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公斤行李

短暫假期結束，在北京轉機停留兩次三天，瀋陽二十五天，寫到這行字是T3登機口。此刻回想一個月前赫爾辛基機場捏著返鄉船票的躁動與興奮，當時也曾感慨萬千，落了地卻忙於會友拜師親人團聚一直沒抽出間隙寫點什麼；最近幾天更是裝箱不停，裝著裝著也間離出個問題，我在幹嘛？我像個搬運工，這趟往返把芬蘭的禮物帶回國內，現在又把一些國內便宜日用不遠萬里，跨越壯闊的蒙古草原——蒼涼的西伯利亞——橫亘歐亞的烏拉爾山折騰回芬蘭。時間不等我想完這個問題，今早清晨的北京天還黑著，拉著近五十斤重的行李箱扛著「呼之欲出」的背包，我蹣跚滾進地鐵，這是何苦？

省了不少錢，佔了不少便宜，那些便宜的東西芬蘭也不是買不到，無非價格乘了個係數。自己也知道這些東西用不了多久，大多數日常還是要在本地買的，但23公斤的免費行李託運便宜不託白不託。從理論上講畢竟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大中華地區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還是低於帝國主義的。認清了現實抱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認為超英趕美還是此生可期，但註定坎坷曲折。從海淀黃庄的旅店到三元里轉機場快軌有11站，不遠處幾位貌似外地進城務工人員背著大包小裹。我的行李箱相形見絀，立在一旁彷彿小鳥依人，他們帶的東西更多。我不知道比對是否得當，似乎從北京到芬蘭於我之觸動與小城鎮到帝都於這些異鄉人大體近似。我們都恨不得把家都背著，免得在那個新世界裡「被」消費。

毋庸置疑，芬蘭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遠高於瀋陽，正如北京之遠高於那些底層技術工人的家鄉。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解釋了人流的涌動潮向，更好的就業機會、教育資源、社會福利等等因素驅使著我們遷徙，我不是弄潮兒無非是隨波逐流。而隨波逐流也有成本，大家都想低投入高產出，因為沒有透支額度高達四十萬的信用卡，所以縱有今天高度商品化的全球市場，我們還是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行李規定是23公斤，上稱一量24.7kg驚出一身冷汗，僥倖過關了還要竊喜一陣，心裡默默發條狀態：IT REALLY MADE MY DAY! (就這點出息，愛——咋——咋——地！)

幾分鐘後我下車了，他們還守著行李，大概北京已是他們的旅程終點。而我的北京是中轉站，一個可以借力或上或下或平行的跳板。六年前來到北京讀大學，雖然這裡消費水平更高，但畢竟咱老家離著名大城市鐵嶺也不遠，假期往返的行李一直是一個長寬高不到120cm的小箱子，日用的沒有。那時旅途輕鬆，也不用坐飛機。不知道來中國留學的芬蘭人是否需要像我和地鐵里的那群人一樣，或許他們來中國學習或工作行李箱跟我從瀋陽到北京一樣簡單。因為交通緣故幾乎每天都會路過赫爾辛基市中心火車站，所見所聞似乎也印證著這樣的觀點。

但是不是有一天，當普通中國人的收入水平達到富裕國家的標準，留學生就不用再蝸牛一樣背日用了呢？當國內的地區發展更加平衡、平等，來北京的「外省人」也不用背著被褥床單鍋碗瓢盆呢？可如果地區和國家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度趨同，我們又為什麼還要遠渡重洋去求學，求職呢？到那天，是否還會有今天這樣大規模的出國潮，出國熱？

即使有那麼一天，相信環遊世界的旅行者也還是會對這個世界保持好奇的。他們不知覺的往返遷徙催生了繁榮的國際旅遊產業，在今天支撐著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他們厭倦了過於理性化機械化而缺失人情味的現代生活方式，不遠萬里來到東方滌盪心靈，看到的卻是同一樣的品牌和服務。世界越來越扁平，文化越來越相似，透過舷窗看到的早不是馬可波羅的時空，沒有互聯網的古人坐井觀天，大概見到什麼都會大驚小怪吧？我們有了技術手段和資源真正行萬里路，卻發現異域的連鎖咖啡廳和自己家樓下是一個味道，天涯海角的大熒幕看到的是同步上映的一種價值觀，也許更可憐。

飛機上想這麼多我也是醉了。方才氣流激動一陣顛簸，我可能是座中激動最多之人。腦海中的雲點（顛）播（簸）平台自動為自己放送了一首我小機場的《讓我搭一般會爆炸的飛機》，腹稿了遺言。不行這篇草稿一定不能讓空乘人員發現，上個月某航班上有個老爹跟女兒開玩笑在紙杯上寫了個『埃博拉』扔到垃圾桶，然後教空乘發現下了飛機被狠罰一筆捐給慈善組織。我又不會跳傘又不會劫持飛機，如果在天上搞文學創造打個草稿提到有爆炸物在身上估計也免不了落地扭送及正法的命運。說起這個D.B.Cooper 啊，可有歷史啦，那還是尼克松年間……

題圖來自本人。

留學生出國熱配圖來自2013赫爾辛基暑期學校芬蘭語項目，源報道 Academic reputation attrac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he Helsinki Summer School

其中兩位女生來自義大利，中間那位是芬蘭語助教，右邊的男生來自以色列。芬蘭國際暑期學校把大家聯繫到一起。

范偉圖源自電視劇《老大的幸福》

http://www.shequ.tv/jiankang/jiankangzixun/3086.htm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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