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期，韓國為何能夠實現經濟高速增長？

北大經院14級李光魯的世界經濟史課程問題

20世紀60年代，韓國經濟開始起步。70年代以來，持續高速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62年的87美元增至1996年的10548美元，創造了「漢江奇蹟」。東方的一個小小的國家韓國，它能夠實現如此的高速增長，必定有相應的經濟史理由背景。有些人說是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起了幫助、有些人說是因為有了朴正熙獨裁政權才能實現高速成長。那麼到底韓國為什麼當時能夠實現如此的高速增長呢？

韓國去德國煤礦當苦力，給德國當護士，到越南當兵賺錢，中東大開發建築賺錢怎麼不說說呢。

參考電影國際市場

您好，我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學生，目前為本科三年級。這是北大世界經濟史課程的課程作業。自己的答案屬於個人原創，沒有剽竊。

我回答的題目是韓國在上世紀中期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以下是我的個人答案(主要是文獻整理以及附議個人觀點)：

所謂的韓國經濟的崛起，我們首先通過一組數據來做一番直觀的感受：1961年韓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80美元，基本沒有現代基礎工業，而僅在30來年後的1996年，其國民生產總值由1962年的23億美元增加到10763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1962年的81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10763美元，躋身世界「富國俱樂部」——OECD。數十年所創造的「漢江奇蹟」，讓人們不覺得對「韓國模式」進行思考。

在探究其背後的推動因素之前，筆者感覺有必要先對韓國經濟發展特徵一番宏觀式的理解，這樣才可能更好的理解後面我們所謂的韓國發展推動因素的特異性和普適性。而韓國官員金正鐮的對韓國經濟發展騰飛時期的回憶錄《韓國經濟發展騰飛的奧秘》對此的總結如下：

1、
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政府對民間企業借款提供全部支付擔保；

2、
從一開始就推進了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

3、
為防備來自「北方」的再次南侵，只好在負擔著過重的防禦費新的情況下推進經濟發展；

4、
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大力推進農林業的發展，收到了不亞於工業化的成果。

（【韓】金正鐮：《韓國經濟騰飛的奧秘》）

實際上關於韓國在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學術界中已經有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一些解釋，比如Friedman(1980)、Kreuger等則認為自由市場讓韓國有了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而Paul Krugman(1994)則認為以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應該是投入的增加和單位闡述的增加，即通過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實現對經濟發展的驅動；而提出雁陣模型的日本學者Kaname Akaumatsu則認為日本對韓國經濟的起飛有重要意義，產業層次轉移成為韓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當然，也有從韓國自身狀況出發考慮的學者，比如赫爾曼－庫恩、羅德里克－麥克法考爾（1980）等等強調儒家文化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世界銀行1993年發布的《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則直接指出韓國政府的市場干預政策恰到好處；Amsden(1989)、Wade(1990)等也撰文指出，政府強有力的手段讓經濟發展得以克服市場中的種種低效或無效問題，而國內學者諸如任曉（《韓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等也指出韓國的經濟發展實則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現代化模式。

在崔志鷹、朴昌根所編著的《當代韓國經濟》（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中，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的動因工總結出五大條：

1、 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

2、 韓國政府的合理的產業政策

3、 權威主義強有力的推動

4、 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

5、 國民素質的提高和艱苦奮鬥

當然，該書中還提到韓國「漢江奇蹟」中其他重要轉變：產業結構向現代製造業的轉變、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教育發展和科技進步為經濟建設奠定基礎、「新農村運動「帶來的韓國農村的變化。總之，可以看待，該書的基本論調，是重在強調韓國政府在實現「漢江奇蹟」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這又是和西方大多數的國家發展軌跡既有一致之處又有自身的特點。或者說，這種「漢江奇蹟」的促發，實際上應該是政府的極大推動所開始的。

實際上，韓國經濟崛起問題，我們應該在一個大的背景下看待。畢竟，在那一段歷史中，除了韓國之外，周邊的日本、新加坡、台灣、香港等等國家和地區也都基本上是在同一時期實現經濟發展的質變，即我們所謂的「東亞奇蹟」（East Asia Miracle）。或許有人回批駁，韓國自身的狀況不一定就跟其他國家一樣，因此這個從更大的框架下分析韓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可能未必真能對症下藥。不可否認，不同國家自然有不同國家的特點，但是韓國的經濟起飛，畢竟是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而且它並非個例，而且跟韓國同處一區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很多也出現類似情況，因此我們也沒法拒絕說韓國就與其他國家在析因上真的沒有什麼可借鑒的東西供我們參考。

對於這一問題，感覺可能Paul W. Kuznets發表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的文章An
East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或多或少能夠給予我們一些啟示。在文中，Kuznets希望能夠通過將韓國、日本、台灣放在一起，討論上世紀60、70年代三者經濟迅速騰飛背後的動力機制，從中尋求能夠解釋它們快速發展的所謂「東亞模型」。在作者看來，構建所謂「a convincing and operational model」，有三個條件：首先必須在人均GNP上有既不被人口擴張所銷蝕、又不是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增長；其次，該模型受到其他國家的追捧；最後，該模型中的國家又具備與其他不在其內的國家相比所特有的經濟特徵（economic characteristics).在作者看來，他之所以挑了韓國、日本、台灣作為東亞經濟增長模型的研究對象，而未將新加坡和香港納入討論，則是它們彼此間還是有一些明顯區別。Kuznets認為，韓國、日本、台灣三者在實現經濟騰飛的過程中，實際上都克服了限制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問題——人口密集（densely populated)、資源貧乏（resource-poor),而香港跟新加坡一者它們都屬於一個大城市的當量，二來它們缺乏農業部門的限制，因此二者在具體的突破經濟增長限制的問題上還是有明顯不同的機制的。

在Kuznets看來，東亞模型（The East Asian Model）的主要特點是高投資率（high investment ratios）、小規模公共部門(small public
sectors)、出口導向型(export orientation)、勞動力市場競爭(labor-market competition)以及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ics matters)。而這幾個特徵，恰恰是Kuznets構造的模型中韓國、日本、台灣三者都具備的。Kuznets論證到，Th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stitute the model, should be pronounced in each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should be connected in discernable ways to the growth process.也就是說，這幾方面的特點是造就三者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

1)高投資率（High Investment Ratios）

此處所謂的投資率，即是總的國內投資量與GDP的比值。Kuznets在此處將韓國、日本、台灣與當時國際上的中高收入國家以及工業化經濟體進行比較，可以看到，韓國在1965年無論國內的總投資還是儲蓄都是遠低於平均水平，而到1983年，韓國的國內總投資和國內總儲蓄都有了迅速的增長，同時也基本達到了平均水平。但是，Kuznets指出，這僅僅只是拎出單個年份來進行比較；另外，所謂的投資，既有物質投資，更有人力資本投資，韓國雖然在具體的投資額上並沒有特別突出，但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確實有突出的表現。

上圖是1982年韓國、日本、台灣以及與當時的中高收入國家、工業化市場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在教育方面的數據。儘管小學入學率接近，但在初高中以及高等教育方面，韓國還是明顯超過當時國際中上水平的平均線。為此，Kuznets指出，韓國在1966-1975年間對教育方面的財政支出（public、private、in
school、out of school）平均達到年GNP的9%左右，而這是韓國在實物投資總額的近三分之一。可見，這種高投資率實際上不僅僅是物質資本的投入，人力資本實際上構築了經濟起飛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經濟增長來源的相關源泉，我們可以將增長分解為要素投入增加所帶來的增長以及平均單位產出的的增加所帶來的增長兩部分，即

在1965-1970年間，日本的值為2.9，韓國為2.1，台灣是1.5；與此同時的美國、法國、英國等國家的比值都要大於4.4，也就是說，這一時期資本對韓日台的經濟增長貢獻實際上是有限的，由上面的式子可以看到，資本係數較小，則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生產力（即）的增長幅度較大。根據相關數據，這一時期台灣的工人人均產出增長31%，韓國是42%，而日本達到59%，這使得在資本積累逐漸超過就業勞動力的擴張的背景下資本係數相對較低。

在關於國內總投資的圖表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韓國的國內儲蓄很低，那麼韓國自身是如何維持自身的高投資呢？根據相關材料。韓國不同於日本和台灣，它主要通過國際資金借入（a major international borrower）獲得資金，在1974-1983年外國儲蓄是佔總儲蓄的15%，當然，其後韓國的儲蓄率進一步上升，由1965年的15%上升到1979年的29%。針對韓國不同於日台的低儲蓄率狀況，T. Scitovsky分析認為，韓國的父母們將儲蓄用於孩子的教育上，另外可能是韓國的儲蓄投入回報率相對較低導致韓國民眾儲蓄意願相對較弱，或者是韓國相比於日台而言缺少儲蓄傾向的文化影響。總之，韓國的國內低儲蓄率並未造成韓國投資份額變小，反而通過國際資金流入維持自身的投資發展。

3)小規模公共部門（Small Public Sector）

從財政支出的角度來看，韓日台政府在市場中所佔據的份額及影響力實際上相對較低。第一個圖表中的最後兩列的數據實際上還並不很能說明什麼，因為它排除了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公共投資部分。韓國的財政消費稍低於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當然，當時韓國主要受限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北面的北朝鮮和東面日本的威脅），財政支出近三分之二是用於國家軍事安全的投入上，具體到健康、住房、社會保障以及教育資金的支出的份額相對較小，因此那一個年代韓國（包括台灣）的財政支出結構是相對畸形的。

像韓國、 日本、台灣這樣的國家和地區，關於家庭負擔個人福利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that emphasize famil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dividual welfare）對於三者在財政支出上呈現小公共部門規模的狀況具有重要的解釋作用。因此，對於他們而言，國家應該是將國家經濟發展狀況、或者說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放在優先位置。

D． Landau曾對聯合國U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中的96個國家在1961-1976年間的經濟發展表現與國家財政支出狀況進行研究，他發現，對於按照人均收入水平進行歸類的不同時期、不同系列的國家，政府支出份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係，同時在經濟增長率與分配到教育的財政支出份額確實明顯的正相關關係。從下面的回歸結果圖表我們可以看到，在面板A-C中，GS（政府財政支出）的估計係數始終顯著為負（panel C 1961-1968年除外），而TIE（教育經費支出）則是顯著為正。

附：關於上表回歸變數的符號說明：

此外，D． Landau還就面板數據樣本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進行國家類別的整理，並得到如下的回歸結果：

可以看到，除了低等收入國家之外，其他的國家GS的係數顯著為負，而至於TIE的係數估計則都是顯著為正。

因此，聯繫韓國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其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便在於對教育的重視上。而韓國自身較小規模的公共財政支出，實際上恰好是減少了GS對於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二者效果一疊加，韓國自身經濟增長的因素便十分明晰。

另外，對於佔據較大份額的國防支出，根據Benoit對1950-1965年44個發展中國家的國防支出份額與非軍事性產出的增率之間關係的分析，實際上與外國資助與高投資率相聯繫的巨大防務負擔在另一方可能會更激勵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想想一開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國際環境、軍事備戰以及當時的國產生產增速），因此可能我們平時忽略了對於防務開支巨大的背後可能是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嚴苛要求。

對於Benoit的研究，有學者專門對此進行進一步地探索和驗證，比如在Grobar
Porter（1989）的文章Benoit Revisited:
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rowth in LDCs中，所構造的具體模型如下：

實際上，Benoit是根據哈羅德-多瑪模型的基本變數進行分析，LDC（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的經濟增長主要由資本（capital）、資本-產出比(capital-output
ratio)、外生性的生產力增長率（exogenous growth rates in
productivity）。其中僅有一個政策選擇，即軍費佔GDP 的比重。上述模型中，Y是指代GDP，K是資本存量，M是軍事產品（Military production），N是指非軍事產品（Nonmilitary production）,k是資本-產出比，m是部門間（比如Km、Kn之間確保M是政策構成的比例份額，p是非軍事部門平均資本產品生產力的固定、外生的增速，c是固非軍事部門產出的固定消費部分。

在對相關概念的界定和標識方法的確定之後，作者根據相關的修改進行如下的回歸，其結果如下：

上表中的第一列是Benoit的基本回歸結果，可以看到defense burden的係數為正且具有顯著性（5%的顯著水平）；而隨著文章中作者對變數的逐漸添加，其係數在逐漸變小。但是總是在第五列中排除了約旦和台灣，其實系實際上並不顯著為負，因此至少總的來說軍費開支對於國家經濟的發展作用是很難講明的，決不是我們簡單的認為軍費開支就是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負擔。而這一點，在該文中作者也列示了其他一些研究方法，並得出較為複雜的結論。

3)競爭性勞動市場（Competitive Labor Markets）

在Kuznets看來，另一個容易被我們忽視的、然而對韓日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貢獻作用的因素是勞動力市場的競爭（Labor-market competition）。也就是說，工會、政府或者其他市場制度對於限制勞動力供給和提高工資成本方面的所能發揮的作用很小。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使得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在低工資成本下進行。而這種低工資成本，並不會因為這些工人吃苦耐勞、或者有強烈的進取心、或者有積極的適應性而發生太多改變，因為這些本身是這一勞動市場中大部分勞動者的特質。因此，相對於一般的勞動力密集型經濟發展的國家而言，韓日台具備不一樣的優勢。而聯繫韓國在教育支出、投資方面的巨大努力，能力密集型（skill-intensive）產出以及在複雜技術產品的產出中所能體現出來的比較優勢就尤為明顯。

或許有人提到韓國在70年大政府實際上對勞動力施加了諸多法律限制（Labor Standards Law）,然而，Kuznets認為其實際作用並不是很大。畢竟，當時的現行工資（Prevailing wage）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而當時銀行的借貸利率、信貸配給方面並沒有太多地表現出勞動力市場發生重大的扭曲的信號。

4)出口擴張（Export Expansion）

Kuznets認為，出口的迅速增長使我們關注韓日台經濟增長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因素。根據三者的數據，日本在1983年的出口佔GDP份額的份額由1965年的11%上升到14%，然而韓國是從1965年的9%上升到1983年的37%，台灣是從1965年的19%上升到55%。縱使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韓國的年均出口份額增長率維持在14.8%的高水平狀態。

事實上，三者對外出口的迅速增長，與當時的國際貿易背景密切相關，因為他們恰逢流通貨幣貶值、進口限制放鬆的戰後重組的大環境中，國內向出口企業資源傾斜的信貸偏好（credit preference）、免稅（tax exemption）以及其他刺激出口的政策極大推動了國家的出口規模。縱使在70年代的兩波石油危機之中，韓國、台灣的經濟也遭受強烈的衝擊，但是他們對出口導向戰略以及擴大出口市場份額的堅持讓他們能夠在傷痛之後迅速恢復元氣。

而讓他們得以在出口市場上獲得重大收穫的重要基礎無非又是基於他們特有的競爭性勞動市場所帶來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以及隨後由於人力資本提高所帶來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或者技能密集型產品（skill-intensive products）。而這一波出口擴張的成功同時又是基於國家對於那些新興出口部門的積極發展和扶持。

事實上，考慮韓日台三者的情況，他們實際上都是資源貧乏的地區，因此缺少當時所盛行的進口替代戰略（Import-substitution）的政策實施土壤；另外，三者又都是小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國內市場的容量實際有限。因此，對於他們而言，拓展對外出口，實際上是有助於擴大經濟體的實際規模。對於韓國而言，積極對外出口又讓它得以在國際市場中籌集到投資所需要的資本（前文已經提到，韓國的國內儲蓄率在50、60年代相對較低），這又讓韓國擁有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巨額資本的投資。

對於這一時期韓國的表現，林毅夫老師在其《繁榮的求索》一書中提到，「韓國政府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來進行產業升級，並調整戰略使韓國進入與本國潛在（並處於演變中）比較優勢相符的產業……與韓國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一樣，韓國的技術進步是迅速的，這是因為韓國的主要產業部門與現有的比較優勢相符，並因此與潛在的比較優勢的變化相符」。(林毅夫：《繁榮的求索》，108-109)

5)國家干預（Government Intervention）

最後，不得不提到的自然是政府因素。儘管西方自由經濟體倡導國家干預力量的減弱，對於韓日台，Kuznets認為，小規模公共部門使得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必然要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政府角色。總而言之，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引導，韓日台三者中韓國的影響是最為明顯的。

1960年代，韓國經濟便開始在五年計劃（5-year pans）的框架下運行。而韓國的政府政策主要是包括稅收優惠政策（tax
incentives）、進口保護政策（import protection）、出口鼓勵政策（export-promotion devices）、信貸偏好（credit
preference）以及工業化目標（industry targeting）。而信貸配額以及外來資本的投資又使得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而其中韓國政府干預的一個顯著特徵是「Korea, Inc 」,即特殊的政府-商業關係。對於這一套體系，韓國有別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強勢所在是對計劃的有效實行。

當然，關於國家干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蠻複雜的。而對於韓國而言，韓國在50-70、80年代的政治相對穩定讓韓國擁有政策的長期有效性、連續性的可能。同時，政府機構對於政策的執行力度，又是政策發揮重大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以上五個方面中，實際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兩個重要的經濟發展因素——對於人力資本的大規模而有效地投資（large and efficient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吸收新興技術的強大能力(well-developed capacities to absorb new technology)——在韓日台經濟起飛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當然，對於文章作者Kuznets來說，他所要構建的the East Asian model,實際上想要提供的是那些可以被人為變更的那些變數群。宗教語言的共同性、地理環境上的相似性、人口規模以及儒家文化傳統等等因素對於模型中諸如儲蓄率、勞動生產力等等方面的影響都具有重要的塑造意義。然而他們屬於特殊的變數，因為他們沒法轉移到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因素分析中。

總而言之，想說的問題就是，韓國的經濟騰飛是在50-80年代東亞經濟圈中的一個重要的縮影，它與日本、台灣的增長存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同時又具有其自己的特性。而在Kuznets的文章中，韓國最為顯著的經濟發展因素是對於教育的重視、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以及在政府政策主導下的積極出口戰略，而這一些又是依賴於韓國自身的特殊情況，諸如韓國的競爭性勞動市場、韓國國內市場的相對有限、韓國自然資源的匱乏、韓國臨近海洋等等，而韓國有依據自身的政府力量形成了有異於傳統的政府干預型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而這一點也為韓國學者Yung Chul Park（1990）發表在AER上的文章所認同，＂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been
collaborative and even coercive in relation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 ＂It』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private
sector alone could have launched and sustained the export drive without the
direct government in Korea in the 1960s＂。而這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忽視客觀地理、資源等客觀條件的因素）恰恰看起來又是韓國、日本、台灣、新加坡，甚至包括我們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Key Point。而正如林毅夫老師所總結的，「構建守信、可靠而且有能力的政府——即建立一個因勢利導的政府——是一個經濟體在其發展進程中遵循比較優勢戰略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林毅夫：《繁榮的求索》，109）。而國家政府的作用，有應該「any losses related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ust have had their offsets」(Yung
Chul Park,1990）.

附註聲明：本文若出現韓日台中並列為所謂「三國」的純屬筆誤，筆者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區。

參考文獻

1、Paul W. Kuznets. An East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8,36(3):318-345.

2、Daniel Landau.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Southern Economics
Journal,1983,49(3):783-792.

3、Lisa M. Grobar, Richard C.
Porter. Benoit Revisited: 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ics Growth in LDC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ion Revolution,1989,33(2):318-345.

4、Tibor Scitov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1965-1982, i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d. Lawrence J.
Lau(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1986),170-178.

5、Emile Benoit. Defense ang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3).

6、Yung Chul Park.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Asi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2):118-121.

7、林毅夫 著、張建華 譯：《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8、崔志鷹、朴昌根 著：《當代韓國經濟》，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9、【韓】金正鐮 著，張可喜 譯：《韓國經濟騰飛的奧秘——」漢江奇蹟「與朴正熙》，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

10、夏自景：《朴正熙政府與韓國經濟現代化》，青島大學，2006年。

11、劉莉莉：《權威主義政治與韓國經濟現代化》山西大學，2008年。

答：你好，我是北京大學14級本科韓國留學生，這學期選的世界經濟史這門課的課程作業是在知乎上回答一個經濟史相關的問題。所以以我的想法回答了你的問題，沒有剽竊。首先很高興能為你回答關於韓國的經濟史！先簡單解釋一下「漢江奇蹟」這一名詞吧，它是借鑒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經濟迅速復甦的「萊茵河奇蹟」而來，指的是1953年-1996年間韓國首爾高速發展的經濟。這樣的奇蹟使韓國從戰爭的廢墟轉變為世界第11大經濟體，並造就了世界知名的三星、LG和現代等成功的跨國集團，成為現在的發達國家，並在1996年成功加入OECD發達國家經濟組織，標誌著1996年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完成了經濟現代化的進程。然而朝鮮戰爭結束後的韓國取得這樣大的成就是當初想像不了的——基礎建設在戰爭中已被摧毀，百姓處於貧困和失業之中艱難熬日……那麼高速增長具體是什麼程度呢，韓國是怎樣實現的呢？

從下列表格的數據中知道，戰爭後窮困潦倒的韓國竟然成為1719美元的平均生產總值的國家確實能被稱得上「奇蹟」！當初韓國經濟發展的原因有主導式的工業化，成功的資本籌資，教育熱高從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技術的進步，企業家的精神與價值觀，宗教，文化，地理因素，國際關係的環境性變化等多方面，不能局部而言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起了幫助、是朴正熙獨裁政權才能實現高速成長。

1960年代，世界經濟以IMF-GATT的體制持續自由貿易的基調來保持經濟的大好況。最初韓國是農業國，幾乎沒有工業體系，是以農業和輕工業為經濟基礎。所以當時農產業價格的暴跌，迅速減少的援助而導致了韓國經濟的持續惡化。在這種惡劣的狀況下，1961年朴正熙將軍奪取政權，政府為了改善短缺的國內資源作出「出口型產業發展戰略」的計劃，五一六軍事革命政府推動以政府主導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來解決急迫的國名民生問題。隨後一步一步實行朴正熙前總統的五年計劃：第一，二個的經濟五年計劃（1962-1971年），並實施外資導入政策；1972至1981年的三五和四五計劃；1982至1991年的第五個和第六個五年計劃，1992年至1997年七五計劃（下列圖表所示：五年計劃內容）。當時因為韓國政府沒有資本來實行工業化，所以主要以藉助外資的手段開始漸漸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如在1962年至1979年韓國引進外資中政府和私人的貸款佔80以上，直接投資僅佔5.9%。而這個策略確實帶來了很大的經濟效果——二次產業的製造業年增長率為15%，製造業僱傭率達14.3％，國內投資率竟達15.5%。發達國家用幾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完成的產業結構改造，韓國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

尤在一五和二五計劃中，韓國建立了很多國有企業，隨後漸漸擴大出口量，並它的經濟成長成便同步與國家經濟的發展：三星，現代汽車，LG等現在韓國的大企業是20世紀創立建設的，以籌資的資本來提高技術水平，直到1968年，韓國國有企業增加到97家，到1970年到120家。他們的發展給20世紀的韓國經濟帶來的高速增長——三星的半導體，LG的韓國第一個收音機，現代汽車的PONY等，他們的出口量越來越增加「拯救了」韓國經濟，這些企業成為了韓國工業化的動力。韓國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原因突出表現也在此。在三五和四五計劃中，重工業成為韓國的新的重點——鋼鐵、造船、化工。正是在這個期間，韓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整個國家的實力也在「高速增長」。韓國政府並在此時把技術放在了重點，從引進技術轉向為自主研發，使韓國經濟從數量型為出口結構轉為科技為基礎的質量行出口結構。(如下列圖表所示：對科技方面的政策改變)政府也注重培養和招聘科技人才，增加科技投資，用於科技事業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當時推出的政策與計劃有「G7計劃」，「國策研究開發計劃」，「大型科技研究開發計劃」，「開創性研究事業促進計劃」等，還實施了「協同開發促進法」來支持產學研合作開發。技術又使韓國的經濟發展，漸漸地很多國有企業轉換為私有企業。

總而言之，1960年代以導入外資來實行的出口主導式政策推開的產業構造的工業化為韓國經濟發展做出基石的作用,也就是60年代韓國經濟的起步吧。六十年代用出口導向政策取代五十年代的進口替代政策，七十年代大力發展重化工業時期，八十年代強調「科技立國」,經濟重心向高科技領域改變，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漢江奇蹟」。實行經濟計劃的過程正讓韓國的經濟水平不斷提高。

談到朴正熙掌權的影響，他在1961年至1979年長達十八年執政期間，確實給韓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開展的新鄉村運動和韓國五年計劃，使得韓國的農業和工業得到快速的發展。軍事政府為了發展韓國經濟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外交上增強美韓同盟關係,緩和與日本的關係,爭取美援、日援的援助,用外交途徑贏得發展經濟的國際大環境，在國內大力推行各項經濟政策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如果說有了獨裁製度才有了韓國經濟高速增長了，這種說法就意味著有了經濟增長才能實現民主化的固定「順序」，而這個說法肯定不靠譜。經濟增長與民主化是需要同時實現的，美國學者I. M. Wallerstein也說過：「在朴正熙式的近代化中得到了』技術的近代性』而失去了』解放的近代性』」。也就是反映了暴力的獨裁製度下民主化力量微小的初步水平，沒有民主化的經濟發展不能超越千民資本主義。對比歷任總統執政期間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全斗煥任期9.3%，朴正熙8.5%，盧泰愚7.0%，金大中6.8%。在數據上可見，朴正熙獨裁時的經濟增長並不是最凸顯。相對接任金泳三政權時導致的金融危機的金大中政權而比較，在絕對貧困社會小容易得到經濟效果的朴正熙政權並不是最凸顯。朴正熙政權在當時韓國社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影響力非常大，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不能反駁的。但是畢竟獨裁本身帶來百姓的犧牲。個人覺得當時的韓國經濟狀況需要像朴正熙總統的獨裁來引領國家，但是21世紀則不需要這樣的獨裁來犧牲百姓吧。

再次談到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不得不想到當時韓國的國民意識。韓國的高速增長不僅由資本增長引起的，國民意識的增強才能最終實現的。這正是韓國能夠在短時間內從危機中擺脫出來。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之中，政府的帶領下漸漸形成了「我們也能」的民族信仰。在韓國股市處於低谷，企業難以進行直接融資的時候，韓國國股民踴躍入市，使企業通過股票與債券市場的融資度過了危機。政府因財政困難而不得不要減少高等學校教員工的工資時，他們也泰然處之。韓國經濟萎縮遭受困難時，韓國國民更多消費國內品牌，促進國內消費，使有效地需求不足的狀況得到扭轉。最難忘的應該是1997年為了還清IMF導致的國家政府的國債（當時韓國外匯國債高達304億美元），約351萬名韓國百姓自主掏出自己的財金，以犧牲精神參與「獻金」的事件。「收集金運動」是沒有誰的強求，而只有百姓的愛國精神與利他主義團為一心，他們獻出約227噸的金，這些共值21億三千美元。愛國精神與國民的凝聚力形成了「漢江奇蹟」作為大韓民國的國民，當國家處於經濟困難中，國民一團自發性的犧牲精神讓的精神支柱，創造了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我非常感動並為此感到驕傲，很多人也一致肯定當時的愛國者的團合正促使了韓國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朴正熙是怎樣建利經濟大國」

2.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1993

3.劉上映，「朴正熙政權的產業化戰略與國際政治的脈絡」

4.金光說，朴聖羅，「韓國產業變化與其原因」

參考網站：

1.THE BANK OF KOREA

2.http://www.na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