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和子路（下）

聰明人往往好勝。

好勝是個壞東西。用佛教的話說，好勝讓人變成阿修羅。阿修羅和諸天鬥爭，互有勝負。說「人定勝天」、「敢教日月換新天」的人，就是阿修羅。阿修羅確實有戰勝天的時候，但並不總是戰勝天，他的法力也有限。最重要的是，阿修羅必須承受痛苦。由於本事大，阿修羅吃的都是美味，但到最後一口，美味就會化為青泥。阿修羅每天都不得不忍受這種折磨。

王艮初見陽明，寫了兩首詩，詩眼是這句：

立志惟希一等人。

這很有志向，也很有野心。志向和野心，略有不同。志向重在方向，野心重在目的。用佛教的話說，是欲和精進的區別。野心是欲，志向是精進。菩薩每天都在不懈地度眾生，這是志向，如果盯著成佛，就會發現，眾生永遠度不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那就永遠不能成佛。成佛是終極的理想，要經過無量無數劫，換言之，永遠做不到。那還修行幹什麼呢？這一起念，菩薩就喪失了精進波羅蜜，不再是菩薩，退轉成了阿修羅。現實和理想之間永遠無法彌合的距離，就是最後一口青泥。阿修羅的好勝和對結果的在意，令他必須吞下這口青泥。

而菩薩一旦入了阿鞞跋致位，就永不退轉了。他的著眼永遠是度眾生，不懈怠地度眾生，如此而已，至於成佛不成佛，無關緊要。所謂成佛，只是激勵初發心菩薩的理想，是對信根未足的修行人的方便施設。當信根已足，證得無生法忍，就不再需要未來的目標為此刻的行為提供動力。不退轉菩薩絕不會因為地獄度不空而灰心餒惰。

孔子從來沒有講過「立志惟希一等人」。把著眼點放在「做一等人」上和放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上是很不一樣的。著眼後者，才會不知疲倦地做下去。「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孟子講的。孟子比孔子就差點兒勁兒。這很值得玩味。真正的一等人，他是不講「我要成為一等人」的。

王艮說，「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如果天下有道德，我就按照道德宣示的做；如果天下沒有道德，我的所作就宣示了道德。這裡重要的是後半句。孔子從來不說這樣的大話。孔子只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王艮把身提到道的層面，認為「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看起來氣魄更大，更理想，實則庸俗了。因為人人都樂意尊身，卻並非人人樂意尊道。

在中國的傳統里，成為第一等人要讀書。書，叫聖賢書，是成賢成聖的必由之路。但王艮，因為幼年家貧，教育的缺失使他沒辦法和別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他二十五歲才正式讀書，三十八歲才見陽明，略微晚了。

但王艮是個大氣魄的人，既然晚了，既然自己欠缺，那索性推翻這個標準，另立新的標準：不讀書，照樣作聖賢。

不讀書而成聖，先例有沒有？

有。六祖慧能。但慧能是禪門龍象，在儒門，不讀書而成聖的例子很難找。所以黃宗羲說王艮，「躋陽明而為禪矣」。

淮揚大飢，王艮捐米，巡撫十分驚訝，問他讀什麼書，王艮說《大學》。巡撫問，還有呢？王艮說《中庸》。這顯然讓巡撫不滿意，因為《大學》、《中庸》是最基本的書，巡撫就接著問：此外還讀什麼？王艮說，《中庸》已經是多的了。巡撫問：怎麼講？王艮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已經齊備了。

假如王艮幼年受過良好的教育，就不會如此。這是際遇對一個人的影響。王艮沒辦法改變出身，就憑藉一股聰明，將缺憾轉為風格。

可以說，一個人的風格就是他的缺憾。如果沒有缺憾，身上是看不到風格的。聖人就是看不出風格的人。風格，是程子講的「英氣」和「圭角」。聖人則抹去了英氣圭角，溫潤含蓄，無許多光耀。王羲之的字，沒有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風格強烈，杜甫的詩，沒有高適、岑參個性鮮明。

為什麼呢？依然用佛家的話講，這是個滌除習氣的過程。把自己的習氣，一點點剷除，令每一點都合於理想。但理想在哪兒？理想是虛空抽象的，不可捉摸，「法身無相」。比如學書法，只能從王羲之、鍾繇等人的字上去琢磨理想，看古人都遵從而你不符合的地方，就改變它。至於哪裡是常，哪裡是變，何者可變，何者不變，其間的區分需要格物之功。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就漸漸近於理想。雖然永遠到不了終極的理想，但可以靠這種辦法一步步逼近。在逼近理想的途中，現實和理想之間無法彌合的一點差距，就是你的風格。比如趙孟頫學王羲之，已經十分像了，唯獨不像的那一點點，成了趙孟頫。

每個人，在窮盡稟賦的道路上，越來越精準地找到無法契合理想的一點，成為他的風格。如果「盡性」的工夫不夠，不契合的地方太多，那就不是他的風格，而是流俗的風格。窮理是學力，但窮理的目的是盡性，學力的目的是發現天分。天分和學力，是相成的。不學，便不能知自家天分之所在。若以「簡易直截」的方法，繞過必須下的工夫，看似取巧，實則埋下隱患，令自己無法走得更遠。

王艮告訴朋友，學問不必辛苦，他說伐木工未曾荒廢學問。這正是取巧。他如何不引用孔子「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小人哉樊須」呢。

孔子講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雖然孔子最終否定了這種做法，但他是這麼過來的。釋迦牟尼也搞過六年苦修。王陽明也一句句啃過書本，格過竹子。彎路不是彎路，是必須走的。堅持不走半點彎路，就走上歧路了。

王艮未嘗不知道這點，他偶爾也說過：「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但他不強調這點，若強調，就和他平素教人的矛盾了。他平素常講的是，「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

在古代，很少有目不識丁的人作為「先生」出現。然而，王艮門下，成群地出現了。有樵夫、有陶匠、有田夫。王艮打破了儒門當中，必須讀聖賢書才能做先生的規則。這是他的志氣、出身、際遇決定的。到後來，泰州學派赤手屠龍蛇，就不足為奇了。

子路也是從小沒太受過教育的人。但跟隨孔子之後，子路對受教育的人懷有敬意。冉有是子路的師弟，子路卻常常聽他拿主意。季氏將伐顓臾一節，孔子一眼就看出冉有是主謀，沒有太責怪子路，反而狠狠批評了冉有。

許多人對子路更親切，對王艮稍疏遠。這源於子路的率真和王艮的聰明。實際上，王艮也有率真的一面，但他的率真被聰明掩藏了。人天生有戒備心。聰明的人，有傷害他人的能力，無論是否動用這種能力，至少他具備。而率真的人，往往不具備。因此，與率真的人相處，有一分天然的安全。

孔門下，顏回、子貢、宰我都是聰明人，但真正傳下學問的是曾子，一個魯鈍的人。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樣的力量，聰明人往往不具備。聰明人有股巧勁兒，取巧的習氣將人帶入阿修羅道。反倒是魯鈍的人，由於篤定堅實，漸漸成了菩薩。

取巧的習氣，不是聰明人才有，只是聰明人身上更常見些。樊遲不聰明，曾參也不聰明。但樊遲和曾參有極大的不同。樊遲會打退堂鼓，曾參不打退堂鼓。曾參知道任重道遠，樊遲學不好就想改行。曾參是阿鞞跋致，樊遲是鞞跋致。王艮也希望「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是「一等人」的事。但他的取巧，讓他離樊遲近而離曾參遠了。

子路不敢批評孔子。孔子見南子，子路只是不高興。子路僅僅是不高興，卻比直接批評孔子有力得多，因為孔子不能不在乎最親近的弟子不高興。但陽明和王艮之間，就不是如此。王艮長跪路旁說「艮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去。如果孔子看到子路長跪路旁，大概不會這麼做。這是陽明的圭角。而王艮追至庭下說「孔子不為已甚」，又是對陽明的批評。

孔子的弟子，不敢這樣批評孔子，不敢對孔子說「周公不為已甚」。顏回對孔子之言「無所不悅」，「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王艮不這樣。在王艮被陽明揖起的時候，二人的關係，已經不像師徒，而像諍友了。

孔子收留子路時，就知道此人好勇，難以壽終。聽到衛國作亂，孔子就感嘆：完了，子路要死了。子路本可以不死，衛國出事，子路在城外，聽說後跑回城，在城門碰見子羔，子羔說，出公走了，城門關了，你回去吧，不要白白受禍。子路說，吃人家的飯，人家有難，不能躲。後來就死掉了。

王艮不贊同子路。他說，「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國家事，是之為失本。就此失腳，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餓死，指伯夷之死；結纓，指子路之死。

孔子之所以親近子路，陽明之所以裁抑王艮，也許是因為對迂闊堅持的愛憐吧。子路在孔子門下，孔子有時候對他講一個道理，他說，先生，你上次講的我還沒消化，又講這些，我怕把之前的也忘了。你等我做到之後，再給我講吧。這種紮實的態度，真是令人敬嘆。

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 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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