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經濟自由與大分流

這篇文章是張曉鳴師兄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怎麼認識這幾百年來西方世界的興起，從而與中國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大分流呢？對於中國而言，清末以來李鴻章所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刻困擾著國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種觀點認為：西方世界興起的關鍵原因是自治城鎮與議會等西歐獨特的政治制度，它們約束了王權的肆意擴張，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產權保護與激勵機制。這一觀點被許多政治經濟學研究所證實。不過，也有質疑認為，權力尋租帶來的收益永遠比技術創新要快也更持久，議會體制下也有權力尋租。當一小部分商業精英控制議會後，商業精英也會利用議會來進行權力尋租與貿易壟斷。因此，議會制本身並不一定促進經濟增長（可參考量化歷史研究推文183：為什麼包容性制度會失敗？）。

第二種觀點關注西歐政治分裂。西歐區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另一特徵是，自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政治上四分五裂，幾乎再沒有建立過統一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fragmentation）。政治分裂導致了激烈的競爭，不同政治實體之間的互相競爭意外地賦予了商人更多的選擇權與退出權。因為如果某一政治實體內的統治精英採取過分攫取性的政策，商人可以選擇脫離該政治實體，去其他地方進行商業活動，比如商人可以選擇不同的商路與貿易方。這對統治精英來說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極大損失。這種用腳投票的威脅正如赫希曼所提出的「退出」機制，給不同政治實體內的統治精英施加了實實在在的約束，迫使統治精英不得不尊重產權，提供良好公共服務。不過，政治分裂導致西歐的商業發展這種解釋也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弱點，且不說政治分裂帶來的戰爭對商業的毀滅性打擊，分裂的政治環境削弱了不同政治實體內的統治精英提供跨地區公共產品的動力（under-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而同一條商路被不同政治實體所控制也帶來了重複徵稅問題(over-taxation of commerce)。這些政治分裂的成本無疑極大地阻礙了商業的發展。

學者之間的爭論展現了西方世界興起這一宏大話題的極為複雜的歷史動態性。斯坦福大學政治系教授Gary Cox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所發表的論文「Political Institutions, Economic Libert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認為西歐與其他地方出現分流的真正原因是政治分裂與代議制度一起所賦予商人的經濟自由，這一自由能讓商人面臨更少的政治干預與更低的貿易費用。政治分裂確實賦予了商人退出權與選擇權，但這種經濟自由只有在得到制度保障，即議會體制建立後才能真正為商業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

議會確實可能會被小部分商業精英所控制，但是被商業精英控制的議會至少會降低對貿易的限制，比如降低關稅。所以，政治實體內存在議會的地方，其貿易自由度應該會更大。那麼，什麼因素制約了議會的壟斷傾向呢？正是政治分裂。政治分裂迫使不同體制相互競爭，更重要的是，政治競爭會產生溢出效應，即當議會制政治實體採取「重商主義」政策時，鄰近的專制政體也不得不採取趨同的政策，以保住財源。所以西歐商業的發展是政治分裂與代議制度同時作用的結果，政治分裂賦予了商人經濟自由，代議製為這種經濟自由提供了制度基礎。

如何衡量分裂帶來的經濟自由呢？只有比較好地衡量了經濟自由程度，才能檢驗政治分裂帶來的經濟自由是否真的有利於長期經濟發展。作者通過構造一個城市間增長係數作為對經濟自由程度的衡量，即用兩個城市人口增長的相關係數作為衡量兩個城市間經濟自由程度的指標。同時，作者利用兩城市之間的距離作為權重，以剔除距離因素對不同城市發展相關性的影響。

基本思路是，城市之間的發展相關性主要受人力因素以及外力因素影響，而人力因素造成的城市之間的交互作用主要分為兩種：戰爭與貿易。戰爭會導致兩城市之間發展相關係數為正（當兩城市為結為同盟時），或者為負（當兩城市為敵對方時）。於是，剔除戰爭的衝擊後，影響兩個城市發展相關性的主要因素就是貿易。如果兩城市之間貿易越繁榮，那麼兩個城市增長相關性就越大，其背後體現的經濟自由程度也越高。

利用上述思路，作者計算了600-1800年間，歐亞大陸1033個主要城市的城市間增長相關係數（inter-city growth correlations）。歐亞大陸分為五大文化區域：西歐（556個城市），東歐（174個城市），伊斯蘭世界（86個城市），東亞（117個城市），南亞（100個城市）。

作者分為兩個時間段，600-1100年間與1200-1800年間，來考察不同區域的城市增長相關性的空間分布，以突出議會制的影響。其影響如圖1所示：在議會制形成以前，歐洲城市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小，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也不明顯；在中世紀興盛期以後，歐洲城市之間的相關性開始顯著上升。與其他地區相比，只有同時具備了政治分裂與議會制兩項特徵的西歐地區，其城市間相關係數最大。

如果我們把西歐與伊斯蘭世界作比較的話（見圖2），我們會更加清晰地看到數據所反映的兩個典型事實。第一，在600-1100年間，歐亞大陸的城市發展差異較小，在1200年以後，開始出現分流；第二，1200年以後，西歐與東歐地區，城市間增長相關性開始顯著提高，並超過其他地區。

進一步用計量方法來檢驗，上述模式依然成立。只有1200年以後的西歐城市之間才存在顯著地相關性，而其他地方（包括東歐）都不顯著，南亞甚至為負。（有意思地是，作者的發現與van Zanden等人關於歐亞大陸城市發展的研究不一致，van Zanden等人發現穆斯林城市發展之間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對此，作者也做了細緻討論。）

因此，通過上述數據研究，作者認為只有自治性城市議會產生後，歐洲商人才享受到了更大的經濟自由，城市間貿易也更繁榮，城市間增長相關性從而顯著上升。 進一步地，如果議會制度是解釋不同地區貿易自由的核心變數，鑒於歐洲內部議會制度存在差異，歐洲國家內部在貿易自由度與城市增長相關性上也將存在差異。自治市鎮與議會將顯著提高城市人口增長。

那麼，議會制度是如何影響城市發展呢？西歐政治分裂賦予了商人退出權與更大的經濟自由，但是這種經濟自由只有在建立了自治議會後，才得到制度上的保障。這也就是為什麼在600-1100年間，歐洲雖然同樣經歷了政治分裂，但城市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與其他地區並沒有顯著差異，直到1200年以後議會制的建立，西歐城市增長相關性才顯著上升並超過其他地區。

既然政治分裂、議會制度如此有利於經濟自由與增長，為何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西歐才與世界其他地方出現顯著的大分流呢？一個基本原因就是：政治分裂帶來的戰爭、低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給與國家稅收能力低下困境，以及被精英控制的議會壟斷貿易與尋租等。這都會抵消政治分裂和議會制度所帶來的好處。

此外，在沒有建立廣泛的社會風險分擔機制之前，自由貿易會破壞原有的經濟平衡。如地區農業減產，原本會帶來糧食價格提高，以緩解農民收入的下降，但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本地農民將遭受實際的收入衝擊。這些經濟挑戰只有在漫長歷史中才得以克服。因此，西歐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流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其背後有著持久的制度性因素。

文章來源：Gary W. Cox,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conomic Libert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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