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像《銀翼殺手2049》那樣植入錯誤記憶嗎？

在《銀翼殺手2049》的世界裡，地球已經不再是2017年那樣了。美國的聖迭戈市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垃圾場，農作物無法在戶外生長，一家獨大的企業壟斷著所有的農業和工業。洛杉磯的天空布滿了煙霧，街道上滿是喋喋不休的流浪漢和伺機而動的幫派（好吧，也許有些事情沒有改變）。

然而，最大的變化有點難以窺見。2049年的世界是由人類和複製人組成的，這是一種與人類幾乎沒有區別的生物機器人，被人類當作奴隸種族。它們出生的時候是發育完全的成年人，滑動著，顫抖著，腳先從一個黏糊糊的塑料袋裡伸出來，然後在4年內逐漸走向死亡。在其他方面，它們就像人一樣，一樣說話，一樣行動，有人類一樣的身軀，甚至像人一樣流血。它們唯一可觀察到的與人類不同的生理差異是他們眼皮下眼白的序列號，只有在紫外線下才看得見。

在很大程度上，它們表現得像人類，甚至像人類一樣思考，僅有一些明顯的例外。首先，它們對人類有絕對的忠誠，不能違背他們的任何命令。其次，它們通常不會在短暫的一生中產生同理心和強烈的情緒。這些鈍化的情緒特徵是唯一能幫助我們檢測2049年的複製人的可靠方法。複製人需要通過「Voight-Kampff」測試，回答一系列問題——它們冗長且混亂、而且需要複製人快速反應，還帶有侮辱性的陳述和情緒挑釁性；檢測者注意複製人的反應時間和瞳孔的擴張，這兩種對情緒反應的測量其實也是現實中的科學家們所使用的方法[1,2]。

第三個區別是迄今為止最值得重視的，它支撐了另外兩個區別。2049年的複製人在出生之前就被植入了一組錯誤記憶（通常被許多複製人分享），然後模擬它們記憶中的生命。這些記憶被設計來「緩衝」複製人的情緒，使它們的情緒反應遲鈍，並教導它們完全服從和忠誠於人類。

這些記憶定義了它們的「個性」，確立了它們的怪癖和行為習慣，並創造了一系列用來引導它們處理周遭情況的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虛假的記憶會從頭開始創造新的身份，使這些複製人不僅僅是血肉堆砌的自動機，更是與人類幾乎沒有區別的存在。

2049年是遙遠的未來，那時的科技只存在於幻想中。這些複製人的錯誤記憶就像飛行汽車、全息廣告或者殖民外星球——我們有生之年從未見過。記憶會是錯誤的，這種未來構想只存在於虛構中，而非現實。

不，在現實中即可實現。

1980年，米歇爾·史密斯（Michelle Smith）寫了《米歇爾回憶錄》（Michelle Remembers），這是一本暢銷書，記錄了她在五歲時被邪教所虐待的儀式。本書包含了大量駭人聽聞的細節，詳細描述了可怕的外科整形手術、強姦和猥褻兒童、以及對聖物的褻瀆。然而，史密斯並沒有按照人們所想的那樣準確記住這些情節。她的治療師（後來的丈夫）勞倫斯·帕茲德（Lawrence Pazder）卻「找回」了她的記憶。因為她在這麼小的年紀就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緊張，這段記憶顯然被壓抑了很久。

幾年後，一場道德恐慌爆發了。很快，數百人（大部分是父母）站出來，聲稱孩子們在社會工作者和日托工作人員的手中遭受了類似的苦難。史密斯的書似乎揭示了一個龐大的、國際性的、涉及性侵的撒旦邪教，它滲透到了全球的託兒所。警察幾乎完全基於這些孩子的證詞，展開1萬多起調查，法院審判了100多起案件（半數被定罪）。

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圖斯（Elizabeth Loftus）對這些記憶有些懷疑，並懷疑這些記憶是否真的存在。1996年，她提出了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是否有人記得一件從未發生過的具體事件？為了找到答案，她和一個名叫克里斯（Chris）的少年以及他的直系親屬展開工作[3]。在這個實驗中，克里斯的童年生活是由他的家庭提供的，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他的家人寫了一個聽起來很真實的故事，即克里斯在當地商場的一家玩具店裡迷路了，他害怕得哭了，後來他被送回家人身邊。

當他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回憶這些經歷時，克里斯最初持懷疑態度，但最終他開始越來越清楚地回憶起這段經歷。在這個實驗後，他的錯誤記憶比四種真實記憶中的一些內容更清晰，他可以提供他的家人最初沒有提供的故事細節。他可以詳細地描述那家玩具店、他和其他人穿的衣服，以及他當時的想法，儘管這些細節都沒有出現在最初的故事裡。換句話說，他根據最初的故事場景形成了一個記憶，並在自己的記憶中填滿了缺失的細節，而沒有意識到記憶是假的。當洛夫圖斯在其他家庭中重複這一實驗過程時，她發現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產生了錯誤記憶，就像克里斯一樣。因此，米歇爾·史密斯和其他心理學家們對「撒旦式的性虐待」的記憶可能是暗示的結果，而不是真實的回憶。

之後，警方的最終報告顯示，父母和孩子提供的證詞是唯一實質性證據，不足以判罪（警方還沒有發現關於性侵儀式的法醫證據），而且進一步的調查還發現，帕茲德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對邪教有著長期濃厚的興趣；這兩個發現都證實了洛夫圖斯的假設。更多不一致的結論開始堆積，大多數涉及證據不足或證人不可靠，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後來許多捲入案件的人被無罪釋放（最明顯的一個案件是在1990年，持續了六年，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刑事審判）。被妖魔化的性虐待儀式逐漸褪下虛構的外衣，大多數原被定罪的人最終被釋放。

然而，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米歇爾·史密斯或其他孩子的個性發生了什麼變化。他們在「記住」這些性侵事件之後應該會產生創傷體驗並需要從中恢復。雖然錯誤記憶可以被植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一種可預測的方式利用這些錯誤記憶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這是一種在遙遠未來可能誕生的技術，對吧？

不，你現在就可以用這項技術。

如今，虛假的記憶可以用來改變一個人的未來行為，就像真實的記憶一樣。例如，許多人（但是當然不是我）無法喝至少一種類型的酒（比如某些人不能喝火龍肉桂威士忌），因為他們曾經在喝了這種酒之後做出了令人尷尬或噁心的事（比如他們在晚上1點聽Drake的歌《馬文的房間》後給所有前任發簡訊）。

鑒於這些事是常見的，並且可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洛夫圖斯的小組試圖利用這些事件的錯誤版本改變酒精偏好[4]。在這項研究中，他們使用了與購物中心事件相同的實驗設計，但是他們用喝了一種特定類型的烈性酒後生病的故事代替了在商場迷路的故事。如果一個人成功地獲得了這種錯誤記憶，那麼他們就不太可能比其他人更喜歡這種類型的酒了。同樣的程序也可以修改食物的喜好，這表明製造錯誤記憶可以作為改變行為的一般過程[5]。

雖然這種高度具體的、情境性的行為，與絕對忠誠那樣的行為大相徑庭，但是它們仍然表明，哪怕是一段記憶中的一段情節，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都會對我們目前的行為、個性和偏好產生強大的影響。如果這就是植入一個錯誤記憶的效果，想像一下植入許多錯誤記憶的潛在影響。也許，像忠誠或勤奮這樣的整體品質在將來某一天也可能會被技術操縱。

我們的記憶是身份的基礎，因此虛假的記憶可以真實地改變我們的身份認知。在遙遠的2049年，植入的記憶可以編織出一個人的個性，創造出豐富但卻虛構的自我，這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們的記憶反映了真實的事件，真實的記憶構建著我們真實的身份，無論這種身份是更好還是更差。或者，事實並非如此。

參考：

Bradley, M.M., Miccoli, L., Escrig, M.A., Lang, P.J. (2008). The pupil as a measure of emotional arousal and autonomic activation. Psychophysiology. 45: 602-607.

Dresler, T., Mériau, K., Heekeren, H.R., van der Meer, E. (2009). Emotional Stroop task: effect of word arousal and subject anxiety on emotional interference. Psychol. Res. 73: 364-371.

Loftus, E.F., Pickrell, J.F. (1996).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 Ann. 25: 720-725.

Clifasefi, S.L., Bernstein, D.M., Mantonakis, A., Loftus, E.F. (2012). 「Queasy does it」: False alcohol beliefs and memories may lead to diminished alcohol preferences. Acta Psychol. 143: 14-19.

Bernstein, D.M., Laney, C., Morris, E.K., Loftus, E.F. (2005). False memories about food can lead to food avoidance. Soc. Cogn. 23: 11-34.

封面：Hal Hefnern來源：NeuWrite San Diegon翻譯：孫閏松n校對：E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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