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性和權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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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波茲曼在他的《童年的消逝》中寫道「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兒童的天真無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漸退化，然後扭曲成為偽成人的劣等面目，這是令人痛心和尷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雖然我們必須肯定波茲曼對社會的責任心，但出於一種警惕，那種對於所有似乎天然成立的常識準則的警惕，我對那個經常被宣揚的天真無邪的童年概念有著一種持續性的懷疑。

這種對於童年毫無保留的熱愛和推崇被作為現代社會的先進文化出現，我們通常不假思索地接受這個價值判斷。一旦一個判斷、一個信條、一種信仰在公眾的頭腦里僵化了，那麼在圍繞著這個概念形成的話語中，那種權力就誕生了。那是桎梏我們自己自由的權力，諷刺的是，這是我們自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

在波茲曼痛心疾首的論著中，那種兒童的純潔性，那種和性沒有任何掛礙的「純潔」在20世紀的末的美國被玷污，「十二三歲的少女正是美國收入最豐厚的模特，在一切視覺媒介的宣傳中，他們被設計成非常懂事並且性感非凡的成年人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彷彿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環境中」。在此，我們確證了我們當前的確處在「文明社會」里，在這裡童年的部分含義是要迴避成年人的一部分秘密，尤其是性秘密。其引用了諾貝特·埃利亞斯的在《文明的進程》中的相關論述，「我們開明文化的一個特徵就是：性慾要受到嚴格的控制，成人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把他們的各種衝動（尤其是性衝動）私密化，並且在未成年人面前三緘其口，維護保持沉默的密約」。

但是在福柯眼裡，這種沉默實質是一種話語體制，雖然他也贊同這是現代化的成果——當然，福柯的角度並非「現代化」，而是「主體性」不斷深入——但是他給予了我們另一種反叛的視角，告誡我們警惕這種話語下對人類自由的妨害。

在米歇爾·福柯的《性經驗史》第一卷中，其把兒童的性的教育學化（這包含兩種話語體制，一種是上文提及的沉默，另一種是坦白）和其他三種「偉大的戰略集合」一起，作為十八世紀以來形成的某種系統性和連貫性的機制，它們發展出各種有關於性的各種特殊的知識和權力的機制，這種機制，正如第二段所擔憂的那樣，已經細緻地把每一個人收入網中。而在同一卷的開頭，福柯對於兒童的性教育問題還有更細緻的討論，其認為古典時期兒童的性是隱藏起來的，但是到了17、18世紀，一種沉默逐漸興起，在社會各個階層中對於兒童「性早熟」所發出的會心大笑逐漸銷聲匿跡了。但是這絕不是一種簡單的閉口不言，更是一種新的話語制度。

沉默不是沒有對話，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新的言說形式。「對於雙方來說什麼樣的話語是被允許的，應該怎麼樣小心行事，沉默並不是一種，而是多種多樣的，它們是滲透和支撐各種話語的總體戰略不可分割的部分。」之後他舉了18世紀學校教育的例子，表面上的學校是一個和任何性議題沒有關係的場所，實際上，無論是建築師對學校建築的設計，還是學校管理者對學校組織各種制度的設計，無時無刻不滲透了性的議題，刻意地防範本身就是話語的一種。我們也可以舉一些國內我們熟知的例子，那些不允許男女生做同桌的制度，還有對於早戀的嚴加管控。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管控的方式，和沉默表面上相反的言說的形式，福柯稱其為「話語矯正術」——在話語的規制下，孩子們只是默不作聲的對象，被強迫接受一套理性的、有節制的、符合規範和真實的性話語，這就是「矯正」的含義。在這裡他舉了巴斯鐸學派和德國博愛運動的例子，這種把青少年的性納入話語中並進行針對性控制的行為蓬勃開展，在一次活動中，巴斯鐸邀請德國有頭有臉的公眾人士向他們展示性教育的成功，孩子們有條不紊地回答了經過精心選擇的性問題，大家「向這些在大人面前用有限的知識編織起話語和性的花環的孩子們鼓掌歡呼」。

這些都是權力經由話語對兒童的性進行管控的表現。沉默是一種話語制度，而性教育又是另外一種補充，一種更加隱蔽和細緻的管控。「它為性問題提供了不同的切入點，它規範了話語的內容和說話者本身。」它允許社會各個階層按照規定的形式談論性問題，「所有這些都允許把權力的強化和話語的多樣聯繫起來」，「所有這些話語都是圍繞著一束權力關係聯繫在一起」。這當然不是要抑制兒童的性，性只是重要的議題中的一個，重要的是通過這個議題構築對於兒童的權力。

以上通過分析兒童的性話語體制，我們也許可以勾勒出福柯關於現代話語體制的認識，我把它總結為秘密-坦白體制。正如其在那一章節末尾所說的那樣:「現代社會的特點不是把性隱藏起來，而是在強調性是秘密的同時，熱衷於坦白性秘密」，這就推翻了那種17、18世紀以來性不斷遭到壓抑的常見假說，因為性沒有被壓抑，而是被收編，權力滲透進了性議題並且通過話語來控制人的思想。

話語是怎樣控制人的呢？

話語通過三種途徑發揮作用：賦權、限制和建構。

語言就是一種話語：它賦予我言談的權利，它對我可說的內容做出了限制，它還將我建構為一個會言談的主體。

用以上福柯對於兒童性教育舉個例子來解釋這三種途徑吧。話語賦予了成年人以言談未成年人的性的權力，同時剝奪了未成年人言談自己性的權力；話語通過知識對如何談論未成年的性做出規範，要麼通過各種體制用規範的沉默來言談性，要麼通過性教育用規範的語言言談性；話語建構了一個正確的談論性話題的立場，邀請一個人進入這種立場從而成為這種立場的主體，完成對於人的控制。

這裡提到了主體性，這就是理解福柯批判的根本了。

所謂主體性，大概就是說人在活動一步步確證自己的過程。這一確證越規範，主體性就越強。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但這竟然成了在現代得到應驗的寓言。現代人是政治動物，其作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質疑，有關生命的所有領域都進入到了政治的領域。身體因受到一種主體的鉗制和幽禁而喪失了本來的生機，變成為一種超越肉體的虛幻的形象，這個形象就是福柯所批判的主體，這個主體時時伴隨著人性的存在。但已經完全不是最初的真實的或實在的人性。真實的實在的人性死在了這個虛假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充滿著真理，話語、知識、科學、逍德讓主體本身等等作為權力的化身引領著人去過著所謂的美好生活。這樣的人性與主體一樣像是一個謊言。這樣的一個傑作與權力脫不了干係，前文屮就論述了權力利用坦白的技巧將人性打造成了奴性，人們的承認的義務感越來越深化，以至於成為性屮的秘密元素。

第一部分對於福柯話語權理論的把握還沒寫完，下一部分將會用話語權理論解釋童年概念對人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