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ouglass Cecil North 的學術成就？

01-28

諾斯教授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密歇根州家中去世，享年 95 歲。

Obituary: Douglass C. North,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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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room
|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R.I.P.

生命不是灰色的，理論之樹亦常青。

謝邀 @Zampeli Diana 。

我是看到知乎上這道題才得知諾斯去世的消息的，必須要緬懷一下這位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經濟學家。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於1920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到本科學位，專業是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不過他在大學的成績並不是很優秀。畢業後工作了幾年，然後又返回伯克利攻讀了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是關於美國人壽保險的歷史，我估計這也和他的家庭有關，因為他的父親就在保險公司工作。

拿到博士學位後，諾斯進入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開始了教職生涯，從助理教授一直做到了教授。他在1993年與 Robert Fogel 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位都是經濟史的專家，獲獎理由是「將經濟學理論和量化方法（Cliometrics）運用到經濟史的研究中，解釋了經濟和制度的變化」。

Douglass North

根據諾斯生前工作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網站的介紹，諾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個：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史以及經濟發展。

Douglass North

這三個方面是緊密相關的。

1. 制度：

諾斯之所以走上了制度經濟學的道路，一部分原因是他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他在研究當中，逐漸發現新古典分析範式上的不足，例如分析過程過於拘泥於靜態分析，難以處理隨時間變化的動態現象（當然這是他上學時那個年代的情況）。而（新）制度經濟學正是強調製度變化的影響，考慮到了時間等動態因素，這一點吸引了諾斯的注意。

諾斯認為制度是一個不確定世界裡的社會規則，這種規則分為正式的（如法律法規）和非正式的（慣例習俗），制度和技術影響經濟表現。他其實就是想找出制度（或者說是制度變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

通常普遍認為，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Institutional Change）的三大基石。（道格拉斯·諾斯）

諾斯的產權理論受到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以及科斯身邊的人（如張五常和Barzel）的影響，即「交易成本」和產權對經濟效率的作用。諾斯認為，制度和產權並非總是有效率。而有效率的產權可以提高資源分配效率，並激勵行為人，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清晰的產權十分有必要。

研究制度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必然會聯繫到國家。諾斯的國家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國家能夠界定清晰的產權，形成契約，那麼便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和上一段的觀點相似。事實上，根據制度經濟學其中一種解釋，國家之所以會出現，正是制度長期變化形成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國家也會導致經濟衰退，比如權力集團的固化。

最後是意識形態理論，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這種方式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使人的經濟行為受一定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範等的協調而更加公正、合理並且符合公正的評價。既然是一種「世界觀」，那麼就不免和文化、習俗、道德聯繫到一起，變得更加主觀，這同樣會影響政治經濟決策。在這一點上是諾斯對古典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進行了反思。他後來還對認知科學和人類的主觀認識方式進行了一些研究。

這些觀點他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 History）一書中有詳細分析。此外，下面的鏈接里也有相關介紹。

道格拉斯·諾斯

2. 經濟史：

諾斯研究的是制度，而制度通常變化緩慢，所以經濟史在這裡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諾斯在經濟史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是經濟史領域被引用率最高的作者之一。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從宏達的歷史視角出發，分析歷史上的經濟現象。比如上面提到的那本《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就涉及從公元前八千年到20世紀的經濟發展史。

Forbes上的一篇文章（鏈接在下文給出）里寫到：「North thought Big」。也就是「諾斯思考的（格局）很宏大」，我想這一方面指的是諾斯做的研究都是從「制度」這一比較大的角度入手的，另一方面也是說他研究的經濟史的內容跨度確實很大，視角很寬。

3. 經濟發展：

這一點也不用多說，上面提到的諾斯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圍繞哪些因素影響經濟增長這一經濟學的永恆話題展開的。

4. 諾斯與中國：

諾斯並未像羅納德-科斯一樣對中國問題懷有那麼大的熱忱。不過儘管科斯十分關注中國，但遺憾的是他一生中並未來過中國。而諾斯是曾經到訪過中國的，下面這篇文章記錄了諾斯在1995年來到中國訪問的情形：

諾斯教授的警告和忠告

文章作者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用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來解釋。路徑依賴是指人類社會中的制度變遷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無法輕易走出。

什麼是「路徑依賴」？它怎樣影響了一國的發展？ - 制度經濟學

我不確定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是否真的是諾斯首次提出，但路徑依賴確實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遇到的不少問題。比如計劃經濟的「路徑依賴」導致中國實行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再比如我在回答知乎上關於中國東北衰退的問題時也提到了路徑依賴，即在計劃經濟時代發展的很繁榮的東北計劃經濟式的生產模式對經濟環境的變化反應遲緩，或者是對新形勢估計不足，或者是利益集團固化，總之錯過了改革的最好時期。在中國對外開放市場之後，這種因為路徑依賴錯過而結構轉型窗口的後果完全顯現出來，東北就這樣在市場經濟競爭面前敗下陣來。

為什麼東北會衰退？還可能復興嗎？ - 扣小米的回答

總之，諾斯主要在制度研究和經濟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研究的問題很大很廣泛，著作等身，而且是跨學科的研究，涉及經濟學、政治、歷史、文化等，以我的資質和水平是無法完全理解他的思想的。以上內容有我自己的想法，也有借鑒其他人的思想。如有錯誤，還請指正。

其他參考資料：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逝世享年95歲

對諾斯的簡單介紹，國內很多媒體關於諾斯逝世的新聞基本上都跟這篇內容相似。

著名經濟學家Douglass North在美辭世

諾斯在1994年的一篇演講，原題目為《我成為經濟學家的演化之路》，詳細介紹了諾斯的生平和經濟學思想，十分詳細，並且有諾斯的主要著作。

Forbes Welcome

這是文中提到的 Forbes 上寫的文章。作者曾經當過諾斯的助教。有意思的一點是，他在文章中提到，諾斯曾對他說：「Hurry up and finish your PhD so you can start learning some economics.」——「趕緊讀完你的博士，這樣你就可以開始學點經濟學了。」

Tod eines Titanen

這篇文章記錄了諾斯以前接受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Economics is a very narrow field that, by itself, I don』t think is very interesting. It asks how people, given some utility function, can always improve their lot. That』s not very interesting. It』s only a piece of the action......The real action gets you to worry about social norms, how belief systems work etc. It gets you to a complex world.

大意就是，經濟學實際上是一個很窄的領域，我覺得不是很有意思。經濟學就是先給定些效用函數，然後就看怎麼提高效用……而真正做起來人們就得考慮社會準則等等問題，你所要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

https://scholar.google.de/citations?user=-LcMZqMAAAAJhl=deoi=ao

Googel Scolar 上諾斯的論文鏈接。

Douglass North,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c historian, dies at 95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1-24/douglass-north-nobel-winner-for-economic-history-dies-at-95

老爺子好長壽。R.I.P

諾斯意識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的問題，但是在解決這些問題中又重新陷入了這些問題，因此其理論存在內部矛盾。有時間展開來寫。

「看論文類考卷累成狗。不如給每個學生基礎分40，每引用一次North不同的著作就加5分好了。」

North對於經濟史和制度經濟學有多重要？某世界一流經濟史系的講師如是說。

（然並卵，我這朋友並不精通一百以內加法、乘法，所以他還是有好好看考卷，請各位學子不要驚慌…）

看知乎才知道North逝世的消息。今後有時間會好好的寫這個答案。

諾斯與馬克思

林崗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100/109411.html

將諾斯的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理論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相比較，不難發現新制度主義對社會結構長期變遷的分析並不成功。路徑依賴理論關於制度報酬、「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設，以及對意識形態和文化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的論述，都是不能成立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一個嚴整的理論體系，在總體上能夠得到人類制度變革的事實的堅強支持，因而它對制度變遷的闡釋至今仍然是有說服力的。諾斯對馬克思的批評是失敗的。

關鍵詞　路徑依賴　制度變遷　歷史唯物主義

　　從自然科學中引入「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概念，是道格拉斯·C·諾斯教授的新經濟史學的一大特色。按照他的說法，這是「分析理解長期經濟變遷的關鍵」。憑藉「路徑依賴」，他試圖解決這樣兩個問題：「第一，是什麼決定了歷史上社會、政治、經濟演進的不同模式；第二，我們如何解釋那些經濟績效極差的經濟還存在了相當長的時期?」諾斯在闡述其路徑依賴理論時，仍然不能忘懷馬克思。他說：「馬克思的故事得出的結果是烏托邦的(儘管沿著這一方式繼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更加有害) 。這一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沒有承諾提供一個愉快的結果。」所謂馬克思的「故事」，是指馬克思將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運用於19 世紀資本主義在西歐國家發展的現實而揭示出來的制度變革趨勢。顯然，就制度變遷道路問題對馬克思與諾斯的理論進行比較，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不僅可以使我們了解馬克思及其後繼者為什麼弄得諾斯不愉快，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幫助我們搞清：到底是提供了令人愉快結果的諾斯的故事，還是沒有承諾提供一個愉快的結果的馬克思的故事，指明了分析社會制度變遷的正確方法。

　　一、諾斯的故事

　　關於路徑依賴方法

　　按照較早用路徑依賴方法來研究技術變遷的經濟學家保爾·大衛的說法，某一過程的路徑依賴後果是指，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隨機非線性動態系統，「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如果它們在結構上未受擾亂，就不能擺脫過去事件的影響，而且它們沒有一個在整個狀態空間上連續的、有限制的不變概率分布。換句話說，它們被吸入若干可能的『吸引子』 ( att ractors ) 中的哪一個的鄰域之中，從特徵上說，取決於某些在這個過程的歷史的較早時刻佔優勢的偶發和瞬時狀態(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 的持續影響。」也就是說，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非線性動態系統一旦為某種偶然事件所影響，就會沿著一條固定的軌跡或路徑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徑也很難發生改變，即形成一種「不可逆的自我強化趨向」。在經濟領域內，報酬遞增就是一種正反饋機制。W1 巴蘭·阿瑟③、保爾·大衛等人運用路徑依賴的分析方法，首先對技術變遷問題進行了分析，後來這種方法又被某些學者用來解釋某些產業組織的演化過程。他們認為，由於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可替代的技術和組織方案中，具有現實或潛在優勢的技術和方案可能落選，較差的技術和方案可能被選中，而因為存在由沉沒成本、學習效應、網路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等造成的收益遞增，技術和組織演進軌跡往往陷於難以擺脫的「閉鎖」 (lock in) 狀態。

　　但是，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對路徑依賴方法在經濟上的運用持保留態度。威廉姆森就認為，技術變遷中的路徑依賴並無「數量上的顯著性」。例如，在他看來，被阿瑟當做技術路徑依賴例的錄像機技術選擇和核反應堆技術選擇，「儘管都是路徑依賴的有趣例子，但『獲勝』的技術並不明顯地劣於失敗者，甚至獲勝者是否劣於失敗者也完全不清楚。」事實上，大衛那個QWERTY鍵盤對DSK鍵盤的經典案例，已被進一步的調查和實驗所推翻。威廉姆森據此指出，「在QWERTY鍵盤案例中，路徑依賴對效率只有輕微的影響。」至於某些學者就某些行業的產業組織演進中的路徑依賴進行的計算機模擬，威廉姆森也認為，這只是說明路徑依賴的影響是存在的，但是，「將這類實驗描述為對於『偶然性和理性相對作用』的檢驗，尚為時過早。」他還進一步指出，儘管存在路徑依賴現象，「然而，這並不能使我得出不變的鍵盤布置是從1870 年至今打字機技術發展的最重要屬性的印象。如何解釋機械技術方面的改進? 如何解釋電動打字機的出現? 如何解釋個人計算機和激光印表機的發明? 其他『結構上優越』的技術都被忽視了嗎? 如果更有效率的技術或遲或早總是會取代較無效率的技術，難道應當把它(指路徑依賴)當做特徵性的現象嗎?」威廉姆森的結論是「節約」 (economizing) 即對提高效率的追求，才是技術和組織變遷中的主要現象。近來，列波維茨威和馬格利斯從對美國所謂「新經濟」中有關高技術行業的路徑依賴的若干重要案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與威廉姆森類似的結論：「我們的主張是好的產品獲勝。而一些經濟模型得出的對立主張是好的產品可能不能取勝，而質次價高的壞產品卻會得到網路效應和其他效應的保護。有無數的證據支持我們的觀點。但沒有任何一個清楚記錄的例子是支持對立的主張的。」威廉姆森等人對路徑依賴方法的質疑和反對無疑是有力的。

　　事實上，一些持進化論經濟學立場的西方學者，雖然認為運用路徑依賴方法可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義的比較靜態分析框架，真正將歷史引入經濟分析(即所謂「history matters」) ，但也承認，由於缺少關於社會經濟進化的綜合理論，路徑依賴的決定因素和作用機制還遠未弄清，更不要說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型了。總之，就社會經濟進化研究而言，路徑依賴目前還是一種有爭論的分析方法。儘管如此，諾斯還是大膽地將這種方法搬到對社會的宏觀制度結構的長期變遷的分析之中，用它來破解本文一開頭引述的那兩個艱深的歷史之謎。

諾斯的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理論概述

　　在諾斯看來，「有兩種力量規範制度變遷的路線：一種是報酬遞增，另一種是由複雜的交易費用所確定的不完全市場。」他還指出，在非報酬遞增和完全競爭的世界中，制度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報酬遞減和市場競爭會使制度選擇上的初始錯誤得到糾正。但是，在報酬遞增條件下，制度則是重要的。制度初始建立的沉沒成本很高，制度框架規定的機會集合會產生顯著的組織學習效應，與其他組織的合約還會產生巨大的協作效應，正規制度的創立又會導致大量作為其延伸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基於某一制度的合約處於支配地位還會使行動者形成對該制度的適應性預期。這種「制度矩陣的相互依賴的構造會產生巨大的報酬遞增」，而報酬遞增又成為阻礙制度框架變革的保守力量。不過，如果「相應的市場是競爭性的」，即「政治市場」是競爭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零交易費用模型的」，報酬遞增造成的對低效率路徑的依賴，是容易得到校正的。但是，在信息反饋不完善、政治市場的交易費用巨大的現實世界中，路徑依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選擇不正確，就會導致對低績效制度的長期持續的路徑依賴，反之亦然。那麼，不同社會制度下行動者的初始選擇的差異又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 在這個問題上，諾斯一方面強調偶然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將這種偶然性歸結為意識形態或文化等非正規約束的差別。因為，「文化提供了一個以語言為基礎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譯與解釋呈現到大腦中去的信息」。這就是說，不同的主觀模式或文化，決定了初始選擇的差別。初始選擇的差別與制度報酬遞增這一正反饋機制的結合，決定了不同民族對不同發展路徑的依賴。而低績效的制度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是因為政治市場的交易成本太高。

　　在諾斯的上述理論體系中，有三個起支撐作用的要素。一是關於社會制度的報酬的理論。缺少了它，所謂制度的報酬遞增就無從談起，而報酬遞增是決定製度變遷路徑依賴的一個決定因素。二是關於政治市場和交易費用的理論，即「政治的科斯定理」，這是規範制度變遷路徑的另一個因素。三是關於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理論，這是諾斯全部理論的歸宿，意識形態和文化最終決定了包括政治市場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的長期發展路徑。我們下面的分析將要說明，這三個要素一個也不能成立。

制度的報酬以及制度的績效

　　要談論制度的報酬遞增，首先需要弄清什麼是制度的報酬。按照經濟學上的常識，制度的報酬應當是指制度的收益與成本之間的差額。因此，要確定製度的報酬又需要清楚地定義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什麼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呢? 如果假設社會是由同質的個人組成的，由於制度無疑是一種「公共產品」，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都應當是社會的。但是，在堅持作為新制度主義首要假設的個人主義的前提下，社會的成本和收益事實上是無法確定的或不真實的；福利經濟學的效用加總問題和阿羅不可能定理，已經說明要從基於個人效用的成本—收益計算中導出社會的成本和收益，會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更嚴重的問題是，自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社會就並不是由同質的個人組成的。事實上，社會中存在相互間具有利益差別、矛盾以至衝突的不同集團、不同階層和不同階級，任何個人都是從屬於一定利益集團、階層和階級的。

　　而在不同的集團、階層和階級之間，並不存在對於成本和收益的一致評價標準。在封建制度下，對農奴來說是成本的勞役、貢賦或地租，恰恰是封建主的收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認定為成本的工資，在工人來說恰恰是收益。

　　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問題：所謂制度的報酬，究竟是社會中哪個集團、哪個階層、哪個階級的報酬? 建立制度所耗費的沉沒成本，以及由於制度的確立而產生的學習效應、協作效應和適應性預期，究竟使得哪個集團、哪個階層、哪個階級的報酬遞增? 是否存在與社會的不同利益集團、不同階層、不同階級的劃分完全無關的中性的制度報酬及其遞增? 既然文明社會中迄今一直存在著相互間具有利益差別、矛盾以至衝突的集團、階層和階級，中性的制度報酬就是一個難以成立的概念。正如施米德所說，「當利益發生衝突時，不可能有總的成本—收益計算。」他還針對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依據總的成本—收益分析對經濟史的解釋指出，「A 的機會對B 意味著一種成本(放棄的機會) ，反之也一樣，那麼同時考慮雙方的成本是不可能的」。

　　除了不成立的中性制度報酬之外，諾斯有時又把統治者通過稅收尋得的租金，說成是制度的報酬。從這個意義上說，給定統治者建立和維持強力機構的成本，賦稅徵收得越多，統治者的凈收益即制度報酬就越大，既存制度在報酬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就越是能夠按既定路徑長治久安。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統治者的橫徵暴斂往往是制度崩潰的直接原因。法國大革命的誘因，不就是國王想要增稅以提高自己的「制度報酬」嗎? 諾斯的祖國之所以爆發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導火線不也是英國統治者企圖增稅以增加自己的「制度報酬」嗎? 但按照諾斯所謂路徑依賴的邏輯，應當發生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總之，諾斯的所謂制度報酬遞增是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模糊概念。由這樣一個概念引出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也只能是缺少根據的杜撰。

　　在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體系中，與遞增制度報酬概念並列的，還有一個作為不同制度效率評價和比較標準的制度績效概念。按理說，如果中性的制度報酬概念能夠成立，再提出一個制度績效概念就是多餘的，因為人們完全可以直接根據不同制度所提供的報酬的多寡來判斷它們的效率差異。但是，即便存在中性的制度報酬遞增，它也已經被諾斯派了規定路徑依賴的用場，西方經濟學中通行的帕累托效率標準能否用作制度績效的標準呢? 一些西方學者已經對此作出否定的回答。福路布滕和理奇指出，這樣做會碰到社會福利邊界上存在多個帕累托解的問題；離開了一定的價值判斷，無法對這些解進行比較。事實上，帕累托最優狀態是隨一定製度框架所包含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狀況、政治結構、法律和倫理規範而變化的。布若姆利認為，將帕累托標準當做制度效率標準，是「經濟的制度結構與可以從這個制度結構中引出的效率判斷之間的循環論證」。維拉據此強調：「必須認識到的是，既然帕累托最優狀態是由制度結構確定的，將它當成制度分析的評價標準就是毫無意義的。」他還進一步指出，用潛在的帕累托狀態即補償檢驗作為制度績效指標，也會碰到類似的困難，因為正式制度結構所包含的權力對比決定了什麼是損失，以及誰應當獲得補償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補償。此外，帕累托狀態是一個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標準，將其運用於動態的制度變遷過程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在不斷流逝的歷史中，制度的選擇集合是開放的、隨時間變化的。

　　諾斯大概也看到了這些問題，因而提出了一個「適應效率」 (adaptive efficiency) ，實際上就是財富總量的增長率，來作為帕累托標準的替代品。在他看來，所謂制度的無效率，意味著建立了一個不能導致經濟增長的約束的集合。但是，對於制度績效的評價來說，總量經濟增長率仍然不是一個中性的標準。在存在不同社會集團、階層和階級的利益矛盾和衝突的情況下，社會的凈收益即財富的增長額是很難明確定義的。正如布若姆利所說，「什麼算是產出，什麼被認為是增長，相當程度上是由公共選擇決定的。成本和凈產出的價值都取決於制度結構，因而不能用作不同制度結構的規範的評價標準。」維拉也指出，「誰具有初始的權利，誰就有權決定什麼是成本，但具有降低成本的能力並不能為初始的權利提供法律上的根據。由於這些成本是選定的制度結構的函數，用總經濟增長作制度比較的標準，同用帕累托效率作標準一樣，是一種循環推理。」施米德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制度分析需要有關於價值判斷的清楚陳述來指導，不能用看似中性語言的效率和增長來判斷不同制度的優劣，而應當直截了當地提出在不同制度下誰受益、誰受損的問題。雖然諾斯想要避免潛在帕累托標準的問題，但他的適應性效率還是和補償檢驗糾纏不清。例如，他在談到有效率的政治市場時說，「它所需要的條件是很容易陳述的，即所制定的法律應使總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應以一個十分低的交易費用向受損者提供補償以使雙方認為聯合是值得的。」這就等於說適應性效率與潛在帕累托標準沒有區別。在施米德看來，諾斯鼓吹貌似中性的效率標準，不過是為了掩蓋其中包含的肯定既存權力結構的價值判斷，實際上充當了「經濟分析中的高級牧師」的角色。

政治的科斯定理

　　在諾斯的理論體系中，零交易費用或低交易費用的「政治市場」是校正低效率路徑依賴的法寶。在諾斯看來，不發達國家之所以閉鎖於低效率的制度變遷路徑，原因就在於政治市場的交易成本太高，政治市場不完善。怎樣才能提高政治市場的效率呢? 諾斯的回答是使政治市場的交易費用接近於科斯的零交易費用模型。顯然，他開出的這劑藥方是否能夠奏效，取決於政治的科斯定理能否成立，即政治市場以及政治交易費用的理論能否成立。

　　讓我們從「政治市場」說起。這個概念是將交易經濟學(catallaxy economics) 推廣到政治領域的產物。嚴格地說，諾斯所謂「政治市場」不僅是指在一定憲政秩序下發生的、旨在改變政府政策的「院外活動」之類的政治交易，而且是指以包括憲政秩序在內的政治制度本身為對象的交易活動。但是，作為政治交易依以發生的框架的制度，尤其是憲政秩序，能夠成為交易的對象嗎? 就拿諾斯讚不絕口的英國1215 年大憲章來說，雖然因在法律上肯定了新興市民階級的若干權利而對歷史發展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但它也不是進行憲政制度交換的結果，而是在保持封建憲政構架前提下對王權過度膨脹的限制，是置王權於封建憲政的約束之下。有歷史學家指出：「實際大憲章是一個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其主要內容是保障封建主的權利」，「大憲章的多數條文重申封建貴族和教士的權利」，「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它未給予任何保障。」而且，大憲章也絕不是市場交易的產物。無地王約翰是在武裝反叛的脅迫之下籤署大憲章的，不久就加以否認，君臣之間的內戰一直打到他死才停止。以後繼位的亨利三世以及愛德華一世，也是經過叛亂和內戰的教訓才就範的。而17 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更是與諾斯的政治市場交易無關，而是經過兩次內戰、軍人獨裁和一次政變才完成的。其間，在諾斯看來原本應當成為政治市場交易一方的國王，殺頭的殺頭，逃亡的逃亡。據諾斯說是由大憲章啟動的良性路徑依賴的產物，而且交易費用最低的美國式「自由制度」，也是經過血腥的戰爭才得以確立的。《獨立宣言》的作者傑斐遜的名言「自由之樹應不斷用愛國志士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看來是被諾斯這個歷史學家有意地忘記了。但是，可以忘掉但無法抹煞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政治制度的市場，尤其是憲政制度的市場，從來就不存在，它只是一種新制度主義的幻覺。政治制度的市場之所以不存在，原因在於政治關係與市場交易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前者規定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階層和階級之間統治與從屬、主導與依附的關係，其基礎是支配經濟資源以及政治資源、軍事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權力在不同社會集團、階層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的分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制；後者規定的是自由和平等的交易主體的相互關係，其基礎是交易者之間權利的平等，以及權利交換的互利性和自願性。政治關係，尤其是憲政秩序，規定了哪些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具有權利平等的交易主體的相互關係的性質，以及形式上的平等權利交易的具體社會經濟意義。例如，奴隸制的憲政秩序規定了平等的權利關只可能發生在自由民之間，而不可能發生在自由民與奴隸之間。又如，在資本主義的憲政秩序下，資本家和工人在「勞動市場」上是作為權利平等的交易主體相互對待的，但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卻是以實質上的強製為基礎的：雖然工人具有選擇僱主的自由，但如果他除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他就沒有不受雇的自由。事實上，如果真的存在什麼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市場，那也只適用於在一定憲政秩序框架中居於統治和主導地位的社會集團、階層或階級內部不同成員的相互關係。重要的政治制度變遷，尤其是憲政秩序的變革，意味著舊秩序下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權力結構的解體，意味著對原先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集團、階層和階級的權力的全部或大部的剝奪。這個意義上的社會制度變遷，根本不可能通過自由、平等的市場交易來完成。因此，用高交易成本政治市場來解釋制度變遷的失敗，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正如維拉在批評政治科斯定理時指出的，「 ??對變革制度企圖的失敗的新古典解釋強調交易費用，是(將交易成本理論)用錯了地方。制度變革未能發生的原因並不只是補償受損者的談判的高交易成本。合意的變革往往遭到受損者的抵抗，解決辦法也並不總是使受損者得到補償。制度變革通常是沒有補償的。」

　　其實，即便是一些持「科斯立場」或新制度主義立場的西方學者，對無限制地擴大交易費用理論的應用範圍，也是持否定態度的。例如，布坎南和斯塔布列賓就曾指出，「科斯的分析只適用於廠商之間的外部性關係」，將科斯定理推廣到其他類型的相互作用，即使是經濟領域內的其他相互作用，也是有問題的。然而，就是撇開這類問題，假定諾斯所說的那種政治市場存在，所謂「政治交易費用」能否成為政治市場的效率標準，也大成問題。

　　這裡，首先碰到的麻煩是：撇開制度的收益，單用交易費用能否對政治市場的效率作出判斷。只有真實的收益與真實成本的差額即凈收益，或者說制度的報酬，才是比較不同社會的政治市場效率差異的合理標準。然而，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所謂制度的收益或報酬，是一個模糊甚至虛幻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就只好不計收益，而將政治市場的效率比較僅僅歸結為它們在交易成本上的差異。可見，把收益從交易成本分析中排除並非出於闡述上的方便，它對於諾斯來說，是一項分析上的必要條件。但是，拋開收益來比較成本是毫無意義的。要想使交易成本的大小成為政治市場效率的標準，辦法之一是假定作為比較對象的不同政治市場交易所提供的毛收益相等。可是，不僅這種假設只能靠巧合來滿足，不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且，還會碰到如何確定政治制度的收益這一根本無法解決的難題。

　　退一步說，即便脫離制度收益的交易成本能夠成為政治市場的效率標準，它也是一個沒有時間維度的靜態比較標準。這樣一個標準，以及以其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不能用作解釋作為動態過程的制度變遷的。除非在創世紀的神話中，上帝在造出亞當和夏娃的同時，再奉送給他們一份關於將要在沒有終點的時間長河中發生的形形色色制度的完備菜單，以備這對夫婦及他們的子孫隨著連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主觀偏好的差異和變化，運用成本—收益計算方法，在這個菜單中進行選擇。這正是諾斯教授為我們創造的新神話。這說明他這個歷史學家，不懂得赫拉克利特那個「你不可能踏入同一條河流兩次」的歷史的辯證法。這與上面談到的與收益無關的交易成本問題是有聯繫的：按照新古典理論，要將收益從分析中排除掉，只有在零利潤的一般均衡的條件下才能做得到。而根據一般均衡的定義，在這種狀態中是不存在任何改變現狀、進行交易的激勵的。對於制度變遷分析來說，這意味著變遷的終結、歷史的終結。從這個意義上說，只由交易成本計算推動的政治交易及制度變遷，是一種悖論。這是給動態過程穿上比較靜態分析的小鞋導致的荒謬結果。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對作為新制度主義支柱的交易費用經濟學的比較靜態性質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它不能用作分析本質上是一個進化過程的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進化經濟學引入路徑依賴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用它取代交易費用這個靜態的分析框架。諾斯卻硬將這兩個根本衝突的理論拼湊在一起，實行一種方枘圓鑿的荒謬結合。

意識形態、文化和認知結構

　　我們已經知道，諾斯將制度初始選擇的差異歸結於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差異。這裡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文化的差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對此，諾斯並無十分明確的回答，但從他對「大腦對信息的處理方式」的重要性的強調可以推知，文化的差別來自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即認知結構的差別。他說，「大腦對信息的處理方式不僅是制度存在的基礎，而且也是理解非正規約束在構成社會短期與長期演進中的選擇集合所起的重要作用的關鍵。」至此，人們終於可以看清楚本文一開始引述的兩個歷史之謎的謎底。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同民族的大腦處理信息方式不同決定文化上的差別，「決定了歷史上社會、政治或經濟演進的不同模式」。由此又可以推知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某些民族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的笨拙從而其文化的低劣，可以「解釋那些經濟績效極差的經濟生存了相當長的時期」。

　　顯然，所謂文化和意識形態決定初始選擇，而制度報酬遞增和政治市場的高交易成本決定由初始選擇規定的長期發展路徑，不過是拐彎抹角地重複了「人們的意見決定歷史」這樣一種陳腐的歷史觀。我們在諾斯的著作中確實可以看到美國廢除奴隸制是因為「廢奴集團的宗教狂熱，加上北方選區對奴隸制的無道德的信念的增加」導致南北戰爭，美國農民的民粹主義運動的原因「只有在行動者的主觀邏輯下才能弄清」，以及法律解釋上的變化是因為「法官的主觀看法改變了」之類的說法。但是，對於人們的意見即意識形態為什麼會發生改變，除了正規制度「降低了人們表達自己的信念的價格」之類含混的說法之外，諾斯沒能提供任何清楚的解釋。如果將「正規制度降低了表達主觀信念的價格」理解為正規制度決定意識形態的變化，則諾斯又陷入了意見決定製度、制度決定意見這個18 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的循環論證：假如制度由預先存在的意識形態決定，意識形態就不可能由制度產生；而如果是預先存在的制度決定意識形態，制度就不可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當然，諾斯可以爭辯說，制度和意識形態是相互作用的。但是，這也無濟於事。因為，這裡的問題是，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存在，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前提；要說清楚它們的相互作用，首先要弄清二者各自的存在根據。

　　至於將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差異歸結為「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或認知結構的差異，並將其視為「路徑依賴的來源」，則隱含著我們在前面已經揭明的那個推論：拙劣的認知結構所決定的低劣的文化，使某些民族長期閉鎖於低效率的發展路徑。這裡要強調的是，這是諾斯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理論必然要導致的結論。因為，按照判斷制度績效的適應性效率標準，效率的高低體現制度的績效，而由制度的績效則可反推出認知結構的優劣。事實上，諾斯是作過這種推理的。他說：「儘管我們沒有一個對社會倫理規範的合理解釋，但我們能在博弈論邏輯下建立一個關於倫理規範的財富最大化模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實證上揭示和檢驗什麼樣的非正規約束最有可能產生合作行為，或這類非正規約束的漸進變化將如何改變遊戲，以此來增加(或減少)合作結果」。諾斯這些說法所包含的「政策性結論」是很清楚的：經濟上落後國家的人民，必須將美國人的認知結構移植到自己的大腦中，徹底放棄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擺脫低績效的路徑依賴。對這樣一種隱隱散發著文化霸權主義以至種族主義氣息的理論，還值得費更多的筆墨來評說嗎?

　　二、馬克思的故事

馬克思破解歷史之謎的鑰匙

　　馬克思的全部故事是從對這樣一個事實的陳述開始的：「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

　　在馬克思之前，人們始終認為一切歷史變遷的最終原因，存在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中。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從未深入地思考過，甚至未能清楚地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意識形態的來源是什麼? 政治變遷的動因又何在? 馬克思賦予人類的生產活動以「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的地位，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歷史觀的偉大變革，為這些問題提供了合理的答案。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這一偉大發現的意義時指出：「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於獲得了承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基礎上的。要想顛覆這一學說，就必須顛覆這一事實。但是，即使是馬克思的最激烈的反對者，恐怕也不會愚蠢到試圖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要求人們停止生產、餓著肚皮來創造歷史。

　　在馬克思看來，既然生產是歷史的基本前提，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社會制度的本質或基礎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關係即社會的經濟結構。他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如何推動生產關係的變化，從而導致包括法律、意識形態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有這樣一段經典的論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 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基本內容，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破解諾斯所提出的兩個歷史之謎的鑰匙。而諾斯之所以讓馬克思的理論搞得不愉快，是將這個理論運用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得不出這種制度將在良性路徑依賴下萬古長存的結論。相反，馬克思根據自己的理論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像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形態一樣，將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矛盾的作用下由盛轉衰，並為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所替代。

是什麼決定了歷史上社會制度的不同演進模式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人類歷史上相繼存在的各種社會形態或社會模式，歸根結底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所謂歷史上社會制度演進的不同模式，實際上也就是與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或經濟結構，以及與一定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上層建築。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由於散居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群控馭自然的能力很低，作為他們生存的客觀物質條件的地理環境、氣候特徵、動植物種類等自然稟賦方面的差別，造成了活動在不同地區的原始人群的不同生產方式，即他們解決衣、食、住、行等問題的不同方式。而這種生產方式上的差異，又是包括宗教信仰、倫理規範、生活習俗、語言和思維習慣等等在內的世界各種民族文化差別形成的客觀根據。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否認文化上的差異對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模式具有重要影響，但與諾斯不同的是，它是從不同民族從事生產活動的物質條件的差別來理解和說明文化差別，而不是將文化上的差別歸結為先驗的主觀模式或認知結構上的差別。

　　雖然馬克思主義承認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但認為不能將民族文化差異對制度模式的影響過分誇大，從而否認整個人類社會長期發展軌跡的統一性。事實上，世界各個地區的社會制度變遷是遵循著一個大致統一的軌跡的。而這種統一性，正是由馬克思所揭示的生產關係以及相應的上層建築必然要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發展規律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相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文化傳統不同的民族的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築儘管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構造是類似的。與馬克思同時代的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對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婚姻關係、財產觀念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與古代希臘和古羅馬的制度作比較，發現印第安人的制度與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制度在基本構造上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因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因為人類的起源只有一個，人類的發展進程基本上也是相同，只是在各大陸採取了不同的但是一致的進程，所以在達到同等進步狀態的一切部落及民族中都是極其相似的。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諸部落的經驗，或多或少地代表處於與他們相應狀態的我們遠祖的歷史及經驗。構成人類記錄之一部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制度、技術、發明以及實際上的經驗，實具有超越印第安人種族本身界限的高超價值。」摩爾根還指出：「以上所敘述的這一知識，本質地改變了從來流行的野蠻人、開化人與文明人之間關係的見解。到現在我們可以以確實的證據說：恰如文明時代以前我們知道存在開化時代一樣，在人類一切部落中，於開化時代之前也存在有野蠻時代。人類的歷史都是同一源泉、同一經驗和同一進步的。」他根據人類學和歷史學的事實強調：「人類從階梯的底層開始、而漸次上升的這一重要事實，由連續而發明的生存上的諸技術而明白地顯現出來。在他們這一方面的技能上，乃是決定人類在地球上獲得優越權的整個關鍵。??所以人類進步上的許多偉大時代，多少都直接地與生活資源之擴大相一致。」顯然摩爾根講述的是一個與馬克思相同的故事。而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則明顯地帶有否定人類社會制度發展的統一性的傾向。實際上處於統一發展軌跡上的不同階段的各民族的社會制度差異，按照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卻成了類似於生物進化分叉造成的不同物種之間那種彼此隔絕的發展路徑。可見，諾斯的眼界還沒有超出摩爾根一百多年前就批評過的那種「從來流行的野蠻人、開化人與文明人之間關係的見解」。正因為如此，他才試圖建立一個適用於一切社會制度形態的經濟績效標準。但這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是毫無意義的。將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印第安部落的南瓜、玉米的增長率，與近代工業國的機器生產的增長率相比較，並由此得出前者的制度績效不如後者的結論，不過是鬧笑話而已。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任何社會制度，即任何生產關係及豎立於其上的法律和文化等上層建築，都不可能是常盛不衰的。因為，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原先是生產力適當形式的一定社會制度，最終將轉變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由於有生產力這個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的作用，脫離整個人類社會演進的統一軌跡的不變路徑依賴是不存在的。縱觀歷史，任何民族的長期制度變遷都是繁榮與衰退交替的過程，並不必然存在完全衰退或完全繁榮的制度變遷路徑。為諾斯稱道的由於制定了「大憲章」而進入良性路徑依賴的英國，為什麼20 世紀以來日見衰落，以至從「日不落帝國」下降為一個二流國家? 為什麼在諾斯看來因11 世紀王權膨脹損害了私人產權而陷入惡性路徑依賴的西班牙，最終也建立了與英國類似的制度，並成為與英國的發展水平相差無幾的工業化國家? 這些事實，都是諾斯那個虛構的路徑依賴理論所無法解釋的。

　　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世界歷史上各國繁榮與衰退的反覆交替，正是這些國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必然表現。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階級鬥爭及它所導致的社會革命，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生產力衝破舊制度的桎梏、創造與自身發展相適應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槓桿。但是，正如我們在分析諾斯的制度報酬和政治市場理論時已經說明的，在諾斯的論述中，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是沒有存在的餘地的，起作用的只是一些社會屬性不明的所謂政治或經濟的企業家，制度變遷是通過他們所從事的政治買賣而不是社會革命來實現的。諾斯也承認自己「沒有提供一個革命的理論」，未能說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的結果」的「非連續性變遷」。事實上，以個人主義的自利人假設為全部理論出發點的諾斯，始終企圖從超歷史、超階級的個人動機中去尋找制度變遷的原因，時時為「搭便車」之類「自利個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所困擾，因而無法理解更無法解釋以千百萬人的犧牲為代價的社會革命，最後只好將革命歸結為某種意識形態影響人們行為的強度。而馬克思則從作為一個連續不斷的「自然歷史過程」的生產力發展突破舊生產關係束縛的要求，從代表一定歷史階段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要求的先進階級與代表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舊制度的反動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中，揭示出在人類社會的重大制度變革中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從而對社會革命做出了合理的說明。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馬克思雖然提供了一個改變憲政制度的社會革命理論，但未能提供一種解釋一定憲政秩序內的漸進性制度變遷的理論。對於這種爭辯的回答是：對於漸進性的制度變遷，馬克思的理論也是有很強的解釋力的。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就對手工工場向機器工廠的技術變遷如何使勞動對資本的「形式隸屬」轉變為「現實的隸屬」作了詳細的闡述，令人信服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由產生到成熟的漸進發展。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的發展上，說明了股份制這種社會資本替代個人資本的演化過程。而目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憲政秩序內的漸進改革，無論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還是公有制實現形式的變遷，從一開始就是以馬克思的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的理論為指導的，——這不僅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解釋力的印證，而且是馬克思理論的巨大實踐力量的展示。馬克思認為，在考察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推動的社會制度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將社會制度的變遷歸因於文化、觀念的改變的原因。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能夠跳出18 世紀啟蒙學者的循環論證的牢籠，對文化、意識形態的變化作出唯物主義的合理說明。諾斯的看法正好與馬克思相反，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被他歸結為人們主觀模式或觀念的變化。而在無法回答觀念為何變化時，他又乞靈於意見決定製度、制度決定意見的循環論證。可見，諾斯的歷史觀，不過是早就為馬克思所超越了的歷史唯心主義的現代翻版。在這種陳腐歷史觀的支配下，作為經濟學家的諾斯，連在自己祖國歷史上發生的南北戰爭，都無法從社會經濟根源上加以說明，而將這場導致美國社會制度巨大變革的革命歸結為「廢奴集團的宗教狂熱」、「對奴隸制無道德信念的增強」。在這個問題上，諾斯的見識不如作為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美國學者比爾德夫婦。他們指出，「在這次大變革中，北方和西方的資本家、工人和農民推翻了南方種植場主在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力。」而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則進一步指出：「這場戰爭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因為它所造成的政治和經濟變革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這場戰爭的總的後果在於它清除了資本主義道路上的障礙，同時刺激了這個制度，使它大大發展起來。」事實上，脫離開美國生產力的發展與農奴制生產關係的衝突，離開了作為這種衝突的具體表現——力圖擴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範圍的北方工業資產階級和渴求土地的廣大農民與南方奴隸主的經濟利益衝突，是根本無法解釋早在古代就存在的「奴隸制無道德的信念」為什麼會在南北戰爭前後突然發揚光大起來。

為什麼落後的經濟方式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存在

　　對於諾斯提出的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表述應當是：為什麼在大致統一的社會發展軌跡上，不同的民族前進的速度有快有慢? 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必須根據各民族歷史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而決不能像諾斯那樣用一個漏洞百出的路徑依賴模型來說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根據馬克思的方法，從各民族生產力和社會制度發展的具體條件中，歸納出關於這個問題的大致合理的一般性答案。

　　世界各民族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首先與這些民族生存的自然條件的不同有關。自然條件的不同，不僅決定了不同民族生產方式的差異，而且決定了它們為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物質需要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的差別。一般說來，在比較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較大。而這種較大努力的報酬，不僅是生存需要的滿足，還會伴隨著生產知識的較快積累，利用自然以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即生產力的較快提高。簡言之，在人類所面臨的自然界挑戰較嚴峻的地方，經濟發展較快，社會制度和文化的演進相應較快，反之則反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是從自然與人類之間的「挑戰和應戰」來說明世界古代歷史上各個主要文明的興起的。他對歷史事實的歸納表明，面臨較嚴峻自然挑戰的民族，往往能夠創造出領先的文明。同時，還要強調的是，這裡所說的是能夠通過人的努力加以改變的「較惡劣」的自然條件，而不是超過人類既有能力的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事實上，某些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停頓，是由於自然條件過於惡劣的限制。不過，將各民族發展的差異歸因於自然條件的差別，主要適用於各民族交往不太發達的古代。這正如王亞南先生所說，「愈往過去，社會生產力愈不發展，它克服自然障礙，打破地域限制，使各國道一風同、比肩前進的可能性就愈小了。」他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原則」。但是，隨著民族之間相互交往的發展，自然條件差異造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差別，在歷史上是呈縮小趨勢的。一般說來，這只是不同民族在大致統一的社會變遷軌跡上分出先後的初始的、次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定歷史階段內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具體形式。馬克思在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時，明確地指出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不能忽視的反作用。恩格斯對國家權力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作過這樣的說明：「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意識形態也具有類似於國家政權的這種反作用。一定社會中的統治階級，當它在其中居於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時，是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台的，而總是要憑藉自己掌握的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來鎮壓和抑制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興階級的變革要求，維護舊的生產關係，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結果就會造成恩格斯所說的第三種情況，從而形成該社會生產力停滯、社會制度變革遲緩的局面。而這種反作用能夠使舊生產關係在多大程度或多長時期內壓制生產力的進步，或抗禦住生產力進步的衝擊，則與既存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的韌性有關。一般說來，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得越健全越完善，其韌性就越強。

　　如果說上述政治制度結構的韌性，是世界歷史上某些民族在較長時期內處於相對停滯狀態的內因，那麼，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以及在這種交往中形成的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則有可能成為某些國家長期難以擺脫相對落後狀態的外因。在國際交往和經濟聯繫還不太發達的古代，這種外因的作用表現得還不太明顯。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歐國家的興起，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說的以國際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逐漸形成，歷史日益向世界歷史轉變，它的巨大作用也日益凸顯出來。將市場拓展到全世界，既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而這是以使相對落後的國家殖民化的方式來實現的。這種殖民主義擴張，對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殖民化對象的落後國家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摧毀了這些國家的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瓦解了舊的經濟結構，為新的生產方式在這些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外部刺激；另一方面，它又以對這些國家經濟資源的或公開或隱蔽的掠奪對這些國家經濟造成巨大的摧殘，極其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經濟自主發展的活力。縱觀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的世界發展史，從重商主義時代的天良喪盡的奴隸販運、鴉片貿易以及對美洲貴金屬的無恥搶劫，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不平等貿易和資本輸出，以至原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民族獨立的所謂「後帝國主義時代」的工業、技術和金融依附，應當說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擴張的後一種作用超過了前一種作用。這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無償佔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剝削制度的固有邏輯在國家關係和民族關係上的必然表現。

　　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於中心地位的西方國家的發達，始終是以處於這個體系外圍的後進國家的不發達為條件的。而要保持這個條件，就必須保持中心對外圍的經濟優勢和政治統治，使外圍依附於中心，遵從中心規定的遊戲規則。中心國家為了保持其對外圍國家的統治，往往與外圍國家中代表舊制度的反動統治階級結盟。舊中國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位一體的統治，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美國等發達國家與中南美洲國家封建地主和反動軍人政權的相互勾結，是另一個典型例證。對此，王亞南先生曾有這樣一段精闢的分析：「在一切為帝國主義勢力侵入的落後國家，假使不是變成完全的殖民地的話，就只能有這樣的前途：原來的封建體制，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資本逐漸滲透進來的情形下，不可能不陷在動搖解體的過程中，但同是帝國主義的商品和資本的侵入，又不允許它好好地向資本主義制度轉化。結局，一般地講來，這個社會，就只能看它所受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和影響的程度如何，把不利於這種勢力擴展的封建因素破壞，把有利於它的封建因素保留下來；把妨礙它擴展的資本主義成分(民族資本主義成分) 壓倒，把依附它的資本主義成分(買辦資本主義成分) 扶植起來。因此帝國主義對於落後社會的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化運動，與其說是由他們直接進行的，毋寧是由他們通過落後社會的統治階級、封建官僚階級，按照他們的意旨來進行的。結局，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就在帝國主義利益的統一要求下，變成相互依存和三位一體的『通家』。而這種社會的經濟，也只能採取一種把封建剝削做基礎，而在這上面建立起買辦官僚資本的特殊支配形態。」王亞南先生還進一步強調：「應該說，對於正常發展顯得非常特殊的這種經濟形態，在一切受著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社會，毋寧是非常一般的，雖然其發展的程度和表現形式，因各別社會的不同歷史條件而各不相同。」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居於中心地位的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後進國家要按西方的樣板複製出一個本民族的發達資本主義，是十分困難的。正因為如此，列寧、毛澤東這些馬克思的後繼者，才採取了衝破帝國主義控制的薄弱環節的革命戰略，創造性地實施了馬克思那個著名的「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選擇了利用西方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後進國家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道路。這大概也就是諾斯認為他們的著作「更加有害」的原因。

　　諾斯經常以拉丁美洲國家的落後為例來「證實」自己的理論。但是，在依附論的旗幟下集結起來的一大批拉丁美洲經濟學家，則程度不同地得出了與馬克思的後繼者類似的結論。他們所說的依附，就是外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擴張受到中心國家經濟發展和擴張制約的情況。在「依附的發展」狀態下，外圍國家的發展只是中心國家自主擴張的被動反映。多斯·桑托斯指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依附性關係，是以中心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性控制、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統治、以及發達國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為基礎的；這種依附性的生產體系不斷再生產出外圍國家依附中心國家的經濟政治結構，外圍國家不得不在不平等的條件下與中心國家進行貿易和競爭，必須強制地推行對勞動力的超級剝削關係和貧富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由此形成的經濟剩餘，一部分為國內反動統治階級非生產地消費掉，另一部分則流向中心國家，成為其資本積累的重要源泉。長期擔任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主席的普雷維什的結論是，「我們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發展的這種神話正在消失」，「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自發擴散的神話也正在消失」，「發達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統治性的。它的擴展是為了利用外圍，而不是為了發展外圍。世界體系中的矛盾是非常嚴重的。」儘管拉丁美洲學派的某些具體政策主張有失偏頗，但其理論無疑抓住了問題的根本。諾斯卻不著邊際地將拉美國家的問題歸結為在11世紀的反摩爾人戰爭中形成的西班牙專制王權造成的路徑依賴，認為拉美的問題出在「承襲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權與官僚化的傳統」。

　　三、結語

　　至此，讀者恐怕已經能夠對諾斯和馬克思的兩種社會制度變遷理論的優劣作出判斷，筆者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諾斯的路徑依賴學說是一個東拼西湊、牽強附會、在邏輯上根本不成立，並且對實際歷史進程的解釋力幾乎為零的理論。它不僅無助於破解歷史上的社會制度變遷之謎，而且本身就是一團理不清的亂麻。雖然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得出的關於現代社會發展方向的預見，還有待於今後歷史發展實際進程的進一步驗證，而且也不能說它在一切細節上都是無可挑剔的，但這個理論本身具有很強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並且在總體上能夠得到歷史事實的堅強支持。遵循這個理論，是可以在紛繁的歷史現象中理出一條人類社會制度演進的清晰線索的。可以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制度發展道路的解釋，至今仍然是所有歷史理論中最有說服力的。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將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基石勞動、資本、技術擴展為勞動、資本、技術和制度，論證了制度是影響技術進步進而經濟增長的根源，而非新古典理論所認為的技術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有點偏題，上過他的課，最後一屆，90多的老人還能保持sharp mind，真是outstanding

諾貝爾獎中沒有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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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名叫做「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是瑞典銀行設計的一個獎項，簡稱作瑞典銀行經濟學獎感覺更加合適。這個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跟諾貝爾五大獎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也就是說不是諾貝爾獎的獎項之一。

瑞典國家銀行為諾貝爾獎提供資助，來頒發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感覺就像富二代老爸給哈弗捐了一棟樓，把富二代塞進哈弗讀書一樣一樣的。

當然，瑞典銀行經濟學獎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是不能否認的，但叫做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感覺將其與諾貝爾五大獎並列一樣，略顯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