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倒大明王朝的稻草

周二，接到新京報張曉波編輯的電話，大約是說看了我最近出的《天崩地解：1644大變局》一書，原想約請其他評論人寫個評的，後來突然想到我在書中前言里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把壓倒大明王朝這匹駱駝的大草堆中的一部分，揀出來仔細翻看。他因此覺得讓我自己來寫也許更有意思，於是便聯絡了我。想了一下，雖然覺得有些汗顏，但因為這書我自己其實並不很滿意，出版後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意見和批評，於是便答應了，好藉機亡羊補牢一番。

明朝的消亡，確實很難說清楚到底是亡在什麼地方。

自明朝亡的那天起，不管是從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煤山、還是從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逼死坡開始算，就有無數人在評說它滅亡的原因。這些人中，包括了後來者清的數代皇帝，如順治、康熙、乾隆。而乾隆的評論，因為刻在明長陵的石碑上，所以廣為人知，他說「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

話是沒錯。尤其他說明亡非亡於流寇這點，我是極贊成的。明亡於崇禎十七年的農民軍，於我看來確實是個很偶然的事件，中國歷史也因此在這裡戛然轉向。

在歷史的偶然與必然這個問題上，我很推崇顧誠先生說過的幾句話：「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麼，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顧先生當年這幾句話，可以說徹底改變了我的史觀，此後時時不敢忘之，這也是我翻揀歷史稻草堆的最主要原因。

就當時的情況看，明王朝南方的形勢，無論是財政還是社會狀況，包括人心向背等等情況都還是不錯的，而北方也並非糜爛至不可收拾，正如我在《崇禎的南遷之議》一章中所說的那樣，發生於崇禎十七年的北京被破，其中偶然因素實在太多。

譬如，如果崇禎一早從了李明睿的建議，在十七年年初就南遷或以太子南下，則即使北京城破也形勢大不相同；又若崇禎於北京被圍的那天夜裡出逃時，那根巨大而沉重的城門門閂能被太監們舉起來，則也會是另一番局面；再如招東北關寧軍入衛北京之議，只要能早幾天定論，那麼李自成就將在北京城下遭遇明朝第一強軍關寧軍，他還能否破北京就大為可疑，要我說幾乎就是不可能的；又或者沒有曹太監私通李自成開了城門，以北京之堅要守幾年幾個月也許不好說，但多守幾天肯定絕無問題，到時吳三桂等人的勤王兵馬一到，以後局面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想仔細盤點，還有很多可以如果的事件列出來，而且只要這其中任何一件事有一丁點變化，明王朝的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

可問題就在於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偶然就是堆在一起發生了。於是，明朝亡了。

乾隆評說的那些明亡原因，都沒錯，也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公論。只不過，我以為這些都是具體事件，是現象，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根子。

明亡於神宗之荒唐，那麼神宗為什麼會這麼荒唐，以明朝內閣對皇帝的制約力，為什麼就阻止不了？天啟時的閹宦又何以能如此專橫？又難道明朝的大臣們全都是志在祿位金錢、專務鑽營阿諛么？要知道明末的清官和忠臣可不是一個半個，而是一抓一大把，東林黨和復社的人數多不多？權位重不重？勢力大不大？他們為什麼就不能正本清源使朝政氣象一新？這種吏治敗壞的根子又是在那裡？

在我看來，明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壓倒明王朝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是起於明中期的士人思想及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演變。

明中期，是繼承自宋的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的更替時期，陽明先生身前及故去後一段時間內，各種心學分支及理學流派紛沓而至、交戰不休，致使很多士人在內省這一道路上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境地。

中國絕大多數士人，其信仰和立身之本是某一門學說，如儒學等等，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的宗教信仰，因此在這種之前信奉的學說被質疑和擊破、又無後來合適的強勢學說可以信奉、哲學思潮異常混亂的狀況下，很多士人幾等於進入了一個信仰坍塌的真空狀態，頓時便茫然起來。信仰危機的現實危害是巨大的，歷史上的例子很多，現在的例子也很多。後人說明末禮樂崩壞、道德淪喪，我以為其根本就是源於此。當然，這種禮樂崩壞不是一蹴而至的，是有個漸進、積累和觸發過程的。

與此同時，明王朝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狀況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大的波動。內閣、皇帝、朝臣、士林之間的多方搏弈在這一時期異常激烈，如嘉靖時期的「大禮議」、萬曆時期的「萬曆新政」和「爭國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原本相對穩固的政治體制出現了較大的變革；而沿海倭患以及萬曆三大征，還有江南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模式演進等等，又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民生狀況波瀾疊起。

嘉靖時的「大禮議」事件，雖然有內閣試圖制約皇權的起因在內，但大部分參與其中的朝臣，是出於捍衛傳統和理念的目的，其中也包含了新興的王學和傳統程朱理學之爭。而之後萬曆時的「爭國本」，幾與大禮議的本質和過程如出一轍，區別無非是「大禮議」中理虧的是內閣和朝臣一方，「爭國本」時理虧的是皇帝和後宮勢力而已。有意思的是，這兩次事件的勝利者，都是占理的一方，而不是權利大的或人數多的一方。在我看來，這正說明了這時候的鬥爭，本質上還只是理念和觀點之爭，爭的是個是非曲折，大家都還在講道理，而不是純粹的權利和利益之爭。

只是，一旦爭起來了，哪怕起先沒有黨，時間一長也會有黨，然後就是黨爭。借用一句電影里任我行對令狐沖說的話，那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了黨和黨爭，自然就要牽扯到權利和利益。因此，如果說嘉靖時期的「大禮議」和萬曆時期的「爭國本」還算是純粹的理念和學術之爭的話，那麼萬曆後期的一系列「京察」紛爭就是純粹的黨派之爭和權利之爭了。有明一代最慘烈的黨爭，自此發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風氣從此大變。所謂明之亡亡於神宗，如果從另一角度闡釋，也可以說是起自神宗朝的黨爭，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明末史料，無論官史還是野史筆記，十九出自東林一脈，因此一旦事涉東林黨，則多有文過飾非之跡，甚至於顛倒黑白、造謠污衊，即使如黃宗羲這樣赫赫有名的大宗師也不能脫出這一窠臼，從萬曆到天啟時發生的一系列「京察」事件，亦是如此。

在很多東林黨人的筆下，這一系列爭鬥好象是一場正義和非正義之間的鬥爭，而實際上，這就是純粹的黨派及權利鬥爭，甚至連雙方的手段都是差不多地不幹凈、不光彩。東林黨人對萬曆朝之後士人和官場風氣之敗壞，需要承擔相當的責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擔一半以上的責任，我的這種指責，就是基於因東林黨人而起的這一系列京察事件（雖然萬曆二十一年癸已京察時尚未有明確的東林名號，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於二十二年起了東林，「癸已京察」的骨幹幾乎就是東林骨幹，以後的幾起京察大紛爭又多由東林黨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說）。

明代官吏的大計——也就是官吏的考察，有所謂「京察」和「外察」，這在萬曆之前是極為嚴肅的事，雖然其考核過程並不算非常嚴格和規範，但無論清官、冗官、貪官，卻都莫不視被考核察典點名批評為終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點，這在當時政治和風評上都是極嚴重的問題，所以人人凜然，廉恥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種他律，也讓官員們因此而自律。

然而從「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後，在大計中被點名彈劾者，幾乎人人都知道是因黨爭而致，與被彈劾及被計官吏的品格和政績幾乎再無什麼關係，所以實際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評判標準職能，徹底淪為了一件黨爭工具，甚至可說是成了黨爭的代名詞，士大夫官僚們也因此徹底失去了對大計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計當一回事，其凜然及廉恥之心自然也蕩然無存，致使吏風日壞。

不管東林黨人起初的主觀動機如何，後來對峙雙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終的客觀結果，是這一系列「京察」事件徹底敗壞了弘、正、嘉、隆數朝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的風氣，敗壞了這種由他律進而使官員自律的環境，身為引發和加劇這種狀況的東林黨人，無論如何都是難辭其咎的。

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如內憂有崇禎中期的幾次大幹旱導致了連綿不斷的農民起義，外患則清朝頻繁入寇，內廷則神宗之荒唐、天啟之任用閹宦，外廷是所謂的清官專心於黨爭、忙於佔領道德制高點攻擊他人，冗官、貪官則志在祿位金錢、專務鑽營阿諛，甚至崇禎末京師左右的瘟疫橫行乃至當時正處於小冰川氣候等等，也被列為明亡的原因。但上述的明官吏和士人們起自明中期的種種思想及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卻是明亡的最深層次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是數年前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