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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談作家
細說民國大文人 (豆瓣)和莊周的 齊人物論 (豆瓣)
《齊人物論》引述一些說長論短世紀臨近結束，文苑好事者頗有年終盤點之癖，諸如給大師排座次、為小丑點白鼻之類，賞善罰惡，層出不窮，宛如最後審判。筆者自從辭去漆園之職，也頗為好事。然而眾所周知，筆者宗師老聃，與儒門宗風不同，依吾師教誨：「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論諸家散文，不作蓋棺之論，僅出遊戲之筆。當世巨子，必有遺珠；跳樑小丑，偶或齒及。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筆劃為序。本擬湊滿百數，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顧數之圓滿，權當不齊之齊。嗚呼！千載之後，無非枯骨，何必作蝸角蠻觸之爭？
巴金《隨想錄》
巴金被人們當成了道德偶像，與此同時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國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聖化情結」，因為無神論的民族需要用聖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卻把上帝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信仰聖人的中國人通過把有德者聖化，也殺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聖人才有，那麼遠離神聖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墮落。巴金是可敬的，因為他是懺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須懺悔，但任何人無權要求別人懺悔。
豐子愷《作客者言》（《緣緣堂隨筆集》）
至情至性、儒雅謙和的子愷居士，不承想也有這般頭角崢嶸、字字藏刀的筆墨，將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俗世禮節，渲染成驚險小說般的恐怖。視角詭譎，筆法多變，敘述流暢無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語言風趣至極而竟能險象環生。這裡分明蘊含著某種一言難盡的高明：勘破紅塵但堅持厚愛生命，挑破機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獨一無二的，文自然也難逢其儔，遂成空谷絕響。
王了一《關於鬍子的問題》（《龍蟲並雕齋瑣語》）
《代序》中說：「正經的文章不能多產，要多產就只好胡說。」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經著作《古代漢語》的王力頗為多產，而寫胡說散文《龍蟲並雕齋瑣語》的王了一併不多產。學問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橫生者實不多見。以產量較低之故，所以沒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影響大，但質量並不低。何況真有與沈從文討論古人鬍子的「胡說」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讀。
王蒙《作家是用筆思想的》（《讀書》1990年第1期）
王蒙聰明過人，素以機智聞。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劇沉浮，賦予他警覺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衛意識雖說不上老而彌堅，又的確算得上持之以恆。多智機警的王蒙固然與純情文字絕緣，但也正因為與純清路線早早地劃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當他把自己的天賦移向世間時，我們反而有幸讀到了堪稱典範的議論文：所有的環節都很到位，再加一點羞怯的前衛。
王朔《我看金庸》（《無知者無畏》）
王朔在散文領域的特別之處，就是空前絕後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這指的是內容，幾乎相當於巴金的「說真話」，可惜這只是指語言形式。結果就成了這樣，他吃進去的是什麼，屙出來的也是什麼。王朔是當代文壇的一條直腸！他屙出來的東西之好壞，取決於他吃進去的東西之好壞。不幸的是，他是個沒喝過多少文學乳汁的文化棄嬰。正如他承認的，他是個無知者。
王小波《思維的樂趣》（《我的精神家園》）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後遊學西方，得出一個結論：自由思維是人的本質，追求智慧是思維的樂趣，參差多態是人生的主要幸福。於是他歸國後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傑出批判者，不遺餘力地提倡有趣。在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無畏的膽識，批判了刻意統一中國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國人的精神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
韋君宜《編輯的懺悔》（《思痛錄》第十四章）
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偽文學的組織炮製者、經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錄》，作為共和國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足資今人和後人引以為戒。在《編輯的懺悔》中，韋君宜承認，作為編輯，她長期從事的工作，就是在編造和出版謊言。
北島《朗誦記》（「新語絲」網站）
北島首先是一個比世人覺醒得更早的傑出詩人，小說《波動》也充分表現出他的全面藝術才能。而《朗誦記》記述他浪跡異國的游吟生涯，則表現出他決不狂熱的可貴自嘲。民族詩人與異國文化的異質和衝突、各國詩人的反叛立場與全球化商業社會之間的互相對抗和緊張，在這篇絕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史鐵生《我與地壇》
史鐵生有一種在中國作家中極為罕見的高貴氣質，該氣質的形成不宜被條件反射地聯想到生理層次，至少，我被他打動與那把輪椅無關。語言素養很高，有一種特殊的「筆墨博學」，這使他的展開方式永遠顯得從容不迫，駕輕就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情感構造，既純粹又老練，既世故又無邪，既銳利又開通。
龍應台《小城思索》（《〈書屋〉佳作精選》）
台灣龍應台女士，是一個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氣有餘而沉穩不足，文風輕快也常常不自覺地流於輕率，議論風生而時時失控到風潑。雖得一時大名，經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卻鮮。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氣。故聊備一格。
劉小楓《記戀冬妮婭》（《重讀大師》）
學者劉小楓的散文成就遠遠高於許多職業散文家。劉小楓是新時期極少數勇於擔當而決不嘩眾取寵的傑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導致了淺薄的時代對他的冷落，但也同時使他的文章具有當代罕見的人性深度。新時期以來採取宗教維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僅有他顯示了宗教的溫情。《記戀冬妮婭》表明，宗教源於精神生活的內在需要，而非來自外在的壓力和灌輸。
李敖《由一絲不掛說起》（《獨白下的傳統》）
飽學之士大多拘謹守禮，膚淺之輩大多騰囂猖狂，李敖博學直追鍾書，狂癲不讓夢露，真言與囈語齊唾，風雅與風潑共舞，若僅以此標準相衡，自視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並不唐突，何況鍾書不屑與他論列，夢露的兩隻「大奶奶」又搖向別處去了。談論李敖的難處在於，他在當代中國缺乏可資比較的參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說自話，自彈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輝《滄桑看雲》（《收穫》雜誌）
當代西方有一種新興的服務性行業，專門陪孤獨老人閑聊。李輝是一個高級陪聊者。他專門尋找那些文化界倖存的寂寞老人閑聊，讓他們吐苦水，發牢騷，通過回憶的魔術把自己裝扮成無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聖徒或受難者。控訴前朝是中國傳統的又一個文化病灶，李輝的順勢療法幫助老人們治癒了精神創傷，但年輕人卻不得不順勢而下繼續品嘗新的精神創傷。李輝站在老人們的肩上，但老人們的肩膀是軟弱的，因此李輝的立足之處，正是他的陷落之處。
朱大可《抹著文化口紅遊盪文壇》（《十作家批判書》）
朱大可是魯迅筆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說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氣，那麼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說，痞子氣的王朔自己並非痞子，這我絕對相信，因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並非流氓。因為他們畢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決非才子。但正如魯迅所說，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著官腔討伐金庸，朱大可靠著書商討伐余秋雨。
朱光潛《「慢慢走，欣賞啊！」》（《朱光潛美學文選》第一卷《談美》）
作為美學家，朱光潛不滿足於關在書齋中研究理論，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審美眼光推廣到大眾之中。他的《談美》和《談美書簡》，對於把中國人從泛政治化的畸型視界中解放出來嘉惠實多，而尤以《談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於阿爾卑斯山谷中的這句旅遊廣告語「慢慢走，欣賞啊」，成了喚醒中國人古老藝術心靈的一時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遙讀〈紅樓〉》）
朱健先生含三湘靈氣，得楚騷風雲，搦管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麗色，不遜佳人。雖然，恣肆者難免自持不足，汪洋時偶或漫過堤岸，視如缺陷固可，視如特長亦無不可，前人不雲「缺點是優點的延長線」？所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實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評者一人，而明暗之間，倏忽萬變，正可引來芸芸看客駐足齊觀。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書齋里的革命》）
歷史學家朱學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顯而易見的文學天賦，還與他注重學術活動的「地氣」有關。這篇《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分明暗含了極具思想價值的學術發現，但還原文章本身，卻與作者念茲在茲、無日或已的人文關懷有關，它是屬於田野鄉村的，是可以用豐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鬱痴迷的情感不僅不會妨礙思考，反而會使思考得到附麗，並由此走向獨特、強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學語文教材》）
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張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賴此文贏得的聲名，相當於花五元錢中了五百萬。結構呆板，情感曖昧，聯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無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屆而立，滿紙卻一片遲暮之氣，而朽腐之綺念又紛至沓出：乍別妻兒，方沿荷塘，滿心滿眼卻儘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剛出浴的美人」，青霧成「牛乳」，葉子見「風致」，楊柳含「風姿」，「於是妖童嬡女，蕩舟心許」，惡俗之氣，瀰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親》（《老舍散文精編》）
寫小說的老舍和寫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個檔次，前者可以做後者的教師，後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學生。差距就那麼大。這和創作態度有關，也和個人的才華構造有關。這篇《我的母親》，因敘述對象過於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對付，遂稍可讀，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開偉先生》（《〈書屋〉佳作精選》）
平常之心，平常道來，純樸善良卻充滿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正氣，以及對一切權勢、名利和出風頭的不屑一顧。
陳村《意淫的哀傷》（《〈書屋〉佳作精選》）
知青作家陳村在小說能源枯竭之後，成為嬉皮的小品文高產作家，寫作淪入流水線作業。然而在這篇實屬罕見的優秀散文中，他在固有的機智和俏皮之外，融入了一種深沉的人性哀痛。在賈寶玉和西門慶兩個極端的藝術典型中，他深刻洞見了性與愛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鴻溝。
陳丹燕《上海的風花雪月》
陳丹燕對中西文化進行了移花接木，結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產生了閱讀期待。風花雪月本屬華夏文化之精華，它可以存在於任何中國內地城市，卻獨獨不會出現在上海，現在居然被發掘出來了，上海的附庸風雅者當然要爭相閱讀。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國現代城市文明的代表，急於追慕西化的內地人當然把上海的偽巴黎風情看作風花雪月，於是內地的附庸風雅者也爭相閱讀。把這本書稱為《上海的附庸風雅》顯然更恰當，但那樣一來，就沒什麼人會讀此書了。沒有誤讀，就不會有暢銷書。
沈從文《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湘行散記》）
沈從文的散文，像他的小說一樣浸透了湘西的風情。沈從文是湘西之子，更是大地之子。正如湘西離不開沅水、澧水，沈從文的散文也像他的小說那樣，氤氳著濕潤的水氣。這篇散文，正是最典型的沈記散文，從中可以看出沈從文作為一個間離於時代主題、超越於黨派之爭的人道主義作家的溫潤情懷。
何清漣《漫遊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國費城》（《〈書屋〉佳作精選》）
何清漣有一種在野的入世激情，這既是她令一部分廟堂先生不快的原因，也是她在民間贏得廣泛喝彩的原因。她的思想明晰準確，擅長用最「經濟」的方式表達最難纏的話題；她的語言率真直白，但仍不失凌厲鋒芒，恰如記者本色。她進入散文界似屬誤打誤撞，然踹門而入之勢，竟無法阻擋。稍想原委，或許在於她博涉眾域而無玩味之意，志存高遠而無冠冕之虞，秀旗甫展，頓時獵獵生風。
蘇青《我的手》（《蘇青文集》下冊）
由我來挑選的話，蘇青《我的手》是可以入選中國世紀十大散文而無愧色的，而且我還不想讓它叨陪末座。這隻「手」似乎是在為羅丹準備創作提綱，醞釀創作激情，一經完成，頓歸不朽。寥寥千餘字，人生的滄桑，世態的寒溫，於不經意間如根根骨節暴出。一折傑出的文字戲劇，一幀卓絕的文學特寫，讀罷喝茶不是茶，見手不是手。
邵燕祥《我代表我自己》（《憂鬱的力量》）
老詩人邵燕祥，近年全力耕耘散文，再次驗證了「工夫在詩外」的格言。這篇散文在普遍缺鈣的當代文壇中，具有罕見的剛猛力量。這是一篇並非宣言的宣言，一篇當代知識分子宣布思想獨立的戰鬥檄文。邵燕祥認為，「聲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人」，怎麼能代表「我的七情六慾，我的意志和願望，我的是非和愛憎呢？」「我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權，是沒有人能代的。」
汪曾祺《跑警報》（《蒲橋集》）
汪曾祺的散文，與他的小說在風格上沒有很大的差別。他的散文是筆記風格，而他的小說也被稱為新派筆記小說。他承認不喜歡唐人傳奇，而喜歡宋人筆記。這篇《跑警報》就典型地代表了這種筆記風格。作為一個末代江南才子，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國的文化精髓，包括絕妙的機智和散淡的性情。他認為中國人久經憂患，心理有很大的彈性，所以對於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不在乎」。他認為具有「不在乎」精神的中國人，是永遠征不服的。
揚之水《中年情味》（《脂麻通鑒》）
自我感覺比實際能力高出一肩者是可惡的，自我感覺比實際能力低出一頭者是可敬的，揚之水可貴而又可憾地屬於後者。心或許高於頂，頭實在低於踵，彷彿用一枝出水不暢的原珠筆寫作，每寫一字，即須輕呵筆端；彷彿在一間有嬰兒熟睡的小屋裡動筆，凡放一言，必要輕壓稿紙，唯恐弄出多餘的聲響。於是，我們看到了那麼多「何妨說」，「又何妨說」，「但如果說」，「或者可以說」，到頭來，免不了還要低眉下氣地問一聲：「恐不致大謬吧」？——真想說一句：大姐，你大膽地往前走。
余純順《滴水之恩》（《孤身徒步走西藏》）
君行健，文字自然剛強不息，其勢如影隨形，如風激浪。一條孤身徒步閃現在雪域高原上的絕代好漢、「醒世男兒」，他的心潮心聲，足跡奇蹟，又豈止值得矚目而已。散文從來不應由所謂「美文」獨擅其美，它更應成為人類精神的載體，包括壯士的俠肝義膽，赤子的赤誠情懷，行者的精神家園。何況，作者的文字也實在不賴，正應了那句評語：一千個旅行家也走不出一位余純順。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選集》）
余光中是讓人浮想聯翩，情不自禁的，最易想到「下凡」之境。他的缺點也許在於過分完美，風格一以貫之而較少變化，一句話，一個天生的文學主義者。語言，無可挑剔，漂亮至極；性情，婀娜多態，繁複豐饒；學養，充沛飽滿，素無硬傷；見識，高蹈昂揚，一語可緘眾口。此誠非常之人，故當以非常之境責之：化板為熟，神乎其技，君固遊刃有餘，練熟為生，獨辟窮荒，尚待更上一層。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華是出色的小說家，對世界有完整的看法。而不寫小說或小說寫得不出色的其他散文作家，對世界的看法常常是支離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出爾反爾的，心血來潮的。這篇散文表達了余華對自己的可貴質疑，標題所問的是，「我能否相信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借用了艾薩克·辛格的哥哥對弟弟的教導：「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此話使辛格成了小說家，也同樣激勵著余華作為小說家的自信，但使他時刻警惕不要成為一個空談家。
余傑《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想飛的翅膀》）
余傑入選，當然不是根據他的成就，而只是根據他鬧騰出的聲響。他好鬥但不是鬥士，他過早地把自己的角色綁定在綳床上，結果便只能以「蹦極」的方式在文壇顛跳。問題是，那繩子扎得太緊，像一個水手結，他自己完全不具備解開它的能力，他只能由著蹦床的彈性，周而復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醜之時。可憐的孩子，誰能救救他呢？
余秋雨《酒公墓》（《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經引起廣泛的爭論，喜愛者有之，憎惡者有之。作為當代一個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筆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矯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豐厚和博大。但在這篇《酒公墓》中，他對這位學邏輯的同鄉先賢因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潦倒頹廢的悲劇命運的深情惋嘆，卻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要害。
辛豐年《兩全其美，有得有失》（《如是我聞》）
將該文首段略改數字，稍添數語，即可移評其文其人：文學和音樂他都有興趣，對於二者的相通又不相同，可以交相為用，也很感興趣。不僅於雜覽之中興會淋漓俯仰其間，還以此為話題，獻上珠玉一盤。說是「無非向大家推銷嚴肅音樂而已」，實則大珠小珠，珠玉激濺，還向讀者奉獻出了天下罕見的至情文字：用心靈感受音樂，用旋律製作文章。觀此一文，有得無失。
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書屋〉佳作精選》）
厚積薄發，一氣呵成，以大愛寫真情，開創了中國散文寫母親的新紀元。
金克木《鳥巢禪師》（《天竺舊事》）
經過五四洗禮的金克木，年輕時遊學印度，雖然並非重走法顯、玄奘之路，但體現出的是相似的求道精神。他晚年記述舊時行跡，在品味印度文化超然於時間和歷史維度之外的永恆精神的同時，表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與包容。而這位受到印度人民敬重的住在樹上的現代中國和尚，正是這種精神的一個化身。
茅盾《白楊禮讚》（《中學語文教材》）
像挖深井油田那樣試圖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須有的理想、精神、氣節，是中國文學的一道傳統招牌菜，其滋味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在一盤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這篇名文當然也沒有成為例外。也許，正因為文人們對謳歌螞蟻，禮讚白楊過於熱衷，才使得中國文化的博物識性之學遲遲得不到發育。不必說，它除了容易滑入濫套之外，還與「虛偽」有著可疑的曖昧關係。
林語堂《所謂名士派與激昂派》（《人生的盛宴》）
林語堂文章不好，文字俊俏，於是便一俊遮百丑了。他屬於那種寫著寫著就忍不住被自己逗樂的類型，妨礙他寫作的，不是文思，而是突然萌發的朗讀一遍的衝動。所以他成了小品文天才，感興趣的不是文章的做法，而是言語的說法，最容不得言語無味。比如針對文人的頹唐陋習，他評論道：「什麼『生性疏慵』，聽來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學為文，先學疏懶（毛病在中國文字『慵』『痾』諸字太風雅了）。」——括弧里的見識，實有藥石之效。
林賢治《夜讀遇羅克》（《〈書屋〉佳作精選》）
林賢治視野恢廓，持論正大，文字如激射之箭而無毒鏃，議論有板有眼，見識清暢可嘉。作為思想家，他固然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一截夾纏的頭髮絲待梳，首要的任務便是清理龐雜的思想來源，以使自己不僅在性情上，更在思想上做到空諸依傍，直抒己性，大寫己意。他有這個能力，應該也有這個抱負，以他的學理膽識，情性血氣，假以時日，必當賜人以狂喜。予姑待之。
楊步偉《雜記趙家》
語言大師趙元任之妻楊步偉，在這本絕妙的小書中，記述了隨夫遊學歐美的奇妙經歷，廣泛擷取二十世紀初年遊學歐美的眾多中國名流的生活趣事，從中不難捕捉當時中國文化融合中西、力圖東山再起的雄心。文筆雖業餘，然而避免了書生之病，故而爽朗好讀、逸趣橫生，不失為不可多得的筆記散文的妙品。
楊絳《孟婆茶》（《將飲茶》）
一種吳派太極拳風格的文字，內力渾厚，一招一式皆緩極靜極，專註於守，反彈力又極為驚人。雖然近來因家門慘痛而有點情緒失控，筆墨失檢，但當其全盛期（也就是十年前罷），實在是雍容高貴，寧靜致遠，有灼灼之華，無夭夭之態，婉而多諷，曲而有致，收拾停勻，一派大家風範。——楊絳先生提醒我們，文學家也該和政治家一樣，實行退休制度，不必戰鬥到最後一息。
楊朔《荔枝蜜》（《楊朔散文選》）
楊朔的散文是比較老派的，講究構思布局，追求鍊字敲句，然而由於主題先行，意義至上的緣故，這一份可貴的努力，竟沒有獲得相應的酬報。由於楊朔習慣於在篇末點出的主題總是過於高亢偉大，讀者層次不夠，只能要麼倍感慚愧，要麼覺得怪誕，要麼乾脆直斥之為做作。用藝術的方式彙報思想，表達忠誠，雖不能說是楊朔首創，但說到影響，楊朔的確首屈一指。
郁達夫《故都的秋》（《大學語文》）
這樣深沉的題目，交由這樣感性的詩人來做，做得不好才是咄咄怪事。達夫先生既有江南「秋士」之悲，又有朔方豪客之爽，筆尖里遂有一份奇特的磊落水感，時而流動，時而郁滯，時而輕滑，時而磕絆。只是，由於太過寄望在對比中求得意蘊，文氣難免由亞熱帶的滂沱大雨轉為副熱帶高氣壓帶地區的綿綿梅雨，反使元氣受損，高明遂降格為聰明。
周作人《三禮讚》（《知堂文集》）
分別是「娼女禮讚」「啞吧禮讚」和「麻醉禮讚」，雖為聞道之語，實屬見性之論。庄諧並出，嚴溫交加，「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意縱亢強，亦有低徊之音。知堂之文，原需繞樹三匝，知堂之論，每多黃河九曲。至於何處趨緩，何處漸急，恰可留待看官好生揣度，如那隻覓枝之鳥。說到引文甚夥，不正是知堂特色？
周澤雄《說狂》（選自《當代眉批》）
周澤雄如同語言的鍊金術士，尋常話頭，轉眼點石成金。文采汪洋恣肆，思致倚馬萬言，妙語如演連珠，駿逸如春夢無痕。品讀此君文章，如入閬苑仙林，中外藝事史跡的弘富寶庫被作者揮酒自如地任意驅遣，散文之豐美蘊藉、韻致悠遠，堪稱一時之選。本文中摩狀狂語驚世的天才作家「如一個卓越的將領，總能以奇妙方式率領詞語方隊抵達真理的要塞」，雖非自況，卻正可視為夫子自道。
張愛玲《更衣記》（《私語》）
彗星經天般驚鴻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張愛玲，是在小說和散文兩個領域都取得獨樹一幟的巨大成就的極少數二十世紀中國大作家之一。《更衣記》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鎖記》在其小說中的地位。她以爐火純青的獨特語言，在這篇散文名作中，言簡意賅地描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時裝流變，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對時尚的絕妙譏諷。
張承志《天道立秋》（《荒蕪英雄路》）
張承志鬥志高亢，性情矯激，獨往獨來，攘斥異己，擅長以肝氣為文，以腎火燎人，其內在心理圖像或有幼稚之處，然發為文章，猶不失為可觀。尤其，當他將自己充滿神經質的銳敏氣質和冰雪敵意，矛頭反轉，對準自己的靈魂或自然界時，立時便構成一道獨特的文字風景。他的感性飽滿有力，文字如脫殼之稻顆顆射出，思緒（不是思想）如出欄之牛漫向山野。
張中曉《無夢樓隨筆》
語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復活方式。這部帕斯卡爾風格的思想札記，具有難以言喻的堅忍和光芒--而不是想當然的苦難與憤懣。作者只以「哲學家的語言來說話」，而不是「鏢客的語言」，他告訴我們，「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他果然發光了，向我們走來了，穿透時代的鐵幕，心靈處子般純潔，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堅韌。
張中行《書蠹行述》（《讀書》1990年第8期）
張中行冬行春令，老來賣俏，如一鍋培養三百年的老湯，甫一出爐，便燙煞人嘴，嚇煞人香。老夫也而有聽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顧風前影，其意臨去幾回頭，一波三折，三唱九嘆，恨不得把箱底翻轉，酒窖踢破。風塵中有風情，老練里含老辣，似直而隱，似隱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測，其心難測。
張遠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烏龜》（《永遠的風花雪月，永遠的附庸風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澀，俏皮的文字往往流於膚淺，張遠山是少見的例外。在這出由「睿智」執導的兔子——烏龜滑稽劇中，唯一沒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運的讀者。作者的思維如兔子般靈動無羈，思想如烏龜般腳踏實地：我們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個腳印的邏輯力量，卻又被脫兔般的思維速度席捲而去。作者展示的並非作為技巧的思維，而是一項人文實驗：思維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會，燭照世象。
鄭逸梅《名片談往》（《清娛漫筆》）
「博古架」鄭逸梅熱衷於以「小賣部」的方式銷售他的駭人腹笥，雖屬小本經營，但絕無假冒偽劣，因而無需聲明「如假包換」。一個充滿「清娛」筆墨的時代是可怕的，但一個不容此類筆墨插足補白的時代更加可怕。我們的時代當然沒那麼可怕，只是有點可悲罷了，因為我們發現，隨著斯人長去，這樣的文字竟也隨鶴俱杳，渺不可聞了，彷彿書桌上那盆搖曳多時的文竹瞿然枯滅。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
柏楊是個典型的嘩眾取寵者。正如《厚黑學》的作者李宗吾是個嘩眾取寵者。世間自有誨淫誨盜者。批判人性陰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於為天性下賤者開墮落啟蒙課。比如《厚黑學》一出，中國人恍然大悟，原來非臉厚心黑就不能恭喜發財，於是競相厚黑。《醜陋的中國人》一出，中國人也恍然大悟，原來我的醜陋得之光榮的祖傳，而且與其他同胞比起來，我簡直是個大聖人！
郭沫若《科學的春天》（《中學語文教材》）
郭沫若（掛名）借用恩格斯關於文藝復興的名言「這是一個需要巨人也產生了巨人的時代」，認為我們的時代也需要巨人。這讓我奇怪了很久：什麼時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藝復興的史實告訴我們，真正需要巨人的時代，一定能產生巨人。郭沫若報信至今已過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樣苦等不來，這到底是由於郭沫若再次謊報了時代精神，還是證明這個春寒料峭的時代並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說，柯靈先生的文字，觀賞價值始終大于思想價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這樣的文字在五四前幾乎無可稱道，在「新文言」可供瞧個新鮮的今天，當然也就物以稀為貴起來。不過，《遙寄張愛玲》是難得的例外，真情貫注，思綿意長，老驥一嘶，聲震雲天。想到一襲旗袍的張愛玲在國內重新現身，此文功不可沒，天下「張迷」愛屋及烏，能不對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學評論，按傳統分類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樣寫：用心理解，用血驗證，追求以理服人，但絕不放棄以情動人，筆下無虛譽，心中有至誠。胡河清文章的「精要」，當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盡窺其詳，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維舒展，情性率直，筆墨空闊，見識新奇，最可見出評家的「玩味」之功。
胡適《追悼志摩》（《胡適散文選集》）
在別人還只是區區「文青」之時，胡適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實歸也好，其實難副也罷，有一點似可斷言：「德高望重」的身份於散文創作有害，運思之際會多出一份額外顧慮，又得馳騁情懷，又得提防著別讓情感妨礙了身份，難免左右掣肘，文字難安。這是天下「大師」之輩的難局。結果，為了表達「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們的詩人如何「額上受了一個致命的撞傷」來，真讓人啼笑皆非--話說回來，沒有胡適的首倡之功，也許今天我們還在詩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趙麗宏《花痴》（《島人筆記》）
趙麗宏當然不是雞肋，食之固然無味，棄之絕無可惜。啊，趙麗宏，你是一枝紅燭呀，燃燒燃燒，只顧自己繼之以淚，增之以灰，哪管別人味同嚼蠟，苦不堪言。洋洋數百萬字散文，竟無一句使人驚喜，使人發愣，使人生疑，趙麗宏真稱得上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有歪詩為證：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紙；詞在字外詩安在，風在雲頭盡興撕。
趙無眠《假如阿Q還活著》（《書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說家趙無眠，近年別創一種「流寇型」散文（並無貶意），筆走偏鋒，文思佻盪，揮灑自如地運用時空濛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遙，忽而妙想萬里之遠，突梯滑稽，儀態萬方，於博學巧思之中運斤如風，千里走單騎地長途奔襲，妖刀一閃，兵不血刃，輕取上將首級於百萬軍中。以准小說的方式懸想「阿Q」生活於當代之種種可能的悲喜劇，正是本篇特色。
趙鑫珊《詩化自然哲學》
哲學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決不可能是矯情的妄人。詩歌曾經被汪國真的矯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為我還有中學生不讀的哲學。散文曾經被余秋雨的矯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為我還有大學生不讀的哲學。但是現在哲學被趙鑫珊的矯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難道僵化的官方哲學，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來取代嗎？這也太過分了！
鐘鳴《聖人孔子·里爾克·蘇格拉底和獨角麒麟》（《畜界·人界》）
詩人鐘鳴開創了一種怪異的文體。他驅遣中外古今的人、獸、神、妖，無所不用其極，其引文密度不亞於錢鍾書的《管錐編》。在哥特城堡式的陰暗織體中高速運行的鐘鳴猶如一隻靈異的蝙蝠，他足以憑藉自備的超聲波而絕無撞牆之憂，然而頭暈目眩的讀者則難免一頭撞在南牆上。對於同樣是蝙蝠的讀者來說，讀他的散文則是一種難得的體驗。他像《管錐篇》一樣，拒絕了註定平庸的絕大多數讀者。
殘雪《藝術復仇》（《〈書屋〉佳作精選》）
殘雪的寫作是實驗性的，閱讀殘雪同樣是實驗性的。她不斷打撈自己的內心，讀者則不斷打撈她的文字。想通還是沒想通，對殘雪不構成命筆前提，她感興趣的是思緒的展開方式，意念的流動軌跡，情感的生成路徑，而不是準確地捕獲它。正如「殘雪」二字本身極具意象張力，殘雪的所有文字，同樣呈現為紛繁迷離的意象群落，它是動態的。我們接受她的邀請，成為永恆現場的目擊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達。
顧准《民主與「終極目的」》（《顧准文集》）
顧准與陳敏之在文革期間的秘密通信，是嚴格意義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為思想解放的偉大先驅的顧准指出：「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他要問的新問題是（借用魯迅的名言）：「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這一問題至今仍有現實意義。而且嚴格說來，永遠不會過時。
賈平凹《丑石》（《抱散集》）
賈平凹的審美意識有些畸型，緣於他的審丑意識過於突出。這個從千年帝都走出來的當代作家、思想觀念嚴重滯後於時代的農家之子，是傳統中國全部密碼的當代活標本，或者說是美醜難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審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覺的自畫像。他說：「丑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他同情於醜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譏諷」，同時「深深地感到它那種不屈於誤解、寂寞的生存的偉大」。丑耶美耶？渺小乎偉大乎？讓時間來裁判吧。
錢鍾書《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寫在人生邊上》）
造化鍾神秀，華夏誕鍾書。作為學者，錢鍾書具有泰坦巨神的偉力，作為小說家，錢鍾書具有崢嶸特出的奇異素質，作為散文家，也許他只具有聊備一格的價值。它的優點和缺點不相上下，且呈齊頭並進之勢，而且要命的是，別人固然無法企及他的長處，甚至無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們無法指責太陽為什麼那麼喜歡炫耀一樣。錢鍾書亘古不變，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節了。
聶紺弩《論怕老婆》（《蛇與塔》）
聶紺弩的文章一如黃山松，總是立論於險地，讓讀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斷言是個謬論。然而此公的能耐在於，他絲絲入扣地開啟讀者的自疑，最後讓讀者明白，自己習非成是的意見，才是真正的謬見。比如關於「怕老婆」，他這樣認為：「人們喜歡把這一術語對於某一特定人物說來說去，用意蓋在於叫他們夫婦之間恢復怕老公的常態雲。」於是自以為立於不敗之地的讀者感到了地震般的撼動，而作家手植的黃山松在寒風中壁立千仞。
徐遲《哥德巴赫猜想》
徐遲這篇報告文學，是我們這個報告文學時代的開山之作。此後不久，英國數學家懷爾斯證明了「費馬大定理」，而中國數學家陳景潤來不及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學在歐洲是定理，而在中國依然是猜想。這大概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報告的消息常常令人生疑的緣故吧。
梁實秋《謙讓》（《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實秋，擅長從日常生活中選取不為人注意的場景，用寥寥數筆的精確勾勒和恰到好處的雅淡幽默，對中國文化或普遍人性加以謔而不虐的針砭。文風淳正，不走偏鋒，娓娓道來，令人忘倦。允稱現代散文的不朽經典，非大手筆莫辦。
黃愛東西《倫敦橋垮下來》（《新民晚報》）
愛東是「東風吹，戰鼓擂」的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名字，到了西風勁吹的時代，掇上詞尾「西」，立刻化腐朽為神奇，足見黃愛東西的機變。她的小女人散文，正如其筆名中的小日本風，就像俳句與和歌那麼短小。就像「每天愛你一點點」、「每天給你一點驚喜」的流行歌曲，她彈著「倫敦橋垮下來」的曲子，卻連自己都奇怪，垮了很久，為什麼至今沒有垮下來。我也很奇怪，難道她還能垮到更下面去？
黃仁宇《首輔申時行》（《萬曆十五年》）
「大歷史」觀的提出者、前不久剛剛去世的黃仁宇先生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於一爐，遂使學術著作頓成大眾的精神美食。黃先生開篇說：「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業餘愛好者專註於「大事」的獵奇眼光，方能透過看似平靜的歷史海面，探詢傳統文化的大陸架如何突降為海床，辨析歷史劫波如何起於青萍之末。
黃裳《海濱消夏記》（《讀書》1981年第7期）
黃裳先生的「書話」不說別無分號，也是四海聞名的。這一篇的奇特之處卻是，作者的說古道今不再只與書籍有關，而是因了那個荒誕時代，因了這位有著特殊性情的書生，古書中的古詩，古詩中的古牛，竟一一被奇特地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麼漫不經心，以至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深意是：知識在滅知時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無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黃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詩集》（《黃永玉散文》）
畫家談人，永遠有作家不可企及之處，他的筆除了橫撇豎捺，還特別擅長勾勒線條，處理明暗，表現陰影，如果是中國畫家，則還多出一份水墨煙雲，供世態人情在文字里徜徉出沒，每一句都似可有可無，同時每一字又似都在彼此照應，一旦照應上了，其中的意味立刻會豐饒得沒完沒了。一眼雖可覽盡，三代仍留墨香。黃永玉堪稱翹楚，謂予不信，請試讀《往事和散宜生詩集》。
梁遇春《人死觀》（《梁遇春散文》）
抄一段他的話：「胡（適）先生說：『我總想對國內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們說兩句忠告的話，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氣的……』這句話大概總是天經地義罷，可是我覺得這種話未免太正而不邪些。」說得好，我們藉此既可對胡適多些了解，又可對評論者多些了解。雖然，才子梁遇春也未必傾慕「邪而不正」的作派，更別說「邪而不正」的能耐了。比如，他為什麼不回敬適之先生一句：做愛也是要用力氣的。
遇羅克《出身論》（《光明日報》）
遇羅克烈士的這篇文章，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最強音，他的思想是樸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正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所說，「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僅僅由於出身，有些人就被剝奪了"更加平等"的權力。在生而不平等的地方，只有死而平等。遇羅克用生命得到了這樣的平等。北島在紀念他的名詩《宣告》中寫道：「在星星的彈孔中，流出了血紅的黎明。」
董鼎山《憶中南京路》（《萬象》1999年第一卷第5期）
「紐約客」董鼎山先生的文章在國內有格調的刊物上出沒頻頻，但要說這位「白相相」的前輩文章究竟做得如何，竟彷彿無從入手。掌故，有一點，但簍子並不豐富；趣味，有一點，但味道尚欠勾兌。正經，有一點，不正經，也有一點。按說隨筆就該如董鼎山這樣寫（至少照英國規矩是這樣），拉拉雜雜，塗塗畫畫，但董氏散文給人的感覺是，輔料充足，主料馬虎。附帶提一下，許是「歲月催人嘮」，董先生關於美琪大戲院名字的那樁趣話，小生我已聽過不止一回了。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鄉愁的理念》）
香港散文名家董橋，因與大陸文化的間離效果，從容地以一種英式散文的疏淡之姿，悠悠採擷文化片石，給華語散文平添了一段風情。然而風情即便萬種，有時會倒胃於過度的賣弄。本文是董氏代表作，也正是其賣弄風情的最佳標本。淺顯而稍嫌甜膩的比喻，加以港式專欄作家媚雅文筆的隨機點染，可謂瑕瑜互見，姑且立此存照。
魯迅《戰士和蒼蠅》（《華蓋集》）
繞不過去的世紀文化巨人魯迅，小說和散文的成就都是世紀性巔峰。先生散文名作甚多，故有意避開坊間熱選，獨獨拈出此篇短章，以回儆熱衷於翻案、專挑魯迅「缺點」的當代批評家的嗡嗡之聲。先生曰：「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舒蕪《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殘酷》（《讀書》1993年第11期）
舒蕪是繼周作人之後最關心婦女命運的中國作家，而且比周作人用力更勤、堅持更久，舒蕪也自覺地以周作人這一方面的後繼者自命。也許並非巧合的是周、舒二人都被士林視為「大節」有虧，而吾國士人對婦女大都抱持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且均自視為「小節」。周、舒的「大節」是政治性的，而士人的「小節」是文化性的。或許在周、舒二人的視界中，大、小之辨恰與流俗的意見相反，孰是孰非，似乎並非沒有反思的必要。
舒婷《明月幾時有》（《心煙》）
詩人寫散文而成功者，已舉北島為例。詩人寫散文而失敗者，可以舒婷為代表。她開篇說：「很久以來，知道有個鄭愁予，是因為他那『噠噠的馬蹄聲是一個美麗的錯誤』。」這種港台式花哨的組詞練習，居然讓一度被謬譽為大陸最佳女詩人的舒婷感動，難怪其詩其文均如此乏味。為此，她還使我永遠不想讀鄭愁予的詩，如果鄭愁予寫過其他的妙句，他只能怪舒婷謬托知己了。
韓少功《性而上的迷失》（《讀書》1994年第1期）
為什麼還沒有人將韓少功稱為大師？在當代中國，論綜合素質，韓少功也許最為全面，單項指數也個個居高不下。能在小說、散文、評論、翻譯諸領域全面出擊且均有不俗斬獲，中生代作家群中，正舍此不作第二人想。他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如果他能深得更邃，出得更來，固得更執，灑得更脫。瞎想一下，張承志即使擁有韓少功的綜合素質，仍是張承志；韓少功一旦具備張承志的孤標膽氣，頓會一飛衝天。
莫里哀喜劇《貴人迷》中的主角驚喜地大叫：「我可真沒想到，原來說話就是散文！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經說了幾十年的散文？」白話文走過了一個世紀，散文被譽為成就最高的文類。然而細檢成果，現代散文與古典散文相比差距尚遠。其實散文是寫出來的，而不是說出來的。言文一致的烏托邦幻想該結束了。我對新千年的新期待是：請作家們寫出更好的散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齊人物論：百年散文大盤點（續一）
莊周
山野水沼之人，實話實說。前曾品題文雄八十，空費旦夕之功，枉拋無端心力，倦極怠
極，本以為自此將視天下文士為隔世，再也懶提話頭。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間受一蝴蝶誘 引，不知不覺，竟又重操禿筆，再續前緣。適足證野叟之言當不得真，當不得真。惟餘一 事，還請看官牢記：天下袞袞文雄，不佞有緣識荊者，百里不過二三，萬中難湊一打。故下 文（含上回）所論，悉自爾曹錦繡文章中求來。若有唐突，權當隔牆放箭，誤傷足下；偶見 揄揚，亦如臨窗潑酒，錯醉同行。嗚呼，大夢誰先覺，文壇我不知。丁 玲《三八節有感》（原載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
剝離掉這篇文章的種種歷史塵垢，單就文章本身來看，應該說它太稀鬆平常了，幾乎不
配稱為一篇文章，也就是說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個編輯都會看過三行後就扔進字紙簍 里去，或摁「Delete」鍵刪去。大家當然都有體會，今天之所以還能經常在報上讀到大量昏 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類文壇過氣英雄之賜。當然，若把它當歷史文獻來讀，其中自然又 有種種可供玩味咀嚼之處，語言上的忽剛忽柔，意態上的時陰時陽，表達上的乍高乍低，都 不妨視為「文章政治學」的極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麼「……有感」作文章標題， 原因有二：一是危險，一是不配。三 毛《哭泣的駱駝》(湖南文藝版)
三毛是極少數以散文名世的當代作家。儘管有好事者揭秘，認為頗有小說成份，但一種
作品以什麼文體被讀者接受，它就對什麼文體產生實質性影響。所以依然把三毛歸入散文作 家。這是一種「行者散文」，武俠是武行者，一如孫行者悟空，因為違法，所以取小說形 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經者玄奘，由於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傳統的行者散文是苦 的，所以每每苦吟著「不如歸去」，現代的行者散文是樂的，所以津津樂道著"不如離去"。 只要中國的天依然是傳統的魂歸離恨天，這樣的行者散文就會行下去，不行也行。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線》）
網上盛產信息分子，而獨缺知識分子。有之，則方舟子無疑為此中巨擘。這位分子生物
學博士，中文網路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網刊《新語絲》的創辦者，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宣傳進 化論，批判神創論，如同中國的赫胥黎，第二頭「達爾文的鬥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領 域，竟比許多浪得虛名的當世名家更為當行出色。這篇史傳體散文，寄哀痛於史識，寓深情 於通脫，對一代英傑袁崇煥的悲劇深致感慨，如泣如訴，感人肺腑。王安憶《屋頂上的童話》（《新時代的忍耐》）
寫小說的王安憶越來越大師樣十足，寫散文的王安憶，藉助這股大師氣的余勢，即使無
甚心得，好像也不難把文章寫得像模像樣，滂滂沛沛。這是她令人稱奇之處，也未嘗不是偶 爾讓人困惑之處。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級鉗工，手藝精熟，僅僅把文字在紙上堆來碼去，乍看 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這篇《屋頂上的童話》即是現成例子：大手筆隨處可見，讀完之後 卻不明白她到底說了些什麼。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場了。她老練地依靠警句維持著思 維，可以一邊嗑瓜子一邊寫出這樣的句子：「土地是個有意思的傢伙」，「我還知道有一種 飛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歷史」是歷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幾乎就是全部。感謝馮驥才做了這項工作。此
書或可與安頓《絕對隱私》合讀，儘管後者我沒讀過。相比而言，《絕對隱私》只是相對的 隱私，雖然被誇張為「絕對」，實際上卻僅僅涉及一個人的羞恥神經。而《一百個人的十 年》中的敘述者雖然沒有「絕對隱私」的自覺意識，實際上卻觸及了一個民族的羞恥神經。 一個人張揚自己的隱私、兜售自己的劣跡，是無恥的。而一個民族隱瞞自己的隱私、掩蓋自 己的劣跡，就不僅僅是無恥了。許紀霖《走出閣樓以後》（《讀書》1997年第9期）
學人許紀霖，字裡行間躍動著一顆文士的心，這使他的學理闡述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
了一個可貴的出發點。他的書齋治學似乎更願聽命於情感導向，文章的邏輯也以不違背情感 真實為前提。情動於中，理則更多地成了追隨者。遺憾的是，我懷疑許先生並沒有意識到自 己作為學者的「另類」特徵和異樣價值，他對自己約束太過，結果反而使文章不夠充沛飽 滿——要知道「充沛飽滿」對於他的同行固屬多此一舉，對於許紀霖「這一個」，恰巧是多 多而益善的。本非矯情誕誇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李書磊《余秋雨評點》（《三聯生活周刊》）
文章有學院派的家底，卻性好野戰，發為文字，自然與芸芸「酷評家」有著不同的底
色。議論中有風雲之氣，由於「雲從龍，風從虎」的緣由，故也兼具龍虎之象。當然，「龍 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譜」里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倒也不敢貿然肯定。 稍覺泄氣的只是，他的「班頭味」實在過於刺鼻：年紀輕輕，諸業待成，我們卻一邊不斷讀 到哥們對他的肉麻歌頌，一邊不斷讀到他對哥們的文字報答，遂把不少「文藝副刊」演變成 了自家的「酬唱集」。兩相對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難。李澤厚《美的歷程》
猶憶八十年代初，我輩學子於古典學養之維生素，從A至Z無一不缺。先生之書適時而
至，實有開闢鴻蒙之功。尤以自鑄偉詞之「積澱」一說，至今嘉惠學林。此詞所寓之悲喜， 因歷史之久暫而有天壤之別。五千年積澱，體內垃圾毒如鶴頂紅。先生近來力主「告別革 命」，海內議論蜂起。竊以為，既然「革命」一詞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麼真正的革命者自 然要反「革命」。儒門喜循名責實，即便實早已不再合於名，尤刺刺不休，似乎變質之實還 能再合於名。吾宗則徹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盜不止。李洪岩《質邵燕祥同志》（《書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錢學家李洪岩，除對錢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訣表外，還學得一手快刀文字。錢鍾書駕
鶴遠遊之後，自覺無枝可依，轉思以辣手立萬。遂血口賁張，行文全不識溫良恭儉。一證在 手，放言無羈。文章常與所謂「范君旭侖」聯署，呈黑風雙煞之勢，即各自謀篇，亦此呼彼 應，現犄角互動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鷹揚之勢，慕剛直之名。其見既偏，其 心尤險。責人以苛而至於酷，責己以寬而至於無，文中捋袖干架類句子，填坑盈谷。戲改 《西廂記》語，或可謂「顛不喇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憎漢的嘴兒罕曾見」。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三聯書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績的名字是許多讀者陌生的，但他卻寫了一部必可傳世的傑作。李先生大半生棲居
愛儷園（即哈同花園）中。此書對猶太人哈同在上海灘從落魄到發跡的一生做了生動有趣、 令人噴飯的實錄，極富史料和藝術價值，比如王國維與愛儷園的一段不可忽視的因緣就鮮為 人知。柯靈先生譽為關於愛儷園的「第一種可靠的信史」。此書手稿為柯靈先生珍藏三十 年，劫後餘生，僥倖未曾湮滅。柯靈先生說：「《夢影錄》所表現的才華學養，是無可懷疑 的。盛名之下，其實不副；而有真才實學的卻沒世而名不彰，這真是藝術世界最大的悲 劇！」李慎之《只有一個顧准》（《重讀大師》）
由於顧準的息縣日記，有人持論過苛地認為有兩個顧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
隸的恥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發生了動搖。當此之際，活著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 出，雄辯地證明了：在特殊的環境中，日記也是有必要造偽的。素喜責備賢者的俗儒孟軻主 張知人論世。當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論人。如果一個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強迫英雄 跪下，最後就會失去英雄，只剩下跪著的奴隸。西哲云：僕人眼中無英雄。信然！李碧華《長短句》（《新民晚報》）
據說香港女作家李碧華是所有張派傳人中最得張愛玲神髓的。我沒讀過她的小說和散
文，不敢妄斷。在報上讀到她的《長短句》，我認為她極有勇氣。世上幾乎沒有出過女格言 家，正如沒有出過女哲學家。男人寫格言的極多，但只有孔子、所羅門、葛拉西安、帕斯卡 爾、拉羅什福科、利希滕貝格、尼采等極少數巨匠取得了成功。偶爾向自己的短處挑戰是可 貴的，但必須明白那是自己的短處，而切莫誤以為是在發揮特長。許多人為了掩蓋自己的短 處，竟把大部分精力用來展覽短處，結果反而誤了最該發揮的長處。朱健國《王小波，可以這樣掛鏡子》（《八面來風》2000年第4期）
朱健國是近年文苑新戰場上鋒頭甚健的驍將，整日價東征西討，南騷北擾。文壇群毆，
常為馬前先鋒；孤身搦戰，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盜跖式流寇豪氣，我賞之在寇，而不在其 流。此篇對王小波進行非禮性質的語言騷擾，要求死者馬上復活應戰，其匪氣十足倒是我欣 賞的，但其觀點之粗疏無文，卻令我笑得差一點再次屍解飛升。朱先生的高論是，現代科學 可以與古代倫理兼容。雖雲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將畢竟不多。我建議朱先生今後 多花精力在頗為擅長的破的方面，至於立嘛，不妨偏勞學界坐寇。伊 沙《王朔的不良氣味》（《八面來風》2000年第4期）
伊沙據說是個詩人吧？當然是他本人說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為（與朋友喝酒、在
座談會上放炮、自說自話地給某人頒獎等等）都圍繞一個主題：伊沙是大詩人。他的行為再 次驗證了我十年前的一個判斷：想當中國的大詩人，必須先成為瘋狂的活動家、死乞白賴的 吹鼓手。由於他對當一名詩人有著狂熱追求，再加詩思寡淡，言語無味，結果，他勒令自己 的筆成為巴掌，不斷在文壇上扇來扇去。這不，他又「膽大如雞卵」地宣布：自己已成 為中國十大值得批判的詩人了。不必說，批判大詩人伊沙的文章（二萬五千字），只可能由 被批判者本人動手。——哪天有閑，我倒真想寫篇《文壇瘋人院》玩玩。劉紹銘《壽則多辱》（《新民晚報》2000年2月24日）
劉紹銘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為文竟粗疏至極，此文首句解題曰：「『壽則多辱』，語
出周作人。」令我大驚失色，立刻準備打版權官司。此語明明出自筆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 子·天地》，為何被劉先生歸於周氏名下？此語確曾「出」現於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 明確說引自日本兼好法師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鑄偉詞，而說「語云，壽 則多辱」。今世中國作家，大抵不讀中國經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長逝之後，不通 中國文化之病，幾乎成了時下中國知識界和文學界的通病。 ……還有很多，有興趣可借書或買書一觀。網上電子版也是有的。謝有順當初關於余華 蘇童 格非 馬原等「先鋒派」的文字在我看來是很不錯的 不知這是否回答了你的問題 因為謝有順不是個作家 他只是個批評家讀余華 蘇童 格非 馬原他們這些人的非虛構文字 也有偶爾互相寫寫的小文章 往往很傳神 很精到 具體篇名不記得了 還是在20歲左右的時候讀他們的 他們的那些文字能找著的我都讀了 很多很多另，余華不爽格非，不明說，但一談到他的時候總是很揶揄，誰能解釋一下這樁「公案」？？？
蔣勛說紅樓夢算嗎，有著純真的文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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