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科研機構：如何打造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

整理 | 葉水送

韓國高等科學技術學院(KAIST)是一所極具創新能力的韓國大學，儘管她的歷史不長，但是在最新全球大學創新能力排行榜中，位列第10。她不僅關注自動汽車、人形機器人，在生物科技領域也有突破。

12月8日，上海科學會堂。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施普林格·自然集團、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以及文匯報社共同主辦的「2015年科研·創新·創業國際研討會」上，來自韓國的KAIST校長Sung-Mo Steve Kang揭示，如此高的創新能力，是因為他們既培養學生的創新創業能力，同時也會培養學生的知識結構，這為學生在創新創業時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來自韓國高校的經驗正是回應此次論壇主題「研究機構在打造具有社會影響力創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精彩案例。除了KAIST校長之外，主辦方還邀請到了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呂堅、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副所長葉陽、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張旭以及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參與討論，由Nature出版集團總編輯Philip Campbell爵士主持。

以下為上海科協提供的論壇實錄，略有修訂。

Philip Campbell：我們的討論內容是研究機構在打造具有社會影響力創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所說的社會挑戰包括當前全球面臨的經濟問題、可持續發展以及其他社會挑戰。我們要探討的是，研究機構怎樣發揮它的作用，從而幫助我們應對挑戰，怎麼能通過基礎研究來創造更多價值。

呂堅：要談基礎科研與應用科研之間的關係，我想引用有一位教授說過的話，他是諾獎得主，他說「我只知道有兩種應用化學，一種是應用化學，另一種是還沒有被應用的化學」。這其實也說明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關係。我們強調基礎研究如何商業化，為此我們需要打造生態系統，培育更多的創新。

還有一位學者尼克森曾說，研究其實就是把知識轉換成為錢的過程。「把知識轉換成為錢」這個過程可通過創新實現，我覺得他說的這句話，幫助我們形成一個閉環，對於科研人員來講，我們要減少官僚、精簡流程來確保我們的想法和創新，最終成功地轉化。

如何應對這些社會挑戰，尋找解決方案最為重要，所以在我們的學校非常關注剛才所講到的這些挑戰，比如說數字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健康等話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我們跨學科的合作才能夠帶來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因此，我覺得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關係，只有好和壞之分，好的研究總有一天能夠找到實際的應用。隨著現在整個轉化過程不斷加速，基礎研究要比100年、200年前轉化的速度快多了。

Philip Campbell：我想問一個問題，你是先進結構材料、生物材料方面的專家，能不能給我們舉一個例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怎樣進行合作，或者說如何互相激蕩出火花和靈感？

呂堅：我主要是研究結構材料，開發高強度材料，通過這些材料，使得機械系統效率更高、強度更強，它們最終可應用於汽車等領域。這本身就對社會產生了影響。

另外，一個核能解決方案，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有人說它是清潔能源，是低碳能源，但也有人很擔心核能的發展，擔心核能系統的安全性。如果我們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去證明核能其實是非常安全的一種能源，那麼社會就不會來反對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夠從科學的角度去排除所有的風險，就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

葉陽：現在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創新能力以及責任心是很關鍵。作為研究機構，毫無疑問，我們一定需要創新、創意。大家都知道屠呦呦，她正在瑞典接受諾獎，我們也非常關注她對青蒿素髮明所做出的貢獻，這是中國本土科學家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榮譽。從另一角度上講，這也是中國科學家的創新。

另外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社會責任感，我們知道，青蒿素有抗瘧疾的效果。得了瘧疾的人會發高燒，在這樣的情況下，病人迫切需要藥物。

中國很多研究機構，包括上海藥物研究所其實已經預見到，如把青蒿素的結構做一下調整，它將有更廣泛的應用。青蒿素的類似物，最後被發明出來，被用來治療瘧疾，病患即使處於昏迷狀態，只要給他注射，十二個小時後，他的高燒就會慢慢消退，然後脫離危險。

事實上，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有創新，其次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諾華北京分公司在前人的基礎科研之上，最終做出了產品，他們把這些產品運往非洲。我見過諾華的研發總裁，他表示，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諾華這麼多的產品中，青蒿素類似物藥物是重磅式的藥品。它被廣泛使用，全球大概有7億病人因這個藥物而獲益。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中國正逐漸進入老齡化階段，以上海為例，上海男性平均壽命超過80歲，據統計，人們在60歲之後消耗的藥物佔到所有藥物的80%。我們怎樣在一個老齡化的社會中可持續發展，這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中國製藥公司以前大多專註於仿製葯，後來他們逐漸意識到創新原研葯的重要性，現在我們也在做藥物的研發，這需要從基礎研究開始，還要打造各種各樣的研發平台，在我們面臨挑戰的同時，其實也擁有很多機遇。

我們認為人才是創新的源泉，所以我們會根據不同人的專長，積極發揮他們的優勢。另外，通過與醫藥公司的戰略合作，從而確保我們的科研成果最終能夠轉化為實際應用。

Philip Campbell：在德國有一些非常知名的製藥公司，他們比較排斥應用科學，它們覺得自己主要做基礎研究。你剛才也提到中國正在進行各方面的轉型，我想，中科院是否強調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合作？

葉陽：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德國社會很發達，整個科學體系比較成熟，能夠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從根本上來說，不管你在哪個社會哪個國家，問題還是將科研成果轉化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社會貢獻上。

還是以上海藥物研究所為例，我們聯合其他很多機構，一起完成了一個很關鍵的G蛋白偶聯受體（GPCR）的項目，這個項目是世界領先的，花費了很多精力以及資源完成。儘管這個項目的結果振奮人心，但是它如何變成實際應用，對社會有影響力，就像呂教授剛剛所說：是換成錢還是只是掛在牆上的榮譽。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Philip Campbell：Steve，剛剛您說到了韓國高等科學技術學院的經驗，我想再聽聽您在合作以及速度方面，怎麼能夠打造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

Sung-Mo Steve Kang：大學的確需要積极參与科技革命。我們曾請到的一位科學家說，不管什麼時候，大魚總是吃小魚。但是目前的現狀是「快魚要吃慢魚」。我想講的是，隨著IT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通信技術的發展，速度越來越重要，因而從整個創新和投資的角度上來說，都需要有速度。

創造性跟多樣性直接相關。創造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非常重要，在我們學校，科研人員以及其他所有人，組成一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團體，衝突和融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這對於激發我們基礎科研來說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另一方面，我想談談基礎科研和應用科學之間的關係，和前面兩位嘉賓的觀點類似。我是應用物理學出身，喜歡解決問題，特別是當遇到難以處理的問題時，我們經常說的口頭禪是，回到最基礎的問題上，最基礎的研究才能找到最根本的解決方案。

我經常做這樣的比喻：農民把樹種到新的土壤環境時，需要慢慢來，因為它需要適應新的土壤，只有當根真正紮下去之後，才能長出枝椏，最終才能開花結果。樹根如同基礎科學，它是獲得創新的源泉，是所有創新之根本。

最近，我和日本一名諾獎得主聊天。他從事了幾十年的科學研究，但是在日本的科研環境里，他卻被認為是寄生蟲，人們不把他當回事，認為他的工作毫無價值，因為他沒有帶來任何產業以及工業上的效益，於是他就去了美國，堅持不懈地做他的基礎科學研究，最後他因此獲得諾獎，現在很多公司都在找他，對他的研究感興趣。

所以對科研、特別是對基礎科研的熱情非常重要，你要善於找到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回到最基礎的科學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堅持不懈。那位日本諾獎獲得者的經驗，就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張旭：中國工業基礎以前比較差，現在隨著IT技術的發展，通訊技術日新月異，它們正為中國經濟注入強大的驅動力，所以越來越多的應用技術變得非常普及。這一現象引起的後果是，我們擁有太多的應用型公司，而基礎研究公司非常少。

事實上，我們也缺少將基礎科研轉化成創新應用的平台。在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光有基礎科研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希望世界知名的科研機構能夠在中國建立他們的基地和實驗室。

在過去五年中，我們看到很多IT公司逐漸壯大，他們開始建設自己的研發中心，越來越重視這方面的科技創新。對IT公司的發展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對中科院未來的發展來說同樣如此。德國的情況可能完全不同，因為他們處於世界的前列，而中科院在中國特殊的環境里，我們起到的作用也有點不一樣。

Philip Campbell：最後請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來發表意見。您的時間最少，非常抱歉給您的時間可能不夠多。

薛其坤：我想談的主題是「國際合作的影響力」。Campbell說要討論基礎科研和應用科學之間的關係。我想這和合作是有關係的。以清華大學為例，來看看她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以及如何處理不同機構之間的合作，並且對所有的利益相關方是怎樣形成合力，創造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

科研機構如何在促進創新中起到主導作用？我想很多學術機構，特別是清華大學這樣一流的高校，根本在於如何解決基礎科研和應用科學之間的關係。

首先介紹一下清華大學，目前清華教研人員3500人，博士後研究人員超過1400人，我們的校友中包括了許多國家領導人，我們擁有中國27%的院士以及眾多一流科學家。從全球排名來看，清華大學在工程學領域亞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六。我們培養的學生很善於解決問題，在應用科學方面擁有獨特的優勢。

目前，我們同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進行合作，從而創造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項目。我們同世界級的研究機構和跨國公司達成了很多合作，全球財富五百強公司中，我們與其中110個公司建立合作，他們橫跨49個國家。

除了國家撥款外，我們還從合作中得到了各種研究資金。去年這一數字大概是2億元。這個數字不是很大，但如果和我們從政府撥款得到的研究基金來比較，這個份額已經很可觀了，我們還是比較滿意。

1995年，我們建立了UICC項目，與40多個國際企業建立合作，並通過這種合作關係，迅速地完成技術轉讓，從而讓這些創新項目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最近，清華大學剛剛建立了一個全球創新中心，這是華盛頓大學、清華大學和微軟公司共同建立的。還有一些地方政府項目，比如清華大學同加州伯克利大學、深圳市政府進行合作辦學。

事實上，這也是基礎科研和應用科學方面的合作機會。根據過去一個世紀的全球經驗，我們可以看到技術和企業，也就是商界和科學界越來越融合到一起，他們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令人興奮的趨勢。

Philip Campbell：我再問一個問題，科研機構如何鼓勵創業？

呂堅：我來自香港城市大學。我們學校有很多不同的機制，適用於不同級別的人，最重要一點，我們非常強調專利法，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如果他們有發明，也可以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

對大學來講，我想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我們通過學生的發明創造，通過這些知識產權的數量展示我們的創新。另外，我們也有不同的機制來幫助學生，培養、打造他們的企業家精神。

葉陽：中國政府相關部門非常重視鼓勵創新創業，2015年10月1日開始《技術轉讓法》已經頒布。我們和清華大學參與了一年的試驗，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探索。

另外，現在研究人員可把他自己的技術轉讓費用回饋到自己的公司，或者是轉換成他在某個公司的股份。再者，現在已有法律支持科學家可以用自己的知識產權，去發展自己的公司，也就是說，科學家創業已通過法律得到進一步的支持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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