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待罪犯的親人被歧視這一現象？

01-29

最近讀了東野圭吾的小說《信》，裡面直貴的哥哥因為搶劫殺人入獄，而使直貴一直被社會歧視。
初讀時我是認為社會對罪犯親人的歧視是不公平的，而讀到文中社長說：「你恨不恨哥哥是你的自由，我只想說，恨我們不合情理。要是稍微深入一點說，我們需要對你區別對待，這也是為了讓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親屬也會痛苦」，我又覺得似乎對犯罪者親屬的疏遠是合乎情理的。
很好奇大家對這問題是怎麼看的，歡迎各抒己見。

平成二十年，即2008年6月8日12時30分，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秋葉原，25歲的加藤智大利用貨車和匕首，殺害陌生無辜的市民，共造成7死10傷。這是一起隨意殺人事件，是全日本近幾十年來死者最多的殺人案件，是戰後日本無法撫平的傷痛。

「步行者天國」秋葉原，在短短几分鐘內變成了一片血海。

（案發一周後的悼念）

2012年，加藤智大被判死刑。

2014年初，加藤智大的親生弟弟，由於無法忍受來自於社會對於「殺人魔胞弟」的歧視，在「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6年後自殺。

台灣媒體曾報道：事後他（加藤智大）的父母出面向社會大眾鞠躬道歉，母親甚至哭到腿軟下跪，但外界對他們的瘋狂追蹤還是沒有停止。當時日本媒體紛紛指向是母親的「虎媽教育」讓原本開朗的加藤智大變得陰沉孤僻，最後犯下滔天大罪，結果讓加藤母親因此充滿強烈的罪惡感崩潰住院。原本在銀行擔任要職的父親也被迫離職，卻仍然不斷接到恐嚇電話，最後只好一個人隱居起來。而他的弟弟則在6年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2014年初，加藤智大的弟弟為自己取了一個化名，將自己在「殺人魔的弟弟」的標籤下如何走過了6年時光的心聲寄給了日本的《現代周刊》（週刊現代），這本雜誌曾在秋葉原殺人事件後二十天內找到了加藤智大的老家，並讓其弟弟接受採訪，並將採訪內容刊登在了6月28日的封面文章。

6年後，那個臨死前也不敢用真實姓名郵寄的「殺人魔弟弟」，將日記寄給了《現代周刊》後一周自殺，自殺時曾說到：

死ぬ理由に勝る、生きる理由がない。被害者家族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加害者家族もまた苦しんでいます。でも、被害者家族の味わう苦しみに比べれば、加害者家族のそれは、遙かに軽く、取るに足りないものでしょう。

あれから6年近くの月日が経ち、自分はやっぱり犯人の弟なんだと思い知りました。加害者の家族というのは、幸せになっ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それが現実。僕は生きることを諦めようと決めました。

死ぬ理由に勝る、生きる理由がないんです。どう考えても浮かばない。何かありますか。あるなら教えてください。

加害者家族もまた苦しんでいます。

（歡迎知友細節翻譯）

「受害者家屬的傷痛自然不必說，加害者家屬同樣是痛苦的。但是相比受害者的家屬，我們的傷痛應該是輕如鴻毛的吧。」

「死亡的理由，勝過生存的理由。」

他的未婚妻，甩下了一句「你們全家人都有病」分道揚鑣；

媒體記者，四處打聽他們的行蹤圍追堵截；

公司同事如躲瘟疫，全國網民口誅筆伐；

威脅信與恐嚇電話，夜深時夢裡出現的受害者家屬的眼淚；

每年秋葉原的市民自發祭祀，無聲地提醒著他們------

「你的身體里，流淌著殺人犯的血液呢」。

「殺人犯的弟弟」這個印記，烙於心熔於骨，想逃也逃不掉。

28歲那年，他選擇了死亡。

也許是替哥哥贖罪，也許只是對哥哥的怨恨。

「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

看到過一則新聞，雖然真實性權威性及數據來源不可考，但報道本身反映了這個問題：

據日本共同社18日報道，為殺人案等刑事案件嫌疑人及被告的家屬提供支援的非營利組織(NPO)「World Open Heart」(位於日本仙台市)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向該組織諮詢的家屬中約有九成表示曾「考慮自殺」。許多家屬因誹謗中傷而不得不搬家或放棄升學，涉及殺人案的所有諮詢家屬都曾搬家。

2008年，電影《無人守護》[誰も守ってくれない,君冢良一,2008]上映。

連環殺人嫌犯落網，媒體興奮的圍堵，社會惡意的詛咒，網民嗜血的謾罵，道德衛士的人肉搜索，一面之緣的人們的幸災樂禍，降臨在嫌犯的妹妹身上，當時她還未成年。

「這些會伴隨你終生。」警察輕描淡寫地說道。

心儀男孩的探視，原本可以撫平少女的傷口。可男孩只是為了拍攝和她在一起的畫面，以求在熱點話題火一把。

「沒有人會和殺人犯的妹妹交往吧。」男孩輕描淡寫地說道。

這位保護少女的警察說道：

「能保護你的，只有你自己。」

早在秋葉原殺人事件之前，東野圭吾就寫下了《信》。

在《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中的《自作解說》章節里，他談及了《信》的創作歷程（二三年三月每日新聞社）：

一家人里出來一個罪犯該是怎樣的悲劇啊，我就是想寫寫這種理所當然的事。因為要在報紙的周日版連載，所以我認為還是不要寫殘忍的場面和複雜的詭計。我想詳細描寫一個孤單的弟弟看了服刑中的兄長的來信後會產生怎樣的想法，會選擇何種生活方式。結果，寫到最後這書已經不是推理小說了，不過這樣也好，我想通過這個故事打碎那種表面的善意與虛偽的道德。不能因為別人的家庭成員里有個罪犯就歧視人家——這是不現實的，人們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要是我女兒的戀人是個罪犯的弟弟的話，我是絕不會允許他們結婚的。

「不能因為別人的家庭成員里有個罪犯就歧視人家」，這在東野看來是一種「偽善」。他絕對不允許自己的女兒嫁給罪犯的家人，這就是東野圭吾------《信》的作者的態度。《信》的創作在他看來，不是反對對罪犯家屬的歧視，而是要撕碎人們偽善的面具。

幾年後，《信》改編為電影上映之際（電影宣傳手冊二六年）：

每天都有惡性犯罪發生。我們看到這些報道時會感到震驚與憤慨，但是過不了多久就會漸漸淡忘。就算還記得，一旦犯人被逮捕，我們也只會感嘆一句「啊，真是太好了」，然後在心裡把這件事划上句號。對大多數人來說，「犯罪事件」就是這麼一回事。

直到接觸到與這類犯罪事件的判決相關的訊息時，我才意識到事件其實尚未終結。很早之前就應該已經解決的事件，竟有許多人在多年後仍未得到解脫，認識到這一點讓我非常吃驚。

我首先想到的是兇殺案中被害人的家屬。他們時而要為嫌疑人在法庭上是否說實話而煩惱不已，時而又要為法官能否依據法律定刑而寢食難安。當然，失去所愛之人的痛楚更是無法擺脫。社會大眾將他們視為「受害人家屬」，也許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折磨。

對當事人來說，「犯罪事件」會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結束呢？不，該問的是，真的能夠結束嗎？

多年來我一直在寫推理小說，而且寫的主要都是兇殺案，真相大白時故事也就完結了。但是偶爾我會突然產生疑問，自己真的把「案件」全貌都寫出來了嗎？犯人被逮捕，警方搜捕活動停止之後，案件相關人士永無止境的痛苦是不是也有必要寫一寫呢？

於是，我決定寫《信》這部小說，故事聚焦於加害人的家屬。
為什麼要寫這個？因為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如何對待他們。如果身邊有類似遭遇的人，該怎麼辦？我不知道。我寫這部小說就是為了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連載期間，我一直很苦惱。無論如何這個問題都不是用簡單一句「不能差別對待」就可以應付的。我小說中的主人公長期遭受欺凌，他從自身的經驗中又會找到怎樣的解答呢？我寫的時候連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小說的最後也無法給出明確的回答。寫完書後我才意識到，這是一道無解之題，從一開始便矛盾重重。你問是怎樣的矛盾？矛盾就是無法脫離與他人聯繫的人類卻殺害了其他人類。
不過，世間本就充滿矛盾，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如此痛苦。直面無解之題卻只能束手無策。

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十分精彩，非常尊重原著。演員們的表演令人感動。看過的人內心大概都會受到強烈的衝擊吧。
不過，我不希望大家誤會，如何與加害人家屬相處這一問題其實並不需要答案。不得不慨嘆的是，我們竟然必須要尋求這一答案。

社長曾說：

「我們必須要歧視犯罪者，這樣做是為了讓罪犯知道：犯罪會使自己的家人痛苦，他們被法律宣判了罪行，而他們的家人則是被社會宣判了罪責。」

「歧視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人人都想離犯罪遠遠的。所以，排斥罪犯和與罪犯有關的人，是一種防衛的本能。」

但社長也說道：

「你不用去尋找沒有歧視的地方，就從此時此地開始振作起來吧。」

人規避危險的一種本能。

誰都知道這不公平，但沒幾個人會拿自身的安危去測驗人性理不理想。

如果你的鄰居是個強姦犯，即使他受到懲罰。但你敢讓您的妻女去他家串門嗎？他出獄後，你敢讓他來您家裡坐客嗎？你的妻女獨自在家時，您覺得安全嗎？

反正我不敢？

對於罪犯家屬來說，這是特殊對待，這是歧視！他們很痛苦。

同樣，我們也沒有安全感。

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犯罪。

罪惡引起的波瀾，永遠無法平息。

過去的是不可能過去了，至少在人的心裏面是這樣。

家人之所以叫家人，不過就是，同福祿，共榮辱。

窮凶極惡的罪犯

比如說《告白》裡面的少年犯A本身沒有生命可貴殺人犯罪的意識

對於這種罪犯隨著他媽咚鏘一聲爆炸

終於意識到錯誤大快人心

其實我倒是很贊成古時候的連坐，一人犯罪全家入獄包括鄰居。目的在於讓人在犯罪前想想成本，因為很多犯罪造成的結果是無法彌補的，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