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與心理學文 | 高嵐 申荷永我們於2年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心理學與中國文化」一文，表達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我們中國文化的心理學的意義，進而發揮中國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學的精神與思想。那麼現在，以「中國文化與心理學」為題目，我們的基本思路是，
從中國文化來看心理學；來看中國文化對西方心理學的影響，或者說應該具有的影響。我們擬就三個方面，來展開我們關於「中國文化與心理學」的思考。
一、為西方提供智慧——接觸「東—西方心理學」
「東—西方心理學」又被稱作「智慧心理學」，是西方心理學家們對東方文化和心理學思想的一種追求。「西方的科技與東方的智慧」，是人們所常聽到的。就心理學而言，實際上，西方學者們對「中國智慧」的神往，往往並不亞於中國的心理學家們對西方「認知心理學」的迷信。「認知心理學」在20世紀60年代逐漸成為西方心理學的學院派主流，但是，心理學的意義與發展往往並不局限在「學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說「人本主義心理學」一直是西方認知心理學的重要補充，而作為心理學發展之真正主流內容的心理治療與心理分析，包括心理衛生與心理教育，便一直在認知心理學涉及的範圍之外，一直受著傳統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響。 可以這樣說，「東—西方心理學」是當代心理學的一種新的發展，正在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或分支。在考西尼（R.Corsini）1984年出版的《心理學百科全書》中，便已經寫入了有關「東—西方心理學」的詞條。在我們的理解中，東西方心理學並非強調東西方心理學的差異，而是致力於東西方心理學的溝通交流與整合。對於這一發展中的心理學領域，同樣需要我們的理解。 若是把「東—西方心理學」作為心理學的一個術語，那麼它的基本內涵是要把東方的哲學與心理學思想傳統，包括中國的儒學、道家、禪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學、伊斯蘭的宗教與哲學思想、日本的神道和禪宗等，與西方的心理學理論及實踐結合起來。由於「東—西方心理學」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學家們提出來的，所以，它所強調的是對東方思想傳統的學習與理解。
早在60年代，美國著名心理學史家墨菲（G.Murphy）便已經開始關注東方的心理學思想傳統。
隨著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興起，以及與此有關的人類潛能運動，東方的禪宗與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傳播。我們考察了70年代後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學》專著，「東方心理學」開始成為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新的章節。比如，霍爾（Calvin S.Hall）與林哲（Gardner Lindzey）在其經典性的《人格心理學》新版的時候（1978），提出「由於人們對東方思想日益增長的興趣，我們認為有必要提供有關東方人格理論的內容，以及論述這種人格理論對西方心理學的影響。」（註：Calvin S.Hall and Gardner Lindzey.Personality Psychology.New York:John Wiley & Sone 1978.）於是，霍爾與林哲專門邀請後來以「情感智力」而聞名的東方心理學研究者高爾曼（D.Goelman），撰寫了其中的第10章：「東方心理學」。 1996年，我們作為富布萊特（Fulbright）學者前往美國講授「中國文化心理學」的時候，曾經與內布拉斯加奧馬哈大學心理系的格爾登·柏克（Gordon Becker）合作，一起為學生主講「東方心理學」的課程。格爾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國大學開設「東方心理學」課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堅持「坐禪」已經有20餘年，其老師是曾經在60年代參與建立美國舊金山第一所禪院的大忍和尚（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來的教學計劃，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是印度的哲學與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與禪宗。儘管他會提到中國儒學和道家哲學，但並非重點。於是，我們的合作也正是從把「中國文化心理學」作為東方心理學的主流，乃至主要內容開始。整整一個學期的授課獲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於是，我們開始邀請其他一些在美國大學開設「東方心理學」課程的教授們，一起研討了「東方心理學」之課程設置與內容，以及東方心理學作為一個獨立領域的發展。 後來，我們前往曾經建立美國第一個「東—西方心理學系」的加州亞洲整合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並且與負責東西方心理學專業的萊朗（Leland van den Daele）博士一起合作，進行「東—西方心理學」的有關研究；同時為帕露·阿圖（Palo Alto）的「超越性心理學研究院」（Institute of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博士研究生們講授「中國文化心理學」。
當這些有關東方心理學的體驗與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聯繫起來的時候，我們似乎已經獲得了某種系統性的理解；當我們逐漸深入對中國文化心理學研究與理解的時候，「東—西方心理學」的深層意義也日益呈現。二、為智者提供靈感——中國文化與西方心理學家我們曾經讀過一本《愛默生與中國儒學》的書，感嘆不已。
西方智者如愛默生，竟然與中國文化有著如此內在的聯繫。於是我們告訴自己，之所以如此喜歡愛默生，大概也是因為我們有這種內在的接近吧。我們也會看到《萊布尼茨與中國文化》的專著，作為近代數學大師、計算機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熱衷於中國的《易經》，並且從中直接獲得靈感，同樣讓人感嘆不已。同樣的故事有許多。心理學中也是如此，能夠稱上智者的心理學家如榮格，如馬斯洛，如弗洛姆，無不與中國文化有著密切的接觸，也都直言不諱從中所獲得的靈感。
（一）馬斯洛人本主義心理學 當馬斯洛在創立其人本主義心理學體系的時候，他也勾畫出了「東—西方心理學」發展的最初思路。馬斯洛自己正是在藉助於東方思想的基礎上，來提出其「自我實現」主張的。伴隨著人本主義心理學發展的個人潛能運動，東方傳統的禪思與冥想（meditation）技術，深深地影響了西方人的心理與行為發展。 早在50年代，在人本主義心理學體系形成的初期，馬斯洛曾經在其日記中記錄下這樣的想法：「東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禪師與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實現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諧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於是，馬斯洛意識到：「
我們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把東西方文明中關於自我實現和內在和諧的觀念結合起來。」（註：馬斯洛《洞察未來：馬斯洛未發表過的文章》，霍夫曼編著，許金聲譯，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4頁。）在霍夫曼撰寫的馬斯洛傳記中也提到，通過格式塔心理學的創立者韋特海默，馬斯洛接受了東方思想的影響。那是在1942年前後，馬斯洛聽了韋特海默的著名講座：「存在和行為」。其中韋特海默強調指出，西方心理學的偏見在於太看重「
目標尋求」行為，需要學習東方思想家對人類經驗中諸如遊戲、好奇心、畏懼、審美樂趣以及神秘狀態等「無動機的」和「無目標的」性質的重視。韋特海默的「這一演講對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霍夫曼這樣總結說。同時，霍夫曼指出，馬斯洛這時還接觸了中國道家哲學的文獻。「馬斯洛開始閱讀論述東方哲學的書籍，尤其是關於中國道家的書籍。」（註：霍夫曼《馬斯洛傳：做人的權利》，許金聲譯，改革出版社1998版，第107頁。）
「
超越性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展，同時也是東西方心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馬斯洛在20世紀60年代，便已經提出了「超越性心理學」的構想，後來，在美國的帕露·阿圖成立了國際超越性心理學研究院，該學院隨即便成為致力於東西方心理學發展的國際中心。 1980年，沃爾斯（Rogers N. Walsh）等人主編了體系更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學教科書，取名為《超越自我》（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作者們把超越性心理學描述為：「旨在發展一種與健康和幸福有關的人類體驗和行為的心理學。因此，為了實現人類的潛能，超越性心理學要整合西方的科學與東方的智慧。」（註：Rogers N.Walsh.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 J.P.Tarcher,Inc.Los Angeles 1980,P.ii,Introduction.）10餘年後，他們又出版了該書的續篇：《超越自我之路》（Paths Beyond Ego:The Transpersonal Vision）。在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學教科書中，作者們強調了超越性作為超越個體的整體性意義。其實，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與道心的結合所重視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榮格與分析心理學 瑞士心理分析家卡爾·榮格，是20世紀心理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有著突出貢獻的人物，而他的突出貢獻，充分反映著中國文化的意義與影響。在其自傳《回憶·夢·思考》中，他曾以其童年對石頭的冥想為其心理發展的重要開端，榮格後來知道，那是他與道的緣分，一種心靈的感應和溝通。與許多西方的智者們一樣，榮格對被稱為「蝴蝶道者」的莊子從來都是心嚮往之。 在其自傳的最後一頁，已經80餘歲高齡的榮格，心有感觸地說「老子說：『眾人皆明，唯吾獨懵』，『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累累兮，若無所歸。』這正是此時的我所感受的。
老子是具有超然領悟力的典範，他能夠體驗到價值與整體，體驗到一致性。於是，老子在其老年的時候，願意回歸其自身本來的存在，回歸於那永恆而未知的意義之中。」（註：Jung .G.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P.359.）這也就是榮格自傳的結束語，於是，我們不難看出，榮格與「道」的內在溝通。
榮格通過漢學家衛禮賢，充分感受了中國文化的精蘊，他被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所深深地震撼了。榮格曾經這樣說：「
《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歷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註：Jung C.G.Wilhelm R.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New York:Causeway Books,1975.P.141-147.）這是榮格對於《易經》的理解，以及其對於《易經》之情感的表達。榮格說，「任何一個像我這樣，生而有幸能夠與維爾海姆，與《易經》的預見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夠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這裡我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阿基米德點』，而這一『阿基米德點』，足以動搖我們西方對於心理態度的基礎」。（註：Jung C.G.Wilhelm R.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New York:Causeway Books,1975.P.141-147.）這個「阿基米德點」，是榮格對於《易經》的接受和理解，而這個「
阿基米德點」，也正是榮格心理學發展的關鍵。 榮格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表達：「維爾海姆一生所從事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價值，是因為他為我解釋與證實了我過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嚮往以及在從事和研究的東西」。榮格說，「維爾海姆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基因，給我們帶來了一種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中國文化基因」。（註：Jung C.G.Wilhelm R.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New York:Causeway Books,1975.P.141-147.）這是榮格對於維爾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榮格對於中國文化的嚮往。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榮格將自己稱作維爾海姆的學生，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的學生。
（三）中國文化的廣泛影響 除了榮格、馬斯洛之外，中國文化對西方心理學乃至西方心理學家們的影響是廣泛的。我們僅在此選擇所熟悉的幾位西方心理學家，作一綜合性的描述。 與榮格和馬斯洛同樣具有影響的弗洛姆，曾經出版《禪與精神分析》，那是他從東方獲得靈感的切實體驗；其中弗洛姆對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嚮往，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弗洛伊德，也會在他的著作中，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國文化，從中獲得啟發。他本人也曾經在寫給將其傳記翻譯成中文的章士釗先生的信中，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其信的大致內容是這樣的（註：轉引自《中國心理學史資料選編》第四卷，燕國材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頁。）：
尊敬的教授先生：無論您採用什麼方式完成您的設想，無論是在您的祖國——中國開闢心理分析這門學問，還是為我們的《意象》雜誌撰文，以貴國語言的材料來衡量我們關於古代表達方式的推測，我都非常滿意。我的講義里引用的中國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辭條。順致崇高的敬意您的弗洛伊德1929,5,27最近十幾年來，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智力新理論一直是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最重要的理論發展之一。加德納本人是目前美國認知心理學的主要代表，但他的研究和理論，以及他目前研究與發展的方向，皆表現出一種對於中國文化心理學的呼應。他本人曾於1987年訪問中國，隨後不久他在美國《今日心理學》上發表了「我們應該從中國學習教育嗎？」一文，詳細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國文化及其影響。1989年，他出版了《敞開心靈：中國對解決當代教育困境的啟迪》一書（Gardner H.1989），更加全面地論述了他從中國文化中所獲得的心理學意義。 高爾曼（Daniel Goleman）曾經在加德納多元智力理論的基礎上，進行關於情感智力的研究，並且於1995年出版了《情感智力》一書，引起世界範圍的廣泛影響。當我們與高爾曼博士通訊和交往之後，始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東方心理學家」。他曾經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學，對於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學思想傳統尤為傾心。 黑爾曼（James Hillman）是當代「原型心理學」的主要發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見，影響深遠。我們曾與他交往多年，聽他本人的演講應該說是一種莫大的享受。對於中國文化，對於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黑爾曼從來都是充滿感慨與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說，那
中國的太極圖就是一種永恆的原型，永遠都散發著啟迪人心的靈光。
當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前主席托馬斯·科茨（Thomas Kirsch）與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下任主席等人代表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在1994年訪問中國的時候，所演講的題目便是「中國的道與分析心理學」。1995年8月，我們曾受邀前往瑞士蘇黎世，參加在那裡舉行的第13屆國際分析心理學會議。與會者超過500人，來自世界各地，表現了目前國際間分析心理學或榮格學者的強大陣容。儘管這些分析心理學家遍布世界各地，其各自所使用的語言和研究興趣都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卻都有著一種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和追求。
大部分分析心理學家，都是把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理解，作為自己心理學發展的一個基礎。我們曾經在1998年12月組織與主持「第一屆分析心理學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註：高嵐、李群《分析心理學與中國文化》，載《學術研究》1999年第2期。）與會中外學者80餘人，會議所收到的幾十篇論文，正是對分析心理學與中國文化的總結，正是東西方心理學發展的反映，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西方心理學的體現。 利策瑪（R.Retsema）博士曾任愛諾思基金會（Eranos Foundation）的主席40年之久，是國際著名的漢學家，愛諾思《周易》本版的主要翻譯與撰寫者。而「愛諾思」本身，即是中國文化影響西方心理學家，乃至整個西方文化的紀念碑。「愛諾思」（註：愛諾思：Eranos，國際著名基金會，歐洲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位於瑞士阿斯科納。）這個名字在西方具有東方的象徵性意義，因為從其孕育和產生之日起，她便與中國文化，尤其是《易經》，結下了不解的淵緣。愛諾思的創始人奧爾加·弗羅貝—卡普泰因夫人（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於對《易經》的興趣，邀請一些著名的漢學家或《易經》學者聚會，如理查德·維爾海姆（Richard Wilhelm）、魯道夫·奧圖（Rudolf Otto）和卡爾·榮格等，為愛諾思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每年都要舉行的「愛諾思圓桌研討會」，早已成為國際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動，也是中國文化影響西方心理學，影響世界的見證。
三、為心理學立心——心理學的整合與發展我們在「心理學與中國文化」（註：申荷永《心理學與中國文化》，載《光明日報》1997年3月1日。）一文中曾經說過，西方的心理學家將中國作為心理學的第一個故鄉，在追求中國的文化與中國文化中的心理學；而我們中國的心理學家則是在「念佛生西方」，將心理學單純作為源自西方的科學。所以
我們認為，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因為引進了西方的「psychology」，接受了西方的「mind」，而丟棄或忽略了自己的「心」。在我們看來，惟有「心」與「腦」的結合，才會產生真正的心理學的智慧，也才能夠有真正的人性的思維。 實際上，通過西方心理學家們的努力，當代的心理學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軀體，並且五官俱全，也有了一個注重認知的頭顱。但是其所缺少的，正是一顆「心」。而在我們中國文化的心理學中，所蘊含的也正是這種「心」的意義。 若是說我們心理學的目的是增進人對其自身的認識，那麼這種認識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自我或自性的發展。自我的發展應該是一種整合性的發展，這是我們的一種理解和信念。我們不但要發展我們的Ego，而且要發展我們的Seif；我們不但要發展我們的頭腦，而且要發展我們的「心」。
於是，一種為了人的整合性發展的心理學，也應該是一種自身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學。因而，心理學的整合與發展一直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當我們初次讀到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學的體系和理論》的時候，便曾經為我們對於心理學整合性發展的期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其著作的「結論」中說：「當這本書的第一版約20年前出版的時候，我們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認為未來心理學家的任務，是最終發現一種能整合一切觀點於一體的統一的原理。」但最後他們謹慎地說：「
心理學的遙遠的未來是什麼樣子誰也難說。就近期而論，似乎這一領域的研究將繼續是極其多種多樣的，重點經常轉移，定義性的觀點、方法和理論非常繁複。因此，我們只能總結說，心理學在保留這些特徵時將反映出人的本性。」（註：查普林等《心理學的體系和理論》，林方等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64頁。）若是心理學能夠真正反映出人的本性，那麼這種心理學就必然是一種整合性的心理學。
在準備「第一屆分析心理學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的時候，我們為大會設計了一個會標，取自漢字「思」的象形，上面為「頭」，可比喻為西方心理學，下面為「心」，可象徵中國文化心理學。
我們在大會上也專門為此作了一個說明：東西方文化，包括東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學意義，既有明顯的不同，又有潛在的一致性。作為其不同，可以成為我們相互學習的理由，我們可以通過學習與交流來相互補充；作為其潛在的一致性，可以作為我們共同努力與探索的目標。這正如分析心理學的目的，追求一種對人類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並且致力於促進這種整合性的發展。儘管會議的主題是東—西方心理學的對話，但是我們以「思」為象徵，所強調的並非是東—西方的差異，而是其中的統一性或整合性；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文化心理學，以及我們對中國文化心理學的追求，也在於其中的統一性與整合性。 《易經·繫辭》中註解「咸卦」之感應時說：「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其中所包含的意蘊，也是一種理論的整合性，也是心理學的整合性意義。我們希望，心理學的這種整合性發展，將真正體現東西方心理學的價值，將真正成為一種反映人的本性的心理學。於是，我們在國外以「Psychology of Heart」（「關於心的中國心理學」）來講學的時候，不僅僅是為了弘揚我們中國文化心理學的意義，同時，也是想以此題目，來引發西方的心理學家們，對於自己本心及心靈的重視。這心，是人類之心，是人類所稟賦的天地自然之心。因而，這心是同一的，這心具有統一性。當我們的心理學真正擁有了這心的時候，我們也就擁有了一種統一的整合性的心理學。 （本文刊載於《學術研究》雜誌2000年8月刊。經作者授權刊出，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轉自微信公眾號：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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