐約版的「費城計劃」，後者的目的是迫使建築業工會向少數族裔工人敞開大門。

1966年，林賽與黑人群眾在一起

顯然，這些面向非白人少數族裔的優惠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擠佔了白人勞工群體的機會和資源，勢必引起他們的怨恨情緒。別忘了，普洛卡奇諾就是一個貧窮的義大利移民，而林賽則是上層WASP，即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因而，在普洛卡奇諾眼裡，林賽不過是個試圖用犧牲辛勤工作的白人勞動者利益的辦法，來改善其他窮人，尤其是貧窮黑人的攪局者。

白人勞工，聽見這個詞你會聯想到誰？

特朗普

極度的漠視通常會導致極度的憤怒。利益訴求長期遭到漠視的白人勞工群體自然積攢了大量的怨氣，要發出自己的「吼聲」，於是他們選擇了川普。但白人勞工的呼聲，又被批評為把自己的不利處境歸咎於比自己社會地位更低的人，比如黑人和非法移民。換句話說，是在推卸責任、找替罪羊。因而，白人勞工及其政治代表或曰「喉舌」又被貼上了「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的標籤。

憎恨的政治

在弗雷澤看來，在「豪車自由派」這個語詞誕生之前，對它指稱的那種人的厭惡情緒事實上早就存在了。換句話說，觀念（concept）先於語詞（epithet）。

根據弗雷澤的論述，對出身高貴的改革者的不信任與懷疑至少可以追溯到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當時，「應當由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執掌一個積極能動的政府」的觀念開始流行。也是自那時起，這種不太「接地氣」的精英式人物一直遭到花式調侃。由此，作者回顧了從休伊·朗（Huey Long）和查爾斯·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到今天的茶黨等右翼民粹主義者。

作者認為，美國歷史充滿了右翼民粹主義者對上流自由派的嘲弄和攻訐。在一些煽動家的蠱惑下，人們給這些自由派取了形形色色的外號來諷刺他們，力圖攪起對他們的憎恨情緒，例如「只會空談的溫和激進派」（parlor pinks）、「開賓士的馬克思主義者」（Mercedes Marxists）、「穿條紋褲的傢伙」（men in striped pants）、「翹著小拇指喝馬丁尼」的娘炮等等。右翼民粹主義者之所以討厭自由派，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虛偽和偽善，更是由於他們對自己觀點的盲目自信。

結果，對「豪車自由派」的攻訐助長了美國公共領域裡對過去75年來大多數重大改革的憎恨情緒，包括民權運動、女性解放運動以及福利國家。

因而，正如本文開篇提到的，本書的主題並不是批判「豪車自由派」的虛偽與「豪車自由主義」思想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哪一個具體的「豪車自由主義者」。作者更關心的實際上是，「豪車自由主義」的標籤是如何被煽動家們當作煽動右翼民粹主義者羞辱、詆毀、嘲諷自由派的稻草人的。在作者看來，前文提到的查爾斯·考夫林神父和今天的唐納德·特朗普都是此類煽動家。

Father Charles Coughlin

從行文的語氣看，你大概已經嗅到了作者對其筆下的「煽動家」（demagogue）和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否定意味。顯然，作者並不認為光靠嘲諷這些煽動家和盲目的民粹主義者就能解決問題。關鍵是，處境不利的白人勞工階層要想改變自己的處境，首先必須從理智上認清自己貧困的根源以及到底是誰在壓迫他們。但是，結合當下的美國政治來看，川普的支持者之所以選擇川普，恰恰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真理在握，而川普只是那個最接近自己想法的人。差不多一個世紀的對「豪車自由派」的妖魔化、污名化史，表明有些美國人總是頑固地支持那些煽動家。這些人同他們選擇的政客一樣，毋寧說中了「盲目偏執」（bigotry）的邪。

而這背後，實際上是某些有權有勢的人物，把一切問題的根源以及自己的責任歸咎於一個由一些社會地位顯赫的人（豪車自由派）與那些一無所有者（黑人與其他非白人少數族裔、非法移民）的怪異聯盟。

當然，作者並非那種高高在上、對勞苦大眾毫無同情心的「精英」。有論者評論道，就像大多數左翼分子一樣，弗雷澤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批評富人、同情窮人。弗雷澤認為，對「豪車自由主義」的批評並不是迷思，確實存在那種虛偽的「豪車自由派」，因此他能理解工人階級的焦慮：人生已經如此艱難，貶低、嘲笑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富豪，何嘗不是情緒上的宣洩與心理上的補償呢？哪怕只是一種程式化的姿態。

然而，同情歸同情。當盲目偏執的白人勞工遇上別有用心的煽動家，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今天美國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粹主義憎恨政治與「工人階級復仇主義」（working-class revanchism）。而這，在作者看來，正如其書名所說，團結了右派，卻撕裂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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