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主張禮義是聖人創建的，那聖人又是和誰學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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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主張性惡論。認為這一種本性是天然造就的，所以聖人給他們制定的禮義和法度，用來訓服感化人們的性情引導他們。那麼從這兩點往前推，所謂的堯舜這些聖人，他們又是和誰學習的禮義禮度呢？

問題問得好。在下非深《荀子》者，臨時翻檢文獻，勉強拼湊作答，謹拋磚而引玉。

先明文獻出處：

《荀子·性惡第二十八》曰：

古者聖王以人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以上系荀子自發議論；後又有答辯數通。人問曰：

「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

荀子答曰：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那麼，「聖人之偽」從何而來呢？

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

由是可見，聖人之所以能生禮儀而起法度，並非由於其具有某種超越性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積思慮，習偽故」。荀子又曰：

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

是篇又有人問：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

按，「人皆可以為禹」、「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孔門相傳之習語也；孟子因循之，荀子亦因循之；然孟子因循之，自有性善、良知一路可以圓融無礙；荀子主性惡、主「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人乃不得不有此問；那麼荀子是如何回答的呢？——有趣之極：

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或脫「人皆有之」四字）。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

（按，此段或多誤、衍、脫文，文獻工夫不足，故存之）

僅從此一點上看，荀子對孟子性善說的回應就已然失敗了；因為從他自己的口中，說出了幾乎與孟子性善說、良知說完全一致的話語：「（人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

以下申論及答題

蓋荀子認為人性本惡，此凡民、聖人之所同然也；唯聖人能「思慮」、能「強學」，因此竟然開出一條「化性」、「成偽」的道路——這種道路的開出，並沒有一種神祕的、超驗的因素在其中；而不過是累代聖人「思慮」「強學」的結果，以現代人的語言來說，是人類經驗知識積累的結果。聖王之「起禮義」、「製法度」，雖然對人類的貢獻無以復加；但這行為的本質，與工匠之祖發明陶器的範形並無不同，都不過是「經驗知識」累代疊加的成果。

而縱觀《荀子》之書，人類之所以能積累一種關於「禮義法正」的「經驗知識」，乃是因為順著人類那種惡的「本性」，社會必將陷入混亂；在反出此種社會混亂的抗爭中，「聖人」、「先王」最終走出了「禮義法正」這樣的一條道路。（此段議論缺少文獻佐證）

在此意義上，荀子也會同意，凡民與聖人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聖人也不過是通過「思慮」與「強學」而成功「化性」、「成偽」了的凡民而已；而凡民通過「思慮」、「強學」，竟然也可以「化性」、「成偽」，而最終成為「聖人」。《性惡》篇說：

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

《禮論》篇說得更明白：

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

因此，題主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被消解了：「聖人」與「凡民」之間並沒有一種絕對的隔閡，彷彿聖人天然就是聖人，而凡民天然就是凡民；因此我們也就不需要問，是否有另外一個多餘的實體，使得聖人成為聖人。凡聖之間，荀子構築了一條「強學」與「積思慮」的通路，使得人類能代代相傳地，從「性惡」而導致的混亂與哀慘中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不過，這種「強學」與「積思慮」所依憑的的「知仁義法正之質，能仁義法正之具」，則似乎始終沒能得到荀子的重視；我們也可以說，這個被荀子迴避掉了的「質」與「具」，恰恰是使得堯舜成為堯舜的「根據」；在此意義上，題主的問題又成立起來了。然而，若直面此種「質」、「具」，則必有孟子之良知學說；而從良知學說出發，來解釋「聖王教民」，那又是另一番天地了；唯本題針對荀子發問，故不多做引申。）

感謝靜得兄邀請。

荀子性惡論，最大的弊病在於割裂了天理與人慾的關係，將天理這一由人內心所自發之事，變成了外在強加之物，而天理運行具體表現的禮樂，也成為了貫徹聖賢帝王貫徹其個人意志的工具，這裡的禮樂變得更像是法家的法，此也是荀子學術為法家之張本處。

天理若非是天下之公理而為聖賢帝王所獨得之秘，則非理而為私，如此則不免師心自用，強天下之從己，是求諸人，與聖賢「反躬自省」、「反求諸己」的意旨大相徑庭，流弊所致，不免目天下烝民為氓流，可以任意驅遣，更有甚者，以禮法壓抑人性，摧折民氣，使百姓成為充滿奴性、麻木不仁、任人擺布的罷民。

因此，若問荀子所言的「制禮作樂的聖人」是向誰學習，恐怕更多的是向王霸之術和自己的私心學習。

儒家的禮樂是本乎人情，而又以中節之的。

天理之節文，不舍人慾而別自為體，盡其宜、中其節則理也，弗之覺察而任之焉則欲也，亦存乎心之敬肆而已矣。（王夫之《禮記章句》）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人無所往而不嫌於禽獸也。故甘食悅色，人之所與禽獸共者也，禽獸與人共而人之自異者鮮矣。人之所異者何也？心理之安而從容以中其節也。（王夫之《禮記章句》）

我們翻看《禮記》，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這一點，比如：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禮記·曲禮下》第二十九章）

那麼如何理解呢？

天子於天下無賓禮，唯巡守所至，告其鬼神，則神為主而己就見之，則用鬯。諸侯之摯玉，昭其所守也。男子之摯禽，田牧之所得也。婦人之摯，籩豆之實，中饋之所勤也。非其力之所致者，貨財不足以為禮。………軍中倉猝不備物，然必有所摯，示不徒見也。（王夫之《禮記章句》

由此可見禮儀的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必須要有禮，但是又根據每個人的不同情況，量力而行。

再比如：

……………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禮記·檀弓上》第六章）

此章前面講孔子合葬修墳之事，因與本文內容無關，故不載。

為什麼古人不修墓？

因為古代士大夫世居其地，有專門的墓園，因此不擔心因為田土易主而導致自己祖先的墓廬遭受損毀，也不用擔心自己四處漂泊遷居，導致自己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墓廬的具體位置，因此為了使送死者有所終止，「是以仁人孝子情無已而制不可過」，孝子不致因為哀傷過度而毀傷身體，可謂是「哀而不傷」的具體表現。

禮記中這樣「發乎情，止乎禮」、「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具體禮儀制度還有很多，在此不再贅述。

跟畜生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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