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這一百年間，我們的選擇和遺忘

《無問西東》的上映，距拍攝完成，已經有五年之久。

所以在熒幕上看到五年前的章子怡、黃曉明、王力宏等人，頗有一種時間的跳躍感。

而時間的跳躍感，正是導演試圖通過發生在民國初年、抗日戰爭、文革前夕和新世紀的的四個似斷實連的故事所要表現的。

在這種跳躍感中，無疑又有同一種價值觀貫穿著。

但是，《無問西東》給了我一種意想不到的觀影體驗：

在前十五分鐘，張震出演的新世紀情節單元中，那急促凌亂的節奏、生硬粗糙的台詞，支離破碎的情節，幾乎讓我斷定，這又是一部爛片。

而在後半段王力宏出演的抗戰情節單元，則讓我泫然欲泣。

其實，如果從電影的鏡頭語言、台詞、節奏等技術角度來說，《無問西東》還大有可斟酌處。

但如果就它所欲言說的東西、以及它不同於大眾商業片的某種情懷而言，已經值得去寫一篇文字。

01 選擇與真實

影片中，有一句多次出現的話，無疑是電影的「文眼」：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對的人生，你是否還會有勇氣前來？」

關於「人為什麼活著」，十多年前，我就得出結論：

來都來了，只能客隨主便，入鄉隨俗。

畢竟，人生是個單行道，按照遊戲規則，不能提前退場，既如此，就做個合格的過客吧。

——來到這個世界，其實並非人可以選擇，但人生開始後的每一步，都被選擇填塞著。

在每一個岔道口向左或者向右，讓我們變成今天的樣子。

而當你歧路徘徊時，推動你的，是時勢，是外力，還是內心的準則和信念？

電影無疑想告訴我們：在選擇面前，沒有什麼比直面內心的真實更重要。

如何直面？它永遠都需要真誠、善良和勇氣。

「選擇」一事，充斥於全片。

吳嶺瀾需要選擇自己的專業和人生方向。

沈光耀需要選擇是要修身齊家，還是用治國平天下。

陳鵬和李想面對的選擇則是愛情和事業、良知和利益。

張果果面對的選擇，則是能否在物慾橫流的時代，繼續相信某種東西。

最後，每一個人，都遵從了自己內心的最高意志。

哪怕卑瑣如李想，也丑得真實。

何以能做出選擇？他們都有過頓悟的一刻。

吳嶺瀾的選擇困境，是青春的困惑。讓他做出決定的是，是看到信仰自己的事業的人，身上閃耀的光。

沈光耀的選擇困境，既有形而上的，也有現實的倫理困境。

而當他發現他對敵人的憤怒，對受難者的惻隱，重過了對母親的愧疚和對安穩人生的期望時，他再無猶豫。

最堅定的是陳鵬，他只需要拉著王敏佳的手跑過清華園，就發現自己再也不願放開。

最迷茫的則是張果果，最後，他是在新生命的生死困境面前，對生活有了新的領悟。

那頓悟的一刻，是他們直面自己真實的情感、意志和慾望的一刻。

那是泰戈爾對人生的拷問，是轟炸機下生活狹窄到只剩義與利的選擇，是看著喜歡的人的眼睛忽然想要牽著她奔跑的衝動，是柔弱的嬰兒快速起伏的胸脯。

你的人生中有過這樣的時刻嗎？而當這樣的時刻到來時，你直面它了嗎？

「真實」，無疑是導演想要告訴我們的人生態度。

電影里，校長這麼說，空軍訓練官這麼說，牧師和孩子也這麼唱著。

那首歌的名字叫做《Amazing Grace》，其實是一首福音歌曲。

影片略去了其宗教意味的歌詞，選取了其中的某些章句：

我曾經的失去，今天被尋回。迷失但看得見。……你的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宗教強調的是「信」，不再是思辨的過程，也不再有選擇的迷茫。當你相信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此刻，會有一種從古如此的篤定，一種與世無爭的安然。

——這種感覺，和電影強調的直面內心之後，獲得頓悟的狀態非常相似。

所以電影把這首淡去宗教色彩的福音歌曲作為主旋律，倒不失巧妙。

雖然直接用人物來說教、而不是用故事來敘事或用鏡頭語言來不言自明，讓人覺得未免太著痕迹，但我依然對它的執著有所感喟。

——在一個愛慕浮華、規避沉重的年代，在一個口稱仁義道德，卻眼望金山銀山的時代，強調真實和直面內心的重要，已經成為一件有點荒誕的事情。

一方面，本應高於一切的真實，成為稀缺的、需要呼籲、且呼籲起來還頗讓人覺得不合時宜的東西，本身就是荒誕的。

另一方面，當你追求真實的人生，堅持內心的信念時，也不免引來持相反人生觀的人的嘲笑和譏諷。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所以，《無問西東》口碑的兩極化，與其說是對它的故事、技術手段的見解不同，不如說是對它的價值觀的看法不同。

正是這種「從來如此，就對么」的倔強不信、苦苦追問，才讓它變得與眾不同。

02 小確幸和大歡喜

《無問西東》是由四個故事穿插而成，但並非每個故事都好。

最孱弱無力的，是最後一個張果果的故事，我個人的理解是，這個故事是導演為了我們能在電影院看到它，而加上的一個光明的尾巴。

它的孱弱正在於它內里的不真實：衝突太弱，情感無來由，問題莫名發生，莫名解決。

而最真實，最打動我的，是沈光耀的故事。

沈光耀是世家子弟，祖上三代五將，可謂世代簪纓之家。

他衣食無憂，養尊處優。面容俊朗，身材頎長，會開車、會武術，寫得一手好字，成績也是全A。

影片中，他是正角男神，還有一對為了襯托他而存在的配角小屌絲。小屌絲跟他一認識，就異口同聲地說：你看起來像是什麼都能做好。

不過，富家子弟，天之驕子，不一定是紈絝，也可以心憂天下，糞土榮利。

但是，他第一次想要以天下人之心為心、投筆從戎時，迎來的是母親的阻攔。

這阻攔不是不哭大鬧，或者以孝道壓人，相反，非常別出心裁而得體。

——先讓兒子背兩條家訓，再告訴他我不關心你飛得高不高，只關心你飛得累不累。

畢竟，再高處的風景，父輩也看過了。且知道，高處不勝寒啊。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一般我們把求學經商，看作小我之事，而把從軍救國，視作大我之事，雖不是人人能至，但其間自有高下。

而沈母則說，從軍，不過是想要立功（所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以立功居首），而功名榮利，不過是人生的幻光。

與其如此，不如安身立命，求得平安。

不信者，會說這是自私之言，而放在千帆過盡的沈母嘴裡，它才是「真實」。

成為偉大的人，這件事對人是有誘惑力的。

偉大者需要觀眾，需要被記住，誰能說，他不是被「名」鎖住了呢？

只有經歷過這種人生的人，才知道色即是空。

在沈母的眼中，大歡喜既不大，也不歡喜。相比之下，還是小確幸真實而可靠。

第一次，沈光耀看到她的淚、她的痛心和愛，迅速屈服了。

但炮火下鮮明的血、真實的痛、殘酷的死亡，再一次把選擇推到了他的眼前。

對於小確幸一事，電影中有一個象徵物：桂圓蓮子枸杞粥。

本已放棄了救國理想的沈光耀，在一次跑空襲警報前，把裝著桂圓蓮子枸杞粥的搪瓷缸放在開水房的火上，等著警報過去回來吃。

可是炮彈落在學生們身上、落在了開水房裡。開水房裡，沒有煮好的粥，只有炮火燃盡後的殘骸。

不僅華北平原容不下一張課桌，動亂的時代里也容不下一杯桂圓蓮子枸杞粥。

把「偉大」解構，是一種智慧。

而解構了「偉大」，還去做「偉大」的事，則是一種慈悲。

沈光耀還是從了軍，他珍藏在抽屜里的母親遠道帶來的枸杞，不再放在蓮子粥里，而是包在布包里，開著飛機扔給等待救濟的孤兒們。

他的結局並無懸念：為國捐軀。這是戰爭里再平凡不過的事。

當他犧牲之後，他的母親一襲白衣，淚流滿面。他的同學郭大林和郭小林也決定從軍，前來辭別，跪地伏拜。

沈母沒有阻攔，而是命人端出了兩碗桂圓蓮子枸杞粥。

這個圓，就此畫成了。

小確幸沒有什麼不好，大歡喜，也並非人人都覺得是歡喜。

何況，如果小確幸的一頭是家，而大歡喜的盡頭是死，誰還能說大歡喜一定比小確幸好呢？

但是電影給沈光耀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找到了一個支撐點。

不是對敵人的恨，而是對孩子的愛。

那個賣米粉的孩子，那些等待著他的救濟包裹的孩子，都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柔軟。

戰爭是一件頂殘酷的事，血和死亡無所不在。

讓人能夠不退卻的，不是手撕鬼子的爽感，而是對內心所愛之人事守望的信念。

這才是更高的人性。

03 記憶與遺忘

從一九一零年代至今，已經過去了一百年。

電影選了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文革前夕三個具有歷史感的重要時期，表達了它要表達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是對該記住的歷史而言，這是遠遠不夠的。

不僅僅是《無問西東》，整個新時期的文學、影視作品，都是做得遠遠不夠的。

馮小剛拍《芳華》，算是帶著鐐銬跳舞。他還拍過一部片，叫做《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了大饑荒，死了千萬人。

一九九三年，馮小剛看到了劉震雲所作的《溫故一九四二》，被深深觸動，很想將它拍成電影。

他們成了莫逆之交，合作的其它幾部作品都上映了，但這部電影，遲遲無法面世。

如果拍出來，它註定不是一部賣座的電影，何況，能不能上映還是個問題。

但這是馮小剛的一個情結，他也得到了王中軍和王中磊的支持。他們的說法是，拿出三千萬，一定要拍出來。馮小剛保證，如果虧了，再拍一部《非誠勿擾》來回本。

在馮小剛看到劉震雲原著的二十年後，電影上映了。

但我至今沒有看過這部電影，書則看了一半。

和千萬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一樣，我們既然已經看過了太多生活中的沉重，為什麼還要去電影院花錢找沉重感呢？

何況，這還不是普通的沉重感。饑荒，除了死人，還吃人。父母子女，在所不免。

這裡有最慘不忍睹的人性，最真實殘酷的面目，讓人不敢直視。

事實上，一百年間，有多少這樣的事情，正在被我們忘記？

河南的大饑荒，花園口的決堤，反右的牛棚，文革的父子骨肉相殘……

既說不完，也無法說。更可怕的是，記得這些事情的人越來越少。

電視劇里，最熱門的是清朝宮斗、穿越愛情、魔幻架空。

拍電視劇，一二十年代只能開藥鋪開染坊，大戶人家妻妾爭寵嫡庶爭權。

三四十年代明裡只能手撕鬼子，暗裡只能潛伏在敵營。

五十到七十年代完全消失了。八九十年代又嫌它太寒酸。

只剩現代的婆媳勾心鬥角、辦公室政治、各自打著算盤的女孩假裝姐妹情深，女人靠著男人第二次投胎。

據說，一個視頻網站負責人，對要上線的新劇的導演提出要求：拍得腦殘點。

我們已經習慣了遺忘、粉飾和再造歷史，也就失卻了思考能力和智慧，只配得到這樣的「作品」。

齊邦媛寫回憶錄《巨流河》，寫過一個和沈光耀有些相似的人物。

他叫張大飛，不是富家子弟，但卻同樣投筆從戎，當了飛行員，最後為國捐軀。

齊邦媛和他是相愛的。但是這愛情，二人從未宣之於口。隔幾月一見，隔幾周一封信，一起在操場上散散步，連手都沒有牽，但齊邦媛記了一輩子。

張大飛的遺書裡面說：

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

這些年來我們走著多麼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爭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巨流河》里，寫認識張大飛，到兩人暗生情愫，再到張大飛為國捐軀，濃墨重彩，巨細無遺。而寫到與丈夫認識到結婚，只是幾百字的平鋪直敘就了了。

愛和痛，都是不能忘記的啊。

那麼當這些體驗是民族的共同體驗時，它難道就可以忘記了嗎？

我們的過去，不僅在唐朝的萬國來朝，在敦煌的飛天壁畫，在宋元的潑墨山水，也在靖康的鐵蹄踐踏、在崖山的最後一人，在清人的揚州十日。

而如果我們記得起遙遠的輝煌和痛苦，又怎能忘記眼前的黑白和辛酸？

於我而言，《無問西東》的意義，不在於它給出的答案，而在於它提出的問題。在於它在其他人假裝看不見的時候，舉起了手，指向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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