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柯嬌燕再次回應鐘焓：第二句話》惠男譯文的一些修訂

————修訂者按——————

昨晚看到惠男已將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對中央民族大學學者鍾焓所作批評的回應譯成中文，甚感興趣，便在微信上閱讀了該文。應該說惠氏的譯文基本是準確的，而且手腳麻利：柯氏這篇博客剛剛在中文清史學術圈披露了兩天，譯文便已定稿。柯氏撰著之難譯，相信很多朋友都已領教，故而我對惠氏的工作深表讚賞。這裡僅是根據柯氏行文，把譯文句子盡量捋順，讓譯文通暢一些。

本文後又經豆瓣網友「功夫熊貓小碗熊」進一步修訂。我認為他的意見基本都是正確的，已吸收進這一版稿件。在此感謝該網友的貢獻。

柯氏正文見：柯嬌燕再次回應鐘焓

惠氏譯文見：新清史 | 柯嬌燕再次回應鐘焓：第二句話

「功夫熊貓小碗熊」的修訂意見及相關討論見：對《柯嬌燕再次回應鐘焓：第二句話》惠男譯文的一些修訂 的評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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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話

鍾焓教授曾經接受了一次《中國社會科學報》的採訪。在採訪中，他提到了一些有趣的觀點，也回歸到了一些被套在「新清史」上的觀點。又一次，我遭到了鍾教授對我工作的有限了解的廣泛攻擊（無疑他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儘管對我而言把批評自己並不怎麼了解的人作為第二職業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當然他顯然誤解了一些很容易被澄清的事情。

鍾教授無疑不喜歡侯德仁對我做的訪談（文字內容初版於多年前，近期被全文轉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網站上）。但現在在同一版面又有熱心的社科院工作人員對他的一篇採訪，二者是差不多的東西。我在此建議美國學者：不要再做這種訪談。無論採訪者的初衷有多誠摯，將歷時數小時的中英文談話縮減到幾頁混雜的的中文「採訪稿」，其結果無疑只能是介於「不如人意」和「特別糟糕」之間。很早時候一些採訪其實對我來說還好，但還有一些就表現出不少問題，邊談邊記，邊記邊談，一直這樣。在目下對「新清史」的「茶杯風波」之前，侯德仁已經對我作了訪談，我當時對這些事也太過隨意。侯德仁問我，我能用幾種工作語言來閱讀，我數了數，說是十種（加上了英語，我覺得）。我說得很清楚這只是讀，不是說不是寫也不是做基礎性研究：只是閱讀學術文獻。看起來挺清楚的是吧，特別是我知道很多中國學者能很好地閱讀英文，但從不裝得會說會寫。鍾焓多次引用這一段（引得不是很準確），來表達他的意圖；他特別提出這是個很好的例證，體現出「新清史」學者的人格特質。他獲知了一則從訪談稿里斷章取義的錯引，在沒有充分了解我的情況下，圍繞著它杜撰出各種各樣的幻想。他還覺得干這事兒挺重要。

事實是，無論我的回答是3、10或20，都無關緊要。我們談論的是，能閱讀多種語言的學術文獻很重要，以及要重視以此為目的的閱讀學習。我們並沒有討論某人知道多少種語言。說起來，如果你們看鐘焓本人的一些有趣的研究，能夠清楚地發現，除了日語之外，他也一定擅長於蒙語、藏語。他到底為何被一個美國學者能夠閱讀多種歐洲和亞洲語言而憤憤不平？我始終不知道這到底怎麼傷著他了。

鍾焓寫作（及對訪談者談及）的關於新清史的所有文字，都體現出他對美國歷史學界缺乏最基本的了解，非常刺眼。 在他的新評論中，最奇怪的當屬這一句：「相比之下，雖然在學術語言的寫作表述上沒有任何障礙，但「新清史」學者群的作品卻極少出現在西方內亞史的主流知名學術 出版物，如《中亞雜誌》、《中亞研究》、《亞洲史雜誌》、《匈牙利東方學報》、《烏拉爾—阿爾泰年鑒》、《滿學專輯系列》、《通古斯—西伯利亞專著系列》 、國際阿爾泰學會年會論文集系列和琳琅滿目的阿爾泰學家們的祝壽文集中。」

這明顯是外行話，很容易就可以辨明。我就說倆事兒。首先，他說的不符合事實。鍾一定是無視了我近期發表在《中亞學刊》上的文章（Central Asiatic Journal），或者我在報頭上的名字，而我本人還只是他口中「新清史」學者中的一員，我難以想像他連一點檢查工作都沒有做。

其次，這段評論里對美國學術界的假設並不符合事實。在成為資深學者之後，美國學者並不熱衷於在期刊上發表論文，他們反而期待把位置留給更年輕的學者來推介自己的研究。坦率地講，鍾焓所述便是差異性所在：一方面，美國的資深學者更傾向於出版專著，而不是發表論文；另一方面，歐洲、中國和日本的資深學者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更傾向於發表論文。甚至，在主要的中文學術期刊上，沒有看到來自定期投稿者名單的文章都屬非常之事。這並不是說美國人的習慣要更好——事實或許恰恰相反：我認為美國學者們多發表期刊論文，大有好處，但是，當下美國學術界的組織結構，導致人文和部分社科學者缺乏激勵去多發表期刊論文，哪怕是發在《匈牙利東方學報》這種期刊上。這的確是個差異，鍾焓也提到了這一點，不過顯然沒能理解其重要性。他只是假設，由於這種差異的存在， 「新清史」學者肯定有點兒不對；他並不清楚這是中美學術實踐的差異，而非「新清史」學者與其他人之間的不同。

當鍾焓重提對「新清史」學者研究技能的分析時，這個問題又冒出來了。他是從徐泓那裡看來的。我之前談到過，我認為徐泓的評論大體是準確的。但我不認為他了解中美學術實踐、價值、實質情況差異的意義。徐泓並沒有把批判美國學界作為第二職業，因此，他沒有注意到特定語境，我覺得並不奇怪。鍾焓則不一樣。在鍾焓這事兒里，我看不出來，對顯而易見的事實如此一無所知，便對美國學術實踐和標準評頭品足，到底合理在哪兒了。

鍾焓對我一些著作的中文譯介，從多個角度做了現在這些老套的勘誤（當然最早這麼乾的人也不是他）。這事兒對我來說實在費解：假設說我就像鍾焓所聲稱的那樣水準堪憂、地位有限（想想看，我確無反證），那為什麼鍾焓、李治亭等等各路人馬要靠貶低我來自找麻煩呢？只要我不被看作不專業，他們就不爽；這事兒怎麼就重要了，他們也不肯說。鍾焓指出過我經常因一些小錯誤而受到批評——這話不錯。他覺得這肯定得能證明點兒什麼——可能吧。那我們不妨先承認犯錯挨批就是因為白紙黑字印在那兒。再說，假設論著刊發數量越多，則拼寫錯誤、轉寫錯誤、誤植和其他馬虎漏洞數量越多；我想以絕對數而論，我論述里錯誤會比平均水平多一點兒。但要是看出錯的比例，是否仍要「多一點兒」呢？又沒人吭聲了。

但是鍾焓說得不錯，確實發生了點兒其他的事情。他說得對，一些德國學者非常嚴格。這就是他們「嚴格」的方式：一位講究的德國學者（我就不說是誰了啊），在審閱我為劍橋史系列撰寫的章節時，讚美了這一章，並且忍不住強調了一下，在這篇篇幅甚長、語義緊湊的作品中，事實上沒有出現任何錯誤。想想看吧，一個審稿人沒找到錯，想都不想就誘導他的讀者把我的作者身份與「文字錯誤」畫等號，在這一刻，你就知道你面對的正是又冷酷又頑固（即使他們沒意識到）的偏見。為何會出現這種偏見，原因並不重要。反正結果就是我被人樹成了個靶子，然後一些不大動腦子的人就有樣學樣地沖著扔飛鏢。人變老的好處就是能看到時間對研究成果與讀者評價的影響。隨著時間流逝，眾人確實能逐漸分出個輕重。

萬幸的是，我並沒有發現，在這些挑出的錯誤中有哪怕一件能影響到我對中國過去發生的事、或可能發生的事的理解。而且事實上在我看來其他人的錯誤也是如此。除了少之又少的幾例外，均屬無關痛癢。我覺得沒有哪個例子能比《晦昧之鑒》（譯者註：或《半透之鏡》，Translucent Mirror）中的一段更恰當，我當時討論了其他歷史學者談及Ningguda和Ninguta之混淆時的一連串錯誤。其中至少有兩處出自《清代名人傳略》的條目中。在這些傳記中，任何對Ningguda和Ninguta的混淆對原始作者及其用意而言都是無關緊要的。這些錯誤並不重要。但我要探究的是，在一種更宏觀的書寫模式中，清廷史家如何巧妙運用這兩個地名的混淆，使得在字面上，清朝政治源頭到明朝疆界的距離比史實更遠。對我而言，這些錯誤的歷史很重要，也正說明了18世紀清代史家的成功之處。我是發現了這些錯誤，而我對寫下這些謬誤的歷史學者們觀感如何呢？——反正我把《晦昧之鑒》獻給了《清代名人傳略》的每一位作者，不管他們是否出錯。在《清代名人傳略》的數字版本上，我和其他在文段之下發表評論留言的用戶仍然發現文本上的錯誤。但是這並不重要，我們在引注中歸謬證誤，然後繼續工作。這是一本最好的書。

順便說一句，鍾焓對「新清史」有看法、認為我是「新清史」一員，這和上面他提及的我《晦昧之鑒》一書中觀點（清廷對清朝政體政治起源的模糊化），兩者是怎麼相互兼容的，這我不清楚。但是，我甚至有點懷疑，鍾焓能不能從中提煉出上述觀點來。因為我注意到他在談及《晦昧之鑒》時出現了一個古怪的錯誤

「以上謬誤從基本功的層面折射出作者在 歷史與語言訓練上的雙重闕失，其他一些錯誤則深植於其貌似牢不可破的理論體系中。最刺眼的一例就是作者迫不及待地要將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出的命題適用於帝制晚期的中國：即反映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書籍的大量刊印會為民族主義的傳播發展埋下種子。」

不久之前鍾焓還把我說成了「歷史虛無主義者」，現在我居然又成為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模式的奴隸。的確，我可以把「我這個人」想像成一種從理論上講在這兩方面可以同時成立（這是對某些人而言，我可不這麼認為）的存在，但是我從某種程度上懷疑鍾焓能否領會到這一層。在本書中，安德森確實被提到了，他出現在下面的第二句話中：

"The explanation ["imagined communities"] has an appealing versatility, in that it can be and has been imposed upon an infinite variety of national histories. Yet no matter how well the paradigm works in describing the processes by which communitarian concepts become propagated as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substance of any particular national narrative remains elusive. The cultural bits out of which such identities have been cobbled have vastly divergent origins, and the bits themselves are not theoretically neutral or interchangeable."

【修訂者註：譯者對這段話作了翻譯，在此一併審定：

這一闡釋（想像的共同體）具有一種富有吸引力的通用性，因為它可以被、也已經被廣泛施加於各種各樣的民族歷史之上。然而，無論這一範式在描述社群概念（communitarian concepts）被宣傳為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ies）的過程中如何有效，它都未能捕捉到任何民族敘事個案的實質。文化碎片略顯拙劣地拼湊成這類身份認同，而這些碎片又有著截然不同的源頭。它們本身從理論上講並非中立，亦不可交換。】

我在書中第二句話里想表達的意思，和鍾焓的表述剛好相反。我寫道，我對「想像共同體」理論解釋力的充分性持懷疑態度，並且試圖超越這套理論，而鍾卻說我有一套基於安德森模式的「不可破的理論體系」。我不知道這種錯誤如何解釋，但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如果不發明或改變文字的原意，鍾焓似乎不能讀通本書的第一段（或者第二個句子）。另一方面，這也很容易地使人看到「新清史」神話如何存續。你只需要忽視別人實際所寫的東西，根據你在書上相關頁面看到的一些內容腦補出一個自己的版本，然後針對你發明的文本寫一些批判文字，進而聲稱其他五、六個人寫的東西與你發明的文字實質上是一樣的，把他們說成一個學派，通過給一個人定罪去批臭所有人。我再重複一遍：你絕不可能通過敗壞我的名聲去打倒「新清史」（因為我現在不是，過去也不是「新清史」的一員）。

我很遺憾，按照鍾焓的看法，中美學者在清史問題上完全沒有相互借鑒的可能（除了批判我和其他若隱若現的「新清史學者」以外，他對清史領域似乎完全沒有專業興趣）。美國學者的方法和闡釋對他來說不僅一無所用，而且面目可憎，包藏禍心（同時在我這事兒里，還水平低劣、毫無貢獻）。他堅持認為，除了他的方式（考考考考個沒完）以外，歷史研究沒有其他方式，對這樣一個年輕學者而言，這是非常格調低下的。依據他對《晦昧之鑒》的離奇誤讀，他認為這是我的「不可破的理論體系」，但我好奇他為何不把這套反躬求己呢。是每天尋找新的證據，得到同樣的答案（就像一些中國學者做的那樣）呢，還是審視相同的證據，探究創新的答案（就像一些美國學者做的那樣），哪種會更好一點兒？這兩者沒有高下之分。它們都對歷史研究產生重要貢獻，而且彼此都是互相需要的。我知道我需要鍾焓（以及其他成千上萬的中國學者），但顯然他不需要我。如今我終於搞明白這點事兒了，不是蠻好嘛！長痛不如短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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