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對文學研究的意義?
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得確定「語言學」和「文學研究」的內涵。
因為問題並沒有對這兩個概念內涵有具體的界定,這裡從一般意義上理解,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及其相關的各種知識。而文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文學創作,二是文學理論,三是文學批評和鑒賞。(我對語言學不是很了解,所以沒有分類。)進而可以細分,語言學對文學研究的哪一方面產生了意義,又是怎樣產生意義的。
先說文學理論方面,因為這個意義實在太重大了。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文化重要的轉折期,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動不論,文化方面則出現了許多顛覆現有秩序的,涉及思維方式、方法論轉換的重要轉折。這時出現了幾位極其重要的理論家,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緒爾。
索緒爾是語言學家,在現代語言學研究領域提出了許多創見,例如「語言」和「言語」的區分;「能指」、「所指」、「任意性」原則;「組合」、「聚合」、「歷時」、「共時」等。他的理論有多重要呢?《西方文學理論史》是這樣總結的:索緒爾提供了方法論上的範例,從而促成了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誕生;其關於方法論的敘述以及他研究語言的總思路,清晰地體現了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他為開闢人類行為研究的新思路做出了貢獻。
簡單來說,對語言這以廣大群眾習以為常的事物,索緒爾先生進行了新的闡釋,提供了新的角度去認識他,後來的文學理論家(也許不僅是文學理論家)突然發現:語言也可以這麼重要?居然還可以這樣看問題?於是他們利用索緒爾的方法,去分析討論文學,進而產生了許多新的理論流派,一些人開始關注語言問題(之前的文學理論研究多屬於「外圍」的研究,關注文學的功能影響等,而索緒爾的理論引發了人們對語言本身的關注,直接影響的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關注文學語言的技巧、獨特性等「內涵」範圍),一些人則利用了他的方法論(這兩者很難分開而論)。
可以簡單列個圖例:
語言學研究 → 俄國形式主義 → 英美新批評 → 結構主義
索緒爾的理論 言語和語言 → 列維-施特勞斯 結構主義神話學 能指和所指 → 羅蘭·巴特 符號學研究 → 解構主義結構主義敘述學
組合與聚合 → 雅各布森 文學語言「詩性功能」的研究(註:這個圖例的文學理論家派別劃分並不是很明晰,比方雅各布森就算是形式主義派別的。不是直接影響的重要的理論家也沒有列出來。如果能整理出一個更為詳細的影響的譜系圖,也許20世紀文論家的大部分,都要被列入其中。)
再說文學創作方面的意義,舉個例子。
拿中國古代詩歌來說,我們所熟知的唐詩,有古體和近體之分,而近體有著非常嚴格的聲律要求。這一要求並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有其發展的脈絡。《詩經》時期四言詩盛行,雖然也有押韻,但這種韻律是自然形成的,而非認為總結規定的。到漢末五言詩出現,大家熟悉的《古詩十九首》也是古詩。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言詩的創作才漸漸流行。
齊梁時期,文壇上出現了很多圍著皇家轉的詩人集團,這群人整天不務正業,陪著帝王吃喝玩樂,寫很多詩。也沒什麼高級趣味人文關懷,詩歌的內容多為器物、服飾、女性美,多酬唱之作。內容上沒什麼值得說的東西,他們就開始將目光轉向詩歌的藝術形式和藝術技巧。
於是,這些人,發現了漢語很神奇的特徵:漢語有四聲,有平仄,而不是完全相同的。以沈約為代表,這群人通過對音韻的研究考察,提出了一套聲律理論,並將這套理論用於詩歌聲律的要求,提出詩歌禁犯的「八病」。這是詩歌發展史上,詩人們第一次,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聲律,來增加詩歌形式美感的詩歌活動,他們的藝術實踐,為之後唐詩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沒有這些人對語言的關注,就沒有我們偉大的詩,乃至後來的詞。
最後是文學批評鑒賞方面,還是舉個例子。
最簡單的,我們想要閱讀古代的經典文本,第一要克服的便是語言問題。古代漢語的語法、音韻和現今有很多不同,沒有基礎的語言學知識,連意思都讀不懂,又怎樣鑒賞呢?而對語法理解的偏差,會直接導致文本內涵的巨大差距,我們都接觸過的古文斷句便是這樣。
另外,以語言學研究的方法來考察文學,也是一種研究方式。在 黏黏魚 的答案中就提到了這個。我不是很懂,就不多說了。舉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據說有語言學家將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進行語料分析,來討論紅樓夢作者歸屬問題,因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語言行文習慣,這樣的分析為我們了解作家作品提供了新的視角。
我們往往將文學分為形式和內容(先不說這樣的分類是否合適)。因為內容更容易為人所察覺看重,形式便總被擱在第二位,中國有得魚忘筌的說法,我們所受的教育里,讀文學作品也更看重它的社會功能、主題思想,進而考察到作者的生平,卻忽略了文學本身最為重要的載體,語言。
而語言學關注的,正是語言,其對文學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
以上內容多是從教科書和我自己的文學學習過程中總結的,有不正確的地方,還請指正。文學與語言存在著天然的關係,文學語言與其他語言相比較,更多地強調形象性,情感性,文學語言觀念的演進進程其實是文學表現力的擴展,是文學反映歷史、表達現實、抒情表意功能的擴大。語言學研究和文學研究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但是二者之間又不可分割。一方面,語言研究需要借鑒文學文本,從而把握語言的歷史演變、現存方式、未來走向;另一方面,文學文本實際上是人們對語言的不斷創造,文學文本的創造與社會語言的變遷又有緊密的關係,因此文學研究離不開語言研究,借用吸收語言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更能把握文學語言的生成和意義的實現。文學語言學是語言學和文藝學之間的一個交叉學科,作為一門學科,文學語言學在中國剛剛起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中國的文學語言學研究應該在立足於漢語語言的基礎上,向西方文學語言學研究學習,借鑒他們的方法,進而完善自身。對文學語言學的思考和關注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度、廣度都會有很大的推動,能夠使比較文學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世界文學評論》 2010年02期《文學語言學的研究現狀及其發展前景——何錫章教授訪談錄》高爾基在和青年作家一次談話中的著名論述: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
語言學可以簡單理解為類似排列組合,以及排列組合的規則。
由此衍生出敘事學。
而文學作品就類似排練組合出來的一串數字。可以從其他視角來分析文學作品。說到這個不得不舉蕭伯納一部戲劇的《賣花女》,而後改編成奧黛麗 赫本主演的電影《窈窕淑女》,主要內容是底層賣花女接受訓練變成上層大小姐。那麼可以從社會語言學的語言變體、身份認同等理論來分析當時英國社會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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