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循環與幸運戒指——談談歐洲黑死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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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說說黑死病。「黑死病」主要是指鼠疫，鼠疫在歷史上有過三次較為大規模的流行。

第一次發生在541年－542年的查士丁尼鼠疫。

第二次黑死病在1346年－1350年大規模襲擊歐洲，並且中國也受到了影響。

第三次是1855年中國雲南首發並傳遍所有大陸的大型鼠疫。

剛好去年某課程的大作業做的是大瘟疫與大分流的關係。我這裡主要聊聊第二次被習慣性稱為「黑死病」的鼠疫爆發。

簡而言之，從目前經濟史學界的主要觀點來看，大瘟疫（歐洲黑死病）直接或者間接的導致了中西方近代發展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這其實是一個悲劇轉化為幸運的故事

Vicious Circle Turned Into Lucky Ring

先上一張全景思維導圖鎮樓，然後再拿局部來解構，這是個大坑，得慢慢填。

看不清楚可以戳大圖

人口惡性循環的起點

一切惡性循環的肇始來自一個外生的衝擊——瘟疫。

黑死病的大流行直接殺死了1/2 ~ 1/3的歐洲人口，並且在未來的三個世紀里，成為阻礙歐洲人口增長的最大障礙[2]。

黑死病最早發源於中亞，經絲綢之路於1343年傳播到克里米亞半島。並由此被攜帶鼠疫桿菌的老鼠搭乘貨船抵達歐洲。在當時的歐洲的衛生條件和醫療發展水平下，黑死病在歐洲的致死率達到了驚人的30% ~ 95%。

作為黑死病最直接的後果，人口死亡率的上升直接導致了社會勞動供給的急劇減少。

根據勞動供求理論，勞動供給的變動（shift）會使得均衡工資水平隨之發生變動。

Maddison (2007) 估計，在1500年~1700年的200年間，西歐的平均人均收入提高了30%左右。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作為催化劑和推動力量，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的「化學反應」。這點在後面會詳細介紹。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歐洲一些特有的人口、地理、政治、經濟條件使得黑死病作為肇始的偶然事件變成了一系列惡性循環的起點。這些惡性循環均以不斷提升而或維持高位的人口死亡率為後果。

戰爭循環

沒有任何一塊大陸能夠比近代的歐洲經歷過更多的戰爭[1]。在1500-1700年的200年間，幾乎平均每年歐洲都會發生一次列強間的戰爭。

根據Tilly(1990)的統計，我們列出了歐洲在近代發生的戰爭次數以及戰爭的平均持續時間。可以看出歐洲由於國家分裂和地理區隔，一直缺少一個大一統的政權，因此領主們(Landlords)窮兵黷武，不斷征伐。

戰爭帶來了死亡。戰爭本身帶來了大量的人員殺傷，但是相比由於行軍造成的疫病傳播，這種殺傷才是小巫見大巫。由於歐洲獨特的地形(被高山與大河分隔開來)，歐洲形成了許多比較獨立的基因集聚，這使某個地區的軍隊行經不同基因地區時，會將攜帶的病菌一併傳播過去。我們知道，某種疾病歷史上在某個地區大規模流行過，這個地區的居民後代就可能在基因中存在相應的抗體（自然選擇過程），因此，這種跨地區行軍，造成了歐洲疫病的大規模流行，並且這一流行過程會隨著不同地區的軍隊帶來不同的病菌而反覆爆發。

貿易循環

歐洲大陸人員流動的另一種重要目的無疑就是，貿易。14世紀早期的黑死病傳播就是沿著商路擴散開來的(Herlihy, 1997)，而且黑死病在歐洲的最後一次大爆發也與長距離貿易息息相關。

由於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的興盛，各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都有了較高的增長，戰爭需要和貿易需求同時促進了交通基礎設施的大力發展。

同時，由於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不再滿足於「溫飽」這一較為初級的要求，社會對於工業產品的需求開始穩步增長，人們需要發達的商業來提供高質量的物品。

黑死病對於工資正向影響通過商業行為形成了一個閉環。

城鎮化循環

根據恩格爾法則，當收入的提高造成的盈餘超過基本需求時，消費者會傾向於購買更多高質量的物品。日益提高的工業產品需求量，使得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在城市周圍集聚（直到16~17世紀後，工業才逐漸轉移到農村地區）。同時，也使得城鎮地區的工資水平顯著高於廣大農村地區。

不同於中國，歐洲城市糟糕的衛生環境使得城鎮人口的死亡率顯著高於農村地區（1.8倍）[3]。

由於歐洲頻繁的戰爭，當時歐洲的城市都建有高大的城牆，這無疑阻礙的城市規模的擴大 (De Vries, 1976)。較高的人口密度提高了疫病傳播的風險，城市在設計上的缺陷（沒有下水道，生活污水橫流）進一步提高了城鎮人口的死亡率。

而在中國，早在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就已經出現接近現代的下水道（福壽溝是合流制下水道，寬約0.6～1米、高約1.6～2米，人可直立通行）。

生育循環

從人口學的觀點來看，死亡率的變動並不是影響勞動供給的唯一因素。

由於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伴隨著工資的提高，土地/勞動力比率持續上升。傳統的農耕作業需要較強的體力輸出，因此男性勞動者在這個領域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由於土地變得不再那麼稀有，一些土地密集型的產業，比如畜牧業開始得到長足發展，而女性在畜牧業上是具有比較優勢的(Alesina et al., 2013)

正如上面提到的，家庭收入的增長會使得人們消費品的需求彈性發生變動，小麥需求和價格都發生了下降，畜牧業產品如肉、蛋、奶，甚至啤酒的需求量上升(Pamuk, 2007)。這種需求一側的變動直接改變了農村地區的勞動供給結構，吸引了更多的年輕女性加入到勞動力市場中。同時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傭人需求也使得女性可以選擇成為家庭收入的來源[4]。

當時歐洲的女性勞動力主要服務於各個農場，她們普遍被要求按年來簽訂勞動合同，在合同期間懷孕或者結婚都會被要求終止僱傭關係。由於許多婦女在1350年之後開始供職於農庄，歐洲婦女普遍變的更晚結婚了。這直接導致了總體生育率的降低，保證了人口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而不是在黑死病流行過去後出現人口爆炸。

這一系列循環內部或彼此相互之間不斷加強，使得歐洲的人口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為將這種惡性循環轉化為歐羅巴大陸的幸運戒指提供了條件。

從工資水平的重要性說起

由以黑死病為代表的瘟疫所造成的勞動力供給短缺，造成的人均工資水平的上漲深刻的改變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在現時的中國，我們仍然可以聽到大眾媒體里一遍一遍的呼籲「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這樣的口號。消費增長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是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作為重要前提的。

由於預期外的工資水平的增長（當時的歐洲人應該不會想到黑死病會帶來這麼大的人口銳減吧），使得歐洲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為隨後打破「馬爾薩斯陷阱」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工資水平的上升帶來了如下一系列的直接變化：

降低資本利率

由於人工勞動的價格（工資）上漲，資本的變得相對廉價了，Capital/Labour Ratio上升的非常快。歐洲在14~15世紀的利率水平經歷了大幅的下降(Homer and Sylla 1969, pp. 99108; Epstein 2000, pp. 1926)。

相對變得更加便宜的資本產生了對勞動力供給的替代效應。工廠老闆開始有動力去投入更多的資本以提高產出、降低成本。相比採用人海戰術，資本的投入成為歐洲的比較優勢，研發更先進的技術成為一個不錯的選項。歐洲工業革命的火苗由此開始燎原。

降低勞動技能溢價(Skill Premium)

勞動技能溢價可以簡單的表示為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的相對工資水平。這一溢價衡量了「知識、技能和專業水平」在勞動供給中的重要性。

由於勞動力的短缺，一些具備專業技能的勞動力變得更加搶手和供不應求，因此學徒制開始在歐洲大陸的行會中廣泛流行。這種學徒關係使得學徒以一定期限的免費勞動作為代價，從師傅那裡學習技能。這無疑促進了勞動技能的傳播。

Zanden(2009)收集了建築工人的技能溢價水平。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各地的曲線在1300年之後都經歷了一個非常大幅度的下降，並且這一低溢價的情況持續了記下來的幾個世紀。

技術的傳播使得傳統的行會不再是工人學習技能的一個壁壘，使的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有效。

促進勞動力流動

由於保守行會規定體系的瓦解，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變得越來越活躍。在勞動力稀缺和高工資水平的環境下，行會也開始逐漸「敞開心扉」接受那些可以節省勞動力的發明創造。那些最熟悉某些技術並且最有經驗的勞動力開始被允許不斷創新，推進了技術進步。

農業的商業化

由於勞動力的稀缺，農村地區的地主不再能像以往那樣繼續壓榨農民。農民們獲得了更低的土地租金、更少的義務和更長的土地租期。

到16世紀，用貨幣而不是實物支付租金的制度得到了確立。

由於租地農民可以根據市場行情自行決定種植作物的品種和面積，市場開始成為農業生產的導向。這使得城鎮和農村建立了商品交換的途徑。農業產品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糧食，而是用以交換貨幣的商品。在市場的調節作用下，更大規模的城鎮化運動成為可能，為後續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支持。

最後的話

資本的作用在歐洲大陸地位的上升，使得技術和創新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由於黑死病大流行造成的人口銳減，歐洲大陸開始在近代與亞洲大陸發生了分流，提前走上了另一條不同於「人海戰術」的道路，跳出了馬爾薩斯「人口增長-戰亂饑荒-人口增長」的陷阱。

[1]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3). "Gifts of Mars: Warfare and Europe』s Early Rise to Riches".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pp. 165–186

[2] Pamuk, S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 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3, pp. 289–317

[3]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2). "The Three Horse men of Riches: Plague,War,and Urba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rds034–811

[4]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1). "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